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燕：农村中年人也怕过年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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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燕：农村中年人也怕过年
2024-02-18
网络上，越来越多年轻人逃避过年。从“断亲”的网络热点话题讨论，到“不想过年/不想回家联盟小组”线上社群的成立，再到许多年轻人选择旅游过年，年轻人正在掀起一场对过年传统的反叛与改造之战。近几年春节走亲访友时，我也总会发现有个别年轻人过年未归家。有的是为了过年在外打工的高工资，有些是因为这一年学业事业爱情不顺没底气回家，有些则是觉得过年越来越没意思，也有些不想拜年应付各种熟悉而又陌生的亲戚。而那些即使回家过年的年轻人，正月里也大多选择宅在家里，而让父母去串门子走亲戚。结果，过年时仍然是中老年一代的主场，仍然是他们在正月里不停地走亲访友、不停地招待来访亲戚、以及和那些个一年只见得一次的亲戚们尴尬地寒暄和没话找话。但实际上，这些年农村中老年人也愈发展现出对于过年的疲态，他们也愈发感觉过年是一种负担，也害怕过年，甚至是纷纷表示怀念新冠三年不让走亲访友的日子。首先是经济负担。过年在农村本身是一场大型的人情往来仪式，也是除了红白喜事之外最重要的联络亲友维系人情的节日仪式。所以拜年走亲访友买礼包发红包是必不可少的。在驻马店，晚辈给长辈拜年买礼包，长辈给未婚晚辈发红包是传统习俗。所以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不仅要去看望自己的舅姨姑伯，而且又要给来看望自己的外甥、侄孙们发红包。买礼包一家至少150元往上走，发红包一个小孩至少100元。亲戚多的中年人正月初二一天便发了2000元红包。关键是诸多往来礼包对于正月十五就要外出打工的中年人来说也是一种难以处理的负担。其次是身体负担。过年走亲访友避免不了吃吃喝喝，买菜做饭、陪喝陪聊都不是一件轻松活。尤其是对于妇女们来说，正月里她们都必须化身为大厨，做出1-2桌不亚于饭店的好饭好菜，还要现场接受来访亲戚的品评。当然男人们也并非等吃等喝，也要忙前忙后端茶倒水，关键是要陪人尬聊。一天下来，只感觉身体被掏空。对于人到中年的60-70-80后们，更是觉得身体吃不消。而且现在年轻一代子女、儿媳妇们都不会做饭也不愿做饭，理所当然认为做饭是父母们的事儿。所以来亲戚时，父母们要给亲戚做饭；亲戚不在时，父母们还要给自己儿女孙儿们做饭。此外，父母们跋山涉水走亲访友对身体也是一种折腾。尤其是近年来诸多亲友纷纷进城，他们不仅要在村里招待亲戚，还要去城里拜访亲戚。即使现在交通已是非常方便，但是连续几天奔波下来，身体并不轻松。最后是心理负担。其实那些对于年轻人来说亲戚交往带来的心理压力，作为中老年人的父母们一样感受得到，甚至不比年轻人少。如果今年打工没挣到钱，他们也不想走亲访友时别人问起。如果儿女们的学业、事业、婚姻不顺时，他们也害怕亲戚问起。如果家里有一个年近三十还未婚的儿女更是觉得内心羞愧、无脸出门拜年。还有更重要的是，面对许多一年只见得一次的亲戚，父母们也觉得陌生又熟悉，不知道该开口说些什么聊些什么。“社恐”不止是年轻人的亚文化，也是过年中年人走亲戚时的现状。他们既怕问到子女们的婚姻事业情况戳到他们内心痛处，又怕亲戚真的说起家庭烦恼自己又难以回应。越来越缺少共同经历的中老年人们相聚时，也只能一起重复诉说着孩童或青春时期一些回忆，而对当下各自处境只字不提。当空气突然安静时，他们知道该走下一家亲戚了。正是因为这些负担，中年父母们过年时变得抱怨比开心多，身心也觉得疲惫。他们也开始渴望着能够像年轻人一样抛却这些年节时期人情维系的烦恼，也谋划着抛却一些仪式负担，等到来年有机会出去“躲年”。年节仪式越来越变成一种负担，是乡村社会转型的结果之一。在过去，乡村的各种年节仪式也是一种家庭负担或者是家庭义务，但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发挥着一定的社会功能，其是乡村社会秩序运转的一部分。一方面，年节仪式是一种农业生产生活节奏，在该劳动的时候劳动，该休息的时候休息，劳逸需结合。另一方面，年节仪式的走亲访友和人情往来，是维系巩固亲属关系的重要节点，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确认亲属关系边界，以便于在未来某些关键时刻有人伸出援助之手，不至于陷入孤立无援之地。同时他们也在年节交往中传递交换着各种有用的社会信息，以确定新的一年的规划与发展方向。然而现在，当现代工业化大生产取代农业生产，越来越多人走出乡土，在农村里的亲属关系在大城市里越来越无法发挥作用，断亲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亲属间工作生活环境的隔离和日常往来的疏离，使得彼此之间也越来越难以沟通理解。所以嵌入在传统乡土社会里的年节仪式便无法找到它的位置和意义，丧失其社会功能的“春节”也便只剩下义务或者负担。对于愈发融入城市生产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年轻人而言，他们率先发起对于传统过年文化仪式的反叛和改造，也可以更为潇洒地拒绝这些仪式负担。对于农村中年父母们而言，由于半截身子在乡土，他们上有老父母需要老亲戚们未来帮忙送葬，自己依然也规划着未来在农村养老。于他们而言，他们对年节、乡土人情保持着更为暧昧的态度。他们既无法像年轻人一样无所顾忌地抛却这些传统义务，同时也感受到这些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仪式所带来的身心负担与烦忧。农村中年人往往在抱怨与期待之间，步履蹒跚地守护着乡土最后一丝底色。但由于年轻一代潇洒地拥抱城市、反叛乡土，农村中年人不得不连带着把子代们那份该承担的乡土社会义务一并背负了。而这是农村中年人近年来愈发对年节仪式、乡村人情往来表现出疲惫的关键。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亲属团体里的代代相承是乡土社会继替的原则与过程，由新一代人不断去承继老一代人在原有社会秩序的地位与角色，实现权利与义务的交接来完成社会继替的过程。然而当前，越来越多年轻人从身心上走出乡村，他们排斥再嵌入到乡土社会的规则和秩序中来，便愈发拒绝乡土社会的交往法则和人情往来。一方面，一部分年轻人晚婚尤其是许多乡村男孩难于结婚，无法通过结婚完成向“成年”的过渡，仍被视为“孩子”；另一方面，另一部分年轻人即使结婚生子了，由于从身心上难以融入乡土社会关系之中，也不愿意代替父母承担起亲属关系维系的责任。结果是许多农村中老年人迟迟无法在乡村社会交往和各类仪式义务退居到幕后，甚至他们迫于习俗的压力和社会规则的约束，还要帮助子代们去维系乡村社会关系。这在乡村红白喜事以及年节等人情交往上体现特别突出，例如满月酒让父母出面来办、红白事人情礼让父母去送、拜年走亲戚主要由父母出面等等。以往农村人往往60岁便不再承担乡村里各类人情往来和仪式负担，可以躲在儿孙身后享清福；然而今天花甲老人仍要去帮人抬棺和承担红白喜事的互助义务。当前乡土社会继替的时间结点不断推迟，甚至是停滞或者中断了，结果乡土社会时间只能阻滞于农村中老年一代人身上，而沉淀在时间里的责任和义务便重重落在这一代人身上。当时间不再前进，农村中年人就好似悬停空中不能停歇的飞鸟，再无法找到落地之处。或许我们可以潇洒面对乡土的逝去；但对父母，却背负着更多来自过去的责任与义务，他们也有着更多的无可奈何。所以面对迟滞于时代转型的父母们，我们可以多些包容理解，多些温柔相待。（作者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新乡土”，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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