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旸：电商平台 地主还是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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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商家对电商平台的抱怨越来越多。平台抽成比例越来越高，迫使商家参加各种打折促销活动，仅退款等不合理的规定，商家营业额虽高但利润低得可怜，凡此等等，都让商家和平台的矛盾尖锐起来。

 

不仅是电商平台，滴滴这种非实物服务平台，司机对平台的怨气也越来越大。

 

当然，仅仅因为商家、司机等有怨气，不能证明平台就做错了。平台是商业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也属正常。而且，我国对行业垄断的管理很严格。平台虽然对商家有压倒性优势，但真正垄断市场的平台，几乎没有。商家、司机总有其他选择，并没有被平台绑定。

 

不过，平台-商家矛盾的焦点，或者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垄断或者平台的利润，而是平台和商家到底是什么关系。换句话来说就是：电商平台，到底是地主还是资本家？

 

下面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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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刚出现的时候，形象是收地租的地主，或者说，把线下的房东收租，挪到线上。

 

线下实体商业，除了自有房产的以外，都要去某个房东那里租房子营业。房东要么是私房业主，要么是大商业中心——比如万达广场——的开发拥有者。商家和房东的关系，类似于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农民种地，收获以后，拿出一部分，给地主交租子。地主靠地租获利。地租一般按照某种比例计算，比如年收获的几成。

 

 

资本家或者说企业家，和地主获利的方式不同。企业家投资创办企业，购买机器设备，招聘工人和管理人员，组织他们进行生产经营。工人和管理人员服从企业家的指挥，企业家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让他们怎么干，他们就怎么干。

 

企业如果成功获得收入，企业家支付各种成本——房租、水电、设备折旧、人员工资等等。剩下的钱，也就是“剩余”，是企业家的利润。企业家挣的是剩余价值。

 

电商平台刚出现时，挣的是类似地主的租子钱。平台在网上做出一个虚拟“大商场”。商家在这个虚拟大商场里租个铺面，经营卖东西。得到收入以后，给平台交“房租”。电商平台靠这些租金获利。

 

地主-农民，企业家-工人这两种关系，各有利弊。

 

地主只是按时收租子，对农民的生产活动不怎么管。农民自己看着办。年景好，农民收入多了，只要交够地租，多出来的收入，和地主无关。当然，年景不好，农民要是赔了，也和地主无关。地主好心，灾年荒年，或许会减租减息，但不减，农民也没办法。

 

企业家和地主不同，他们要指挥工人生产。而工人之所以服从他的指挥，是因为企业家按时给工人发工资。至于企业经营好坏，挣钱多少，是企业家操心的事，工人一般无需操心，也无权管理。

 

这两种关系，都大致实现了权利-责任平衡。拿多少钱，管多少事。所以，在社会中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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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电商平台发展了一些年头以后，渐渐有了变化。

 

从权利-责任平衡这个角度看电商平台，会惊讶地发现，电商平台和商家的关系，是不平衡的。平台一方，既有地主收取固定地租的好处，也有企业家获取剩余价值的好处。而平台上的商家和劳动者，既要像农民那样自担经营风险，还要像工人那样服从指挥，没有自主权。

 

一言以蔽之，平台几乎占尽了所有好处。

 

首先，平台从商家的经营额中按比例抽成。这相当于地主从农民的收获中按比例提取地租。地租这块的钱，平台挣走了。

 

接下来是重点。

 

由于信息技术的作用，平台对商家的各种经营数据：访问流量、成交额、客单量、价格、利润、现金流等等，一清二楚。而这些数据，传统的地主是不掌握的，传统的房东也是不掌握的。

 

因为掌握这些数据，平台就能像企业家指挥工人那样指挥商家。比如，看到你生意好了，就提高你的流量费。根据你的营业额，要求你参加某个促销活动。看到你的经营品类深受市场欢迎，就引入更多类似商家。

 

有的平台更加过分。看商家某种商品走俏，平台自己直接下场，推出山寨仿品。

 

 

流量分配，是平台手里的大杀器。传统商场，各商户凭自己的本事招揽顾客。商场只管挣租金，不干涉商家之间的竞争——想干涉也很难。商家的经营数据，商场不掌握。电商平台则不然，他们对各商家的经营情况洞若观火。这样一来，平台就可以把流量尽可能向商家卖个高价。

 

这和企业家分配工人的工作岗位，差不多了。根据企业的需要，为了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企业家把工人分配到相应的岗位，并随时做出调整。工人必须服从。问题是：工人服从企业家，就可以挣到工资。商家被平台指挥，却仍然自负盈亏。赚钱了，平台参与分钱；赔钱了，你自己活该。

 

网约车平台对司机也有这种优势。传统出租车公司，对司机的管理，很粗放。司机只要交够份钱，司机到底挣了多少钱，怎么挣的，出租车公司是不知道的。

 

但对网约车平台来说，司机的运营情况，非常透明。这样一来，平台就可以做出各种针对性安排。看到你收入高了，就少给你派单，或者派给你的都是“苦活儿”。新加入的司机，多给他派单，让他干劲十足，以吸引更多司机加入。

 

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平台相当于在所有商家、劳动者身边安插了他们的人，掌握所有数据，随时指挥、调动商家、劳动者，精准地控制商家和劳动者的利润，直接说就是，不让你们挣到太多钱，这样，确保大部分利润归平台。

 

在这样的劳资关系中，平台既能挣到按比例的地租，也能挣到“剩余价值”。平台上的商家和劳动者，既要像农民那样自担风险，又要像企业里的工人那样“服从命令听指挥”。而且，商家和劳动者的利润实际上是有天花板的，不可能太多。多出来的，平台一定有办法拿走，变成他们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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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平台这种“两面通吃”的地位，是不合理的。电商时代的平台-商家之间的权利-责任关系是不平衡的，过分倾向了平台一方。

 

这种不平衡给国家的相关管理提出了新课题、新挑战。那就是：电商时代，怎么实现双方的权利-责任平衡？

 

还有重要的一点。企业中的劳动者，享有各种法定的劳动保护和福利，比如五险一金等等。这些权利，是多年劳资博弈的结果。

 

现在，电商平台用巧妙的办法，实际上豁免了这些劳动保护和福利。从这个角度看，电商平台无异于是一种“超级资本家”——无需承担任何对劳动者的保障责任，众多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劳动者，为平台这个超级资本家创造着剩余价值。

 

平台对商家、劳动者几乎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只负责发号施令和收钱。

 

 

其实可以说，电商时代，平台和商家、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更接近工业革命初期“野蛮资本主义”的状态。资本家赚到超级利润，劳动者只能在生存线上下挣扎。

 

“野蛮资本主义”的结果是：广泛激烈的工人运动和彻底改变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席卷全球。信息时代电商时代，“野蛮资本主义”重返人间，那么，新时代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还会远么？

 

作者：李子旸 ；来源：铅笔经济学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