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顺洪：新时代加强公有制经济建设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张顺洪：新时代加强公有制经济建设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2022-03-01

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格局中、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的位置。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快速地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但相对贫困问题还十分突出，低收入人口数量很大。在今后的发展进程中，我国要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步伐，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保持国家持续繁荣昌盛、长治久安，成功应对国际风险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切都需要加强公有制经济建设。对我国来说，在新时代加强公有制经济建设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第一，加强公有制经济建设是贯彻党章精神和宪法精神的要求。

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里，党章明确强调了公有制主体地位。2018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宪法明确讲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也明确强调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符合党章要求，符合宪法规定，也是维护党章和宪法庄严地位的必然要求。在新时代，只有不断促进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才能长期巩固和加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反复强调要把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反复强调要发展好集体经济。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是党中央的一贯精神。加强公有制经济建设就是在维护党章权威，维护宪法权威，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在新时代，我国各级干部应该高度重视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公有制经济建设。要排除一些人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的错误认识，坚决防止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把国有企业搞垮了，把国有资产流失了。公有制经济的强与弱，关系到我国能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能否坚持共产党执政，能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我们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第二，加强公有制经济建设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而决不能削弱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要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2】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毫无疑问，核心内容是“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为主体”这一条是决定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性质的，即决定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巩固和加强了公有制主体地位，我国国民经济中其他所有制经济成分才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失去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其他所有制经济成分则会失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组成部分的性质。当今世界，不少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着一定量的“国有企业”，或曰“国有经济”，但它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不占主体地位，是私有经济的附属物，是为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或者说是为占统治地位的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有着本质的不同。不言而喻，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都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在新时代，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巩固和加强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防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步骤。

第三，加强公有制经济建设是实现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必要战略步骤，也是防止我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四十年多年取得了伟大成就，举世瞩目，永载史册。但我们也必须正视，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一方面出现了少数暴富人群，一方面还存在着为数大量的低收入人口，面临不小的生活压力。随着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和一些领域的市场化，多年来出现了广大群众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等尖锐社会问题。近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些问题，群众面临的难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但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趋势一旦形成，要遏制和扭转也是很艰难的。今天出现的一些重要社会现象，是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不少人群陷入较大“相对贫困”所造成的。例如，近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就是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有报道讲，2018年我国人口出生比预期的少生200多万。2018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死亡人口993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1‰。【3】2019年、202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进一步大量下滑。2021年末，全年出生人口为1062万人，比2020年又减少140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比2020年下降1.00个千分点。【4】当然，这两年新生人口下降与全球新冠疫情有一定关系，但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是这些年来的大趋势，这种趋势不下大力气是难以扭转的。这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今天的人口出生率下降，不是过去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与过去实行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什么关系。过去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当时发展条件下的需要，而今天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或走低，主要是与广大青年人收入低、工作生活压力大分不开的。有的年轻人处于待业或半就业状态，生活压力大。许多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不愿多生孩子，也是与住房难、上学难、工作压力大等社会问题直接相关的。稳定的就业，稳中有升的收入，是家庭稳步发展的基础。现在许多年轻夫妇从怀孕、生孩子到孩子上幼儿园，处处都面临着经济压力。据日常观察，身边的年轻夫妇主动想要生两个三个孩子的可以说比较少，而30岁左右还没有结婚的青年人却不少。年轻人结婚难，结婚后又不愿生孩子或不愿多生孩子，是与他们“基本生活水平相对下降”分不开的，与我国社会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趋势直接相关。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趋势，又是与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趋势分不开的，两者是成正相关的，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社会现象。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深入研究，寻求科学对策。

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心谋划下，我国现在已经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完成了几千万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但是，要巩固脱贫攻坚战的成果，进一步解决好基层群众面临的生活困难，提高广大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还需要持续发力。发展广大农村经济，振兴乡村，防止新的贫困问题的发生，要大力探索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一些报道表明，有的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乡镇、村社，群众的住房、上学、看病等问题就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公众舆论比较关注的南街村的快速发展，就是集体经济成功的实例。近年，笔者曾到湖北省嘉鱼县官桥村进行调研，对官桥村八组的发展情况有所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官桥村八组发展经历了巨大变化，现在经济实力十分雄厚，集体经济比重较大，基层组织运行较好；村民住进了集体兴建的别墅式的房屋，小孩上学也能得到补助，村民就业有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这里，总书记论断的核心要义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要实现这样的共同富裕，就必须“坚持基本经济制度。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5】这里总书记讲得很清楚，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坚持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再次强调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学术界一些人盲目崇洋媚外、崇拜资本主义制度，鼓吹私有化，实际上就是极力主张资本主义市场化，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一套。这些对资本主义制度顶礼膜拜的学者群，与国际垄断资本势力和我国政界腐败势力相呼应，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和误导，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一点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警惕。在新时代要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扎实推进实现我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

宣扬和推行私有化，是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背道而驰的，不可能达到共富目标。在推行私有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典型的发达国家，贫富两极分化也是无法避免的。据《21世纪资本论》一书，在2010-2011年，美国最上层10%人群占有美国财富的72%，而最底层的半数人口仅占2%。【6】长期以来，美国贫困人口数以千万计；其中有“极贫者”就达数百万。根据2013年和2016年的调研数据，美国的“极端贫困”（extreme poverty）人口有370万人。【7】美国许多贫困家庭可能设法拥有了电视机等电器产品，但在食品保障上却会碰到困难，越来越多的贫困家庭一年当中会有没钱买食物的时候。美国贫困问题另一个可见的极端标识是“无家可归”。进入21世纪，在整个美国，发生无家可归和食品无保障的现象越来越多。【8】美国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占有一定的优势，总体上处于国际分工的高端，甚至可能通过在落后地区培植“买办式”企业，从广大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地攫取大量高额利润或超额利润；美国还可以利用军事实力，推行霸权主义，打压他国，遏制竞争对手，达到不断掠夺财富的目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富裕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贫富两极分化却依然如此鲜明。这就充分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如果落入资本主义道路的陷阱，那是绝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极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口极少，有的甚至只有几百万人，这类国家的所谓“共富”模式，根本上是不适应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口最多的国家是美国，而美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是很突出的。一方面极少数人暴富，一方面成千上万的家庭收入很低。前些年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者就明确指出了美国社会1%对99%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尖锐问题。我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印两国有较大的可比性。无疑，印度社会今天贫富分化是十分突出的，而且还残存着浓厚的种姓歧视。印度的低等人称作“达利特”（Dalit），传统上被高等种姓视为“不可接触者”，即贱民。根据2011年的人口统计，“达利特”群体占印度人口的16.63%。【9】2011-2012年度，印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1.9%，而在不少邦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比仍超过30%，在贫困人口占比较高的邦，其农村地区贫困问题更为严重。【10】显然，在发展中资本主义大国印度，根本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

第四，加强公有制经济建设是保障国家长治久安长盛不衰的要求。

我国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后发展进程中的大国。我国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密切相关。我们要从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来深刻认识当今中国加强公有制经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人类社会总趋势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不断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但是，在几千年文明史发展进程中，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却都充满着曲折，王朝兴衰剧目不断上演。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没有一个国家一个王朝是长治久安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就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存在着鲜明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政权掌握在少数统治者手中，广大人民群众是受剥削者和受压迫者。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王朝，一旦贫富分化达到难以驾驭的程度，人民就会造反，社会就会陷入动乱，改朝换代就可能随之发生；或者由于社会分化严重，在面临外敌入侵时，缺乏足够的抵抗力，国家被征服或被分裂，王朝土崩瓦解。

在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国家兴衰“周期率”的现象。如果从15、16世纪算起，在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欧洲或西方，大国的地位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15末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比较强大，率先进行殖民扩张，两国曾划出“教皇子午线”，在世界范围内瓜分殖民扩张势力范围。17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国际地位下降，荷兰成为“海上马车夫”，在亚非地区大肆殖民扩张。18世纪，在国际格局中，荷兰地位下降，英、法地位上升；在19世纪，首先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建立了“日不落帝国”。然而，从19世纪末期起，德国、美国快速崛起，随后是日本的崛起，英国的国际地位开始下降。进入20世纪，随着英国的相对衰落，美国成为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然而，今天，虽然美国仍然是超级大国，但其国力已呈现出相对下降趋势，国际地位也呈下降趋势。

世界近现代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强国也可能因为内因和外因的作用而出现衰落或相对衰落，不能保持长盛不衰。资本主义社会也是私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社会，生产资料主要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存在着鲜明的阶级对立。社会财富的过度集中，严重的两极分化，必然激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引起社会动荡不安，削弱社会发展潜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不断引起社会内部动荡和国家之间矛盾和冲突。资本主义道路不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人类社会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并经过社会主义社会阶段，逐步向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演进。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习近平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深刻认识到并始终坚持着的真理。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才能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也不遥远了。按照现在的发展步伐，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上，我国在数年后就可能接近美国，并进一步成为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

从历史发展长远进程上，我们也应考虑在实现伟大复兴之后，如何才能保持长盛不衰，如何才能成功打破人类社会历史上不断上演的国家兴衰“周期率”。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决不是仅仅“潇洒走一回”的事！我国要保持长盛不衰，一直保持强盛，与世界先进民族携手逐步地迈向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毛主席讲过，依靠实行人民民主，就能够打破兴亡“周期率”。这一论断有其深刻含义。无疑，人民民主是不能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私有制经济基础上的民主，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民主；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民主”实质上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而不是人民群众的民主。我国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途中和实现了伟大复兴之后，都必须具有强大的公有制经济。

强大的公有制经济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有利于保障我国社会人口良性发展。人口出生率过高不好，但人口出生率过低了也不好。我国要着力防止人口出生率过低，防止人口过度老年化，力争保持整体上人口处于良性发展状态。这是保持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需要，是保持国家长盛不衰的需要。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是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让广大青年人能够正常结婚、生育孩子，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或三个孩子，这关系到社会生产力的再生产，关系到国家的持续繁荣昌盛，是国之大者，决非小事！

第五，加强公有制经济建设是应对各种国际挑战的要求。

世界历史发展是不断向前的，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不可逆转，但是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着各种挑战。在所有挑战当中，来自金融领域和军事领域的挑战是最严峻的，前者表现为和平的形式，后者表现为战争的形式。

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占主导地位。因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将发挥作用，不同形式的经济危机将会不断上演。我国要防止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防止国际金融垄断集团的侵袭和掠夺，防止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被国际垄断资本势力不断“割韭菜”、不断吸血，就需要有强大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有自我掌控能力的金融体系，有一大批强大的国有企业和众多集体所有制企业。只要我们发展好公有制经济，巩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筑牢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我们就能防御来自国际上各种经济风险或金融风险，面对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动荡，我国经济就能够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从军事角度讲，我国在今后一个较大时期内，最大的威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集团。北约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军事同盟，70多年来北约一直呈不断扩大之势，已从1949年的12个国家扩大到今天的30个国家。北约并没有停止扩张步伐。例如，北约国家仍然积极地持续地在中东地区和东欧地区制造危机和社会动荡，对有关国家不断施加压力，干扰有关国家的发展，可以说是在对有关国家进行“反复揉搓”，为今后北约东扩创造条件。北约在成员国不断增多的同时，内部军事一体化程度也在加强。尽管北约国家之间也有一些矛盾和分歧，但他们之间合作是主流。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出北约会解体，而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却很明显。随着我国的实力不断增强和北约的不断扩大，我国与北约发生军事面对面的危险性将会增大。北约对我国构成“世纪性挑战”，反对北约继续扩张是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集团构建全球霸权的狂妄野心短期内是不会消失的，北约不会放弃扩张企图，而会千方百计制造与寻求进一步扩张的机会。从长远的发展趋势讲，中国必须做好与北约面对面较量的充分准备。我们要有长远的谋划，要为可能发生的军事斗争做好准备。那么如何才能应对这种可能的军事冲突呢？那就是，我们必须拥有强大的军队，也必须拥有强大的自成一体的军工体系。这就需要我们有自成体系的强大的国有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中枢，融合民营企业，构建强大的军工体系，能够“独立自主地”为人民军队持续提供充分的先进军事装备。

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 版，2015年1月第3次印刷，第22页。
【2】《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18页。
【3】中国政府网：
ttp://www.gov.cn/shuju/2019-01/21/content_5359797.htm，2022年2月18日访问。
【4】国家统计局网站：
ttp://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201/t20220118_1826609.html，2022年2月18日访问。
【5】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第6页。
【6】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63-264页。
【7】《贫困与共同繁荣2018：拼凑贫困之谜》（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18：Piecing together the Poverty Puzzle），世界银行集团出版，2018年版，第45页。
【8】桑德拉·M. 阿尔特斯：《世界贫困》（Sandra M. Alters，World Poverty），大风/圣智学习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94-95页。
【9】迪维亚·瓦伊德：《不平衡的机会：当代印度的社会流动》（Divya Vaid，Uneven Odds：Social Mobility in Contemporary India），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6-47页；参阅苏林德·S.乔达卡：《当代印度的种姓》（Surinder S. Jodhka，Caste in Contemporary India）（第2版）的前言，劳特利奇出版公司2018年版。
【10】埃萨努尔·哈克：《印度贫困的文化构建》（Ehsanul Haq，“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Poverty in India”），《印度人类学家》（Indian Anthropologist）2019年第2期，第23-24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世界历史研究所前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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