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一场严重的信仰危机，最终由谁来拯救？

 

01

 

王阳明、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典范。

 

因为他们不仅学问好、德行高，更是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并且是文武全才，各方面都堪称完美。

 

有种说法是把他俩与孔子并称为“两个半完人”，即孔子与王阳明是两个完人，而曾国藩则是半个。

 

这明显有对曾国藩的故意矮化。

 

因为看功业的话，孔子除了教育方面，其他的建树并不算突出。实际上，“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孔子只是个开创者，本身并没有走完全程，王曾二人才真正做到了登峰造极。

 

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只产生了两位完美的典范，王阳明与曾国藩确实值得重视与研究。

 

如果比较王与曾，能够发现他们的人生经历非常相似。

 

前半程都有一个非常痛苦的思考求索的过程。王阳明格竹子格了七天累出了病，曾国藩改不掉坏习惯写日记痛骂自己“真禽兽矣！”。

 

之后，都遭受了重大的逆境考验。

 

王阳明得罪大太监刘瑾，从六品京官被贬谪到贵州的龙场驿，担任没有品级的驿丞。那里连最基本的住房都没有，需要亲自搭建茅草屋，后来只能找一个山洞栖身；而且瘴疬横生，身边人陆续病倒，甚至有三个异乡过客在一天内接连暴毙。这些苦难时常折磨着王阳明的身心。

 

曾国藩响应皇帝号召组建湘军对抗太平天国，满腔忠君抱负却诸事不顺，打了好几次大败仗，气得他要自杀。与此同时，他在前方拼命，后方的官员却总是给他难堪，粮饷都拖着不给，让他受尽了屈辱。

 

再后来到了某一天，他们都突然间开悟，想通了。

 

王阳明是在正德三年（1508年）有了著名的“龙场悟道”，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张。

 

曾国藩是在咸丰七年（1857年）因父亲去世，离开军队回家守孝，在此期间他调整好了心态，第二年接皇帝诏书重新出山后，走上了“经世致用”之路。

 

很明显，在那个关键转折点，王、曾都“悟道”了，从此之后他们人生像开挂一样，要做的事业都能做成，无往而不胜。

 

读书读到悟道，事业功成名就，大丈夫当如是也！这是很多人崇拜王曾二人的原因。

 

然而，他们虽被广泛推崇，但大多数研究停留在反复琢磨他们的只言片语的层次，陶叔认为这样并没有抓住重点。

 

中国知识界有相当多的聪明人，他们博闻强识，对研究对象的很多细节如数家珍，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了什么人说过什么话，都记得一清二楚。

 

但是，他们却缺乏优秀的抽象能力，做不到一两句话把事情说清楚，也给不出一个脉络，可以把零零散散的事件都给贯穿起来。

 

所以，市面上看到的大部分书，实际上是没有用处的，是流水账，并不能真正给人以启发。

 

就以对王、曾的研究来说，孔子开创的儒家体系好不容易蕴育出的两个伟大人物，他们到底能给现代人什么样的启示，一直都没有人说得清。

 

相比记住他们建立的具体功业，很明显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他们到底悟出了什么？

 

02

 

抛开被专家们弄得云里雾里复杂化的各种说辞，王阳明与曾国藩悟出的东西非常简单：

 

要尊重现实。

 

那什么是现实？

 

把他们捶醒的，就叫做现实。

 

王阳明之所以遭难，是因为上书骂大太监刘瑾为“权奸”，屁股上挨了板子后被逐出京城。

 

而在龙城受了三年罪以后，吏部的一纸公文把王阳明调往江西庐陵当知县。这个调令怎么来的？当然得通过刘瑾为首的太监集团同意。

 

即使不久后，刘瑾被扳倒，权力依然掌握在钱宁、江彬等奸佞手中，而王阳明却不断高升，六七年间就从知县升到了都察院高级长官左佥都御史，奉命巡抚江西南部，并在此任上平灭了宁王之乱。

 

这个过程中，朝堂之上的清流与奸佞之争会平息吗？不会。

 

但是王阳明不再参与了。

 

因为他认清了现实：权力是属于皇帝的，皇帝想给谁就给谁，试图用各种堂皇的理由去左右皇帝的决定，是徒劳的。

 

与其做无用功，甚至受牵连遭难，不如踏踏实实地去做事。

 

知行合一，落到王阳明自己身上，就是尊重皇权世界的现实，遵守官场的规则，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为国为民做实事。再看曾国藩。

 

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他丢下军队去守孝，其实是想以此向咸丰要价，希望拿到督抚之权，摆脱被地方官员掣肘的难受局面。万万没想到，皇帝却顺水推舟，你要走就走吧，别说督抚之权，原有的军权也丢了。

 

回到老家的曾国藩，有一段时间的心态很不正常。天天有事没事找几个弟弟的麻烦，弟弟们都受不了，纷纷找理由跑了出去，他就接着找弟媳们的碴。

 

一个大老爷们，成天为了家长里短对一群老娘们吹胡子瞪眼，也是有够滑稽。实际上，曾国藩是借此发泄对官场上遭受打击的不满。

 

如果曾国藩过不了这一关，陷到怨天尤人的境地里出不来，即使皇帝再给机会，他依然处不好跟同僚的关系，照样干不成事。

 

好在曾国藩走出来了。

因为他认清了现实：

 

不可能跟官场的所有人为敌，必须遵守官场的规则，照顾别人的利益。

 

等到他再次出山的时候，那个横冲直撞动不动拿大道理教训别人的湖南蛮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为人圆滑，说话办事八面玲珑的成熟官员。

 

王阳明与曾国藩都认识到，官场生存法则就是现实，违背了这个现实，不仅自己受苦，更是啥也做不成。

 

他们所谓的悟道，去除各种花哨的理由与解释，就是从理想主义转变为现实主义。

 

既然要从理想中走出，走向现实，那当初又为什么要有理想呢？

 

03

 

孔子创立的儒家体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克己复礼。

 

经过一代代大儒们的传承与发扬，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被塑造成了：

 

克制欲望，成为圣贤！

 

王阳明在小时候就自发立志要当圣人。曾国藩则是在京当官期间，受理学大师倭仁的影响，开始写日记做功课也走上了成为圣人的路。

 

真正的儒家弟子，不仅要自己成为圣人，更要以个人的行动来影响社会，甚至要推着皇帝成为圣君，即所谓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所以，他们看到了不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是一定要出手纠正的。

 

这正是王与曾二人前半生坎坷辛苦的根本原因。

 

而在悟道之后，他们认清了两条：

 

一、无法改变皇帝，得放弃“致君尧舜”。

 

王阳明面对的明朝正德皇帝是个顽劣的巨婴，曾国藩赶上的清朝咸丰皇帝是个心口不一的伪君子，他们都成不了所谓的圣君。

 

要做官就只能顺着皇帝的心意，在他们允许的范围内建功立业。

 

二、无法改变官僚体制，得放弃“使风俗淳”。

 

朝廷大大小小众多官员，其中真正想当圣人的没有几个，触犯到了他们的利益，就会跟你拼命。

 

但是，如果反过来，给他们提供利益，大家都是好朋友，相互配合立马就顺畅起来。

 

所以，王阳明与曾国藩能做的，就是与皇帝和官僚体制和谐共处，并充分借用国家组织的力量，去干成几件实事。

 

最终的结果就是，王曾二人一方面文治武功都做到了封建时代的顶峰，另一方面他们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不贪财不好色，守住初心，成为了真正的圣人。

 

但是，王曾二人的理想，到了他们的门生与后世弟子就出了问题。

 

因为他们悟出的是尊重现实，就算依然附加了克制个人欲望的要求，却拦不住有人绕开理想，直接去“务实”。

 

王阳明的心学再传弟子徐阶，是个务实的高手。他立下了扳倒严嵩的大功，但其本人更是一个揽权贪财的官场不倒翁。即使在退休之后，徐家依然横行乡里，最后遭到了海瑞的整治。

 

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同样是个务实的高手。镇压捻军、办洋务、建北洋水师，每一件都是大功劳。但李鸿章结党营私，为自家与党羽大肆聚敛，也是铁证如山。

 

当精英们过于务实，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利己。

 

不再去追求费力不讨好的做圣人，直接避开了前半程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不用经历天人交战就摸透并享受官场规矩，为自己捞取名利，为家族积聚财富，再发挥知识分子能言善辩的特长，找各种理由进行粉饰，“精致利己主义者”闪亮登场。

 

北大钱理群教授写过一篇《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文章中，其中有如下一段话：

 

“在中国的大学里，包括最好的XX、XX，都正在培养一群20几岁就已经‘老奸巨猾’的学生，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这些人掌握了权力，拥有了地位，带来的危害比贪官污吏更大！”

 

他们的危害为什么更大？

 

因为在重大考验来临之时，精致利己的精英们必定只顾私利而成一盘散沙，导致政权迅速土崩瓦解。

 

明末的朝廷重臣们无论崇祯皇帝如何用尽手段，都不肯拿钱出来支持军队打仗。最后李自成攻下北京城，起义军把他们捞出来挨个放血，不仅钱没保住，更是国破家亡。

 

 

大清在李中堂的精心裱糊之下，那座破房子的窟窿越裱越大，风雨飘摇中其党羽依然骄奢淫逸，牟取私利永不停歇。李鸿章死后，朝政大权落到淮军后辈袁世凯手中，青出于蓝的袁大头更是直接送大清升了天。

 

阳明心学救不了大明，经世致用的曾国藩心法同样没能挽救大清的危亡。人心散了，亡无日矣！

 

看到这些，我们就能明白，虽然儒家号召读书人当圣贤显得很迂腐，却何尝不是一种精心设计，目的是为了把人心拉住避免涣散，从而维护精英阶层的整体利益。

 

只是这种设计，被“聪明”人看穿了绕开了，变成精致利己主义之后，就彻底破功了。

 

儒家思想体系历经千年，终于产生了王阳明与曾国藩这两位完美的圣人，达到了高峰，却也很不幸地走到了尽头。

 

尤其是当帝国主义列强轰开国门，横行无忌大杀四方的时候，中国人实际上陷入了一场严重的信仰危机，老祖宗传下来的思想不管用了，人们迷茫无措，找不到方向。

 

然而，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能让人们凝聚起来的精神内核，过去的思想体系不管用了崩溃了，只是证明它已经落后，被时代所淘汰，迫切需要有全新升级的版本取而代之。

 

04

 

儒家思想体系为什么会崩溃？

 

因为它解决不了一个根本问题。

 

王阳明与曾国藩前半程遭遇的困难，究其原因是他们没有足够力量。

 

想做成任何事都必须有力量支撑，小事小力量，大事大力量。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超出了掌握的力量去谋事，必定做不成。

 

王曾二人悟道之前，自身力量很小，却要操作与皇权和整个官僚体系对抗的大事，撞得头破血流是必然结果。

 

所以，他们只能掉头，放弃不切实际的目标，转而与体制和谐共存，并借用其力量来完成功业。

 

儒家建立的这个系统，在底层有一个严重的Bug，就在力量上。

 

既给不了足够的力量，又要求个人去死磕，完全靠意志力与现实较量，其内在逻辑就是靠牺牲个人来维护整体。

 

这个Bug最终被知识分子们发现了，他们做出了集体选择停止自我牺牲，直接的后果就是系统里积累下大量的垃圾无法清理，最终导致崩溃。

 

要解决系统的危机，必须对思想体系进行一场全面升级。

 

升级的核心落点，就是要解决力量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封建时代结束之后，经历了几代中国人的艰辛探索，终于被教员圆满地解决。

 

与王曾每人只经历一次悟道不同，教员总共有三次悟道，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

 

第一次悟道，教员找到了力量的最强大来源。

 

教员干的是革命，是前所未有的大事业，要想成功必须要先获得惊天的力量。

 

辛亥革命不彻底，建立的民国政权软弱无力，是因为那时的精英们搞的是上层革命，虽然打仗时要底层人民参与，拿下政权后人民就被甩到一边。

 

1921年中共的建立，标志着精英们转向依靠深入地发动人民，重新开展一场彻底的革命。

 

但是，最初的选定的力量来源——产业工人——人少力弱，不足以支撑革命。发现这一事实之后，党内很多人产生了悲观与失望。

 

在这个关键时刻，教员实现了思想上第一次重大突破。

 

他的领悟是：

 

当工人基础薄弱时，为什么不转向满山遍野的农民？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只要把农民发动起来，革命力量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教员从事革命之后，做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从1924年年底开始，他转向农民运动，走进并结合了那个他最熟悉的群体。

 

在以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基地，带动全国20多个省的农民运动之后，他深信自己找对了方向，找到了中国革命最强大的力量来源。

 

这个信念，即使遭到了党内领导人的强烈批评，他以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做出回应，坚守住了真理。

 

正是这种坚持，才有了后来的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的道路，走出了一条与苏联经验完全不同的新路。

 

 

只有发动人民，中国才会有彻底的革命，只有深入发动人民中占主体的农民，人民才能给革命提供最强大的力量。

 

对这次的悟道，教员用一句话做出了总结：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一旦获得了真正的洪荒之力，不仅王阳明曾国藩想干却干不成的事，连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都可以“天翻地覆慨而慷”。

 

（教员这个时期的历程，陶叔在之前的文章《打工人毛泽东告诉你如何做事》中进行了详细的讲述）

 

第二次悟道，教员给出了力量不断蓄积壮大的方案。

 

找到了力量来源，并不意味着马上就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必然有一个蓄积的过程。

 

如何不断蓄积壮大力量，直至能够压倒最强大的敌人？

 

对这个问题，教员一直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摸索，苦思答案。

 

而当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民族陷入最深重的灾难，迫使他加快了思考的速度。

 

终于在无数个不眠之夜后，于1938年5月在延安的窑洞里教员再次悟道，把之前所有的实践成果缀连成一篇光辉的巨著——《论持久战》。

 

 

这篇文章，开辟了世界军事思想的全新时代。

 

在此之前，所有的战争力量分析，都是针对敌对双方当时的状态进行，是静态的剖面式的分析。在此之后，战力分析就转变为动态的全面的分析。

 

因为，教员给战争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变量：时间。

 

开战之时，一方即使相对战力弱小，只要拥有充足的资源，在拉长战争时间打成持久战之后，就可以不断蓄积力量，由弱变强，最终赢得战争胜利。

 

在此之前，所有的战争力量分析，都是从纯军事的角度，设想的是片面战争。在此之后，必须结合政治一起考虑，要打成全面战争。

 

资源要转化为战争力量，必须在政治上创造充分的条件，为保卫人民利益而战，充分发动人民，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为战争加入时间与政治两个维度，给出蓄积壮大力量由弱变强的切实可行方案，就是教员这次悟道的伟大贡献。

 

依托人民，为人民谋利益，革命力量必然不断壮大，时间始终站在我们一边，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

（参看陶叔之前的文章《通过论持久战，毛泽东要教给我们什么？》）

 

第三次悟道，教员做出了永葆力量的制度设计。

 

一个有趣的巧合。

 

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体系，经历两千年，总共产生两位圣贤，即王阳明与曾国藩。

 

而马克思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两百年，同样产生了两位圣贤，就是列宁与教员。

 

不同的是，儒家体系的运行，依托于秦始皇建立的封建政权，二者兼容性不好，皇帝经常气得发疯，要把儒生拖出去打屁股。

 

而马克思主义，则由列宁创建了一套内生的组织与政权机制，能够完美融合，相互促进。

 

中国人对列宁的了解远远不够，普遍不清楚他伟大在哪里。

 

在陶叔看来，列宁最伟大的贡献是两个：

 

第一，建立了列宁式的政党组织。

 

在他之前，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都是资产阶级俱乐部的形式，参与者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在敌人强大的压力之下，往往不堪一击，脆弱无比。

 

而列宁在1904年写成《进一步，退两步》一书，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引入严格的纪律，并要求每位党员必须加入党的一个组织，接受完整的组织生活的锻炼。

 

从此，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出现了，党成为了坚强的战斗堡垒。

 

第二，建立了苏维埃国家政权。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建立苏维埃俄国，并在1922年发展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正是在苏联成功榜样的鼓舞下，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明确了革命方向。

 

显然，这一无产阶级政权模板的出现，离不开列宁天才般的创意。

 

 

教员则是为列宁的两大贡献添加至关重要的补充，明确了组织与政权建设的根本目的：

 

为人民服务。

 

这就是他的第三次思想飞跃，通过1944年的一篇同名短文完成。虽然不是在危急存亡之际的灵感迸发，而是长期实践感悟后的水到渠成，却同样具有惊心动魄的威力。

 

既然革命的力量源泉已经找到，蓄积力量不断壮大的方案已经给出，那么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也就自然而然地能够推导而出。

 

但是，只有把一点清楚明白地说出来，才能给所有革命者设定一条最直观的质量检验标准。
在这条标准之下：

 

组织纪律的约束，就是要杜绝背离人民的一切行为，确保党始终得到人民的支持，获得不断革命的强大力量。

 

政权建设的目标，就是要维护与增长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宏大的丰功伟业，其成色最终也要用人民满不满意来判断。

 

王阳明与曾国藩，苦心孤诣无怨无悔地追求成为圣人，毫无疑问他们的情怀是高尚的。但是他们只能约束自己，约束不了官场同僚，甚至约束不了自己的门生弟子。

 

只有把为人民服务的纪律要求与检验标准，融入进组织与政权的肌体之中，成为其内在的要求之后，才能始终约束与鞭策精英阶层，保证国家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奔向历史的进步方向。

 

显然，确立组织与政权的人民性，比个人层面的道德追求，在合理性与有效性上，不知要高到哪里去了。

 

 

05

 

近些年来，“王阳明热”“曾国藩热”不断升温。他们两位确实是中华文明史上杰出的人物，是名副其实的圣人。

 

但是，陶叔要明白的指出，他们的思想是在儒家的体系下发展而来，纵然有灿烂的光辉，却难免存在明显的局限。

 

王曾二人无法获取足够的力量，不得不放弃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历史的无奈，也是其思想体系局限的必然结果。

 

他们的妥协与目标降级，是中国思想史上转向务实的标志性事件，既是一种进步，也是儒家体系崩溃的前兆。

 

在列强入侵，民族危在旦夕之时，儒家思想被证明无法在千年变局中指引救国之路，中国人由此遭遇了一次严重的信仰危机。

 

好在经过数代民族精英的艰辛探索，教员的思想顺应时代需要及时出现，重新支撑起中国人的精神脊梁。

 

毫无疑问，他继承了前人的务实精神，尊重现实，客观地从力量对抗上谋划如何推进时代的功业。

 

这种立足于现实，而非只凭空洞理想的思维方法，教员给出了更加精炼的总结，叫做：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的内核自然是务实，但同时又从组织的角度加上对个人的约束，避免精英滑向利己主义。

 

不同于儒家所号召的难如登天的“做圣人”，教员用一个直观明白易检验的标准来作为约束，那就是：

 

为人民服务。

 

“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就是教员思想的核心要义，也是历经千难万险后，中国人终于完成的思想升级所获得的精华。

 

实事求是是为人民服务的方法，为人民服务是实事求是的目标。二者相辅相成，牢牢地框定了中华民族奋斗发展的方向。

 

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始终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民族，内部蕴藏的巨大能量驱动着生生不息的奋斗。

 

这种能量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有着广泛共识的思想体系，不断凝心聚气转化而成强大的力量。

 

在前一个两千年，儒家思想担负着这一责任，支撑起民族长期的兴盛。只是它落后了，自然而然退出了。

 

幸运的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全新升级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在他的光芒照耀下，中华民族又何愁没有下一个两千年的兴盛呢？

 

文章来源于陶然纪 ，作者跟陶叔学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