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你们这个崇尚和平的文化对世界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中国这样一个和平的事业里面，他们也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才是人类和平与繁荣的希望。”“当战争真正来临的时候，人民如何在战争中更有效地保护自己？”和平对于世界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而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仅有能力保卫自身的和平，也可以向世界带来和平的力量和希望。在东方卫视1月8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一同讨论了中国给世界带去和平的希望和力量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近年来世界上很不太平。全球经济衰退，贸易战、世界性传染病、地区性危机频发，小国沦为棋子，列强纷纷入局，整个危机在螺旋上升，各国内部极端的思潮泛滥。如果按照二十世纪的“剧本”，接下来很有可能就要步入世界大战的不归路了。当然，今天和历史也有一些不同，比如说核武器大大提高了大国之间直接开战的门槛，同时全球化的深度整合，也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但是我个人感觉，今天和一战、二战前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因素是：我们中国不同了。首先，中国成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使全球避免陷入到全面的衰退和危机。其次，中国有战略定力，继续推动合作，不拉帮结派，不搞小集团。最后，从技术因素来讲，西方过去这些年一直搞去工业化、去实向虚，也就是它们的工业制造能力已经不再能支撑它们的战争野心。1941年，罗斯福总统自诩美国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当时美国的工业能力确实是影响战局的一个重要因素。历史到了今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中国的综合能力就是对世界战争的关键制约因素。因而，今天的中国不再是前两次世界大战时代的棋子，而是有实力影响世界格局的一个负责任大国，决不让世界再次陷入大战的悲剧。我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做到和平发展？那就是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传统。我认为根本原因有两条：第一条，古代中国是最大的定居型农业文明；第二条，现代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一古一今这两条国家特性出发，我们可以找到中国和平传统的很多根源。六年前，我记得有一个德国的军官代表团访华，请我去讲课，当时讲的主题就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和平崛起”。演讲中我首先总结了人类历史上发生战争的几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为了争夺生存资源；第二是王室和贵族发动的战争；第三是宗教战争；第四是军人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发动的战争。到了现代，又产生了两种新的类型：第五，是资本所驱动的战争；第六是源自欧洲的民族主义和法西斯等极端思想所驱动的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些战争的根源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呢？第一，我们中国很早就在自然地理和经济空间之内实现了大一统，自成一体，这就避免了我们中国内部的大量的生存竞争，消除掉了绝大多数资源性战争和王室贵族战争的根源。同时，统一稳定也有利于文明的发展和积累，因而，中国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水平在多数时候也是世界上最高的。说白了，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讲，在大多数时间里，外边那些瓶瓶罐罐通常也没有什么值得中国人去打的。这一点其实很让一些西方人惊奇，他们会觉得“为什么你那么强大，却没有去搞扩张？为什么明朝的郑和船队那么强大，却没有去搞殖民？”同样的思路，今天的中国照样让一部分西方人难以理解，他会觉得“你们已经成为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技术和投资伙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者，你们竟然不搞扩张？”从这一点看，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围剿，其实不取决于中国人的意图，而是取决于中国人的实力。
第二，中国从西周以降，形成了一个很深厚的人本主义传统。美国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何柄棣先生，他有一个理论，说：中国人是因为从周人开始，在黄土高原过上了定居生活，一代代人在同样的土地上生生不息，就产生了代际之间很强的心理联系，人和神也建立了一种亲近的关系，慢慢就形成了一个以人为本而非以神为本的文化，这点在世界历史上是非常独特的；到秦代之后，中国又逐渐消除了贵族政治，进入到平民社会，讲究平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以说，“人本”和“平等”这两个词是中国文化里边最核心的两个要素，这两大传统也决定了我们的战争观。近代大学者辜鸿铭曾经说过一句话：“在我们中国人身上，有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的、难以言喻的东西，那就是温良。”这个“温良”，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温顺和懦弱，而是一种同情心，也就是孟子讲的恻隐之心。相反，在一个贵族传统、种姓传统、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社会里边，的确是很难产生这种普遍的温良精神的。第三点，我们从西周以后就是以世俗政治为主流，所以我们能够避免地中海地区两千多年的宗教战争。中国这个文明对宗教十分宽容，但是任何宗教要在中国发展，首先的一条就是要让自己成为宽容、平等的宗教。其实中国人这种宗教宽容，它代表着人类文明的一个普遍性的未来。只要国家大到一定程度、文明久到一定程度，都会面临这种宗教宽容的需求。因为大量的人口千百年在一起生活，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永久地、长期地忍受被歧视、被压迫、被贬低的命运，所以他们是一定要反抗的。所以但凡统一到一定程度的大国，但凡有一点政治头脑的统治者，都会以某种方式来推行宗教宽容。比如东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以及现在的美国，都曾经推行过某种宗教宽容或者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这些国家做得不彻底，它们在上升期所产生的宗教宽容根基不牢，到了衰落期往往又要靠强化宗教来维持统治，维持秩序。第四点，我们中国有一个重要的传统，叫“文治”——自古崇尚国家控制军队，避免军人干政，或者军队用战争来绑架国家。这一点，世界历史上多数国家也都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即使到现代世界，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曾经被军人集团带入战争；美国的军队和军工集团今天仍然在绑架国家机器，一步步把国家给拖进衰落的陷阱；在今天大量的亚非拉国家中，我们看到军队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这方面，我们中国历史上做了很多探索。今天“党指挥枪”的原则，我认为是人类政军关系的最高水平，它使军队忠于人民，让军队不可能成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来绑架人民和国家的命运。第五点，从资本的角度来讲，中国这个文明有个特点，自古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好处是在我们的历史上，商人和财富很少能够支配政治、操纵战争。现代资本主义释放出了市场和资本的力量，但是一方面它带来了物质生产的极大扩张，同时也带来了战争的泛滥。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既重视利用资本，同时又强调对资本的节制，是不允许资本来控制国家和社会的，更不允许为了资本的利益而进行对外的侵略剥削和帝国主义争霸的战争。第六点，古代中国建立了人类最早最发达的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在人类历史上不管怎么样比，它都是一套更加理性化、科学化的制度，它不容易受某种狂热的或者非理性情绪的主导，它对待战争非常地谨慎。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新中国建立了党领导下的国家制度，这种制度它更是具有一种长期性的整体思维，有一种强大的责任感和理性精神，既对中国人民负责，也以理性负责的态度面对世界。通过上面讲的这几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比较好地克服了人类历史上战争的几大原因，所以我们相应地就成为历史上最勇敢但是又最温良、既尚武但是又爱好和平的一个民族。毛泽东主席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一文中这么说：“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我们的目标“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中国的战争哲学为人类实现和平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值得全世界来认真研究、学习。全球战争危机频发，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在不断地火上浇油、甚至直接下场参战，要么调停乏力、公信力流失。
【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的主题是“共同安全、持久和平”（图/新华社）】
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主导和参与的国际制度正在努力地推动和平合作：2023年10月的“一带一路”倡议峰会，1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汇聚一堂；香山论坛，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团出席等。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中国这样一个和平的事业里面，他们也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才是人类和平与繁荣的希望。
主持人：刚才范老师从六个维度来阐述为什么中国可以给世界带去和平的力量和希望，第一点是中国比较早地就成为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像这点，对当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或地区来说，有什么借鉴意义吗？张维为：这使我想到我们讲的为什么中华文明延续至今没有中断，很大程度上这跟我们国土幅员辽阔有关系，这一点其他国家很难照搬。比方说，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它们的主要河流都是纵向即南北向的，而我们是横向的。横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大片区域都处于同一纬度，长江也好、黄河也好，都是这样的，这使我们比其他文明拥有更大的农业区域——从青岛到甘肃都是小麦产区，从上海到成都都是水稻产区——我们可以养活更多的人；人口多，农业发达，意味着外族入侵，不容易消灭我们，不容易使我们遭受严重的挫折，而更大的可能是被我们同化，被我们吸收进来，某种意义上就是被我们的农业文明吸收进来。我老讲“文明型国家”，如我们经常讲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几乎是我们这样的大国特有的。世界上多数国家人口不超过两千万，它们事实上只有一方，没有八方；而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虽然有八方，但是这个八方没有互相支援的传统，没有这种文化，也没有这种制度安排。我们之所以讲中华文明是很现代的文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有“八方支援”的制度安排。换言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既是传统的又是十分现代的。主持人：尤其当我们不断地讲发展创新的时候，这个就是稳定的来源，也是我们爱好和平、保卫和平的来源。我们现在也知道不少的板块也有区域协调发展，或者区域的一体化发展，像这一块是不是有一些借鉴的地方？范勇鹏：我觉得何老师讲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中华文明很多方面是非常独特的。那么它背后的这个特殊性，其实和普遍性之间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有些东西可能在过去是我们极特殊的一些方面，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可能会具有越来越大的普遍性。比如农耕定居文明，它爱好和平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我辛辛苦苦攒了点粮食，我不希望别人来抢——它又不像那些游猎、游盗、游牧文明，你一打我，我跑了，农耕文明跑不了——最后采取的办法就只能是我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我要自己能够生存下来。这就形成了一种和平的传统，包括物质文化生产的这种长期的积累。看起来好像我们这个历史很独特，其他地方不好复制，但其实你想想，进入现代社会，基本上国家、人口、城市都进入到了定居状态，所以中国古代的这种定居性，在今天恰恰变成了人类普遍的一个文明的特性。主持人：对，您刚刚说到文明，我们说文明的力量之深刻、之深远，它不是割裂的，不是说我们谈文明的时候就只是在谈文明、谈硬实力的时候就只是在谈硬实力。我们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硬实力？是因为有文明在这里头做内核、做基底，所以当辐射和平力量和希望的时候，周边国家、更广泛的区域都能感受到。刚才勇鹏老师在演讲当中还说到一个点，说和平跟宗教宽容很有关系。我们观察世界上很多热点地区，往往就是在宗教宽容这个问题上一直有矛盾、摩擦，有很长的历史积怨解决不了。所以这一点，我们怎么来看？能借鉴到什么？张维为：我觉得恐怕有两点。一是前面勇鹏提到，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一个文明大到一定的规模，它一定是已经内部完成了某种程度的宗教整合，要么实现了政教分离，要么宗教变得更加容忍。此外，你客观地看世界历史，中国和欧洲或者西方政治文化的最大差别就是宗教文化。我们的宗教文化是儒释道互补，我们的宗教包容性比西方的宗教文化要大得多；西方都是一神教的文化，就是只有一个上帝，你不信我这个上帝，你就是异教徒，所以欧洲历史相当程度上就是一部宗教战争的历史。为什么中国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背后和这种传统很有关系。当然，虽然我们的宗教文化更加容忍、更加包容，但我们也强调一点，就是宗教不能干预政治，宗教就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不允许宗教政治化。主持人：您刚刚说到儒释道，明代的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他虽然是儒学大家，我们也把他视作儒家学说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爱好就是去研究佛教和道教，最后把佛教、道教的很多理念融到他的儒学学说当中。这个就印证了您刚才说的，儒释道三家是可以相通的。范勇鹏：对，我们为什么能让很多宗教变成中国文明的营养，而不是变成冲突的根源，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避免宗教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宗教化。我们中国古代也有那种非常重神的时期，比如孔子就说商人重神，商朝是非常强调神的，但是到了西周，我们就开始搞人本主义了，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对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从此以后，中国有很多宗教试图控制政治的情况，包括道教、佛教都曾经做过，但是最后都没有能够绑架政治、控制政治，中国维持了大家能够多元共存或互相尊重、然后由一个世俗的政军权力来维持一个共同的政治秩序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我们今天回头看，其他很多文明没有做到的东西，怎么来解决呢？就是基于现实主义，说白了就是我是这个教、你是那个教，我肯定想征服你，但是现实会让我碰壁的，我消灭不了你，你也消灭不了我，这个时候大家只能坐下来，被迫接受共存。包括现代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体系，当时就是天主教和欧洲新教徒打得非常惨，死了很多人，最后发现死人太多了，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于是大家不得不坐下来，签了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了现代国家主权，产生了政治的非宗教化，产生了国际法，产生了战争不杀平民等等一系列的原则，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宗教的问题。
【泰尔博赫绘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认仪式】
通过现实主义，迫不得已，我要接受了，这是一个基本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通过现代化，通过发展。张老师经常讲发展中解决问题，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比如说，欧洲人为什么能够走上比较世俗的科学理性的一个现代时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就是文艺复兴，就是它通过一种世俗的商业、经济、科技一直到工业化这样一个发展路径，最后把它的宗教成功地温和化、文明化了。其实我们看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的基督教也是非常极端的，一直到美国建国，美国早期各个殖民地的宗教也非常极端、非常残暴。后来为什么走向这样一个宗教宽容和宗教共存呢？就是因为发展了。今天我们看到在中东地区有一些宗教极端化的现象，实际上也是因为发展不了带来了问题，它发展不了，所以没有那种从容的心态，没有那种自信的姿态。所以最终要解决这个问题，要靠世界各个地区充分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最后能够让宗教变成一个温和的力量。要实现这样一种愿景，我觉得要崇尚一种真正的宗教自由。今天西方人特别爱讲宗教自由，但是他讲的是各个宗教之间的自由，而我们《宪法》里面讲的宗教自由，是公民有信教的自由和不信教的自由。张维为：我再补充一点，基辛格去世之后，有很多对基辛格的讨论。基辛格从撰写博士论文开始，就研究欧洲的均势，他当时以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为范本做了详尽专题的研究。奥地利的梅特涅在拿破仑1815年被打败之后，没有完全地对法国落井下石，而是让法国保存一定的体面，从而形成了一种均势，这种均势对于欧洲后来维持三十来年的和平作出了贡献。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对乌克兰的观点也是不一样的。基辛格认为乌克兰这个地方处在俄罗斯文明和西方文明这两种文明的边缘地带，他认为乌克兰要成为这两种文明之间的桥梁。布热津斯基的观点正好相反，他也承认这是两种文明交界的地方，但是他认为只要乌克兰还在俄罗斯人手里的话，俄罗斯就会成为一个足以挑战美国的世界大国，甚至苏联还会死灰复燃。所以他一定要让乌克兰加入北约，整个北约要尽量往东扩，无止境地东扩，甚至把俄罗斯分成几个国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说乌克兰战争是美国拱火造成的，因为最后是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占了上风。回头看，如果你有这种均势概念，或者说有一点我们中国人讲的“凡事讲一个度”，也许能带来更为长久一些的和平。
【布热津斯基（左）和基辛格（右）（资料图/AFP）】
主持人：对，勇鹏老师在演讲中也说到，中国人是文化、文明当中有温良的基因在，这个温良不是说懦弱，而是说我尊重你、我理解你，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为我们的人本主义打下坚实的基础。但就像您说的，如果能够发展中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就釜底抽薪式地解决了这个绝对是世界级的、世纪性的大难题。刚才勇鹏老师的演讲中还说到一点，就是军队。和平怎么实现？除了理念、文明、软实力，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的国防力量。我们的人民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下，其实像军队完全为人民服务这样一种理念在全世界还是比较少的。您能否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我们的军队的管理也好，我们的这种理念也好，对其他地方来说，借鉴意义在哪？张维为：西方经常讲一个概念叫“军队国家化”，并以此来攻击中国，说你的军队是为共产党服务的。实际上这个话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它解构。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党，而西方政党是部分利益党，在部分利益党的情况下，你很难想象英国军队一会儿属于工党、一会儿属于保守党；而且，更大的问题是，这个国家可能被资本力量控制了，其中美国是最典型的，军工集团的利益已经超越了美国本身的利益，甚至给美国民众带来很多伤害，这么多的经费、这么多资源全部浪费在战争上。范勇鹏：我认为文明是离不开军事力量的，但是文明和军事力量之间有着很复杂的关系。其中一个我把它称作“秦始皇悖论”。一个文明，你的军队要能打，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创造了一套军事的逻辑，变成了一个军国，但是把天下统一了，怎么让这个军事力量停下来，让它被人民、被国家所控制，而不是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这就是“秦始皇悖论”。历史上，“秦始皇悖论”长期没有解决好。到了北宋，赵匡胤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带来了第二个悖论，就叫“赵匡胤悖论”。就是军队控制得很好——其实今天所谓的权力分立、三权分立、权力制衡，都是宋朝发明的，宋朝军权在中央层面就三权分立，中央和地方又在互相制衡，军队的指挥权和作战权一直在制衡，将和兵之间也在制衡——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打不了胜仗。这个悖论也延续了好几百年。第三个悖论就是人民离不开军队，但是军队一旦变成一个政治力量，它会反过来祸害人民，背后就是军民关系的这个悖论。这三个悖论，中国花了两千多年的时间，最后是由我们中国共产党在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后解决，用习主席的话来讲就叫“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这话背后所包含的这种深远的政治智慧非常了不得：“听党指挥”就是解决“秦始皇悖论”，“能打胜仗”解决“赵匡胤悖论”，“作风优良”解决“军民关系悖论”。所以我刚才讲了，这是人类政军关系史上最高的一种制度水平了。观众：中国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定量，而中国的崛起更使和平力量得以壮大。在“东升西降”的大趋势下，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越发疯狂地在世界各地挑动战争。这种情况下，我国该如何更加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张维为：实际上中国崛起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我们有强大的止战能力，这带来了保持和平的巨大希望。整个中国的崛起是全产业链、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崛起。为什么过去四十多年欧洲、乌克兰发生冲突、战争，现在中东也发生战争，但东亚地区这种区域性的战争，四十多年没有发生？这本身就是个奇迹，而中国是本地区维持和平的中流砥柱，我们不允许这里发生战争，背后是强大的硬实力，还有软实力，人家相信你、信任你，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最终我们这一期的题目也许可以定为“中国，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范勇鹏：中国要为世界和平作贡献，一个就是我们以身作则，我们通过和平的方式发展起来了，给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民一个希望，可以不用西方那种惨烈的方式来实现发展。前不久我们中国研究院的一个访问学者马凯硕先生出了一本书叫《亚洲的21世纪》。这本书里讲了一个观点：大国的崛起是有一个规律的，都是要通过战争的，美国是符合这个规律的，而中国则打破了这个规律，中国40年没有任何战争但实现了现代化。所以我们今天讲中国式现代化，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是通过和平来实现现代化的。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大家就可以沿着这路走，以避免战争。第二点就是我们是在主动地塑造通过和平来解决的方式。我们通过很多具体的方法来致力于解决问题，给大家提供和平的机会。第三点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战争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战争，因为现在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国家和国家之间相互的战争就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
【乌克兰士兵朝俄方阵地开炮（《卫报》报道截图）】
张老师提出的“文明型国家”的概念，就是我们中国是可以突破这个民族国家的局限，建立一个“文明型国家”，它给世界很多人民的一个启发就是我们要思考，既要认可现在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同时也要思考怎么超越这个民族国家的时代。也就是说，在未来我们要让这个世界向好发展，我们可能要在很多方面超越17世纪所产生的这样一个民族国家的模式，对国家的主权、对国际法、对国家和国家之间交往的方式，包括外交的这种运作的方式，可能都要朝着一个新时代发展。观众：当战争真正来临的时候，人民如何在战争中更有效地保护自己？两次世界大战对我们当今理解世界和平有何意义和启示？张维为：我们一直在讲，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我们有强大的国防军事力量、止战力量，这使我们得以维护和平。我们一定要知道，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以这次新冠疫情为例，如果中国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那么美国就可以随便找个借口对你发动战争，就可以欺负你、占领你、要你赔偿、要抵押你的资产。历史上西方国家做过太多这样的事了。这次在香山论坛，你可以看得出来，来自这么多国家的专家往往都带着挫折感，他们的国家要么正在经历战争，要么过去几十年中经历过战争，甚至可以说与会一半以上的国家都经历过动荡或者战争。所以张又侠军委副主席发言时说得很清楚，就是美国到哪里，就把战乱带到哪里。今天中国真是代表人类的希望，中国社会主义形成的强大的综合实力，不光是经济力量、产业力量、工业力量，还有国防力量，这都是维护和平所必需的。范勇鹏：平民，特别是妇女儿童，在战争里边是最悲惨的。我们人类终是一个文明的物种，终是想制定一些规则，尽量地把战争局限在军队之间，而不要波及平民。但是实际上，很难做得到。比如欧洲，它什么时候开始产生这种战争不波及平民的规则呢？就是我刚才讲的1648年结束的三十年战争，之前是宗教战争，我一旦打败你，你的人民就是异教徒，我要杀你的。在这个过程中，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做生意，他们的商道、商队、城市被摧毁了，他们非常不满，所以他们就通过自己的力量，促使各国王室要保障民事权利。战争里边不能波及民事，本质上是为了维护新兴资产阶级的商业利益，但是客观上带来了对平民权利的保障。我们看这个东西，在理念上大家都讲得很好，国际法上有一整套的规则，有各种学术研究，也有平民怎么在战争里生存的各种指南；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我们看到几乎很难实现。今天的巴勒斯坦，其实平民是很难置身于战争之外的，即使你在战争里边没有遇到伤亡。比如像中国近代，帝国主义来搞殖民战争，最后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一个中国人赔一两白银，你也要去承受这种财产的损失。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讲，要让自己的民族、让自己的文明强大起来，让我们这个民族不陷入到战争的泥潭中。这可能是唯一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张维为：我们的国内一些公知老在吹西方，说西方是文明的，经过文艺复兴，经过启蒙运动，经过宗教改革，他们讲理性、讲科学。但两次大战都是西方挑起来的，这本身就是对他们所谓崇尚理性的一个巨大讽刺。极端的民族主义给世界带来了灾难，这使人想起当时英国哲学家罗素关于中华文明所说的话，他说“你们有一个伟大的文明，这个文明的特点是热爱和平”。他做了一个很好的预言，他说“终有一天，你们将获得足够的自卫能力，一旦你们获得这种能力，你们崇尚和平的文化将是对世界、对人类的一个巨大的贡献。”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范勇鹏：人类文明最根本的问题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冲突与合作的问题。人类文明的文明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化战争为和平，化冲突为合作。这个合作和和平问题应该成为各个社会科学学科的最根本的原命题，但是今天，很多学科不教也不讨论这样的问题，结果导致社会上各个领域的人们，从这个教育体系里边出来之后，会觉得秩序、国家、法律、和平是天然应该存在的——这东西从来都不是天然应该存在的，是非常难实现的，是需要很艰苦的制度建设、国际斗争才能够实现的。所以，如果真的为了人民的利益，那么第一条就是要让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国防、我们的文明发展，让我们立于和平之地，立于合作之地。
（主讲嘉宾：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范勇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观察者网”“东方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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