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历史学著作越来越像论文集，这与当前的学术评价和考核体制有关，也与浮躁的学风有关。学术机构越来越热衷于定期考核成果数量，而允许学者“十年磨一剑”的宽松环境越发难得。
近期，网络纷传哈佛大学取消一批人文学科专业本科课程，再度引发全球范围内关于“文科危机”的热烈讨论。一部分论者从实用性、就业状况、考核机制、财政支持、国家战略乃至大国竞争等角度分析文科衰落的原因；另一部分论者则从文科的固有价值出发，呼吁各界关注重视文科。但讨论中似乎缺少一种声音，即对文科现状的批判。当前的文科成果是否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文科发展是否实现了自身应有的价值？换言之，文科的衰落、萎缩是否有自身的原因？以下仅就中国历史学界现状谈几点个人看法。
当前中国的历史研究领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史学工作者队伍庞大，发表和出版量居世界前列，各类学术会议、讲座繁多。然而，从全球视野看，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仍相对落后。如何提升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水平，与快速发展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是学界同仁共同面对的问题。目前，中国历史学界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重实证而轻理论。求真是历史学的首要目标，考证史实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技能。重视考证，是理所应当的。然而，在当前史学界，拒斥理论，将考证史实视为历史研究之全部的观点，仍比较盛行。因此，目前中国历史学界在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方面的研究成果，尚在低水平徘徊。如当前较为热门的海洋史、全球史、区域国别研究以及东方主义、大分流这些概念、框架和范式等，没有一个是中国学界提出的。近二三十年来，我们没有创建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理论。传统的区域史、国别史诸领域，我们几乎没有取得居于领先地位的学术成果，这些领域中的经典著作、权威研究成果很少是用中文撰写的。
第二，重引介而轻对话。我们热衷于引介欧美、日韩的学术成果，国外一些重要学术著作出版几年后甚至在出版当年就有中译本问世，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已达千种，而各类海外中国学著作的中译本估计亦不下千种。及时、大量翻译引进国际学界优秀成果是必要的，但我们往往停留在引介层面，最多只是产生一些模仿或跟风效应，缺少深层次、实质性对话，更缺少有价值的批判。
第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根深蒂固。自19世纪以来，西方（欧洲）中心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深远影响。它不仅试图合理化西方殖民主义，而且随着西方殖民运动的强势开展和西方国家经济、军事、科技的突飞猛进，被不少被殖民的国家和地区“欣然接受”。在欧美学界，部分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广泛批判。然而，中国学界关于现代化道路问题的历史阐释，有相当一部分观点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这一问题与中国遭受一百余年的殖民侵略密切相关。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已充分证明，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近代历史叙事和世界现代化历史叙事，不仅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也背离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对上述问题有所警觉，但学术界至今缺少对西方“东方话语”的系统批判，在我们对海外汉学的研究中也很少看到对“东方学”的萨义德式批判。如果能够系统、深入地清理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和西方“东方学”话语，或将更进一步深化对中国文化和历史（尤其是近500年）的认识。
第四，重专题研究而轻通史编撰。粗略回溯一下就会发现，21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界不仅甚少产出中国通史类著作，而且几乎没有推出大部头的世界通史类著作，而“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却在中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体。这是中国历史学界的悲哀，也是我们缺乏长时段、整体性考察历史脉络的意识和能力的表现。扎实的专题研究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可以碎片化，更不能成为忽视通史写作的借口。
兴起于美国的全球史在21世纪成为世界性的显学。从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史在中国越来越受到重视，不过这种重视更多地表现为对西方全球史理论及成果的译介。二三十年过去了，全球史理论在中国并未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欧美乃至日本学界全球通史著作推陈出新的时候，中国学界几乎没有参与全球通史的书写，对美国的全球史理论也缺乏足够的反思与批评。全球史理论绝非没有进一步讨论和完善的空间，全球史书写也应该存在更多的可能性。全球史书写肩负着打破西方中心论的使命——至少目前出版的大部分全球通史著作都是这么声称的，但如果全球史仅由西方学者研究和书写，则难免陷入“医者难自医”的窠臼。只有把全球史“复数化”，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历史学家都参与其中，将本国历史与全球史联系起来，才可能真正实现全球史的时代价值。
第五，重史料而轻叙述。重视史料本是史学研究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简单看一下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目录和各种史料编纂类出版物便可发现，其中存在大量重复研究。随着检索工具的普及和升级，很多历史类的论文和著作大量堆砌史料，缺少叙述和分析，可读性极差。很多历史学者已经不会讲故事了，著作结构呆板，读起来味同嚼蜡。中国史学历来有讲究叙事的传统，司马迁《史记》被赞为“无韵之离骚”，清代桐城派学者提倡“义理、考据、辞章”并重，但近些年中国历史学界的成果在表述水平和可读性方面，可谓乏善可陈，有些论著半文不白、生造概念、表述西化甚至病句连篇。我们是该想想如何改善和提高自己的文笔与文风了。
第六，重论文而轻著作。有学者说，一篇优秀的论文抵得上十本著作。但我们也可以说，一部传世之作是多少论文都无法替代的。论文和著作是不同的成果形式，彼此都具有对方不可替代的价值。但遗憾的是，现在很多历史学著作越来越像论文集，这与当前的学术评价和考核体制有关，也与浮躁的学风有关。学术机构越来越热衷于定期考核成果数量，而允许学者“十年磨一剑”的宽松环境越发难得。
此外，当前国内的高校、科研机构过于重视项目基金。在一些高校的考核制度中，要求预聘青年研究员在三年内必须获得省部级以上的项目资助，甚至很多高校和科研单位把这一条列入职称晋升办法。这些规定不利于年轻学者的成长。预聘考核和职称晋升，本应考察科研能力和发展潜力，而科研项目只是对某一问题的研究方案和预期，并非真正的科研成果。而且，设置科研项目的初衷，是引导科研方向并为科研攻关提供资金等条件支持。若将获得项目本身作为考核标准，就有本末倒置甚至无的放矢之嫌。
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招聘应届博士毕业生或博士后时，设置极高的准入条件，要求“核心期刊”甚至“权威期刊”的论文成果，却不太重视应聘者博士论文的水准，从而导致博士生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撰写单篇论文上，影响博士论文的整体质量。博士论文是一个学者学术生涯的奠基性成果，是其学术潜力的集中体现。不重视博士论文而重视单篇论文的发表是舍本逐末。也正因为上述学术评价机制，不少优秀的博士论文可谓璞玉，却因为缺少机会而长年躺在资料库中，没能转化为优秀的学术著作，十分可惜。
事实上，上述问题已经引起国家和学界重视，并就解决这些问题作出了有益尝试。然而要彻底扭转这一局面，不仅要不断凝聚共识，更需要锚定目标，勇毅前行。上述文字或许有些“责之过深”，但爱之深责之切，希望能借此推动学界同仁对中国历史学困境进一步关注。因为这样的情况得不到改善，我们可能将长期处于学术研究的“第三世界”。
作者：董少新，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来源：《历史评论》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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