周婧：提前的农村感染潮

 

 

"农村的新冠感染正在一片沉默中发生。专家们原本预测春节前后才会发生的感染高峰，提前了。

 

因疫返乡的务工者和提早放假的学生，叠加农村年关附近频繁的红白事酒席，大大加速了感染。而医疗资源和医学知识的匮乏，让农村居民只能把感染当成“感冒”应付。

 

01

全村咳嗽

 

12月11日，赵玲开车带父亲去隔壁村的诊所里输液。父亲60岁，今年7月份突发脑梗，身子虚弱，天气一冷病情就加重。为照顾老人，她请了一周假，回到周口市西华县址坊镇的村里。

 

给父亲看病的是一位65岁的退休医生，擅长治疗脑血管疾病和小儿疾病，周边几个村的人依赖他瞧病。医生给父亲开了一周的吊瓶，扎上针后，让他坐在板凳上输液。

 

诊所条件简陋，是一间墙皮已经脱落的土砖房，四面透风。屋内十几个看病的老人，各个裹着厚棉衣，坐成一排。等待父亲输液的两个多小时，赵玲的手和脚都冻僵了。

 

陪父亲输液的第五天，赵玲浑身酸痛，接着发烧至38度。起初她不以为意，以为是这几天陪诊着了凉。当天晚上，父亲也开始发烧，忽冷忽热，盖两床被子还觉得冷。

 

赵玲找出感冒药，吃了药很快退烧。父亲却没有好转，一整晚都在咳嗽。早上她照常带父亲去输液，告诉医生父亲感冒了，医生配了一包药，里面有鲜竹沥、阿莫西林和退烧的安乃近。赵玲已经十几年没见过安乃近这种药了，她不愿意要，“很苦，还伤胃”。医生告诉她，其他药没了，“最近发烧的人太多”。

 

就这一周，每天都有几十个村民涌进诊所，一位穿快递服的年轻人也在这里输液。病人的症状都一样：发烧、流鼻涕、浑身无力。这引起了赵玲的警觉——这可能不是感冒，而是新冠。

 

几天前，赵玲看见新闻里报道不再对新冠阳性患者实施集中隔离，各地取消核酸检测及行程码，紧接着，朋友圈里开始出现囤药的消息。赵玲没多想，她一直觉得农村是安全的，这三年整个县的新冠感染人数不超过十例。

 

赵玲在手机上搜索着新冠症状，“越看越相似。”她怀疑病毒很可能是在诊所里传开的，那位快递员或许是感染源头，“村子里有个快递中转站，人特别多。”

 

 

图| 父亲看病的诊所

 

农村的新冠感染潮比想象中来得更快。自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相继放松防疫管控，全国的注意力都在一线城市人群身上，大家普遍认为，等疫情蔓延到农村，应该是春节前后。眼下，农村第一波感染潮已提前到达。

 

疫情政策调整的前两天，55岁的村干部刘春林还在防控一线工作。他所在的四川眉山仁寿县朝房湾村，共有800多户人家。

 

12月5日，村里突然出现一例阳性病例，患者是刚生完孩子的产妇。这家人在婴儿出生后的第八天，从成都回村伺候月子，等待过年。一家人被拉到县城的宾馆隔离，这天下午，刘春林去给他们测量了体温并进行消毒。

 

当天晚上，刘春林发烧至39度，他以为是感染了风寒，吃了一包感冒灵就睡下了。

 

12月7日，疫情防控“新十条”发布，回村的返乡人员越来越多，不少是在成都工作的人。短短一周内，各家各户都有人开始“感冒”。刘春林打听过，很多人是因为感染新冠不愿意留在城里，想回乡里休养，“防不住，哪能不让人回家。”

 

种种迹象表明，农村感染潮已在春运人流前抵达，城市返乡者正是部分源头。往年，大学生寒假一般始于一月中下旬，而今年，许多高校在12月初就发布了放假通知，大批年轻人从城市回到农村。并且，受疫情扩散影响，许多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作受阻，只能提前返回农村。

 

早在12月3日，在哈尔滨上大学的罗晨就收到学校放假的通知。他是寝室里最晚走的人，直到19日，他才抢到回江西赣州的火车票。

 

返乡的前两天，他感到有些不舒服，但没有因此取消行程。坐在火车上，更多症状开始出现，头疼、发冷、呼吸不畅。“我发烧了，”罗晨在家族群里说。回到安远县三百山圩镇的家中两天后，罗晨的父亲也开始发烧。

 

在农村，更容易造成病毒传播的渠道，是年底集中进行的婚礼和葬礼。年底节日频密，婚礼和葬礼的人群聚集，为病毒提供了快速传播的契机。网络上流传着农村“全阳宴”的视频，宴会上，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吃酒，咳嗽声此起彼伏。

 

12月10日，何瑞的爷爷因病离世，他从北京赶回邯郸奔丧。葬礼上，村里的亲戚都赶来了，一百来号人忙前忙后，大家围坐在灵堂前，葬礼宴席摆了十几桌。

 

席间，何瑞从村民口中得知，拥有两千多人的村子里，90%的村民“都感冒了”。何瑞所在的村子离县城很近，仅十多公里的距离。今年10月，县城爆发大规模疫情，封控了近一个月。早在11月中旬，疫情就开始蔓延到村里。

 

何瑞爷爷走后第七天，一家人哭着去地里上坟，当天回到家，何瑞感到胳膊和腰开始酸疼，人很疲惫，坐着休息也无法缓解。第二天，他开始发烧。

 

02

应付“感冒”

 

相对于一线城市面对感染高峰的局促，农村更是毫无防备。退热药、止咳药、抗生素和抗病毒药品长期被列为严格管控的“四类药品”，农村诊所及卫生院储备有限。在一片巨大的沉默中，农村居民只能将感染当成感冒治疗。

 

赵玲记得，她带父亲去诊所输液的最后一天是12月17日，扎针的护士喘着粗气，说自己前一晚发烧至39度，早上起床都困难。即便如此，她还是赶来上班了。

 

意识到诊所不安全，赵玲不敢再去。回家后，她让母亲带着女儿和弟媳睡一个房间，将自己单独隔离。第二天，弟媳还是出现了症状，喉咙干痒。紧接着轮到2岁半的女儿和5岁的小侄子。

 

家里只有常备的小孩用药，如小儿柴桂颗粒、美林和小儿感冒颗粒等，成人药只有一盒银黄颗粒。家中只剩母亲还未病倒，她跑去诊所买药，最后只拿回一包散装药，里面是阿莫西林和安乃近，并不能治疗病毒感染。

 

回来路上，母亲发现“整个村子静悄悄的。”平时站在路边晒太阳、蹲在河边洗衣服的人，全都消失不见。

 

 

图 | 母亲买回来的散装药

 

病倒后，全家人的食欲都不好。赵玲煮了一大锅白萝卜蜂蜜水，这来自她治疗感冒的经验。两年前，她怀孕时感冒了，咳得很厉害，不能吃药，喝了白萝卜蜂蜜水后，病好了。她又从网上搜来一些偏方，熬了些葱白红糖水，“据说可以祛寒”。

 

病中的赵玲用手机下单买了几盒咳特灵胶囊、感冒散和蒲地蓝消炎口服液。等到家人都陆续开始康复，药仍迟迟没有到货。不及身体完全恢复，赵玲就带女儿赶回了县城，她不愿继续留在乡下，“家里太冷，也没那么方便。”

 

防疫政策放开后，刘春林结束了防疫工作，回到家里养病，很快导致全家人相继感染。刘春林一家住着9口人，住在一栋两层的自建房里，女儿刘兰三年前回到村里，带着两个孩子，家里还有两位80多岁的老人。

 

刘春林在床上躺了三天，反复高烧，汗水把被子都打湿了。紧接着，妻子开始发烧、腹泻、呕吐。一开始，没人怀疑感染了新冠，直到一家人陆续出现症状。刘兰想买抗原检测试剂，跑了几家县城药店都没买到。她看了一些网络视频，了解到“病毒不会攻击肺部”，放松了警惕。她用紫苏给孩子泡澡，进行物理降温，“就当感冒治了。”

 

折腾了一个星期，全家人开始好转，就在刘兰以为即将熬过去时，在成都工作的丈夫回到村里，她和小孩再度有了症状。这一次，她持续两天发高烧，浑身酸痛，“连指甲缝都疼”，情绪也跌到谷底。

 

经历两轮不明感染后，刘兰才意识到自己对病毒缺乏认知。她决定听从长辈的建议，每天用艾草把房间熏一遍进行消毒，即使在屋内也戴着口罩。

 

药物短缺，医疗知识欠缺的村民开始琢磨一些“偏方”。他们基于治疗感冒的经验以及对“消毒”的朴素认知，展开自救。与此同时，农村不断出现村民扎堆输液的现象，这一度引起相关部门及专业人士的担忧。黄石市卫健委于12月23日发布紧急通知：村卫生室不得滥用抗生素、激素和维生素，非必要不输液。

 

家住泉州惠安县螺阳镇梧宅村的46岁村民李贵秀，于12月15日到隔壁村吃酒席，当天晚上，就感到嗓子干疼。李贵秀的小女儿是在读的医学生，她为母亲测了抗原，显示是阳性。李贵秀吓坏了，担心周围人说闲话，让女儿“不要到处乱说。”

 

村里病倒的人越来越多，李贵秀所在的微信群里，当地妇女七嘴八舌猜测着这波传染的源头，很可能是“几日前从宜昌务工返乡的一个闺女。”李贵秀担心自己也成为被讨论的对象，迫切希望能尽快治愈。慌乱下，她想尽了办法。

 

李贵秀家里并不缺药，防疫政策刚放开时，在北京工作的大女儿就提醒她去买了药，当时诊所还有布洛芬卖。发烧的第一天，她吃了一颗布洛芬。感到身体仍然虚弱，她想到自己在院子里种植的一种草药——黑面将军（又称脆叶马兰）。她摘下几片叶子，开始熬制药汤，声称有润喉的效果。

 

那几天，李贵秀一直在捣弄草药，甚至翻出以前亲戚送的“五条筋草”，还分享到家族群里，说多喝草药可以治嗓子。

 

 

图 | 熬制的草药

 

03

生死由命

 

这个冬天，51岁的党根虎独自一人守在老母亲床前，祈求90岁的母亲能挺过这个难关。

 

母亲患有哮喘，冬天吸入冷空气后，一直剧烈地咳嗽。11月底，他带着母亲去镇上的卫生院看病，后又辗转到区里的医院。母亲前后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病没治好，却感染上新冠。

 

几乎在同一时间，党根虎也病了。前两天，他感到嗓子疼，喝水都咽不下去，只好去镇卫生院打了三天的消炎针。诊所挤满了人，既有老人也有年轻人，都是发烧的症状，医生也是。12月23日，考虑到医院到处都是发热病人，党根虎将母亲接回家中。

 

党根虎的家在陕西商洛夜村镇口前村，住着村里条件最差的砖房，家中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天冷后，他买来两台电暖器，放在母亲床边，从早到晚地开着。

 

感染新冠后，母亲的身体更虚弱了，身子都是软的，终日躺在床上，眼睛眯成一条缝，连被子都拉不动。最难熬的是晚上，母亲开始咳黑血，有时还喘不上气，党根虎怀疑病毒已经侵入她的肺部。

 

为了让母亲好受一些，党根虎频繁喂她喝水，往她口中喷些消炎喷雾。每天晚上，党根虎睡不足两个小时，他得时刻关注母亲的情况。

 

党根虎所在的村子有两千多人口，几乎有一半人感染了，“人人都说是感冒。”村里的老人大多60来岁，症状较轻的老人还去地里干活。

 

党根虎至今还是个单身汉。前几年他住在县城，为小学生辅导功课，一个月能挣两千块。今年母亲病重，他回到村里日夜照料，半年里只接了一个活，为一本书校对错别字，报酬是两千块，从夏天做到冬天还未结束。

 

想到母亲的病情，党根虎感到心焦，家中没有任何急救设备，氧气袋也没有了氧气，速效救心丸只剩下一瓶。“看来挺不过去，”说完，党根虎陷入长久的沉默。

 

 

图 | 母亲卧病在床

 

图 | 没有氧气的氧气袋

 

12月下旬，全国医疗资源最充足的北京进入重症高峰，各大医院因感染新冠出现危重症的人数快速上升，尤其以八十岁以上的患者居多。与此同时，广大农村仍鲜少危急信息报出。有人分析说，农村生活与医疗条件不足，老人寿命有限，多数都已在80岁前去世。

 

关于爷爷的死因，何瑞至今都不清楚。他不知道爷爷是自然老去的，还是死于新冠，只知道老人在睡梦中安静地走了。

 

何瑞的爷爷去世时90岁，在当地算是高寿。老人患有高血压，引起视力下降，2019年彻底失明后，常年躺在床上，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回到村里后，何瑞发现村里每天都有老人去世。就在爷爷出殡的前一天，另一户人家刚举办完葬礼。一周后，住在隔壁的奶奶也去世了。北方冬天寒冷，流感易发，是老人生命的脆弱期。

 

没人会把默默去世的老人与感染联系起来，只会感叹：“熬不过去就熬不过去，这是命。”

 

作者：周婧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