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是快速消灭敌人的最有效手段，而进攻精神则是快速发展自己的最可贵思想。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具备进攻精神的军队始终能够保持旺盛的活力和强盛的战斗力，在国家政权结构中始终能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单是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威武的地下军阵，就可以体会到秦军当年非凡的战斗意志和浓厚的进攻精神。正是凭着这样的意志和精神，秦军得以气吞山河，统一中国。秦军在秦朝军政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所享有的地位，显然是不言而喻的，以至于秦始皇在去世之后仍对他强大的军队念念不忘，执意用他们的塑像为其地下皇陵护卫，可见秦皇对秦军的倚重与信赖。
秦军的光芒藏于地下两千年，重见日月后，令世人叹为观止，难置一言。正是这样的进攻精神，锻造出如此强大的军队，形成极为坚强的国家机器和战争机器，因而开拓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里程碑。
放眼两汉，是中华民族开疆拓域，积极进取的重要时期。自汉初以来，汉朝统治层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希图牺牲局部利益来保全整体利益。在国力疲弱的国情下，这可以称作是比较正确的生存政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发展后，尤其是文景之治，使国力有了巨大的提升，新的对匈政策便呼之欲出了。汉武帝即位后，施政方式焕然一新，开始实行积极的国防政策，由被动防御转变为积极进攻，由此开启了为时长久的汉匈战争。汉匈战争中涌现出的汉朝双璧——卫青，霍去病则是这一时期杰出的将领代表。不无例外，他们都信奉进攻思想，因此他们统率的军队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进攻精神，这样，汉军屡败的颓势得以扭转，在之后的对匈战争中频频获胜。汉军所具备的强大进攻力，深受汉庭的赞赏，逐渐成为汉朝开疆拓域的支柱力量。其进攻精神的代代相传，不仅成就了汉武盛世，更为之后的昭宣中兴，光武中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精神支持，以至于到了汉末三国乱世，汉军的战斗力也是丝毫不逊于前代的。汉族之所以以汉为名，正是因为在进攻精神的鼓舞下，汉朝大步向前，高歌猛进，使全民族呈现出空前的团结与凝聚，形成强烈的认同与共鸣，久之则使一个朝代的名字成为了一个民族的名字。
卫青出击匈奴。
进入中华民族帝制史上的盛年期，隋唐的进攻精神比之前代，亦毫不逊色，甚至还有了一定程度的升华，进攻精神转变为进取精神，融入到民族性格之中。隋唐的影响力不仅在空间上波及周边，更在时间上影响后世，中国的天下型社会形态在此时已经有所萌芽，对外的深度交往更塑造出民族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隋唐的对外战争有其历史特色，然而无一例外，农耕文明始终面临着游牧民族的威胁，正如汉与匈奴，这一时期表现为唐与突厥。在唐与突厥的长期角逐中，双方多次拉锯，也多次妥协，但唐对突厥的一贯方针是武力进攻，以攻为守，丝毫不向突厥示弱。最高统治层向唐军输入进攻思想，具备进攻精神的唐军对胜利抱有乐观态度，即使有时遭遇挫折，也敢于整装再战。但安史之乱的突然爆发打破了这一良性循环，使唐军进入到了倒退期，唐的国防政策也由进攻变为防守，唐军的精神支柱由此崩塌，从此一蹶不振，在对外战争中始终不占优势，失去了往日的精神风貌。失去军事支柱和进攻精神的唐朝江山就这样江河日下，一片凄然，伴着后世人的声声叹息，盛唐就这样凋零而去。
进攻精神遭到泯灭的宋朝，其独特的国运曾被历史学家们广泛分析。一方面经济极强，一方面军力极弱，一方面在与敌国较量中始终处于弱势，一方面却在强敌环饲的恶劣环境中生存数百年，这样冰火两重天的国运常另人们深感困惑。其实，这独特国运的背后，正意味着宋朝抛弃进攻，注重防御的国防策略奏效。举例来说，宋朝就好比一个身体功能健全却体质较差的人，虽然小病不断，但绝不会一病呜呼，反而可以延年益寿。这样即便在与外敌的对抗中处于下风，但基本上可以巩固自身的现有政权和固定利益，维持国家的生存。但无论怎样来讲，缺乏进攻精神的宋朝，从建立政权开始就呈现出疲弱衰颓之势，防御为主的国防政策，中重文轻武的治国方略，无不在摧残着宋军的进攻精神。
失去了进攻精神，就无法建立强大的军队，失去强大军队庇护的宋朝子民，只好在敌军马刀之下仓皇度日，连宋朝皇室也要长期忍受莫大的凌辱。这样，大一统的宋朝未能像强汉、盛唐一样迎来盛世，正如含苞待放的美丽花朵，尚未绽放就在春风吹拂下默默枯萎了，不禁令人唏嘘。
元朝疆域。
从成吉思汗起，蒙古帝国的战争机器就轰轰作响，一往无前，从亚洲到欧洲，从富庶之国到蛮荒之地，处处都留下蒙古战马疾驰的痕迹。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扩张时期，其规模和影响不仅远远超出前代，更令后来之人望尘莫及。一大批人物在此时涌现：木华黎、哲别、术赤、窝阔台等等，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究其原因，正是进攻精神造就了这罕见的历史辉煌。
蒙古军队崇尚进攻精神，因而能够最大限度的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将龟缩防御的敌人分割开来，化整为零，将其歼灭。在蒙古大军纵横欧亚时期，时刻受到进攻精神鼓舞的蒙古军队一往无前，冲垮一切抵抗之敌，尽情地掠夺财富，开疆拓域，这样的景象令马刀之下的西方人惊恐万状，信奉基督教的人们只好将蒙古军队称为“上帝之鞭”，以此来抚慰自己破碎的灵魂。进攻精神建立起来的蒙古帝国，即便在百年之后便土崩瓦解，但是其富于传奇的历史依旧为人们传唱不已，在人类历史上挥就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元军骑兵。
明朝的诞生，迎合了汉人民众对汉人统一政权的期待，继汉、唐之后的第三个大一统的汉人政权由此建立。
建国伊始，由南而北统一中国的明军将士便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成吉思汗的子孙赶出关外，形成猛虎在山，威加于敌之势。由于经济形态的差异，明朝可以供养一支强大的边防军，而蒙古则时常由于生活资料的缺乏而对明朝边境进行袭扰掠夺，这使得明与蒙古经常拉锯作战。为了彻底解决北部的威胁，明成祖迁都北京，并对蒙古采取攻势作战，在极具进攻思想的皇帝亲率下，明军抓住时机，果断出击，极大的消灭了蒙古军队的有生力量，在力量的平衡中占有了绝对的优势，使明蒙边境恢复了久违的安宁。这强势的皇帝更为后代统治者立下了“不和亲，不陪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祖训，以彰显明帝国不容置疑的国威。进攻精神武装的明军之后也参加了众多战事，涌现出最早成建制的火器部队，甚至出兵朝鲜，击败日本，敲碎了日本萌生已久的扩张野心。帝国的命运与帝国军队的命运紧密相连，伴随着帝国的衰落，帝国军队也走到了末路。心怀家国的崇祯皇帝煤山自缢，以此显示自己作为明朝最高负责人的不屈。成仁的皇帝已去，失去效忠对象的明军也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从塞外而来的野蛮精悍的军队，成为了中华大地新的主人。他以破旧图新的精神面貌而来，恐怕他也不会知道自己将以如何不堪的身份而去。自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以来，对明王朝采取的是一以贯之的攻势作战，因而在战场上能够灵活自如，掌握主动。在其进攻思想的驱使下，向明王朝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终于凭借吴三桂降清的历史机遇，蜂拥入关，将大明的万里河山尽收掌中。
八旗兵在之后平三藩，收台湾，内除叛乱，外捍主权，为康乾盛世的到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盛世之下，清军渐渐丧失了原来的进攻作风，再加上闭关锁国，眼界深受限制，更加速了清军的落后。随着1840年的到来，清军的命运同清帝国的命运一样，陷入了无以名状的沉沦。没有精良武器装备的清军败绩连连，然而
洋务运动中有了精良武器的清军依旧败绩连连，因为他们早已丧失了进攻的思想和胜利的信念，他们的血液里不再传承先祖的勇敢，尽是懦弱和胆怯。清军的状况可想而知，战败后改革，改革后再战败，复又改革，陷入了无法脱身的恶性循环。最终，伴随着清王朝大厦的轰然倒塌，屈辱加身半个多世纪的清军终于得到解脱，消失在历史深处。
鸦片战争。
清政府的骤然垮台，并没有使艰难的国运得以终结，反而步入了更为混乱的时局，新旧军阀并起，地方势力崛兴。在此时期崛起的新桂系尤为引人注目，在击败陆荣廷的旧桂系后，新派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等成为桂系军队新的掌门人，开启了桂系军队新的发展时期。由于李、白皆对进攻思想抱以不加质疑的信奉，再加上广西自古以来的尚武之风，新桂系迅速崛起，在民国政治军事的舞台上占有了重要的一席。北伐战争时，桂系军队转战多地，屡立战功，取得了与阎锡山的晋军，冯玉祥的西北军，蒋介石的中央军并列的地位，实现了由军事力量向政治力量的跃升。抗日战争中，即便在淞沪会战的血肉磨坊中，为进攻精神所鼓舞的桂系士兵仍敢于冲出战壕，向日军发起反冲锋，大大挫伤了日军的战斗力量。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战役所取得的丰硕战果，正是桂系军队的杰出作品。解放战争中，尽管桂系开始走下坡路，但在国民党内部的力量却愈加增强，以致上演了“桂系逼宫”的好戏。作为对手的共产党杰出将领粟裕在作战会议上也曾确立先打国民党杂牌军，后打桂系和中央军的作战方针，并称桂系军队虽然装备并不算强，但绝对是难啃的骨头，这足以窥见桂系军队在对手心目中的分量。
尽管桂系军队能征善战，但局限于其本身的军队性质，依旧被历史所淘汰。广西狼兵雄于天下，却在桂系军队覆灭后久久被人们所铭记。
自从人民军队以新型武装力量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以来，还从未在回应人民期待的问题上有所欠缺。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极为强烈的使命感来鼓舞自己从而得以克服种种困难，
以一往无前的豪迈气概迎接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到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抑或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都能以极为灵活多变的战法来适应战争形态，并在战争过程中发展自己，消灭敌人，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以解放战争为例，解放军前期采取守势，避开敌人的锋芒，后期则采取攻势，消灭敌人的力量。战略反攻时期，受到进攻精神鼓舞的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向全国各地进发，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打下兰州，挺进新疆，解放西北；刘伯承、邓小平的中原野战军挺进大别山，渡过长江，进军西南，稳固青藏；林彪的东北野战军连打辽沈、平津两役，后猛扑向南，兵锋直指海南；粟裕的华东野战军鏖战淮海，拿下南京，开进福建，形成武力解放台湾的战场态势。勇猛进攻的解放军使国民党军意志彻底崩溃，失去军事力量庇护的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亡命台湾。
可以说，新中国的成立是靠进攻得来的，而非是靠谈判协商得来的，那时期进攻精神所激发起的力量和价值，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面临着是否要与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发生直接军事较量的难题，在经过多方权衡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最终开赴朝鲜战场。
志愿军入朝第一仗，就遏制住了“联合国军”的凌厉攻势，将战场主动权的天平做出了新的平衡。尽管有后勤保障等始终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存在，志愿军仍然能以顽强的意志将“联合国军”扫至三八线附近，为朝鲜战争的结束奠定了基础。
这些曾浴血解放战场的英雄部队，在朝鲜战场以他们坚韧不拔的毅力、视死如归的气概再次击垮了敌人胜利的信念，使坦率地接受失败成为拥有强大火力和高速机动力的美军与中国军队交战后的常态。时至今日，仍有不良用心的人认为那时的战斗英雄邱少云的事迹违反人类生理学原理，这恰恰反映了那时志愿军所饱含的战斗意志是多么的令人不可思议。
有着极高政治素养和敢打敢拼精神，并崇尚进攻的志愿军，焕发出使敌人无比慨叹又无比畏惧的战斗力，披荆斩棘，一往无前，在朝鲜战场打出了国威、军威，使新中国的国际地位陡然提升。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打拼而来的政治遗产，至今都令我们受益，这些最可爱的人永远令人怀念。
新中国的战略压力从诞生之日起就从未放松过，先是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围堵与封锁，后来又受到苏联在北部边境陈兵百万的巨大压力，意识形态斗争，国家利益斗争等各种压力与斗争彼此交织，这样复杂的战略环境加快了积极防御战略政策的出台。
在朝鲜战争之后的岁月里，又先后爆发了中印边境战争、中苏珍宝岛之战、对越自卫反击战等局部战争或冲突，但无一例外，中国都是胜利者，这充分论证了积极防御政策的正确性。毛泽东时代便已出台的积极防御政策至今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显示出勃勃的生机。究其原因，是因为积极防御并不是单纯地等着敌人进攻，我方再进行防御，而是在敌人有了进攻我国的试探性行动之后立即向敌人发起进攻，歼灭敌人，其本质是进攻性的，是以进攻来达到防御的目的。这一政策契合人民军队的战争传统，体现着正义精神与原则意识，有效融入了人民军队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锻打出来的进攻精神，其对于巩固中国国防的效用显而易见。这样正确的国防政策，为中国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是断然不可轻易放弃的。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面对这样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无论我们以何种姿态来回应，恐怕都将要创造历史。世界军事变革的大潮滚滚向前，中国不能无动于衷！破除沿袭苏联的大陆军军区体制，走向新的力量联合，是先进军事科学理论实践的必然趋势！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旧貌换新颜，国家利益的侧重点也由生存利益更多地体现为发展利益，由国内利益延伸为国外利益。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更是将国家的利益拓展到了更为广阔的范围，今后，我国国防的外向型特征更加显著，国防战略为国家战略服务的本质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反介入能力明显增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就能实现背靠西北，面向东南的战略态势，从而使亚太的战略疆域得到重新的划分，使我国在亚太乃至世界与强国的博弈中占据更大的优势。进攻精神在此时升华为进取精神，焕发出强大的东方力量，使我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种种领域突飞猛进，所取得的成果令西方世界惊叹不已。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独具中国特色的进攻精神历久弥新，必将在强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征程中释放出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我们期待胜利的一天，我们期待成功的一天，我们期待复兴的一天！
（作者系
90后，湖南省中南大学16级国防生；来源：昆仑策网，根据授权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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