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钢：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控制及其解放路径蠡探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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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钢：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控制及其解放路径蠡探
2025-01-18
【内容提要】数字技术重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数字时代，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发生了从实体控制到虚体控制、从外在控制到内在自我控制、从生产控制到生活控制的巨大转变。为应对数字劳动控制的新变化，数字劳动者从宏观的法律层面、中观的平台层面和微观的个体层面展开了反抗，争取摆脱控制，实现自我解放。然而，这些基于生产力批判路径展开的斗争不足以担负起数字劳动解放的重任，亟须回归生产关系批判的路径：必须重归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和方法，重塑无产阶级；扬弃数字拜物教，树立正确的技术观，实现平台权利共享，迈向数字社会主义；进行资本规制，加强政府监管，完善数字经济体系，为发展数字社会主义提供中国方案。
麻省理工学院数字技术实验室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在20世纪90年代预言了世界的“数字化生存”境况。几十年来，随着数字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日渐广泛和深刻，我们在感叹前人富有远见卓识的同时，也看到现代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已远非其当年的设想。数字技术已不只是表征着当初人们对数字资本主义文明进步的期望，也将资本主义数字化时代没落、颓废的一面暴露无遗。一方面，数字技术将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场景融合起来，产生了“数字劳动”这一全新的劳动形态。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作为改造自然的力量的同时也越来越成为控制人的一种势力。数字技术如何强化劳动控制？面对架在神坛上的数字技术，数字劳动者的反抗何以可能？这些都是亟待探讨和回答的现实问题。社会不仅需要对数字劳动控制的新进展进行整体性把握，而且需要重新审视和批判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控制的实践与理论，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深入探究数字劳动解放的根本路径。数字劳动是运用数字化的生产资料开发、设计、收集和加工数字信息产品以及其他相关生产活动的劳动形式。马克思指出劳动形态的变化“创造了新动机，使资本增强了对他人劳动的贪欲”。这种“贪欲”刺激资本家“把有反抗性但又有弹性的人的自然界限的反抗压到最低限度”。这种压制在资本主义时代主要通过“科学管理”、机械化、制度化等方式掌控劳动过程的主导权。弗莱德曼、艾德沃兹、布洛维分别从管理策略的“控制界限”、管理制度的“斗争领域”、从工人主体性出发的“制造同意”三个方向探究和揭示了这一过程及其本质，并发展了布雷佛曼的理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劳动不仅扩展了资本控制范围，加深了意识形态规制程度，而且使劳动控制发生了三个维度的根本转变：即从实体控制转向虚体控制、从外在控制转向内在自我控制、从生产控制转向生活控制。回顾资本主义劳动控制形式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传统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主要采取实体控制，即在生产过程中对工人身体的直接控制，以此来达到控制劳动者的目的。为此，资本家引入机器生产线与工厂体系。机器生产系统带来了工人的去技能化，而工厂体系则让资本家通过机器控制劳动的强度和节奏，进而控制整个生产过程。由此可见，实体控制意味着工人的身体被吸纳进整个工业有机体，成为机器的附属物。随着数字技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福特制、后福特制转向智能生产和创新智造。生产力的进步带来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控制劳动的方式开始从实体控制转向虚体控制。第一，管理对象从实体转向虚体。数字设备自带准入和评判机制，将劳动者编码为虚体。虚体的核心是对象的数据化，人和物都作为数字化网络最基本的存在单元参与数字化交往。管理对象不再是具体的人、具体的劳动者，而是数据。第二，管理方式的数字化转型。传统管理方式需要监工在场，难以有效监督每个工人每时每刻的劳动过程。随着管理对象虚体化，这些数据以图像、声音、表格等方式被上传和存储，提升了实时与延时管理能力，数字设备成为新的“监工”。资本家控制了虚体便控制了工人的一切活动。虚体作为控制的中介，将工人劳动还原为数字的同时，也同工人本身相分离，成为异化的力量。因此，在直观的效率提升之外，更严密的控制和更深层次的异化日渐凸显。表面上，工人在劳动过程中被赋予许多自由，无须保持劳动的“规则性、划一性、秩序性和效能”。实际上，他们仍处于数字技术的严密控制之下，如外卖平台的算法动态调整配送时间，通过外卖员的手机进行实时监督。资本家不关心现实社会的劳动者，只关注数字的变化。此时，劳动者的异化表征为数字异化，即以直观的数据表现出“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将个体还原为作为物的数字，并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原为数值关系。于是，数字化关系被奉上神坛，表现为数字拜物教。这时，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掌控变为对数值的追求。数字拜物教下，工人无法理解数字劳动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联系，也无法理解自身物化意识的普遍性和直接性，从而只能停留在最直接的形式的相同性，将数字技术遮蔽下的资本逻辑不自觉地奉为超现实的永恒神话。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对工人的控制表现为外在的力量。随着机器的发展，劳动资料的活动逐渐独立，工人成为自动化生产体系的一个器官。资本家由此建立起专属的生产管理体系，以法律和制度的方式将他们的统治合法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演变，资本开始逐步放弃传统的外在控制，转向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以制造认同为核心的内在控制。首先，资本转嫁矛盾为制造认同奠定基础。资本发展出“平台经济”这一数字化劳动领域，围绕数据收集及分析的目的，只保留核心技术及服务部门，通过转包或外包绝大部分业务和职能，降低边际成本。在传统的工厂中，劳资矛盾直接表现在管理者和工人之间。如今，平台经济将评价和部分监督的权力赋予用户，实现了矛盾的转移。当双方产生矛盾，平台便成为调和者和裁决者，这在无形中获得了劳动者的认同。其次，虚假的劳动自由削弱了劳动者的反抗意愿。传统的资本主义工厂劳动强调劳动纪律，控制劳动者的外在行为。新生产方式延续后福特制“弹性生产”的原则，表面上赋予劳动者自由，让其自主决定劳动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因此，新生产方式在对比中更受劳动者青睐，削弱了劳动者的抵抗意愿。最后，资本通过正反馈机制造就了劳动者对管理规则的认同。不同于以惩罚为主的管理方式，新机制表现为一场“劳动游戏”：从“要我做”转变为“我要做”。代驾、外卖、快递等劳动往往充斥抢单、接单、提现等游戏式的正反馈机制，评分系统将绩效进行符号化的排行，并与工作收益挂钩。这种游戏任务式的收入规则不断刺激劳动者逼迫自身突破劳动极限，“它并不直接掌控个体……它让个体从自身出发，自己去影响自己，让环境威力法则自发形成，同时还会把这种法则诠释为自由”。后福特制以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强调尊重员工的主体性、实现弹性的灵活生产、加强创新等价值规则。为实现对市场需求的及时追踪和信息反馈，资本建立起个性化、差异化、精致化的灵活生产与弹性工作体系。生产方式的变迁导致治理技术从以否定性为基础的生命权力转向以肯定性为基础的精神权力。至此，资本对劳动者的控制不再以强制贯彻外在规章制度为主，而是以肯定劳动者主体性的姿态，造就劳动者对新型管理方式的认同。然而，劳动者获得的那些自由，只是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不是真正的劳动自由。管理方式的变化只是生产方式转型的附属品，改变的是资本积累模式和剥削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依然没有任何改变。自我控制带来了更高的剥削效率，这意味着资本的剥削程度并非减轻了，而是加重了。“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这表现了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病态追求，也突破了原有生产和生活的时空界限。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病态追求导致工作日的不断延长。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线上办公、平台零工等弹性生产方式在表面上是一种进步，实质上是通过模糊生产和生活的时空界限延长劳动时间。劳动者从前与生产空间的关系是身体性的，只要身体不在场便脱离了生产场景。而如今平台充当了“中介系统”，数字身份和劳动者身体的非同一时空特性，导致数字身份反而成为资本权力入侵日常生活的途径。这不仅将劳动者的生活时间转变为剩余劳动时间，也将劳动者生产和生活中的数据都转化为资本增殖的原料。生产和生活的时空界限的模糊，不仅意味着资本对劳动者日常生活的入侵，也意味着控制生产的原则也成为控制生活的原则。生产中造就认同的控制策略，在生活中表现为情感控制。情感控制的前提是对劳动者的生命记录。数字时代，用户的网络痕迹都会以数据形式存储，以数字图绘为基础的“虚体”成为现实的人的投射。人通过虚体认知自身，发生了一种倒置，即似乎不是实体决定作为镜像的虚体，而是虚体决定实体，虚体表征为异化力量。控制虚体的资本由此掌握了影响用户内在情感的手段，造成情感异化。具体而言，第一，强制透明。透明和信息自由息息相关，本来是人们交往过程中获取信任的基础。然而，透明在数字时代是一种系统性的强制行为。一方面，强制透明带来了数字化全景监控。这种透明是单向的，数字人通过透明化的自我展示构建和运营这一监控场景。虽然表面上那个数字化“资本家”不在场，但资本的监视效率却远高于资本家的监视。另一方面，强制透明塑造了一个自恋主体。透明意味着自我的不断展示，这带来自恋式的自我关涉。这种自我关涉不是一种虚荣，而是人们面对空虚的内心世界时通过出卖自我以博人眼球的徒劳。第二，量化自我。人们相信生命可以数字化，于是自愿使用数字设备量化自身。这种量化不仅分解了自我，也消除了伦理与真相的自我定位作用，使之沦为一种自我控制技术。同时，生活和劳动的目标以数字形式表现为绩效，自我成为一个绩效主体。绩效主体对数字提升的无节制追求带来普遍的倦怠。第三，消灭痛苦。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痛苦是一种治理手段。痛苦的否定性是思想的根本，而社交媒体和电子游戏作为麻醉剂消灭了痛苦，将生存绝对化。资本利用消费的幸福预期使人陷入自我关涉，数字化的长效麻醉导致一种钝化，在消灭真实性的同时，也在消除人对社会关系的批判性思考。此时，资本家利用人对痛苦的恐惧情感，推送商品。与此同时，人们消费的不只是商品，还包括用以镇痛的情感。每个人沉溺于点赞式的消费幻象中，在情感上逐渐麻木。数字技术由此沦为情感异化的帮凶。资本通过控制生活而控制人的情感，经过资本和技术中介与引导的情感不再是每个人内心的真实写照，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机器的欲望。这个外在的欲望反而成为人认知自身的来源。于是，在真实自我与外在欲望的撕扯下，空虚、倦怠和麻木成为常态。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作为艺术品的自我是新自由主义政权的美丽假象，现代的资本主义将自我技术纳入自身，所谓的“永恒自我优化”只是一种有效的统治和剥削方式。19世纪初，大量新机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新技术冲击而失业的工人开始破坏机器，这便是著名的“卢德运动”。“卢德运动”意味着工人面对机器的竞争没有无动于衷，而是采取了粗暴反抗劳动资料的手段。时至今日，随着劳动控制形态的重大变化，劳动者在实践中发展出多层面的抵抗策略。面对数字劳动方式对劳动者的自由和休闲时间的隐性侵占，劳动者试图通过法律争取基本权利，其代表便是“离线权”。法国在2016年最早将离线权写入劳动法典，随后加拿大、比利时、希腊等国相继跟进。离线权指“工人有权在非工作时间脱离工作并有权避免参与与工作相关的电子通信”。在法理层面，离线权衍生于休息权，是工人的基本权利，是数字时代对休息权内涵的延伸，是自由权和请求权的复合、个体权利和集体权利的复合以及“硬法”权利和“软法”权利的复合。在操作层面，协商是离线权的基础，不作为义务是雇佣者的法定义务，硬性的技术隔离措施或软性的弹性表达是离线权的主要实现手段。一方面，离线权是数字时代关于休息权的扩张解释，旨在反对数字资本权力对劳动者日常生活的入侵。另一方面，离线权还是对劳动者获酬权利的保护。离线权所拒绝的劳动往往是下班后发布的工作任务，这部分任务由于不在工作时间，往往没有报酬。劳动者付出了休息时间却难以获得收益。因此，离线权通过明确生产和生活的界限，基于协商原则，赋予劳动者相关额外劳动的议价权。然而，离线权的政策落地并不顺利。2021年，西班牙仅有1/3的雇员认为离线权被他们的公司认可；而最早确立离线权的法国则有60%的远程劳动者没有正式的离线权。问题的关键在于离线权难以实现，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协商困难。离线权存在休息权和获酬权的复合属性。然而实践中，不少人将“离线权”简单等同于在休息时间拒绝一切劳动，忽略了获取报酬的权利，导致劳资双方的协商难以达成。第二，离线权不适用于所有劳动者。例如警察、医生等，或者正在跟进关键项目的劳动者，由于要承担重大责任而无法享有离线权。第三，离线权难以贯彻。离线权只是赋予劳动者拒绝回复的权利，然而更需要拒绝的是资本权力。事实上，劳动者出于自身前途的考虑，往往难以拒绝资本对生活的侵扰。在畸形的职场文化和强势的资本权力面前，劳动者难以拥有真正拒绝的权利。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者对离线权的追求类似19世纪工人关于工作日权利的斗争。离线权只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一次无关痛痒的妥协和欺骗，它既无法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更不可能帮助劳动者摆脱资本控制。数据作为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资产，使得可以提取和控制大量数据的平台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主体和基础。平台是一种新型公司，通过提供数字基础设施，调配不同用户组，具备网络效应驱动下的垄断倾向，它们使用交叉补贴和核心架构控制交互的可能性。然而，平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展现出资本剥削的新面貌，通过与劳动力商品的非等价交换，在窃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同时嵌入主体日常生活的全过程，实现对劳动者的全面控制。因此，劳动者亟须寻求替代平台资本主义的模式。为此，以特雷博尔·肖尔茨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平台合作主义。平台合作主义是尤查·本科勒提出的“基于共有资源的同侪生产”的延续，是一种开放共享、自我管理和合作的道德规范。这是一种利用算法服务合作的商业模式，前提是共有权、民主治理、透明、可持续发展及剩余价值的分配。它基于消费者、提供商、投资者和生产者等多元主体合作运行，包含开放成员资格、平台民主运营、成员间经济互动关系、平台和成员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满足成员的教育培训和信息需求、平台间合作、关心社会等原则。换言之，这是一种致力于民主化的运营和管理方式。平台合作主义希冀以一种民主化的运营和管理方式取代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平台资本主义。但是，它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一，力量薄弱。虽然平台合作主义出现在诸多相关平台上，涵盖诸多领域，但相比平台资本主义力量仍过于薄弱。有些平台合作主义的资金依赖众筹，甚至还需通过金融投机获取。这意味着它在现实运营层面受现有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掣肘。第二，只是一个经济层面的改良方案。不少理论家指出平台合作主义仍属于零工经济，本质上还是一种资本主义结构。与此同时，其运营资金依赖金融资本，无法脱离资本主义体系，只能作为改良措施。第三，存在背离民主的危险。平台合作主义的初衷是民主化管理。然而，平台本身被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赋予了规则制定权、审查权、管理权和处分权，具有明显的“准公权力”特征。因此，平台本身作为“准公权力”，其执行者难逃自我制度化及官僚主义影响，势必影响平台的民主化管理。综上所述，平台合作主义本身既无能力也无可能取代平台资本主义。作为新的经济模式，这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而非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平台合作主义部分赋予了劳动者运营和管理的权力，但无法实现劳动者真正的劳动自由。“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是同资本关系本身一起开始的。”工业时代以来，劳动者同资本与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之间的斗争便从未停止。面对数字技术，数字劳动者的个体反思促使他们逐渐走出“工作自由”的幻象，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试图通过个体反抗或群体合谋实现数字劳动自由。数字劳动者的各种抵抗策略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大体可分为四类。第一，数字罢工。劳动者通过线上退出平台或线下组织罢工以反对平台随意变更规则或侵犯劳动者权益。第二，言论抗争。如游戏陪玩利用其身份在线上社区发布话题，通过碎片化的言论传达自身的经验教训，引导舆论，以达到抵抗平台控制的目的。第三，利用算法。劳动者实施符合算法和平台预期的行为，积极探索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如外卖骑手通过“报备”（在配送因出餐慢而被延误时，通过“报备”延长送餐时间）和“挂单”（以延误送餐时间来换取更多订单）等方式在算法空隙之间谋求收益最大化。第四，躲避平台管理。虽然平台收集的有关劳动过程的数据日趋全面，但算法本身是去场景化的技术，数据的不全面必然导致资本控制的偏差。因此，平台管理的去场景化给予劳动者利用漏洞的机会。例如，快递员通过积累熟客（通过虚假签收、一口价对抗物流跟踪技术的时间控制和薪酬设置机制）、同行共谋（通过串件、倒卖对抗物流跟踪技术的时空控制和薪酬设置机制）等方式逃避资本管理，谋取更多利益。虽然数字劳动者种种个体层面的抗争展示了数字劳动者的不屈斗志和灵活策略，但面对数字资本主义更强大的瓦解抵抗能力，他们的策略难以持久。首先，数字劳动者群体流动性大，缺乏稳定的反抗领袖和反抗团体，虽然具有反抗的意识和意愿，但难以形成持久有效的抵抗。其次，这些策略虽有一时之效，但是，最终会成为强化控制的力量。这些微观层面的策略本质上针对的是数字技术及平台运营的管理漏洞。虽然数字劳动者可凭此获取一时利益，然而平台最终会通过升级技术或修改规则填补漏洞。最后，数字劳动者的反抗只是针对数字技术和平台管理方式本身，没有针对产生问题的真正根源——整个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即使是最激进的数字罢工，对数字资本主义而言，劳动者也只是从一个资本剥削体系跳到另一个资本剥削体系，对整个数字资本主义而言没有根本影响。因此，这些微观层面的抵抗难以持久，只能图谋资本主义内部的改良，无力改变资本对于数字劳动者控制和剥削的现状。针对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控制和劳动异化的批判一般存在两条路径，即生产关系批判和生产力批判，也可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与存在论批判路径。前者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理论为代表，强调劳动者不幸的根源在于市民社会中不平等的关系以及资本家对劳动者对象化产品的剥夺。后者以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为代表，将批判矛头直指技术与现代性，将现代人的种种悲剧归因于某种抽象的统治力量。事实上，数字劳动者的抵抗方式在表面上虽各有千秋，但实质上均指向数字技术及相关管理方式。不论是19世纪的产业工人还是21世纪的数字劳动者，他们的策略均以生产力批判为底色。物化意识的遮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卢卡奇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数字劳动者的物化意识表现为数字拜物教，这不仅是对数字化的崇拜，也是对数字技术的直观态度。数字劳动者无法理解作为形式的技术与作为内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只能停留于对最直接的形式的认识，将矛头指向技术本身。当劳动者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数字技术时，便走向了难以摆脱的自我困境。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肯定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上的巨大贡献，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拒斥技术带来的生产力进步，否则只是一种乡愁式的“反动社会主义”。因此，生产力批判便陷入矛盾：既要批判技术，又无法拒绝技术。这导致基于生产力批判展开的抵抗策略要么没有现实性，如有学者认为摆脱数字全景控制的唯一方法只有拒绝数字技术，反对一切数字化发展；要么不具有革命性，如德勒兹和加塔利主张的，以旁观者的身份站在资本主义这一巨大的欲望机器之外，等待资本主义的自我颠覆。因此，基于生产力批判展开的抵抗策略无法承担扬弃数字劳动异化、走向数字劳动自由的重任。此时，留给数字劳动者的只剩生产关系批判的道路，问题的关键转变为从生产力批判回归生产关系批判，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起攻击。马克思早已认识到生产力批判的局限，他在评价“卢德运动”时指出，“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质言之，数字技术的进步带来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控制形态的变化，表现为数字化生产资料和数字劳动者的短暂结合的形式上的变化，其雇佣劳动的本质并未改变。数字劳动者依然要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使用，劳动者在资本家监督下为资本家的利益而生产，劳动成果归资本家所有。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然存在，劳动者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因此，要使被束缚的灵魂重归自由，必须回到生产关系批判路径，重塑无产阶级集体性，摆脱数字拜物教的意识形态幻象，砸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锁链，迈向数字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不仅要用暴力打碎数字资本主义的锁链，还要建设数字社会主义的新世界。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和进入“消费社会”，拉克劳和高兹等左翼学者认为无产阶级已经没落，如高兹在《告别工人阶级》中宣告无产阶级革命性的衰退。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的变化导致大量数字零工出现，有学者借史坦丁的“流众”概念指代这些缺乏稳定工作、身份以及话语的新无产阶级。然而，实践证明，这一群体缺乏集体性，以微观抵抗为主的手段难以持久有效地抵抗数字资本主义的控制。因此，无产阶级亟须重新积聚力量，不仅需要新无产阶级，也需要团结传统无产阶级。数字技术为此提供了条件。一方面，数字技术在造成结构性失业的同时，卷入一批本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无产阶级队伍得以壮大。另一方面，数字媒体为无产阶级提供了便捷的沟通渠道，促进了不同地域劳动者的交流。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和交通工具的发展进一步打破了工人联合的时空限制，为工人的广泛联合提供了新的客观基础。重塑无产阶级集体性的条件日益成熟，亟须一个领导核心，带领他们“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因此，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和方法，将高度个体化的新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聚合传统无产阶级共同反抗数字资本主义。第一，统一领导。数字劳动者基于生产力批判的抵抗策略充分暴露了缺乏领导的无产阶级的局限性。政党集中代表本阶级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意识。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可以凭借先进模范力量，带领群众开展政治活动，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共产党的任务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第二，统一意识。在数字时代，多元思潮凭借数字媒体对无产阶级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这些思潮以新自由主义为主，使劳动者沉迷于网络景观、消费主义，通过过分强调劳动者的个体性，消解无产阶级集体性。因此，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强对无产阶级的教育。正如列宁指出的，工人本身无法自觉形成社会主义的意识，相关的意识必须由外界灌输进去。因此，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的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加以教育和引导。在实践层面上，相关教育和宣传可基于数字平台获得更广泛的传播。这要求无产阶级政党积极利用数字技术，加强信息收集、处理与发布的能力，拓展沟通与教育群众的渠道。总之，无产阶级政党要自觉承担起数字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导力，增强无产阶级的集体性。第三，统一行动。同资本主义斗争的事业离不开大规模、有组织的反抗运动，如“占领华尔街”运动在体现群众运动潜力的同时，也说明缺乏政党领导和鲜明目标的运动势必走向分化和失败。因此，坚持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统一的群众运动。这不仅要求无产阶级要在行动中放弃个人主义倾向，也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反剥削斗争中必须不断对劳动者进行教育，激活他们对共产主义和集体力量的渴望，制定共同的愿景与策略，将个人利益汇聚和上升为集体利益，在行动中塑造团结的集体主体性。拜物教是一种观念幻象虚境，是现实社会关系的歪曲映现，为经济物役性现象提供了观念前提。数字技术的革新与发展在提高数字处理能力的同时，也使人陷入对数字与数字技术的崇拜。数字拜物教并非主观的数字崇拜，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观念幻象，只有扬弃资本权力或用新生产方式加以替代，数字拜物教的神秘性才会消退。第一，树立正确的技术观。生产力批判路径容易造成对技术的排斥或崇拜，因此，必须超越两个极端，树立正确的技术观。一方面，要加强知识教育。在阶级社会，教育不平等造成知识被统治阶级垄断。知识的缺乏阻碍劳动者对技术的全面认知，阻碍了劳动者争夺技术的领导权。因此，必须加强劳动者的知识教育，“知识是他们争取解放的武器”。另一方面，要将数字技术还原为生产力。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数字技术是追求剩余价值的工具。因此，要将数字技术还原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工具，转变为解放的力量。具体而言，要构建以合作共享为核心的数字生产体系，优化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方式，推进数字资源的高效收集与利用，让劳动者拥有更充裕的时间和更富足的物质生活，充分自主地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才能，促进数字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解放。第二，夺取平台领导权。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消灭商品拜物教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才能彻底扬弃商品拜物教，这在数字时代表现为夺取平台领导权。一方面，夺取作为生产方式的平台。平台是数字资本借以收集和分析数据进而积累数字资本的空间。在资本逻辑下，平台塑造了一种不稳定的数字生产方式，无偿占有用户的数据进行数字资本积累，带来了数字生产关系的不平等。因此，无产阶级应在政党领导下通过夺取数字平台的领导权，将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平台改造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平台，将价值目标由追求剩余价值转变为追求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建设作为“数字公地”的平台。“数字公地”是一种非商业性的、具有隐私意识、用户个人控制的开源性的平台。具体而言，“数字公地”建立在没有等级控制的平等主体间的数字交往之上，每个人都可以控制自己的数据节点。这是不同于强制力的路径，意味着数字劳动者对传统平台干预和控制其生活的抵制，他们通过互联网来开放数据的所有权，从根本上瓦解数字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第三，设想数字社会主义愿景。数字社会主义是与数字资本主义相对的社会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要求数据资源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全部由人民共创共享，由此将数字技术还原为解放人类劳动、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工具。有关数字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当前包括三个方案：狭义的“数字社会主义”“赛博共产主义”和“交往社会主义”。三个方案均属广义的“数字社会主义”，只是代表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理论旨趣。狭义的“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非物质劳动”，因此，强调数字经济中的组织机构和生产资料的共有；“赛博共产主义”是对苏联理性主义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反思，认为数字技术为实现共产主义计划经济提供了技术基础，因此，强调政治、计划与资源配置；“交往社会主义”基于资本主义网络化的现实物质条件，以数字化、智能化和虚拟化的网络体系考察当代关系，通过对“交往资本主义”的反思，构建未来共产主义的图景。这些方案虽然仍停留于理论层面，但是却勾勒了数字革命的前景，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镜鉴。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当前，我国仍处于中度数字化的社会阶段，虽然拥有一定数量的大型数字平台，推动了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但由于科技积累不足，与高度数字化社会仍存在一定距离，“同世界数字经济大国、强国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还要看到，我国数字经济在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规范的苗头和趋势”。第一，利用和驯服数字资本。数字资本虽具有野蛮的一面，但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其一，利用数字资本。资本是重要生产要素及配置资源的重要工具，也是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适当利用数字资本，有利于激发各类资本活力，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其二，治理数字资本。数字行业发展初期，监管技术和管理制度的不足容易导致资本无序扩张。因此，必须加强对数字资本全产业链的引导与规范，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填补监管漏洞，完善反垄断立法，杜绝系统性金融风险。其三，驾驭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作为社会力量，一旦达成对它的共识，人们便可通过灵活运用经济规律驾驭它。驾驭数字资本的根本立场就是以人民为中心，按照不同产业部门的现状配置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调整分配制度，将控制论的方法运用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调控，实现社会生产的协调性与企业内部生产组织性的有机统一。第二，加强技术攻关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的进步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因此，要建立新型举国体制，协同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形成“政产学研”深度合作的链条，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科技发展的动能，集中力量攻克技术壁垒，占领技术制高点，推动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在此基础上，通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和应用数字技术。新型基础设施是随着数字技术发展而产生的基建升级，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重要载体。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要严谨规划，科学布局，坚持聚焦重点和因地制宜的原则，避免相关设施建设在空间上的不平衡。另一方面，坚持市场导向与多主体推进。在坚持市场主导的前提下，政府加以政策指导与监督，形成跨部门、跨主体联动协同创新的新基建格局。第三，推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阵地与驱动力，直接决定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一方面，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产业数字化是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过程，推动产业数字化的关键在于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提升生产效率。对管理者而言，政府要加强监管，进行政策扶持；对生产者而言，企业应进行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推动数字产业化发展。数字产业化的目标包括形成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与新体系。将数字产业化发展由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关键在于沿着业态创新、行业变革、产业赋能与技术创新的道路发展。第四，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是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的关键。因此，建设数据要素市场是加快数据流通，提高生产效率，推进数据要素与实体企业融合发展的必由之路。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建立分级分类的交易制度，围绕数据确权、交易规则以及争议仲裁等问题规范市场。另一方面要构建以政府为引导、市场为主导的交易体系。依法建立完善的数据市场准入制度，加强登记备案；鼓励市场内自由交易，基于数据交易所的实践经验，形成统一的数据交易制度；利用国家强制力，打击市场外非法数据交易。数字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这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如今数字劳动控制的新发展与劳动者反抗的困境，不仅意味着这些问题在本质上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范围，反而凸显出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必要性。数字劳动控制只是形态的变化，其本质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因此，唯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颠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彻底实现真正的劳动解放。除此之外的后现代理论话语只是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阐释，是“批判的武器”，但是关键在于“武器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将矛头直指历史宿命论，这意味着劳动的解放、人类的解放不会自然到来，共产主义也不会自然而然实现，彻底的变革绝不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式的旁观和等待可完成的。因此，我们需要一方面拥抱数字技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则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和方法，坚持进行现实的不懈的斗争。对劳动者而言，是异化劳动造成了劳动的痛苦与生活的不幸。因此，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批判异化劳动造成的劳动的幸福感的缺失，并致力于在劳动和幸福的本质关联处探寻劳动幸福的途径。身处数字时代，我们更应明白，幸福来之不易，透过数字世界的镜花水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这要求我们超越狭隘的资本逻辑，依靠全社会劳动人民持久而务实的努力来追求幸福目标的实现。[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4]〔德〕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5]〔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6]〔加拿大〕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7]蓝江：《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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