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是城市社会学的一条核心研究主线。现代意义上城市社会学的开创者美国“芝加哥学派”，提出了同心圆、扇形、多核心等城市空间结构或概念，主导了长至二战后的城市空间研究。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学者列斐伏尔借鉴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将空间提到全新的理论高度，提出资本从生产领域的第一循环到空间领域的第二循环，生产从“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本身的生产”，资本主义运行规律下必然产生空间的质与量、空间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空间的全球化标准与地方性意义之间三组矛盾等系列观点。但这些观点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受重视，之后引起西方社会科学界普遍的“空间转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城市社会学”，指出了城市生态学的局限，吸收了列斐伏尔、哈维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城市批判理论，着重强调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文化空间。总体而言，西方城市空间主要受资本主宰，公共空间受到商品化、私有化的威胁。
中国城市公共空间也是国内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从历史演变来看，虽然有从强权政治到商业社会、从控制到脱离、从封闭到开放的趋势，或存在封闭（坊市制）—开放（街市制）—封闭（单位制）—开放（街居制）的往复，但国家权力始终是主导街道等公共空间命运的核心。改革开放后引入市场经济，资本开始成为决定城市空间的另一大因素。已有学者指出，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更多受到权力逻辑、资本逻辑的制约，需要更加注重生活逻辑，以达至三者的平衡。
虽然西方城市批判理论呼吁“社会主义空间生产”，国内城市空间研究强调“社会逻辑”，但都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充分重视中国进入新时代尤其是“十三五”“十四五”以来的一个重要现象，即城市公共空间的大建设。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后，上海实施的民心工程中许多都是公共空间建设工程。目前来看，上海已经形成了市—区—街镇—街区—社区多个层级的公共空间体系。市级公共空间的典型代表是一江一河两岸公共空间。区级公共空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品牌，如虹口区的市民驿站、杨浦区的睦邻中心、徐汇区的邻里汇、闵行区的邻里中心、黄浦区的零距离、浦东新区的家门口服务站等。在街镇、街区、社区层级，已经初步形成了公共空间矩阵，贯通各个层级的典型公共空间就是党群服务中心。可以说，公共空间是人民城市最直观的体现和最充分的彰显。以公共空间来研究人民城市，并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具有可以和西方城市空间研究进行对话、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社会学话语权的重大意义。
以人民城市理念为指引，城市公共空间应始终坚持和突出“人民性”，包括公共性、多样性、参与性和感受性。
一是优先公共性。习近平总书记是在杨浦滨江提出人民城市理念的，而滨江代表的是上海城市公共空间，体现的是人民城市的公共性。上海的民心工程也正是首先抓住公共空间这个人民城市建设的牛鼻子，把最好的公共资源留给人民，最大范围地回应公共需求，最大程度地保障公共利益。在继续建设维护从市到区到基层多个层次公共空间的同时，还应注重空间使用，尤其是以空间为载体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公共文化精神。
二是注重多样性。人民在政治意义上是整体，但在社会意义上具有多样性。上海大多数民心工程都目标清晰地指向“老、小、旧、远”等重点社会群体，但社会群体除了有“老”“小”等生命周期的划分，有“旧”“远”等居住空间的差异，还有物质利益的分化、需求层次的不同等多样性。要更好地体现受益群体全覆盖和需求回应全方位，并继续重点向那些在经济生活上面临困难或处于滞后地位的社会群体倾斜，以切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三是提高参与性。从“人民城市人民建”到“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人民的参与性是人民城市建设活的灵魂。要继续从源头和过程两方面进一步加强人民的全过程参与，落实公共空间和民心工程的建设与运营长效化机制，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
四是增强感受性。公共空间和人民城市建设的成效性如何，最终要看人民群众的感受性如何。要加强对群众感受性的评估，在内容上，既包括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包括认同感、归属感、成就感；在方法上，既可以依托政府部门的实事项目满意度测评，也可以借助专业机构的民生民意调查研究，还可以发挥“12345市民热线”“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等实时交互大数据平台的作用。
调研发现，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与运营尚存在空间资源浪费和利用效率不高、自建自营过多和成本意识不强、功能规定过死和精细化管理不够、活动类型有限和吸引人群不多等问题。为提高以公共空间为载体打造城市高品质生活的能级与潜力，可从提升公共空间治理入手加强供给侧改革。
首先，空间目标是引领公共精神。公共空间承载的是公共精神和共同体意识，强调的是“共”。精神上的“共”需要视觉上的“共”来强化，要改变空间名称和形象杂乱的状况，像社区党建服务中心、社区事务受理中心那样，适当统一标识规范。精神上的“共”更需要政治上的“共”来引领，党建引领不应局限于党群服务中心，而应覆盖更多的社区公共空间，使人们一望便知这是中国共产党提供的公共空间，一入就生对中国共产党的亲切感、信任感、认同感。
其次，空间功能应突出公共治理。空间功能分表里，服务和活动空间只是表，议事和治理空间才是里，要表里合一，忌有表无里。空间的显功能，是在群众工作上门难的新形势下，变“走进去”为“请进来”，在空间里提供服务开展活动。空间的隐功能，则是变“陌生人”为“半熟人”，使空间成为社区议事和公共治理的平台，使基层民主真正运转起来。公共空间里可讨论垃圾分类、文明养宠、加装电梯等具体的生活政治议题，对社会治理有益无害。
再次，空间规划要提高精细水平。15分钟社区生活圈应尽可能多地统筹各种公共空间建设规划，着眼点不宜是过小的居委，也不宜是过大的街道，而应是中间层次的街区。在空间布局上，要充分考虑既有商业、政务、公共设施的状况。在空间模式上，可对商业不足予以弥补，可与商业服务错位竞争，可与商业空间相互融合，也可与政务受理展开合作。在空间选址上，要像商业选址一样，对周边居民的人口、经济与社会构成作科学细致全面的分析。在空间设计上，要强调专业化的全空间设计、社会化的全流程参与。在起点上，要将行政、专业、社会三支力量相融合。
最后，空间运营须推广成功经验。比如整体化运营。尽量对一个街区乃至一个街道的所有空间一起运营，以解决体制壁垒分割、空间不相往来的问题。整体化还可带来规模化，有了规模才会有盈亏平衡和边际成本递减，才能有经济效益。又如专业化运营。要将空间委托给第三方的社会组织或社会企业来运营，他们有一套专业化的知识、流程、方法，可有效解决活动类型有限、吸引人群不多的问题。再如社会化运营。整体化、专业化运营不能局限于街道、区域内部，由属地化的社会组织来做，相反要打破街道、区域的边界，促进空间的社会化运营。还要注意“互联网+运营”。规模大了、人群多了、活动密了、区域广了、空间活了，必然带来管理、协调、分配等问题，必须推广线上应用，进行“互联网+运营”，实现线上线下的无缝衔接。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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