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信佛，但我深知佛教在这片土地上的影响有多深远。这篇文章用唯物主义的视角讲一讲汉传佛教相比于其它宗教，能够保持更大影响的原因。
本文实则是昨日那篇文章的导读（推荐正定古寺与银山塔林，古迹里的情报网），在我查阅佛觉禅师的生平史料时，我实际上已经惊叹于佛教的传承。为此即便阅读量不高，我也还是写下了昨日那篇小文，希望大家多去看看那篇文章。当然，本文作为一篇导读，也是为那篇文章做一个更宏观的注解。
汉传佛教在我看来，最厉害的是它有一整套完整的且扩张性极强的谱系。即便遭遇过数次灭佛，但其谱系始终有迹可循，而其它在这片土地上的宗教都不能严格具备。
首先从教义上来说，佛教是以经律论的教义模式为主的。印度原典是经，本土高僧诠释是论，结合中国现实制定修行规范是律。这套模式的好处是佛教能不断吸收本土文化，比如到了宋代的禅宗语录里，开始大量吸收士大夫语言。B站有一位叫「讲古张老师」的UP主，讨论过《心经》的衍变，可以学习。
相比之下，以类似时期进入中国的景教而言，其碑文显示教义始终停滞在初传形态，无法与本土相融合。
其次，佛教衍变出了多重空间结构。对精英层来说，有强调义理的华严宗和天台宗；对于遍地的信徒来说，有大众层的净土宗信仰；而即便是面对一些不信教的文人墨客，也有对应的诗书画茶。再加上佛教在制度上的清规。
这不是严格的组织结构，但它可以保证其在面对政教冲突时，能有大量缓冲。不像全真教，虽模仿僧团制度，但过度依赖政治庇护，因此很快就缩编了。
更重要的，是以《景德传灯录》为代表的、我在昨天那篇文章里反复使用的谱系，这样的传承脉络使得佛门弟子能够拥有超越点对点师徒关系的门派、宗派乃至教派共同体认知。从佛教来看，衣钵的凭证，实际上类似于现代科层制的职务交接体系。
相反，道教的师徒秘传导致正一道系谱严重断层，全真教谱系也显得很多神话色彩，马丹阳直接把王重阳写成了接引仙人。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唐代百丈禅师创立的普请法制度，将寺院经济与庄园经济结合，形成独立于世俗赋税体系的生产单位。敦煌文书显示，即便是与世隔绝的在归义军，寺院依旧可以依靠寺户制度维持运转。
和其它的宗教相比呢？
先说道教，以正一教与全真教为例。
龙虎山天师道世系高度依赖于血缘脉络，但这也导致了传承时非常容易出现继承危机。即便不说近年来的情况，就算是古代，早期每代天师动辄近百岁，比如第10代天师张子祥带来的后续事件，又比如第36代天师张宗演需忽必烈重新认证正统性。所以到了明初，第43代天师张宇初不得不编撰《道门十规》重塑权威。
全真教呢？
王重阳创建全真教时倒是有了不少创新，比如文登七宝会、宁海金莲会、福山三光会、蓬莱玉华会、掖县平等会，这五会是他试图以诗词唱和的方式来代替传统的传授形式，是在积极向本土文化靠拢。
但正如上文所说，道教依旧高度依赖于师徒单线秘传（王重阳传马钰等七真），没有跨越道观的学术共同体，没有形成共同的教学经验，就好比大家都读的私塾，没有统一教案。因此虽然在元代时期全真教十分兴盛，但到了明朝，全真教自然就被打压了下去，重阳宫的田地也大幅度缩水。
北京白云观名义上是全真祖庭，但实际上只能号令华北几座宫观，南方全真道观多自立法派，比如张宗囗的霍山派。
至于教义，从宋代以后过度聚焦斋醮科仪，雷法理论自王文卿后再无明显突破，北宋天心派道士元妙宗编的《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始终没有超越民间术数层面。
即便是道教艺术最为昌盛的永乐宫壁画，也不像佛教艺术那样比比皆是。
说到底，道教的组织性和学术性，一直没有做到位。
接下来比较一下佛教与伊斯兰门宦。限于种种原因，点到为止。
但我们已经从用词中发现了端倪，门宦。是的，虽然有四大门宦，但实际上高度依赖于血缘传承，新的教徒无法通过教义获取知识，麦加又距离太远。
经济上，之前门宦是通过天课（则卡提）收取教众收入，同治以后不能跨地区收取，因此逐渐变成单一村落经济体。最终宗教领袖只能成为民国军阀的附庸。
而佛教在唐代就已经发明了四柱清册的会计方法，到了宋代更是产生了极为先进的长生库（信贷）。
那么天主教和新教呢？
尽管地下教会在河北河南地区、新教在江南地区很多，但依旧始终无法跨地区出现。即便是在基层结构最松散的清末民初，基督教也无法建立稳定的中间组织层。
是的，我说的就是中间组织层。我分别以美国人和中国人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比如林乐知（美国人），即便他创建了中西书院（后来并入东吴大学），有了很大突破，但在课程设置上完全无法摆脱美国卫斯理宗神学束缚，这和本文上面提及的经律论模式完全不同，因此最终教会学校必然成为普通学校，而无法承担神学的作用。
又比如1921年敬奠瀛（中国人）在山东省泰安创办的耶稣家庭，虽然信徒众多，强调1927年之前需要进入泰安马庄方舟，否则会遇到劫难，但当时一下子涌入了几千信徒，食品供应完全不足，死人无数。在这种情况下，敬奠瀛的控制愈发极端，最终导致了1926年崩盘。
对天主教来说，使徒统绪完全依赖主教祝圣链条，但1949年前中国籍主教仅29人（外国籍主教有110多人），导致组织断层。
新教的差会体制则带来了母子会的模式，使中国教会长期依赖海外经费，无法建立自循环系统。
相反对比一下佛教，佛教发展出丛林、子孙庙、念佛堂三级架构，从一开始就通过方丈（住持）、都监、监院（当家）制度将寺院纳入国家管理体系。
而基督教长期困于教堂、家庭聚会二元结构，缺乏中间缓冲层，也缺乏与行政层面的沟通，直到三自爱国运动。
所以我说，核心不是缺乏信徒，而是无法出现稳定的中间组织。再加上传入的时候，大多数民众已经开始产生了爱国主义，不像佛教进入中国时，大多数人还只是在庄园经济下生存。
好了，比较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发觉了。汉传佛教通过经律论学术脉络、农禅经济模式、法脉传承制度与结构分层教派，确实在中国发展出了超越血缘地缘的多维结构。而相比之下，其它宗教佛教的制度韧性源于对危机的创造性转化（如灭佛时石经刊刻），其他宗教则多在组织断层（全真法脉割裂）、符号僵化（天师道雷法）或政治依附（门宦制度）中丧失适应性。
而我昨天那篇文章，实际上恰恰来自于此：一个几乎不会被人注意到的禅师，在佛教的典籍与碑刻中，能被人挖掘出他灿烂的一生。而对于其它宗教的人士，即便没有过去太久，也不一定能留下太多相关记载。这是我写那篇文章的原因，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作者：孔鲤 ；来源：书林斋微信号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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