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易中天教授对信仰的认知存在偏差，将信仰狭隘地理解为超自然、超世俗的宗教信仰，摒弃了世俗信仰，进而否定了中华民族信仰的存在。这一认识正是基于对中西文明的倾向性阐释，易中天教授在“贬低中华文明，膜拜西方文明”的文明立场上丧失了民族信仰，并在为“财富精英”的辩护中漠视信仰的人民性基础，无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看不到私有制是“贫穷、愚昧之源”的历史事实，反映了有产阶级或“财富精英”的利益需求。揭开易中天教授所谓的唯物史观幌子，就能发现其内蕴的“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易中天教授理论依据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使其言论极具蛊惑性和隐蔽性，公众在其谎言误导下会间接形成对民族信仰和中华文明的质疑。易中天教授关于中国人无需信仰的言论，究其根本，也否定了世俗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基于此，必须坚定高举马克思主义信仰大旗，并以知行合一的信念践行科学理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1]一个人没有信仰，就会变成无根浮萍、行走“僵尸”；一个国家没有信仰，就会四分五裂、任人宰割；一个民族没有信仰，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受人欺凌。而易中天教授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和出版著作中提及中华民族没有信仰，中国人也不需要信仰。易中天教授对民族信仰的否定折射出他对中华文明的虚无态度和人民立场的失，在“普世价值”的虚伪谎言中不断贩卖新自由主义价值观。让“无信仰”的人讲信仰，带来的只有信仰的崩塌和瓦解。为此，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唯物史观，驳斥易中天教授关于信仰的谬论，以增强我们的民族信仰自觉与自信。在易中天教授看来，我们的民族从来没有信仰？[2]他自始至终的观点是：“中国原本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3]；“信仰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地相信，比如上帝或安拉”；“没有宗教，就不会有信仰”[4]。由此可以发现，易中天教授将信仰狭隘地界定为宗教信仰，把宗教定义为以信仰为核心的一整套价值体系、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宗教是超自然、超世俗化信仰的社会文化形态，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揭示了宗教从作为统治工具的国教转变为市民社会中人的有差异的信仰[5]。宗教成为可供人们自由选择的信仰形态，宗教信仰“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6]。宗教信仰是“孤立个人”在其社会-精神紧密联系的内在需要引导下从事的活动，因而它本身也是社会性和精神性极强的活动，用于满足现实中“孤立个人”的社会需要和“孤苦灵魂”的抚慰需要，以及消除和解脱现实压迫与困难疾病的渴望。因此，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宗教虽然形式上比较虚幻、神秘，却是以精神文化的方式，意图解决现实生活不自由、不幸福的问题。宗教只是信仰的早期和粗陋的形态，而并非信仰的全部含义。信仰本身是包容的，信仰的含义包含着处事的态度和为之付出的行动，是“知行合一”的行为总体。为适应社会发展，宗教形态的信仰不断历经世俗化变革，自近代以来，随着理性主义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一些信徒将对神媒的精神寄托转向为对理性的追求。从图腾崇拜到神人同体的上帝，再到人格化的神被理性信仰取代，信仰不断凸显世俗化。[7]因此，在超世俗的宗教信仰之外，还存在世俗信仰。宗教信仰基于“神-天-人”的神秘整体性，而世俗信仰以天人整体性的客观现实性为基础。[8]随着社会发展，世俗信仰在不同社会环境中萌生，并与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互动。信仰并非完全的、超世俗的、纯粹的抽象，信仰世俗化并非悖论，只是易中天教授在对信仰的狭隘理解中摒弃了世俗信仰。基于对易中天教授信仰认知的辨正，信仰必须从超越宗教的意义上理解。除了近现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传统的私有制社会中，中国人对超自然、超世俗宗教的信奉是一种信仰，对神怪的崇拜也是一种信仰，这种从属地方性的民间信仰，具体信奉对象与当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有着密切联系。易中天教授所提及的中国人对玉皇大帝、菩萨、女娲、妈祖、关公等的所谓实用主义的信奉，不外乎是对超世俗对象的世俗崇拜。美国学者欧大年认为：“地方性的民间信仰有他们自己的组织形态、秩序和逻辑，并制度化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是人民最真实、也最具体的活动、仪式和信仰。”[9]宗教信仰或基于地方民俗的信仰也并非中国人信仰的全部。作为信仰对象，是高于现实的因而具有理想性的价值[10]，我们对积极入世的儒家文化的追崇，对大同社会的向往，是根植于社会的世俗信仰；对佛家的出世观念，对“轮回转世”的认同，也是一种信仰，这些信仰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追求。所以，信仰是包容的，可以是超世俗的，也可以是世俗的，甚至可以是两者参半的。在《易中天中华史·莫基者》中，易中天教授谈到中华文明有三种精神：人本精神(即无神论)、现实精神(即信而不仰，不承认彼岸世界，但不排除大众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民间信仰”)、艺术精神(即礼乐教化等)。[11]这三种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世俗信仰的三个要素，恰与他所谓的“无信仰”之说相矛盾。不同的世俗信仰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信奉对象来自不同的社会土壤，随着所处社会环境和社会现实的变化，人们寻求不同的精神寄托企求解决世俗的现实问题，这反映出不同时期、地域等因素的信仰需要。但易中天教授将信仰狭隘地理解为超自然、超世俗，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唯物史观，这是一种“非历史”和“非社会”的观点，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关系，以纯粹抽象、狭隘唯心的观点认识信仰，是为本质性错误。
易中天教授得出中华民族无信仰的论调，与其长期对文明本身的理解，尤其是对中西方文明不同态度倾向的阐释是分不开的。只有在精准理解中华民族历史及其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才会挺立起坚强的民族自信心。[12]民族信仰应建立在文明认同的基础上，如果不认同中华文明，又何谈对中华民族文明的信仰？易中天教授以非唯物史观的标准衡量中华文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竟然找不到自己的信仰，又从中华文明没有宗教信仰得出我们连恒定的价值观都没有的结论[13]，易中天教授在对中华文明的曲解和贬低中丧失了民族信仰。历史文化工作者必须基于一手资料，反复考证和拼接所收集到的事实“碎片”，对其做出客观公正的事实阐释，从而尽可能贴近真实发生的历史；而易中天教授主观割裂历史，庸俗解读文化，为追求标新立异而以评价的支流为主流，以“新”视角解读历史文化之名行歪曲历史文化之实。通过对易中天教授著作及公开演讲的考察，我们发现易中天教授从文明的历史源头、文化传承上皆致力于贬低中华文明。1、以西方标准截断历史源头：中华文明仅有3700年易中天教授以宗教、哲学和艺术为标准衡量中华文明史，得出中华文明最早的起源只能从二里头遗址算起，因此中华文明只有三千七百年[14]。为考古求证中华文明的起源，我国于2001年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发掘中华文明的源头，该项目已在良渚遗址发现城市遗迹王巍指出：“以良渚为核心的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等成果，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无可辩驳地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15]而易中天教授以哲学、宗教和艺术的出现、城市和文字的考证来敲定中华文明起源的这套标准正是西方社会对文明认知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16]随着考古工作持续开展和深入，新的地下物不断出土，学者不应停滞地看待史学研究的对象，必须坚持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发展、全面、系统、联系的观点，而非静止、片面、零散、孤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审视历史。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现在还在往前探源，并相信“我们的文明史更悠久”[17]。然而易中天教授却急于为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划定上限，无须西方出场，易中天教授便自我矮化了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18]翻开易中天教授的著作，就会发现书中掺杂了大量的“性崇拜”和“生殖崇拜”，刻意在阐述中渲染低级趣味，制造低俗情趣。传统文化不应被束之高阁，应当以鲜活的方式呈现出来，但易中天教授对传统文化的加工处理，反映了他刻意迎合消费主义和乐主义的庸俗价值观。传统文化要想普及必须做到大众化、通俗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可以用于哗众取宠，以吸引眼球的方式庸俗化，低俗化。易中天教授的著作在市场上大行其道，在强烈的视觉冲击下，给读者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往往不是传统文化的真谛和历史事件的本质性、规律性认知，而是这些经过加工处理的扭曲画面。“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19]，易中天教授的著作，必然会对民众的历史认知和文化素养造成负面冲击。更为甚者，易中天教授在其青少年普及读物《易中天中华经典故事》中，直接以文字叙述或插图的形式向读者灌输其畸形的价值观和偏离原意的中华经典解读。如书中对孔子的描述：“孔子的课堂上是有音乐伴奏的。孔子的课堂上是能畅所欲言的。孔子的学生是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的。孔子自己是喜欢春游的。他也不怎么励志。”[20]易中天教授从何得出这样的结论呢？通过上下文，可知它来自关于孔子赞同曾皙志向的曲解：“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孔子一生刻苦读书，创立私学，普及教育事业，周游列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即便到处碰壁也致力于传播儒家思想，为君王提供治国之策，而易中天教授就因为曲解孔子师徒所向往的融入自然而又其乐无穷的志向，所以他不理解这实际是一种与“孔颜之乐”相通相契的极为高远的理想人生境界和社会状态，就得出孔子不怎么励志的浅薄结论，这完全是对孔子及其学说的诋毁。此外，在这套书中，易中天教授讲唐朝长安的商业区时强调“陪酒女郎”，汉高祖的功绩体现在“泡如泡吧”，齐宣王喜欢听“小妞唱曲”，以“与情郎夜夜笙歌颠鸾倒凤”，甚至以露骨，低俗的插图来阐释孔子所言的“名不正、言不顺”的结果。这样的事例出现在儿童读物中实属不恰。实际上，易中天教授不过是借助传播传统文化的幌子，向青少年灌输其低俗、庸俗的价值观。通过这种普及读物，青少年得到的关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将对我国的文化自信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造成怎样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综上，易中天教授对中华文明的解读呈现出虚无化倾向，实际在曲解中贬低了中华文明消解了中华民族信仰，尤其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一代，危害极为巨大，必须严正对待并加以分析批判。易中天教授近年来的代表性著作当属体系庞大的《易中天中华史》，这套书虽说是以全球视角审视中华文明的位置，但随处透露着易中天教授对西方文明“不明是非”的追崇。实际上，希腊人如此热衷于殖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独立。也就是说，一个部落或城邦的大家族如果人口过剩，那些地位相对较低、又不甘心被边缘化和底层化的“调皮捣蛋分子”，就会选择远走他乡，自立门户……航海让他们体会到自由，殖民让他们懂得了独立。那么，经商的意义又是什么？学会平等。[21]美国，是希腊城邦的“转世灵童”………这就是“美国精神”，同时也是“希腊精神”。独立、自由、平等，科学、民主、法治，一以贯之，薪尽火传。[22]样本就是美国。这个制定了人类第一部成文宪法的国家，这个谈出来而不是打出来的国家，是民主、共和、宪政的典型。[23]古希腊殖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确实是城邦内部斗争不断，失败者在本邦难以发展，以及城邦的人口数量超出了城邦的承载力。然而，易中天教授仅站在希腊殖民侵略者的视角看待这段历史，将殖民者轻化为“调皮捣蛋分子”，忽视了殖民者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剥削、给当地土著居民造成灾难的事实。唯物史观不是以主观意识解读历史，而是从社会存在出发，对于这一点，易中天教授似乎也以为然，他曾多次提到要对历史抱以“历史之同情”，要了解历史人物当时的境遇和活动缘由。然而，在具体剖析时，易中天教授却被自己的主观意识所支配，个人立场和价值观念占了先锋，他对诸多历史事件的分析有悖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希腊在建立殖民地后，新的殖民地仍然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但美国也是如此吗？美国是希腊的“转世灵童”吗？美国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后，从反抗殖民侵略演变成“继承”殖民侵略。在自身获得独立以后，仍然采用这种方式将自身受到的压迫强加于其他民族。美国推动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西进运动，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断扩大殖民侵略地区和范围，在对华侵略战争中掠夺了大量财富，提出“门户开放”等政策，要求在侵犯中国利益问题上与其他侵略者机会均等，这都是美式帝国主义武力扩张、血腥压迫其他民族的确凿铁证。易中天教授把美国争取独立解放的一小段历史引申为一部完整的美国史，无视美国在追求自身独立、自由、平等后迫使其他国家和地区陷入不独立、不自由、不平等的境地。如此一个“战争贩子”“侵略大国”，易中天教授却将独立、自由、平等的帽子戴到美国头上，将其概括为“美国精神”，使美国摇身一变成了独立、自由、平等的标杆、典范。易中天教授在北京理工大学发表“我的历史观”演讲时曾提到，历史学科是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相比，其结论不必证明，也不能证明。[24]虽然历史学在价值性评估方面无法用实证方法得出标准答案，但历史研究必须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高度重视一手史料，并通过不断考据，尽可能贴近和还原历史真相，并从中合乎逻辑地引出评价性结论。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25]，如果历史不需要证实和证伪，那么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易中天教授虚伪的“双标”史观至此已露端倪。易中天教授膜拜西方文明，甚至不惜为部分负面事件开脱，但他的论点和依据却经不起推敲，实则是拿片面的、裁剪过的史料，用局部的、微小的历史事件来代表整体的、全面的历史。“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26]而易中天教授在分析历史时，存在只摘取和渲染符合自己需要的材料，通过断章取义来标榜自己“独树一帜”观点的情况。此类例证颇多，但限于篇幅，这里只举典型一例，易中天教授在《帝国的终结》一书中，曾对鸦片战争的性质作了如下分析：谁也没有想到，那些家伙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居然不是掠夺钱财和妇女(此类罪行多半顺手牵羊)，更不是间覆政权，而是通商贸易和传播文化(比如传教)。事实上，1840年那场战争，在英国人那里就被称为“通商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说得白一点，英国人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战争，只不过是要和我们做生意。[27]其他条约也大体如此。它们常常被说成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其实并非条条都不平等。比如“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目保佑身家全安”，就不能说是不平等。“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也只是为了“贸易通商无碍”，并无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之意。何况“恩准”二字，也给足了大清面子。[28]就算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沉”的《辛丑条约》，其中也不乏要求平等之处，比如要求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就是。[29]易中天教授竟以西方列强的视角来解读鸦片战争，由此得出“鸦片战争只为贸易论”“战争平等论”的结论。英国人自然不会轻易承认他们向中国倾销鸦片的事实，易中天教授从英国人那里得出“通商战争”的结论，就好比抗日战争时期从日本侵略者那里获知日军在中华领土上与中国人相处“其乐融融”！列宁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30]更何况，易中天教授以条约中列强对清政府的几句“客气话”来减轻清政府遭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认为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就是平等之处，可事实是西方列强要求将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将一切涉外事务放在清政府最重要的位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31]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才强调：“任何人想要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32]易中天教授如此美化侵华战争，不敢想象缺乏批判思维的读者在易中天教授的引导下会如何看待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每个社会成员民族自信心的确立和愈益坚定，便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实践发轫点，也是真正践行民族信仰的起点”，[33]易中天教授站在推崇西方文明的基本立场上，将中华文明本身置于否定之中，又怎么会形成民族信仰呢?
易中天教授到处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本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并多次在公开演讲和访谈节目中大谈马克思主义对他的影响，但事实上，易中天教授并不敢直面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如果我们揭开易中天教授思想的本来面目，就会发现他“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34]。在名利双收的诱惑下，易中天教授受资本逻辑支配，为不同时期的有产阶级、剥削阶级或“财富精英”辩护，背离了人民立场。既然信仰的人民基础都被其漠视，他又怎么会承认中华民族有信仰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35]唯物史观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创造和推动作用，《神圣家族》中的一段话清晰地表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36]。因此，人民群众的历史是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内容。而易中天教授却忽视人民立场，其著作只体现王侯将相、士大夫之类历史人物，对农民阶级则缺乏关注。古代的史书编纂多以士大夫为视角，主要关注帝王将相及英雄人物，侧重政治和军事的记录，相对忽略对普通民众活动的考察。但自新史学以来，各类地方档案、民间文书受到广泛重视，社会史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挖掘并丰富了记录人民群众历史活动的史料。易中天教授以宏大的国家制度和中华文明为主线，但这部“鸿篇巨著”的中华史，对农民起义的介绍仅限于陈胜、吴广起义，对黄巾起义、黄巢起义等有些许论述，而对其他的群众运动、民间活动只是蜻蜓点水，相较于撰写王侯将相、精英人物的篇幅而言，简直就是微不足道。进行历史研究既要充分肯定杰出人物的特殊作用，同时又要把他们的贡献放到恰当的位置上，特别是置于人民群众总体上的决定性作用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来评价，决不能把历史写成王侯将相、英雄人物的历史，要坚决反对历史评价中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历史是一个过程，中国封建王朝的推翻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37]，推动历史发展的最强大决定力量正是人民群众，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不断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8]。农民阶级固然有其局限性，但是一次次农民起义也在促使农民阶级走向成熟，而这极少在易中天教授的关注范围内。在《先秦诸子》一书中，易中天教授曾提出：“文明、富裕、发展、科技进步，也绝不是导致罪恶的原因。贫穷、愚昧、落后，才是万恶之源。”[139早些年关于“贫穷和愚味是万恶之源”的主张并非易中天教授唯一公开发表的言论，在对比谷爱凌和“铁链女”时，易中天教授认为：“谷爱凌享有的，是富足与自由。铁链女面对的，是贫穷和愚昧。贫穷和愚昧，不可能塑造健全人格，只能造就人间惨剧。”[40]他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本，认为《哥达纲领批判》中“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讲了富足，《共产党宣言》中“自由人联合体”讲了自由，在以此佐证其观点后，得出“富足与自由是理想社会的前提，贫穷和愚昧才是万恶之源”的结论，而这实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明显曲解。首先，我们来看富足，易中天教授所引“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如是表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41]马克思在原文中已经明确指出理想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易中天教授却将其模糊处理，以“理想社会”代之。易中天或许主观上并不认同共产主义社会，毕竟共产主义社会与他的私有产权信仰背道而驰。经易中天教授删减后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仿佛变了味儿，他以裁剪换词后的文本试图论证其富足的观点。而马克思所提到的富足，是劳动创造出来的，是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劳动人民的共同劳动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富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易中天教授并不懂什么是劳动价值论，通往富足之前的贫穷被他视为万恶之源，由此我们可以发问：万恶之源是贫穷吗？贫穷之源又是什么呢？易中天教授如果真正意义上接受马克思主义，断然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也曾多次提及造成贫困的万恶之源，如马克思在揭示工资本质时提到：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同资本家一起分享剩余价值的人）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是用延长劳动日，或者提高生产率，增强劳动力的紧张程度等等办法，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越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越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42]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万恶之源正是私有财产制度。在私有制下，“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43]。正是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造成了无产阶级贫困的加剧，可是易中天教授却对这段话做了剪裁和扭曲。我们再来看《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的论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4]与共产主义社会相对立的是资本主义旧社会，与每个人自由发展相对立的是资产阶级的排他性“自由”发展。正是私有制造成阶级对立，造成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贫富差距和受教育程度不同，因而才滋生贫穷、愚昧与富足、自由的对立。但是，易中天教授却从中得出贫穷和愚昧是万恶之源，好像贫穷和愚昧是某些人天生的、先在的、固有的、永恒的。究其根本，贫穷和愚昧只是表面现象、只是私有化社会历史运动的结果，万恶之源是私有制。易中天教授处处为私有制辩护，而人的真正解放恰恰建立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之上。易中天教授无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造成贫穷和愚昧的根源，即阻碍人真正解放的私有产权却避而不谈，这正是由其阶级立场所致。毛泽东认为：“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45]易中天类授之所以持有这样的态度，正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是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站在了“财富精英”的立场上，代表了他们的利益、为他们代言，必然受到该利益集团的拥护。铺天盖地的文章推广、广告信息、宣传演讲，将易中天教授推向了“学术市场”或“思想市场”，推量式生产历史作品，使其名利双收。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46]易中天教授曾提到“人文学者”的“学术论文”每天都在批量生产出来，汗牛充栋，与其挂一漏万，不如统统不看[47]。易中天教授这样的治学态度，对学术界研究成果的轻视，正反映其浮躁功利之心。在一次采访中，易中天教授认为大家都把“学术商品化”看作贬义，其实是一种误导，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商人低贱给人的刻板印象。[48]而易中天教授所言的仅是其中的一个历史性因素，“学术商品化”主要是在资本逻辑下，学术成为商品进入市场，研究者可能会在名利的刺激下，单纯迎合“市场”口味、媚俗低俗庸俗、追求经济效益、忽略社会效益，败坏学术风气，学术一旦粗制滥造将毫无科学性可言。在资本的裹挟下，易中天教授已经被市场化，为了在市场上“经久不衰”，只有持续露面、刻意媚俗、吸人眼球。简言之，易中天教授的思想显然背离了人民立场，主张迎合有产阶级或“财富精英”的利益需求。易中天教授在这种辩护中漠视了民族信仰的庞大群众基础，甚至不惜歪曲历史事实，解构客观历史。按照主观价值取向解读历史，历史的意义便无从体现，忽视对人民群众的考察那历史学的价值也会随之倾覆。
四、以所谓唯物史观为幌子传播“普世价值”与新自由主义按易中天教授的观点，中华文明无信仰，无恒定价值观，而西方文明才是存在真正信仰的文明，才是存在独立、自由、平等价值体系的文明。习近平指出，“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49]易中天教授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幌子，对信仰高谈阔论，但他对信仰概念本身的理解存在偏差，通过虚无中华文明来贬低中国人的信仰，并提出信仰是“荒谬”的。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易中天教授的价值判断存在诸多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抵牾之处。一旦揭开易中天教授的遮羞布，他追崇西方文明和创世神，以西方标准为圭臬的真相便昭然可见，易中天教授实则坚持的是西方的“普世价值”，并暗含新自由主义及其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普世价值”是西方对外灌输其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手段，这也正是易中天教授否定我国信仰，扭曲中华文明的价值准则。在其著作中，易中天教授将整部中华文明史塑造成追求西方价值观的历史：从雅典到费城，西方文明的秘密昭然若揭，核心价值也一目了然。但，这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吗?回答是肯定的。[50]航海让人体会到自由，殖民让人懂得了独立，经商让人学会了平等。平等就不容专制，独立就需要互利，自由就必须有法可依。独立、自由，平等的结果，势必是民主、共和、宪政，是契约治国和权力制衡。[51]中华民族的国家史和文明史，是一部不断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又屡屡求之不得、得而复失的“惆怅史”。[52]尽管易中天教授表示自己并不认可西方“普世价值”的说法，但他持有的却正是“普世价值”观。易中天教授在《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中提到：“普世倾向也好，普世主义也罢，其实大多出于善意，甚至是一种情怀。有此情怀并不奇怪。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好东西就该与人分享。”[53]西方向外灌输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竟然是出于善意、出于情怀，为了向全世界弘扬独立、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从而让整个世界“分享”其益，易中天教授眼里的“普世价值”宛如人类文明和制度的“救世主”！然而，易中天教授似乎忽略了“普世价值”的实践背叛了它在理论上所设定的价值追求，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启蒙运动”的理想设定与其结果的悖反一样，“普世价值”实践的结果反倒成了一幅极不普世的讽刺画。易中天教授在书中指出独立、自由、平等的结果是民主，共和与宪政，又指出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在不断追求这种核心价值，岂不是说中国追求的目标也是西方的这套政治制度？易中天教授忽视了我国的国情、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将打着普遍性、永恒性幌子的西方价值体系灌输到我国的价值观念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世价值”变成了“政治宗教”，仿佛只要照搬这些制度和价值，就可以实现升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54]，“普世价值”则成为民族和国家的鸦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55]这种全人类共同价值显然与西方资产阶级标榜的“普世价值”存在本质不同。西方所谓的独立、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看起来多么完美，多么具有“普世性”，殊不知这正是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完美的伪装和精巧的陷阱，在民主和自由的“包装”下，西方追求个人主义的自由和政客之间表里不一的民主。它的独立、自由、平等都具有狭隘性、片面性：以独立和自由为借口，向外殖民护张，侵害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独立及人民自由：将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自由夸大为全人类自由，实际上无产阶级工资微薄、生活困苦，没有自由发展的资格和条件；所谓的平等只是典型的“双标”，在涉及自身利益时要求对本国平等，对别国却频繁破坏平等原则。实际上，西方的“普世价值”推行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灾难。一旦价值渗透和政治干涉达不到目的，西方一些国家就会通过赤裸裸的军事干预侵犯别国主权，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下，将霸权凌驾于别国主权之上，把别国人民抛向暴力战乱、水深火热之中，置别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甚至以反恐名义支持和制造恐怖活动，制造骇人听闻的人道主义灾难。历史的事实就摆在那里，看待历史必须全面、完整，否则所得结论将毫无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56]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无须以西方“普世价值”诠释我国的历史和文化我们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提炼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清了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价值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的价值观随着历史和实践的发展，逐渐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价值共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57]我们应有充分的历史和文化自信，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根植于我国的历史传统而非西方的历史传统。以西方“普世价值”为标准，衡量我国的历史、文化和文明，只会歪曲事实，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没有了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将失去凝聚力，丧失历史主动和精神动力，最终从根本上动摇我国的国本。源自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传人我国以来，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冲击，严重危及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尽管新自由主义思潮一进入中国，就遭到党中央的公开谴责和抵制，但由于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与国际接轨不断深入，这一社会思潮在中国仍然存在，而且分布在各个领域。对易中天授的思想进行解析，就能发现其世界观呈现出一种尴尬的二元结构，既有“学而不精”的所谓唯物史观，且在其著述中被严重曲解和边缘化;同时又充斥着新自由主义的立场和思想方法，易中天教授对文明、历史和文化的认知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种种观点十分契合。新自由主义思潮竭力维护私有产权，并把私有财产和人的解放，个人自由发展相结合，主张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前提和基础。易中天教授对私有产权的极端认同，充分体现他追求产权私有化的实质，实际表明了他新自由主义者的本质。易中天教授认为独立人格不可侵犯建立在一个重要前提下，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重点是个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58]“经济独立的结果，是人格的独立；人格独立的结果，则是意志的自由。”[59]独立人格建立在个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上，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是他所说的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欺骗性、排他性的独立和自由，是有产阶级才能享受到的独立和自由，私有财产一词也仅模糊表达了新自由主义者在所有制层面对私有制的拥护，广大民众极易落入易中天教授的话语陷阱，在现实中成为这些“自由”的牺牲品。事实上，易中天教授所说的个人私有财产下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的实现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处于较低发展阶段才能实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这种独立和自由必然会被消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这一点：“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60]在私有制下，“他们的个性是由非常明确的阶级关系决定和规定的”[61]。个人拥有排他性的私人财产，这种财产占有方式极易造成少数人的兼并、扩张和垄断，无产阶级在劳动异化下，始终屈服于生产工具，连个人的自由劳动都无法实现，因此所谓的独立人格、自由意志也只能是排他性的自由，这间接反映出易中天教授观点对人的解放的偏离。如果再深入地分析，即使是有产阶级，在这种私有制下，也无法得真正的自由。资本家归根结底只是资本的人格化，他的灵魂受到资本的控制和支配。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受资本的驱使无限榨取剩余价值，不断进行资本增殖，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目标追求和兴趣所在。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从而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呢？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作出了明确回应：“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62]只有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实现公有制，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得以实现在那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于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63]。真正共同体的出现，恰恰是建立在消灭私有财产的基础上！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为理想目标，而易中天教授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解放的认识截然相反。易中天教授混淆视听，以个人私有财产的表述模糊了他对私有制的辩护，在思想传播中潜移默化地输出其私有化理念，企图对读者的所有制认知进行“和平演变”，对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造成不利影响。马克思认为，个人主义正是私有制的产物，有产者在拥护私有财产的同时，必然会将自身的利益作为排他性利益。易中天教授认为西方文化的内核是个体意识，他在阐释历史时，对于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冲突的历史事件，强调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因此走向了极端个人主义。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经常被易中天教授拿来作为反面案例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在讲中庸原则权宜之法时，提到海瑞连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拎着不放：“像海瑞那样，手下的文书领办公纸，也要自己数。发给你十张，交回来也得是十张，不能贪污国家的那张纸，这就清得有点过头了。”[64]又如在一次对话访谈中，易中天教授再次强调海瑞的廉洁是节约过头，是不近人情，无助于反腐。[65]易中天教授究竟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评判海瑞？这是显而易见的。易中天教授把明朝官员的腐败归咎于制度性腐败，认为明朝俸禄过低，所以才会出现贪官污吏，而只要官员个人利益的小小满足对国家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构不成大威胁，可以选择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海瑞作为政府官员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从不谄媚权贵，从不贪污腐败，他的“不近人情”是针对那些贪官污吏。如果所有官员都能实打实地做到海瑞的廉洁，整个官僚系统的风气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人人都不是海瑞，都以个人主义唯利是图，贪得无厌，最终受苦受难的还不是最广大的底层平民百姓？易中天教授在《先秦诸子》中对墨子和杨朱的评论，亦显现出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易中天教授将“拔一毛而利天下”都不肯的杨朱视为主张天下为公的代表，理由是杨朱反对一切侵犯和占有，认为所有东西都是私有财产，应当得到保护；而认为为社会考虑的墨子，实际上专制独裁，极权统治，没有人性。[66]在易中天教授看来，杨朱是正当捍卫个人权益;而关心劳动人民，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利益的墨子则是“矫枉过正”，毫无人性。这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揭示的：“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67]又如易中天教授在《品三国》中对刘备率十几万当地士人，百姓于兵临城下之时南撒一事的描述，也是其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表现。《三国志》对此事的原文是“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三国志·先主传》)对于这个“以人为本”的理解，易中天教授认为刘备是“以人为资本”：刘备讲“以人为本”，恐怕更多的是以人为“资本”。我们知道，在东汉末年的政治博弈中，刘备的资本或者说本钱是不太多的。但他所到之处，都备受尊敬和欢迎，其原因就在程昱所说，他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人望、人缘、人心，是刘备的本钱和资本，也是他的根本和基本。[68]《三国志·先主传》这句话意思是成大事的人必然是以人为本的，如今百姓归顺于我，我怎么忍心舍弃他们而离开！大军压境，率领十几万百姓随从安全转移并非易事，若刘备真的只是把百姓看作统治的资本，出于功利考虑，十几万的士人、百姓等随从人员，其中不乏老弱病残的民众，不但拖累行进速度，而且粮食等物资也是一大笔消耗，负担太过沉重。况且刘备本就出身于普通的农民阶层，他对平民百姓本就有特殊的情感，正如恩格斯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提到“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69]。而易中天教授却以个人主义观点将刘备的“以人为本”曲解为对百姓的利用，将刘备的出发点视为利益至上，将刘备塑造成功利主义的“资本家”，其个人主义分析逻辑已渗透进学术理解之中。
易中天教授的理论明显具有新自由主义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又以所谓的唯物史观标榜自身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这让他的言论充满蛊惑性和隐蔽性，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的时代具有危险性。易中天教授对相关问题的解读，时常夹带新自由主义“私货”，致力于让民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一整套西方价值体系，这使缺乏专业知识素养的普通读者极易受其误导，从而对民族信仰、中华文明产生怀疑，进而丧失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马克思主义剖析了人民群众、阶级斗争、革命运动对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作用，进而揭示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以真正共同体或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所有人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追求。而易中天教授表面上淡化其意识形态，“客观”展开中西文明比较，实际却暗中运用西方价值标准，因而难以被普通民众察觉。新自由主义思潮扬言保护每个人的私有财产，这样“每一个人”都能实现独立自由发展，以此迎合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极具蛊惑性，实则带有欺骗性。资产阶级所讲的平等、民主、自由等思想打着普遍性的幌子，实际上仅仅代表占社会少数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果不考察源自西方的这些思想产生的基础和历史语境，那么“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70]。需要揭露的是，虽然易中天教授的新自由主义史观与其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表面上可以“融通”，但其实二者具有原则性和本质性的区别。首先，真正的唯物史观坚持人民立场一以贯之，它关注农民起义、阶级斗争，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而易中天教授则是虚伪的有产阶级立场，它只注重王侯将相等英雄人物，缺乏对人民群众历史的关切和了解，实则是一种唯心史观。其次，唯物史观以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理想目标，而易中天教授虽然宣扬追求个人的独立、自由，却以保护个人私有财产为手段，只能实现排他性的财产和自由，无法实现对所有人的公平。资本的权力使有产阶级处于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只能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此他们从属于资本，不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下，私有制的存在促使旧式分工继续发展，人的劳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人处于生产工具的支配之下，无法实现自身的解放。“随着基础即随着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已关系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71]易中天教授以这套西方“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来曲解中华文明，煽动民众接受西方文明，进而否定我国的民族信仰，并以极具蛊惑性和虚伪性的言辞进行“包装”“掩饰”，使得这套曲解中华文明和民族信仰的价值观念似乎外在地契合了部分民众的情感诉求，但是抛开外在而直击本质就会发现其危害。易中天教授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群众，经过精心剪裁利包装之后，中华文明在他的表述中变得面目全非，对民众的历史和文化认知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虚无和消解了民众对民族信仰的认同，尤其严重阻碍了青少年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并坚定文化自信的进程。
揭露了易中天教授信仰相关的一系列主张背后所隐含的立场、理论基础和现实意图，我们最后回归信仰问题本身。易中天教授指出，“我不认为中国需要信仰，我认为把中国当前道德滑坡，道德沙尘暴出现归结为中国人没有信仰，是一个伪命题。”[72]信仰是社会发展、人生选择中不可缺少的内核，“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73]。面对众多现实问题，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反映现实此岸世界的世俗信仰，并且是科学的信仰，“科学的信仰是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是有着现实基础和规律依据以及符合人们切身愿望和根本利益的价值体系”[74]。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75]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真正指导实践、关注现实的信仰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否定宗教性、民俗性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体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仰，并且始终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因而，要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指导下，积极引导多样化的信仰形态与之相适应，必须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其他思潮的重要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共产主义信仰，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广大共产党员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76]。共产党人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坚信“两个必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文化高度认同和自信，积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整个国家和民族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不是靠宣传、口号就能实现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发挥作用的鲜活案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脱贫攻坚、推动共同富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群众基础不断扩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77]立足实际，不同社会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有着不同的现实追求，共产党员应践行“贵民、尚劳、公廉、和同”的理念，知识分子践行“学本、继圣、明德、仁民”的标准，公众人物践行“慎独、雅洁、精艺、亲民”的原则，广大民众践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精神[78]。让信仰真正体现在行动上，才能让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远大理想和社会共同理想结合，到达以民族信仰构筑的理想彼岸。易中天教授如此荒谬地瓦解中国的信仰体系，却仍能收获一众“信徒”，这表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科学的信仰体系构建，需要做好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普及化工作，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学者占领信仰“主阵地”，让有信仰的人去讲信仰，让错误思想无处遁形，防止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蛊惑和荼毒社会思想领域，这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须高度重视、持久空持且不能“筑塌”的“信仰长城”，是新时代全体中国人民真正的“精神家园”。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2021年。
易中天:《易中天文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
牟林:《〈易中天中华史>读后感》，https://mp.weixin.qq.com/s/CFybnkmOPR2BuePkJtj-nw.2021年12月21日。
注 释：
[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页。
[2]易中天:《你有信仰吗?什么是信仰?》,https://haokan.baidu.com/v? pd=wisenatural&.vid=5384371142966217417.2023年5月18日。
[3]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南朝,北朝》,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17页。
[4]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67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37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333页。
[7]刘晨晔、王文瑞:《论信仰世俗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对宗教信仰的超越》,《科学与无神论》2021年第5期。
[8]吴文新:《当代中华信仰的本体基础探析》,《东岳论丛》2018年第6期。
[9][美]欧大年：《神明、圣徒、灵媒和绕境：从中国文化观点比较地方民间信仰传统》，《台湾宗教研究》2023年第2期。
[10]吴文新，孙武安：《知行合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何以必须被信仰》，《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6期。
[11]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65-170页。
[12]吴文新:《论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信仰维度》,《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3]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40页。
[14]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隋唐定居》,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74页。
[15]新华社：《良渚: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718755987166816414&.wfr=spider&for=pc,2021年12月10日。
[1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93页
[17]参见杜尚泽:《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人民日报》2023年6月5日。
[18]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页。
[19]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20]易中天：《易中天中华经典故事之(论语)》，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2页。
[21]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国家》,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83页。
[22]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国家》,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01页
[23]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国家》,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12页
[24]易中天:《我的历史观》,https://www,bilibili. com/video/BV1Ls411m7gP? share_source=copy_web.2015 年8月8日,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0页
[26]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7月8日。
[27]易中天:《帝国的终结》,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02-203页。
[28]易中天:《帝国的终结》,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03页。
[29]易中天:《帝国的终结》,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03页
[30]《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4页
[31]《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4页
[32]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7月8日。
[33]吴文新:《论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信仰维度》，《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7页。
[35]杨丽敏:《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人民日报》2022年7月14日。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5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39]易中天:《先秦诸子》,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 163页。
[40]易中天:《愿所有女孩都能成为谷爱凌,而不是……》,https://mp .weixin.com/s/B-ZkOo87XTGIPwmF8jkIYg.2022年2月9日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436页。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1页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
[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45]《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8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73页。
[47]易中天:《易中天文集》第5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页。
[48]宋厚亮:《告别土豪：中国慈善新时代》，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15年,第236页。
[4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6页。
[50]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国家》,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13页
[51]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国家》,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12页。
[52]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国家》,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31页。
[53]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6页。
[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55]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页。
[56]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
[57]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页。
[58]易中天:《正和岛演讲》，http://video. sina, com.cn/p/finance/20131231/160963323567.html.2013年12月31日.
[59]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国家》,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86页
[6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3页。
[6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页。
[6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页。
[6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7页。
[64]易中天:《中国人的智慧》，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64页。
[65]曾勋:《对话易中天:倡廉要靠好人,反腐更得靠别的》,《廉政瞭望》2020年第20期。
[66]易中天:《先秦诸子》，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24页。
[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68]易中天:《品三国》(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85页。
[6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4页。
[7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2页.
[7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539页
[72]易中天:《你有信仰吗?什么是信仰?》,hitps://haokan. Baidu.com/v? pd=wisenatura&vid=5384371142966217417.2023年5月18日。
[7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74]吴文新、孙武安:《知行合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何以必须被信仰》，《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6期。
[75]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页。
[76]《中共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6页。
[77]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17页。
[78]吴文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文化解读——基于不同主体的践行视角》,《理论学刊》，2016年第1期。
（作者：吴文新，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永杰，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研究》2024年第1期，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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