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0日凌晨，正是农历大年初一，除夕的鞭炮声刚刚消停，昏黄的路灯照着冷清的上海的街头，忽然 一轮军用卡车停在日本侵华总司令、前几天已被宣判无罪释放的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在虹口黄渡路上的秘密寓所前。车上跳下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的参谋龙佐良，匆匆接上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冈村宁次，向上海黄浦码头急急驶去，悄悄登上“约翰•维克多”的美国轮船只，仓惶逃离了上海…….
原来这年1月26日，国民政府的“国防部上海军事法庭”宣判冈村宁次无罪，当庭释放。消息传出。全国與论一片哗然，上海街头还出现了"不许把日本战犯运走"的标语。当时日本东京的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等7人，因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而被判决绞刑。并于1948年12月23日在池袋的巣鸭监狱执行死刑；前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前朝鲜总督南次郎等16 人被判决终身监禁。职务远在梅津美治郎、南次郎之上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却被判无罪释放，现在又不顾民意，放跑冈村宁次，这太不可思议了，汤恩伯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 与人民作对？
先来看看冈村宁次（1884—1966），他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他是侵华战争甲级战犯。生于东京。先后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曾参加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27年任第6步兵团团长，次年率部侵占济南，参与制造“五三”惨案。1932年2月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指挥第9师攻打上海。同年4月晋升少将，8月调任关东军副参谋长。1933年2月兼任驻伪满洲国武官，5月代表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1938年6月任第11集团军司令，率部参加武汉会战。1941年晋升为大将任华北方面军司令然后升任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于1942年，指挥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和细菌战，推行残忍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致使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抗日名将左权惨遭毒手。1950年冈村被蒋介石聘为“军事顾问”，出任“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著有<冈村宁次回忆录>.
汤恩伯
查看汤恩伯的简历（1900—1954），发现冈村宁次虽长汤恩伯16年，却又比汤晚死12年。他们两人一生有三次交集。一是两人曾同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校友，后为师生。二是抗战时期，是对垒阵营的高级将领。冈村宁次是华北方面军司令，汤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描述道：“我和汤作为军司令官曾有四次对战的机缘，战后相见，宛如故交，十分亲密。”有人说汤恩伯与他，战时暗通款曲，因此四次交手，各有胜负。三是冈村战败被囚期间，汤恩伯待冈村宁次如上宾，又是屈尊探监，又是登门造访，最后设计放跑冈村宁次。
我们再转入正题，汤恩伯为何放跑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有人说是报恩。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谈及汤恩伯如此卖力地包庇他时，说：“由于汤恩伯（1924年至1926年间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期间）之学业成绩欠佳，结业时校方准备让他留级一年，汤恩伯闻讯后急得要命。不知怎的，又如期毕业，后来得知是我从中帮忙所致，汤恩伯对此铭心刻骨难忘。”此条信息，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汤恩伯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期间之学业成绩欠佳，结业时校方准备让他留级一年。网上有人说汤恩伯是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身为日本士官学校老师、汤恩伯的班主任冈村宁次说他并非学霸，而是“成绩欠佳”，是“学渣”，汤“差点留级”。二是汤恩伯“对此铭心刻骨难忘”，由此伸出援手。
其实，汤恩伯故意放跑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还有更深层次的动机，汤恩伯在《汤恩伯札记摘要》中直言不讳地供认这是出于勾结日本战犯共同反共的需要：“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 这说明为了党派利益，什么民族大议，什么南京大屠杀的血海深仇，汤恩伯通通可以抛之脑后，可见其反共立场多么“坚定不移”！
再次，汤恩伯放跑冈村宁次的核心原因是受蒋介石授意和纵容。蒋介石当时虽然下野，蛰居老家奉化，但他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牢牢掌控着军政大权。正是有了蒋介石授意和纵容，汤恩伯才有了尚方宝剑，才敢肆意妄为。“上海军事法庭”宣判冈村宁次前，身为庭长的石美瑜，事前就收到了一份密级极高的电报，电文大意为：据沪淞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宜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云云。文末署名“中正”。由此汤恩伯得宠，不久升为京沪杭警备司令。
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个细节：国民政府的“国防部上海军事法庭”宣判冈村宁次无罪释放后，只隔了二天，也就是1月28日，毛泽东同志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名义，通过新华社发表《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严正警告：“你们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此事与你们现在要求和我们进行谈判一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我们决不许可你们这样做。我们有权命令你们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依照我们将要通知你们的时间地点，由你们负责押送人民解放军。其他日本战争罪犯，暂由你们管押，听候处理，一概不得擅自释放或纵令逃逸,违者严惩不贷。” 这篇文章就登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因为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政府此时已处于风雨飘摇中，故毛泽东用“命令”的口气来说。李宗仁惦出其中的份量，不敢怠慢，马上下达了重新逮捕冈村宁次的命令，但时任沪淞警备司令的汤恩伯以“须请示总裁”为由，扣压了这道命令，惟恐夜长梦多，在蒋介石授意下，汤恩伯悄悄派人于1月30日，也就是这年的大年三十夜，偷偷地劝其于次日凌晨逃走，冈村心想明天是中国人的正月初一，哪里去雇一辆车逃走？
在八一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王树森著《冈村宁次受审记》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军事法庭的 “郭副官并不焦躁，他从容不迫地替冈村宁次掸扫着身上的浮尘，不无得意地说：区区小事，何必先生费神，警备区长官汤恩伯将军早已备好一辆卡车，明晨拂晓就在大门外恭候。”
“汤将军真挚友也！”┅┅
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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