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也像其他事物一样，有着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它们的匹配关系是检验文风好坏的重要指标。
孔子在他的那个时代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论语》中记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如果两者之间没有协调一致，内容厚重而形式简单，就会显得草率粗疏；相反，言之无物而形式上望之俨然、叠床架屋，就会流于浮华。单纯突出任何一方都不好，只有两者相得益彰、文质彬彬，才能体现如君子一样的风采气象。
客观地讲，前一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管是人类语言的初创时期，还是孩童作文之始，言不达意，表达跟不上的情况是正常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学生求学，都体现了对语言表情达意掌控能力的不断提高。
后一种情况则有些复杂，有不自觉与自觉之分：所谓不自觉，就是语言文字上追求过了头，一如孩子学大人想早点成熟，这是成长过程中偶然出现的偏差，通过及时的教育是可以校正的。所谓自觉，就不一样了，这种情况完全是以文为美，唯形式是求。清代桐城派的文章思想整体来看是值得肯定的：义理、考据、辞章，文和质都兼顾到了。但这并不代表该派中每个成员都坚守，如吴汝纶就主张：“与其伤洁，毋宁失真。”显然在形式的追求上达到了极致，甚至不惜以丧失内容的真实为代价。
这种不好的文风像一种顽疾，在不同时期时不时地会表现出来。具有普遍性的就是长而空，所谓“米不够，水来凑”。这样一来又会显得唬不住人，于是只好借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术语概念来装潢门面。篇幅冗长与故作艰深，像一对孪生兄弟。
古人认为，语言文章的简明通俗是一种大智慧，是人品、话品中的一种高品格，并且是美学追求中的高境界。《易经》中申明：“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姚鼐《与王铁夫书》中说：“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语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
为文的简明通俗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它首先要有一颗为听众读者着想的心，换位思考，才能赢得言语对象的依赖。再有，要对语言有相当的掌控力，不要以为通俗就是流俗、简明就是简单，用最有限的言语将其重要内容进行有效的传递输出，这种功夫不是随便就可以做到的。还需要知道的是，人民群众的语言最为生动丰富，要赢得他们的认可和喜欢，获得美的效果，这需要终生去追求。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文章学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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