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贺军：群众路线与斗争艺术——谈毛主席的阶级斗争观（四） - 昆仑策
-
储贺军：群众路线与斗争艺术——谈毛主席的阶级斗争观（四）
2023-11-16
【导语】毛主席的一生波澜壮阔，充满了革命的斗争精神、理论、实践和艺术，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是毛主席斗争精神的集中表现。毛主席一生坚持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并将这种信仰转化为伟大的社会实践，总是以极富宏达的战略眼光，完美地诠释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一个斗争迈向另一个斗争。毛主席自己和他同时代的战友们都评价过他一生最大的贡献，但本文认为，毛主席一生为中国人民做的最伟大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是：1. 坚定地信仰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灵魂的马列主义理论体系，并将其付诸开天辟地式的社会实践；2. 在这种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彻底的思想改造运动，建立并锤炼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的民族领导核心。毛主席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就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使中国人民至今都生活在这种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成果的红利之中。
全文共10万余字，分为五篇连载：第一篇，阶级斗争理论；第二篇，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第三篇，两条道路的斗争；第四篇，群众路线与斗争艺术；第五篇，奠定中华民族前进的基础。此为第四篇，就教于广大读者并供研究参考。文中括号内凡仅标时间的，均请参阅《毛泽东年谱》；凡注明文章名称的采用缩写方式，由于篇幅关系不甚规范，谨致歉意。
第四篇： 群众路线与斗争艺术
本篇重点阐述社会主义的政治特征，强调共同富裕和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专政承担着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的责任。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共产党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这是毛主席坚持一生的理念。但是，在谈及人民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模糊人民的阶级性。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是中华民族的利益，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不在所谓人民之列，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1935.12.27《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在抗战期间，民族矛盾极为尖锐，但即使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毛主席也没有忘记人民的阶级性。在此期间，毛主席特意将“人民”和“民族”两个概念区别使用，他反对那种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的说法，而坚持认为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阵线，因为“民族”可以包含除汉奸之外的一切阶级，这样才能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1937.3.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含有着阶级意义，是联合着各阶级的统一战线”(1938.3.20《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四重要的中心的一点》)，在这个时期，毛主席心里的人民大众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1942.5.2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在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形势的变化，毛主席表述人民大众以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还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被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则是人民的敌人(《几个重要问题》)。广大人民群众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共产党方面来，则是阶级力量对比根本变化的标志(《一九四九年的任务》)，认识到人民的阶级性特征，才能正确地理解党的领导权的由来、作用和使命。毛主席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在人民当中，经过自己的先锋队的领导地位，通过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七大口头报告》)，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重要问题》)。他明确定义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论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从来不承认抽象的人，曾专门向黄炎培先生解释，所使用的“人们”一词，指的是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而不包括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不是‘包括一切的’”(1954.3.12)，他脑子里都是具体的人民，划分为阶级的人民。人的阶级性源自于人的社会性，中国传统强调了人的社会性，但漠视了阶级性。西方社会强调了人的个性，但对于人的社会性的具体路径研究不够(1937.7以前《读〈辩证法〉批注》)。为了把马克思主义深深地植入中国的土壤，毛主席批判了那种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性，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一生把群众看得比天还大，群众路线是他一生坚持的最基本原则之一，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同于“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何为群众路线？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制定政策决定行动时，要依据群众的需要和愿望，经过党的工作，提高群众觉悟，自愿地实施(1944.10.30《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要密切联系群众，随时了解群众的接受度和对于政策行动的批评或拒绝，“只有那些受群众欢迎的政策才能成为我们党继续实行的政策”(《和斯坦因的谈话》)。毛主席在人民大众当中发现了无穷的力量，决定最后胜利的，远远不仅是物质力量，“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1957.11.18)，“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1955.12上旬、下旬)，那是不容忽视的。“真理总是来自群众”，“事情都是群众在那里决定的”，共产党必须老老实实地替群众办事，这就“叫做为人民服务”(1959.3.29)。要完成任何任务，都要动员群众才有完成的可能，只限于少数领导了解相关任务是不行的，需要让群众都知道”(《晋绥日报谈话》)，辩证法也要跳出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1957.11.18)。在近几十年内，人们谈论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总是提及实事求是，这固然是毛主席主张的另一项重要原则，但是如果脱离了群众路线而谈实事求是，就容易误入歧途。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相联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间加上调查研究的桥梁，才是毛主席比较完整的主张和做法。在《论联合政府》中，毛主席总结了我党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两大标志，一个是理论和实践密切地相结合，再一个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评价其一切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为，是否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并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1945.4.24)。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需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1957.7.8)，最根本工作方法的是“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1958.11.9)，“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1957.7.9《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实事求是，就是一切工作都要服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和利益出发”(1964《论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1961.1.13)，真理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去寻找(1961.5.4)，片面强调实事求是，而忽视联系群众，会造成一个重大误区。检验真理标准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当中，所以讲究实事求是，更不能忘记联系群众。实践并非笼统的、抽象的实践，实践也是有人民性和阶级性，这里讲的实践是人民的实践，而非某些人的实践。在《关于工商业政策》中，毛主席说，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审视政策的实行过程和归宿，“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1948.2.27)。调查研究是做到实事求是的必不可少的步骤。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必须避免那种“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1961.5.28)，必须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社会调查和阶级观点，这三者是合一的，掌握阶级斗争观点的社会调查才有意义。“知识分子下乡找农民，如果态度不好，就不能取得农民的信任”，“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观点看农村”(1956.9.25《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有些人下去蹲点时，不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不接触广大的贫下中农，却仅和基层干部、富裕中农、甚至富农地主接触。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指出：“这些人是有视听见闻的，可是只视听见闻了剥削阶级一方面；而对被剥削阶级一方面，即广大的贫下中农，则根本没有什么视听见闻”(1964.12.10)。在毛主席一生的实践中，比如寻乌调查等，无一不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还是要做阶级分析，无论城市或农村，都不能离开阶级分析”(1961.3.23)。毛主席一生成就的最基础支撑，在于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除了发自内心的“人民万岁！”，他还用诗一样的语言赞美人民群众，“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1949.9.16《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在西方理念引导下，有些人只重视精英而忽视普通老百姓，其实质是把普通老百姓不作为现实中的人，而仅仅是一种特殊的“物”，毛主席坚决反对这种看法，他始终把最大基数的普通人放在第一位，自己之所以能够承担教育人民的责任，是因为自己是老百姓的学生，知识都来自于老百姓，“所以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1964.8.29)。世上本没有什么天才，所谓的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靠集体智慧”(1971.9.12)，成绩是人民的，错误的原因就是脱离群众，能够纠正错误也是“因为听了群众的话”(1963.4.25)。毛主席认为，在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以后，就面临着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相互关系问题(1958.2.18)，全党上下都不能脱离群众，要和“群众的需要和愿望息息相通”，“任何一项政策的正确性都必须由群众来检验”(《和斯坦因的谈话》)。毛主席把是否脱离群众的问题，提高到还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高度(1964.11.24)，坚持群众路线是共产党对于自己的阶级定位所决定的，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就在是否发动群众的问题上，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国民党就不敢发动群众，害怕群众发动起来了，危及自己阶级的统治和安全(《大公报》1938.4.25-26社论)。毛主席认为有时党和群众的隔阂，像一张纸、一层木板、一堵墙(1957.4.4-6)。谁已经脱离了群众，群众最有发言权(1960.8.28)，大跃进之后，毛主席坚持队为基础的原则，因为，搞得过大过“左”，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都会受到伤害，而只有公社干部高兴(1960.7.18《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文革”初期，毛主席坚决反对派工作组，因为“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的”(1966.7.25)，他更加坚定地认为，保护还是镇压广大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1968.5.11)。为了坚持群众路线，毛主席多次批评“官架子”，他要求全党“要和人民站在一起”(1960.9.1)，把共产党比喻成劳动人民的儿子，还特别指出“不是剥削者的儿子”(1964.1.19)，以此表明坚持群众路线过程中鲜明的阶级立场。“又红又专问题是从群众中来的，现在成为党的口号。所谓红者，无非是世界观要改变，思想方法要改变”(1958.4.27)。共产党人来自于人民，人民委托权力的目的在于共产党人是“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时局和方针》)。共产党人在履职尽责过程中，如果能够诚心诚意地为群众利益而努力工作，“听取群众意见的机会是非常多的”(《和斯坦因的谈话》)。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毛主席甚至对外国共产党领导人说过，共产党人“为了接近群众、团结群众，我们也应该进教堂”，“我们可以发表声明，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由于人民群众还信上帝，因此我们也进教堂”(1959.10.1)。毛主席一贯反对简单的行政命令，“根据主观主义设想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任何上级的命令指示，必须加以废止或修改者，地方党政有权提出意见”(1953.4.2)。如果没有群众的发动、参加、受锻炼与提高觉悟，党的真正巩固是不可能的，要正确地走群众路线，既要反对命令主义，也要反对尾巴主义。毛主席一贯反对笼统地提出了“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口号 (《晋绥会议讲话》)，这种尾巴主义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1948.2.11《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群众中有些意见和想法是不对的，不能盲从，“必须耐心说服”(1948.2.22)，在毛主席的批示中，多次出现过否定群众某项具体建议的情况(1952.4.8)。在听到有些群众希望包产到户时，他就表示了坚决地反对，并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1962.5.16)。对于来自群众的意见，要加以分析，正确的一定要重视、采用，不正确的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晋绥会议讲话》)。要确保党和群众相互交流的顺畅，否则工作就没法做，当群众思通了以后，才“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晋绥日报谈话》)。联系群众的手段“办法之一，就是要充分地利用报纸。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 (《晋绥日报谈话》)。毛主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思想 (1965.11.13)，也是为了找到先进经验，从而“把后进和落后的带起来”(1958.2.18)。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强调的是阶级专政而非个人专政，为了防止干部的违法行为不顾群众利益的独断专行行为，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主席非常支持社员参与集体生产机构的管理工作，“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具体手段之一是算账(1959.4.3)。晚年，毛主席非常支持“三结合”这种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创造的“临时权力机构”(1967.3.7)，并认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1968.3.25-26)。在毛主席看来，群众参与国家管理，不仅仅是由其代表进入管理机关，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不能单靠行政和法律的办法，要依靠群众力量(1963.11.15)，“要靠人民群众来监视、教育、训练、改造少数坏人”(1964.1.28)。毛主席希望全体人民都关心国家大事，这与西方的愚民政策有着根本的区别，毛主席认为政治思想工作就是争取群众(1957.4.4-6)，根子还在于对人民的地位作用的看法上。在1948下半年“三大战役”开始之前，毛主席就预计到1949年，国民党可能会由李宗仁出面，要求举行和平谈判。对此，毛主席表示，不能拒绝谈判，要“考虑人民觉悟的问题”，届时可以边打边谈，并且“在谈判中教育群众，向群众解释和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还是要继续打下去，不上敌人的当”(1948.9.1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后来发生的历史事实，和毛主席预计的脉络完全吻合。毛主席继承和发扬了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同时，又融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把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和实践，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与境界。毛主席勾勒出新中国的大致轮廓：“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论》)，认为劳动者最大的权力就是管理国家，为此，“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因为“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1959.12.18)。到了晚年，他更加重视民主集中制，并将这种制度赋予了“防止修正主义”的历史使命(1963.2.26)。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民主是为了集中”，“把各种意见加以比较，求得一个统一的意志”，“就是集体的意志”(1962.9.27)。民主集中制是对立统一，没有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正确集中的指导，也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民主就不会有正确的方向。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就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思想，主张动员民众的参与是最大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战就不能胜利”(1937《日本侵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只有动员了老百姓，才能有全民的抗战。他一向认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让人讲话的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只要“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1962.1.30)。他强调让人讲话，要“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防止出现“政治上不敢讲话，工作上不敢负责，学术上不敢争鸣”的情况(1962.4.9)。基于有阶级性的民主集中制，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在建国前夜讨论中央政府的组织职能框架时，他提出了非常先进的治理思维，强调要“抓紧大的人事、大的政策”，因为“政策问题是关乎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又集中又不集中，需要集中的则集中”(1949.8.27)。早在建党以前，毛主席就已经看透了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保护“有产阶级”的实质，并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念，“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921.1.2)。人民的政府保护人们的使命，决定了必须发挥对破坏人民根本利益的反动势力采取“专政或独裁”的作用，“不允许它们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国境内毒害中国人民的灵魂”，也“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我们通常讲的社会主义，是指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这个词汇并非无产阶级所独有，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早期，也曾经在这一领域进行过长期的探索，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时至今日，西方依然有一些学者在探索他们的社会主义，因此，也造成了一些思想混乱，不能一听到“社会主义”这个词汇，就认为是好的。只有的科学社会主义才是我们需要坚持和发扬光大的社会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胜利，越来越多的机会主义者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大行修正主义之道。早期的修正主义者，比如“伯恩施坦、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还是比较严肃认真的，“还能讲点他们的道理，有点逻辑，还有点绅士气”(1963.7.22)。然而，现代的修正主义者们完全讲不出道理来，只是生硬地推行其不看本质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路线(1962.8.18《对中央军委工作报告的批语》)。这类修正主义者连脑子都懒得动，一方面强力推行其错误路线，另一方面大肆采用“诡辩论”手段(《读〈辩证法〉批注》)，也就是引用马克思列宁等人的只言片语达到自己的目的。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能力亟待提高，这也是毛主席重视理论研究的原因之一。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他在鼓励大家学习马列主义的时候，总是要求大家注重要消化，不能生吞活剥，“按图索骥，对号入座”(1958.10.26)，照本宣科。他认为如果读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书呆子，也会“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1964.2.13)。比如，他认为“武装夺取政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但究竟是农村包围城市，还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1967.11.27)，还是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处理。读书不能读死书，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1958.10.26)。要反对形而上学，正确地认识对立统一和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1963.12.13/30《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故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和批语》)。毛主席反对唯利是图的实用主义、狭隘的经验主义(1975.5.3)、滑头的折中主义、消极的尾巴主义，并且认为这些现象也都是修正主义的表现。人都是现实的人，都不能抛弃很多具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但是，讲究实用和信奉实用主义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事情。毛主席曾说过：“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1944.5.24《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但是，这种注重实用效果的对某个具体问题的看法，如果上升为一种指导思想，一种治国方式，一种哲学信条，一种主流思维，恐怕就进入了实用主义的窠臼。赫鲁晓夫“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在这种实用主义思想指导之下，必然“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了长远的利益”(1959.12.4)。毛主席对实用主义深恶痛绝，他认为苏联有些理论，只在“钱能通神”这一点上有体系(1959.12.24-26)。不过有些传统的中国思维方式，如“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和西方的实用主义很契合，所以要特别注意批判和扬弃。“路线正确一切都有，路线错了就会垮台”，不能像陈伯达那样搞政治投机，做“船上的老鼠”(1970.9.19)。共产党人当然要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进行必要的变通，但是，这种变通绝不是放弃自己的根本原则。陈独秀就曾经犯过执拗的绝不当头儿的尾巴主义错误，“大革命时期形式上是独立，实质上是做了尾巴”(1937.6.29)。毛主席深挖尾巴主义的根源，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抗日时期的任务》），不能容许其在党内复活。还有些人，为了实用的现实利益，采取了面面俱到的折中主义，他们不愿意动脑子想办法，在突出政治和抓紧业务之间寻找最佳的契合点(1966.1.16)。折中主义用二元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中的重点论；用混合论、调和论取代了阶级斗争理论，是好人主义；用似是而非代替了辩证法；这些人的政治无非是“口号在嘴上，保证在纸上，决心在会上”，这种思维方式“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1965.12.2《反对折中主义》)。在带领中国人民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毛主席就发现并提示全党要反对修正主义，并认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他们口头上也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用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企图削弱唯物论和辩证法，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些势力“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潮，并向工人阶级发起的政治、经济、思想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1957.2.27《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1957.3.12《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主要看立场，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修正主义者“否定无产阶级，就是要肯定资产阶级”(1957.3.13)。苏联出修正主义是苏联“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1964.1月底)，现代修正主义者极力“想避开无产阶级解放的这一条必由之路”(1962.12《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与资产阶级寻求妥协。这种思想体系是经常的、成体系的、一贯的，不是普通的有点过“左”过右的“认识问题”(1963.6.3)，这场斗争“关系到要不要马列主义的问题，要不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因此必须斗争到底”(1960.9.15)。 修正主义者们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一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就会站在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为少数的资产阶级谋利益。修正主义的道路，只能取悦于帝国主义、国内外资本主义，完全不顾“广大人民的要求”(《世界大会后的谈话》)，故此，他们“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1961.11.11)，因为脑子里存在着向往资本主义的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因素总是看不惯，总是没有感情，所以才“忍心地去挫折”社会主义因素(1955.9.26《对中央农村工作部检讨报告的批语》)。对于最大多数的普通劳动人民，修正主义者往往采用一些实用主义的“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1965.8.3)，同时，他们对于资产阶级思想，采取投降、放任的态度，“在资产阶级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就会丧失警觉，解除武装，不能理直气壮地驳斥资产阶级分子的谬论”(1955.10.7)。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由于人民群众的经验不足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经验主义者们就将此“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1959.8.6)。对待群众热情的态度是甄别修正主义的一项重要尺牍，“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变化”(1964.1.5)，只要“阶级斗争都动起来了”(1964.8.20)，群众监督的作用显示出来了，就可以解决这种问题。毛主席历来主张要重视群众的自我创造，相信人民群众具有无穷的创造力，可以反过来激励党的干部们(1944.3.5《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建国以后的50年代初，群众中出现了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强烈热情，党必须走在前头，鼓励群众们前进，“而非站在后边泼冷水”(1955.12.6《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开天辟地的伟大工程和事业，在这一过程中，全体劳动人民的积极参与是决定性因素，没有这些，一切都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人民群众出现了这种热情，就会产生无穷的动力，在大的问题上，都不是“主观可以想出来的，都是根据下面的意见来的”(1956.11.8)，在毛主席的引领下，“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1958.4.15)。在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探讨过程中，必须保护群众的自发创造，即使有问题，也要给予一定的时间，使之得以不断改进。群众起来了，肯定要出现一些问题，况且这是一项前人从未从事过的带有根本性变革的事业。在这个时刻群众路线就显得特别重要，“看问题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1958.1.12)。“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得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会上当；不相信，就会丧失信心”(1958.4.9)。尽管有些冒进，产生了一些问题，但不能在群众的心气刚刚起来的时候，“就来了一个巴掌”(1958.2.18)。毛主席对于向群众热情大泼其冷水的做法，非常很敏感，甚至说：“简直是罪恶”(1959.7.31)。保护积极性甚至也体现在，如何帮助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上尚不具备热情的那部分人身上。在合作化初期，毛主席反复强调，不要讥笑单干户，“不要骂他们落后”，而且“农业贷款必须合理地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1953.3.24《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的批语和修改》)。做一件大事，心气很重要，在这种氛围中，才能够在全体六亿人民群众顺畅参与和积极创造的条件下，完成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如果大部分人没有心气，这事是永远做不成的，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能放弃，那时候泼了冷水，恐怕中国就会永久性地放弃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机遇了。在阶级消灭之前，共产党要永远坚持放手发动群众这一方针，虽然根据各个历史阶段的情况不同，具体政策会有变化，但这一总方针是必须坚持的(《七大结论》)。早在红军时期，毛主席就曾提出相比于发展生产，“争取群众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1930.2.16《联席会议的结论并宣告前委成立》)。这并不是说发展生产不重要，但是，只有激发起最大多数人的生产积极性，生产才能搞好。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国家需要在投资方面暂时向工业倾斜，农业投入相对减少，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提倡了大寨精神。大寨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广大农民不是等靠要，而是自己组织起来，依靠自身的力量，努力生产摆脱贫困，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所以毛主席才会认为：要“靠大寨精神，靠群众办事”(1964.10.19)。在全心依靠与放手发动群众这方面，毛主席展现了非凡的智慧和掌控力，这当然是毛主席本人的才能和经历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他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大字报是一种民众表达意见的形式，也不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才有的，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有了(1957.6.6)。民众意见的具名或匿名表达“古已有之”(1958.4.9)，无非是根据具体时代的传播技术和手段的不同，有所变更。今天的网络意见，也是民意表达的新的形式。形式本身并不具有阶级性，阶级立场和观点只能体现在其具体内容当中(1957.9.4)。毛主席认为，党的路线、理论是“从群众那里发源”，“意识形态是概括群众的反映”(1961.4.1)。“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群众创造的表达意见方式，是我们党的民主传统的“一个很大的发展”(1957.10.9)。应当允许人民公开地批评领导的错误(1954.6《在宪法公布后的指示》)。这样可以揭露一些官僚主义的错误缺点，还可以暴露一些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以达到“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的目的(1957.6.6)，“这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人民敢说话了”(1961.1.27)。1960年前后中国农村普遍出现了大食堂现象，这是在人民公社运动中群众自发的创造之一，毛主席对此表现了极大的关注。毛主席从一开始非常注意大食堂，向基层人员询问各种管理细节(1958.10.3)，大食堂到底应不应当办，有没有好处，能不能坚持？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寻求答案。毛主席肯定过大食堂的积极作用，认为应当根据每个人的具体需要，遵守自愿原则，“要多样性，一定要满足群众的要求，群众反对的事情就不要干”(1961.2.10)。后来，经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毛主席果断地叫停了大食堂，并认为条件尚不成熟，如果管理问题不解决，大食堂迟早非散伙不可(1961.3.1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毛主席得知有些地方办大食堂，因为缺柴竟然扒房子、砍树，他及时指出，“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1961.3.13)，把大食堂问题与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挂钩，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大食堂原本是一个很好的概念，现在在很多大型国企、民企中，公共食堂办得都很好，甚至谁也不能设想，一个大企业中绝大部分职工每天还得回家做饭或者自带餐食。还有很多人认为，由于物质匮乏，在中国农村行不通。但实际上，物质的丰富与匮乏都是相对而言的，红军时期物质更匮乏，食堂却是不可缺少的。所以物质匮乏虽然是一个原因，但绝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根本原因在于食堂这种现象存在的基础，是高度的组织化，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只有在这种条件下，食堂才有存在的必要与可能。在中国农村，特别是当时的农村，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很低，所以，与现代化生产模式相配套的食堂，缺乏存在的条件。这可能是毛主席认为这种“吃饭不要钱”的破坏行为是反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人民公社普遍成立之后，曾经出现一次关于瞒产私分的争论。毛主席在对赵紫阳关于查处公社瞒产私分的报告做批示的时候，曾经支持过要查处此类现象的态度(1959.2.15)。但是事后，毛主席很快发现了这样做有很大的问题，并开始反思这种现象表现出来的深层次问题。毛主席说，这种现象说明共产党脱离了群众，要认真地想一想，干部为什么有这么大决心，群众又为什么会支持瞒产私分。他甚至感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因为，这样可以使他认真地考虑一下深层次的问题(1959.3.5)。毛主席顶着被人说是“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的压力(1959.3.2)，公开为瞒产私分、磨洋工、外逃等现象辩护，并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这种办法，人民公社非散伙不行。”(1959.3.5)瞒产私分反映了在公社所有制方面存在着问题(1959.2.26)，由于“共产风”的影响，农村基层组织的所有权受到了不正当的侵犯，必须充分保障当时建立的“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不能在所有制问题上，采取冒进主义的态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毛主席支持“瞒产合法化”(1961.4.9)，就是因为这一现象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产物。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思想层面，要把政策说清楚。毛主席担心闹粮荒，主张藏富于民，反对把农民挖得太苦，在听到人民并不缺粮的汇报之后，依然支持瞒产私分的做法(1960.4.30)，甚至要撤销反瞒产私分的领导干部职务(1960.5.2)。当然，如果瞒产私分不是社员受益，而仅仅是少数干部受益，那是绝对不可以的，要按贪污处理(1964.9.7)。1962年以后，国家已经从严重缺粮的状态中走了出来，毛主席还是坚持不要处理瞒产私分的做法，而且认为“多收少报是好事”(1963.11.12)，反复要求要少征粮，“要稳，不要冒失，要藏粮于民”(1965.11.15)。
三、传统文化的改造与对美政策
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和对美国采取何种政策，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命题，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古老的中国必须应对美国主导的以西方文化为主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进行良莠鉴别和扬弃，最终才能使中国的新文化诞生、生存并展现出夺目的精彩。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国学大师，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主张不要简单地否定传统，也不是所有的反封建思想都是好的，必须批判地利用传统文化(1960.12.24)。毛主席历来主张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但他从不忘记提醒大家还要读一些历史和古诗词(1959.6.26)。他给斯大林七十寿辰题写的寿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加上毛主席那流畅洒脱的书法造诣，真的是古为今用的典范(1949.12)。他不断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提倡用古代文人“攻书”和“校仇”的读书功夫，来激励和要求干部们认真读马列著作(1939.5.20《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毛主席晚年与芦荻教授的谈话，是我们正确理解传统文化的纲领性论述。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和批判，才能“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1975.5.29-9月中旬)，同时要注重吸收古人的智慧，比如发展生产技术、解放生产力以及处理民族关系等(1975.6.18)。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把握精神实质而非生吞活剥地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阶级斗争理论都不是源于中国本土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没有类似的理论，甚至可以说，党和斗争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偏向负面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哲学更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缺的一项核心理念，甚至很难找到嫁接的原生支脉，这也是中国社会长期难以进步的根本原因。毛主席坚信马克思主义，用了一生的时间将马列主义的理论深深地植入中国这片沃土，并使其生根发芽，长成为参天大树。中国古代的“党”字，基本上等同于现代语中的“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毛主席在努力克服这种不良行为的同时，完成党的理论和组织建设，党的理论和实践几经波折都立住了。我们有理由相信，阶级斗争理论也将可以立住。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不仅仅要正确地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正确地改造世界，运用阶级斗争的理念，才能科学有效地认识历史、改造中国。上世纪50年代，发生的批判《武训传》的运动，就是很好的例子。《武训传》的问题根子在于否定阶级斗争，鼓吹给封建统治者做顺从的奴才，使得劳动人民世世代代都当被剥削的顺民。更有甚者，有些人为武训披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外衣，许多号称是马列主义者的人，丧失了斗争能力，甚至不战而降(1951.5.19)。这场斗争的核心问题在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信念和应用，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世界观看问题。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者而言，当然无法接受这种不讲阶级斗争的“中庸之道”，毛主席也指出过“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的弱点(1956.3.3)。他曾数次讨论中庸之道，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把中庸之道害怕质变的特征，分为死硬派和折衷派两种思想，并认为“当新势力与旧势力斗争激烈而胜负未分时，往往出现这种折衷主义”，极为客观地评价儒家思想的折中主义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1939.5《读艾思奇〈哲学选辑〉》)。但是，当我们建立了阶级斗争的核心理念，“中庸之道”就可以被注入新的灵魂，其作用将是在阶级斗争过程中，避免过“左”或右的毛病，这才是毛主席讲的推陈出新。中国历史悠长，社会结构复杂，遇到了西方崛起、自己落后，外敌入侵、内部分裂。面对这种局面，只有用毛主席阶级观点和分析方法，看清现象的本质才可以破局。在这一前提之下，国学与马克思主义才能契合，一切过去看是陈旧的东西，才可以焕发青春，化腐朽为神奇，而如果希望从中国历史中获取充分的营养，就必须抓住阶级斗争这个核心理念。“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1958.12.6)，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改造传统要抓住阶级斗争这条主线，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中国传统(1954.9.14《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毛主席就曾高度评价陶行知的知行合一，“这在马克思主义说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1939.8.29)，在《张鲁传》里可以看到人民公社的渊源(1958.12.6)，《六祖坛经》虽然是唯心论，但它“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1958.8.21)，在教育领域可以看到，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可以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1958.8.16)。毛主席酷爱挑战，在与各种困难和艰险的奋斗过程中，找到了无穷的乐趣。我们这个民族历来是一个陆地的农业民族，我们需要学会“爱舰、爱岛、爱海洋”(1953.2.20)，乘船经过长江三峡时，他对船长等人说：“如果让我开船，我就喜欢在这险要的地方开”(1958.3.30)。这一特征也在他的诗词得到了形象的体现，他专门解释了“乱云飞渡仍从容”，指的是飘动着的乱云的从容，而不是静止不动的劲松的从容(1974.10.28)。在毛主席生活的那个时代，这种性格已不是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特征体现，而是更多地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优点，他以赞美口气谈及哥伦布，十分欣赏对于资产阶级在上升期，表现出来的“与人奋斗、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的斗争精神(1974.11.6)。这种性格不仅仅表现在他年轻时迎着大雨的狂奔，也在于他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他对外国友人说，我到阎王那里去搞革命了，把地狱中的制度破坏一下(1972.11.17)。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主席坚守自己的理念和信仰，完全不在意同时代的人对他有什么误解，甚至不介意后人对他可能有的误解。美国现在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代表，对美政策实际上是中国如何同西方文化进行斗争和相处的集中表现。在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经济实力尚还很不足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这是毛主席一贯的认识和判断，他曾说过，美国“怕我们的政治，不怕我们的军事，怕我们的将来，现在他还不在乎”(1959.1.12)。这里谈到的政治，也就是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在谈及杜勒斯的时候，毛主席说过：“他的哲学讲不赢我们”(1958.11.30)。果然20多年之后，尼克松拜访毛主席的时候，毛主席跟他讲哲学。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很多人对于这句话产生过怀疑，但是，到了今天，当一有风吹草动，美国总统、内阁要员、高级将领在和中国外交部副部级发言人之间，互相激辩是非曲直，拜登也说中国是定时炸弹。看到这些，恐怕很少有人再怀疑毛主席一个甲子之前的判断了。中国要建立新的意识形态，而这的确是改变世界格局的最核心力量。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中国和美国西方的直接交流毕竟还少，在毛主席对待前苏联的态度上，我们也多少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对于前苏联的意识形态，毛主席既感兴趣又不感兴趣，对于先进技术（含其它物质层面）一直都非常感兴趣，曾经为留苏学生题词“学好经济，回去建设”(1950年2月)。毛主席多次建议，无论是派到哪里的留学生，要注意“学技术和理科”(1964.6.30)，这个想法很有道理，在底层思维逻辑方面，东西方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有过“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表述，毛主席就很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1959.12.18)，彻底巩固就是死气沉沉，没有了活力。西方的基本逻辑是斗争——斗争——斗争，最后彻底征服；中国传统的基本逻辑是团结——团结——团结，最后表面上一团和气；毛主席对此有根本性的发展和转变，他提倡的基本逻辑是团结——斗争——团结。西方的产物能够在中国获得更辉煌的生命，这种例子屡见不鲜，比如驳壳枪， 西方人发明出来但总是使用不当，而中国人却把驳壳枪用得出神入化。在与美国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认清美国的本质，要敢斗能和，并且要坚持自我反渗透。帝国主义者连同他们的追随者，虽然不能够做到内部的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1948.12.30《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简直说的就是今天，在与中国的外交斗争过程中，美国内部不团结，但在反华态度上却可以达成惊人的一致性，唯恐落于人后。对于这种反华浪潮，毛主席也早就说过，“反华有好处”，可以让我们把愤怒“变成力量”(1960.4.13)。在同美国具体打交道的过程中，毛主席采取非常现实的态度，把美国看成既是纸老虎也是真老虎(1958.12.1)，并认为不能说我们一点不怕美国，只是美国“怕我们更厉害一些”(1961.7.13)。早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面对美国出兵助蒋的可能性，毛主席就判断，美国不太可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甚至可能放弃蒋宋政权，连财政及武器援助都会减少，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民革命力量”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坚决(《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建国以后，毛主席以非常积极的态度，看待美国发战争财的历史本性，主张要做好准备，把每个省都建成一个根据地(1970.9.23)，有了准备也许就打不起来了，而且要准备通过备战和实战完善我军的物质建设(1965.6.9)。有无数条理由可以证明抗美援朝的正确性，其中之一善于利用战争，完成我军的现代国防体系，对标美军实战建军(1950.10.13《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同时，毛主席又尽量避免发生战争，预估美国并没有准备开始第三次世界战争”(1951.1《在中央关于对朝鲜战争宣传应注意之点的电报稿上的批语》)，对于美国的某些局部挑衅，也十分克制地仅仅是提出抗议，而且指示“似宜每隔十天或半月汇集多案抗议一次”(1950.9.16)。毛主席敢于同美国摆开斗争的架势，“你不顶他一下，他就不舒服”(1972.1.6)，看透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色厉内荏本质——“欺软怕硬”(1964.10.9)，坚持以打促和的方针(1952.11.15《美帝国主义要打下去就只有失败》)。与美国的斗争是为了和平，是为了双方可以合作。然而，当美国非常傲慢地提出要向中国提供对苏“保护伞”时，毛主席的回答，礼貌而又坚定，“非常感谢，我们不要”(1975.6.12)。他提出不要太在意国际组织的成员资格问题，“要美就我，我不就美。最后一定要美国服从我们”(1960.1.6)。在对美斗争过程中，要掌握分寸，不要以牙还牙(1975.3.24)，“不能强加于人。来也可以，来来往往。谈得成也可以，谈不成也可以”(1974.11.28)。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还是美国主导的世界，我们依然是弱者(1970.9.23)，但我们顶住，坚信我们是最终的胜利者，对美国必须摆出战斗姿态，才能以战止战。在这一点上，坚信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认识，抓住阶级斗争这根主线非常重要。认识美国要从阶级观点出发，应对美国也要搞清楚阶级力量对比，并不断提高阶级觉悟。如果有人担心中国政府过于强大而危及私人财富的话，则应当担心美国因政府过于弱小，而引起的民间破坏势力，同时，不同资本的利益集团，也可能“分赃不匀，内部就要闹乱子”(1968.11.17)。发展是硬道理，但不能走错路。中国要是搞资本主义，美国更不会放掉中国，会把中国用资本完全控制，并且使中国完全沦为初级产品供应地。这和赫鲁晓夫要求中国成为农产品供应国一个道理，这样的结果是中华民族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坚持自我，在与台湾蒋介石的沟通中，毛主席明确坚持台湾的社会主义发展前景，而不是像香港一国两制初期，幻想着大陆走向自由资本主义。他希望明确地告诉台湾人民，“跟伟大祖国靠拢，希望你们实行孙中山先生的爱国三民主义，然后逐步进到社会主义”(1958.10.13《再告台湾同胞书稿(未发表)》)。在新的形势下，国际化是我们手中的阶级斗争武器，中国不参与资产阶级的金融游戏，但要用无产阶级的货物贸易击败资产阶级。从2021年5月起，中国重新摆出了不屈服美国的斗争姿态，重新开始“准备斗争”，这才使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经过马克思主义改造之后的中国意识形态，才是我们和美国进行斗与和的较量中最有力的武器。反动派就怕人民团结起来，怕人们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美国人现在也试图离间中国领导层和人民，实际上也是在企图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原理来反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更加凸显联系群众的极端重要性。特别要防止美国对于中国的渗透，要抛弃一切幻想和迷信，“有帝国主义存在，建设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同时，必须提高警惕，“资产阶级虽然打倒了，并没有死，他们用各种方法腐蚀共产党”(1966.3.28)。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上，经常出现“左”右倾的偏差，如何避免出现大的波动，以保障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一直是毛主席思考并着手解决的问题。1958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风风火火的大跃进，对此，众说纷纭。透过这一现象，可以看出毛主席把握左右平衡的智慧，以及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领导艺术。在我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类似大跃进的现象，唯有1958年的这次成了长期性话题。抗日战争时期，被国民党严酷封锁下的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的起因、过程、成果和所暴露的问题，和后来的大跃进运动有些相似之处。大生产运动为打破国民党封锁，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浪费和混乱现象。对此，毛主席曾经有比较详细的论述(1942.12《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对于大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事后除了毛主席本人之外，很少见到有人追究。然而，大跃进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探索过程中，百废待兴，把一个落后的农业为主的中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是前人没有遇到过的实践。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怎样搞，大家都不清楚，毛主席本人也在探讨。一张白纸上画画，出现一些问题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在上世纪50年代，从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角度看，钢铁比起今天的芯片，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钢铁才成为那个时代的焦点问题。毛主席曾询问河北省可否都搞一些钢铁厂(1958.10.31《在石家庄地区的谈话》)，后来批转了冶金部的报告，计划把四百多个“小洋群”企业，逐步培植成小型钢铁厂，其中，约有一百个左右有望发展成年产十万吨以上规模钢铁厂(1960.1.31)。当时全面开花大炼钢铁，跟今天的风险投资有些相像，这种理念是很超前的，只有全面铺开，才能发现成功点。看到今天中国，特别是河北，钢铁工业的规模和政府减产能的艰辛努力，谁可以说1958年的努力一无是处？从历史上看，对于大跃进的问题，思考最多的正是毛主席本人。毛主席总结性地认为，人民公社几个月就搭起了架子，乱子本就不少，到了秋冬又开始大办钢铁，“乱子就更多了”(1960.6.18)，这既是对于客观问题的认识，也是毛主席严于律己的反思证明。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领导层普遍都比较振奋，希望国民经济发展得快一些，这一期间提出了许多新的想法，其中很多被毛主席制止。他提出，必须控制各县、社都去搞钢铁(1958.8.19)。此外，当有人提出农村吃饭不要钱的办法，毛主席认为可以逐步实行尝试，但暂时不确定(1958.8.24)。毛主席及时发现了“浮夸风”，他及时批转给邓小平同志关于亩产六千万斤的“卫星”式报道，要求予以注意(1958.12.1)。到了1959年，毛主席开始全面总结和反思，直面大跃进的错误和失误。他认为我们经验还不足，得到了教训，对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模式，还需通过实践斗争更深入地“认识客观实际”(1959.2.2)。他超越了普遍的、表面上的“共产风”、“浮夸风”，特别意识到商品交换、等价交换、价值法则这些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意识到这是“一次极深刻的教育”(1959.8.11)。在这种反思过程中，毛主席绝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他清醒地意识到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自己没有阻止高指标的错误(1958.11.30)，尽管在北戴河会议不久，面对形势的发展，毛主席就已经明确地说“我自己也是怀疑派，要到了手才算数”(1958.10.2)。毛主席不仅仅认识到错误和失误，而且在后来的实践中，牢记过去的错误，真心实意地改正这些错误。他劝告大家不要再搞大跃进了(1959.8.16)，直到1965年，他还在重提大跃进期间“笑话”(1965.2.21)。长期以来，大跃进受到了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攻击。前苏联的攻击(1959.7.19)，在很大程度上，是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在作祟，看不惯中国已经开始脱离苏联模式的发展轨道，开始了自己探索多快好省的道路，不再照抄苏联(1959.10.14)。美国西方的攻击，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抛开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和思路，至于国内公知们的攻击，完全是做美国西方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没有必要深谈。这些人对于中国大跃进的攻击，主要是出于要阻止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然而在当时，国际局面已经没有留给中国再踱四方步的时间了。毛主席生前多次提出一个问题：资产阶级可以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1964.12.13、1960.1.19) 的确，资产阶级一直在追求大跃进，且不论资产阶级统治的过去300年(1960.1.9)，就是近几年，美国在疫情、通胀、社会不安定的环境下，股市暴涨，GDP大增，难道不也是一种另类的大跃进吗？人们可以承认资本主义的风投，却无法认可社会主义大跃进的全面铺开；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也有过高速增长，也出现过大量问题，也没有太多的人对此横加指责。此外，对于当年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错误，也没有人站出来指责，唯独这个毛主席主动承认有些问题的大跃进不能幸免。这种奇怪的现象，也只能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加以解释了。延安大生产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尚不涉及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学习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时期，惠及新生资产阶级利益，自然也不会受既得利益者谴责。尽管有很多错误和问题，毛主席一直肯定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肯定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他认为，“大跃进”以来，成绩很大，特别是群众的热情很高，这种干劲非常可贵，虽存在但也不会延续很长时间的盲目性(1958.11.13)。在群众向往社会进步的热情迸发出来之后，出现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有问题，但不要也不能泼冷水。如果不是在毛主席活着的时候，他领导全国人民一鼓作气完成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经济结构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转型的根本性基础性任务，恐怕日后再无人可以完成这样宏伟的历史任务。对于大跃进的争论，实质上还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对于大跃进的攻击，更是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攻击。不能因为走了一条新路，摔了一跤，就认为路走错了。如果要是走资本主义现成的道路，那不知道要摔多少跤，可能体无完肤！70多年来，中国其实一直处在大跃进的过程当中，毛主席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1964.12.13)“左”和右都不好，过犹不及，过就是“左”，不及就是右(1939.2.20)。毛主席解释道，超过客观的许可，“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发生“乱斗，这是‘左’”；落后于客观的许可，“缺乏斗争性，这是右”(1955.3.31)。毛主席更加形象地说，该办不办是右；行不通的也要盲目地去办，就是“左”(1956.1.20)。根据毛主席的这种解释，对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左”和右的区分应当是，否认或者忘记阶级斗争是右，滥用或扩大地搞阶级斗争是“左”。为了确保“左”右平衡，正确地理解和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是最基本的前提。在没有完全理解阶级斗争理论的情况下，在实践中盲目地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就是极“左”思潮的反应。所以，必须正确地理解阶级斗争理论，在实际运用时掌握适度、准确的原则，叩其两端而持其中。掌握“左”右平衡的准绳主要是两个：阶级斗争和群众路线的观点。对于现实中出现的“左”右两方面错误，要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确保“左”右平衡不是骑墙当和事佬，更不是假装问题不存在的鸵鸟，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有阶级分析这根定海神针和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信仰。毛主席谈及“左”右平衡的时候，总是分析中国国内的阶级情况，并认为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过程中，依靠的主要基础是工人和农民的大多数（贫农和中下农），同时指出，针对大量存在的上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商人、中农，“采取过‘左’的政策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同他们妥协，跟着他们走，也是不正确的”(1958.4.2)。当有人提出要在大城市组织人民公社的时候，毛主席明确指出：“目前应当从缓”，原因之一就是“在这里，资产阶级思想在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当中，还相当浓厚”(1958.11.28)。改造资本家也不要太快，要看到他们的积极作用，供给产品，积累资金，还“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资本家还“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同时，有些工人“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二者都有问题，“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1953.9.7)。注意防止“左”的错误，不是消极惰政，而是要根据具体条件，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1958.3.20)。为了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警告“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的同时，毛主席指出存在着的“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1955.12.27)，必须尽己所能尽快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只要客观实际允许，就要做，而不是以“客观情况”为由，一直在拖(1955.12.27)。对待阶级敌人的攻击，毛主席认为这恰恰证明“原来我们是做对了”，如果我们糊涂地听信他们的攻击性言论，“当然只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贼最为高兴”(1954.9《对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草稿)〉的批语和修改》)。毛主席把握“左”右平衡准绳的第二个标准是群众路线。在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一些过左行动”，但是只要这种行动，真正代表了最广大群众自愿自觉的行动，符合发起群众运动的目的，就是有益无害的，作为一项反“左”的原则，需要坚决防止的是少数人脱离群众蛮干的行为(1942.2.4《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提出平衡“左”右的标准是，“分配的最后结果，必须使一切主要阶层都感觉公道和合乎情理，地主阶级分子亦感觉生活有出路，有保障”(《一九四八年的工作》)。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主席要求，“要实事求是，不要浮夸。要作冷静的促进派，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冲天的干劲要与严格的科学的态度相结合”(1958年《对大跃进报道的指示》)。到处放“卫星”，他评价为“尽是写诗，报纸上都是诗”(1958.11.10)。当时出现了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毛主席进行了坚决的制止。他批评不顾大批群众“过冬的吃饭、睡觉、取暖、医药卫生”问题，而盲目上山搞工程，警告“不顾广大群众生死就要灭亡”，不能单图政治正确，要有物质基础作为支撑，要尊重客观规律，工业、农业都不能单纯追求速度(1958.11.13)。针对在自留地、退赔和生产指挥权上存在的侵犯群众利益的过“左”行为，毛主席严令“那就非得改变不可！”，当时中国生产的社会化水平普遍较低，农村更为明显，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特别强调了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的区别(1961.3.7)。毛主席强调纠正“左”右倾偏向要掌握好时机，“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1943.8.15《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这个时机的把控核心在于保护“人民的革命干劲和劳动热情”(1959.10.4)，“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1958.3.20)，在明确批评北戴河会议指标过高的时候，还强调自己现在是在鼓气的条件之下泼点冷水，不要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1958.11.30)。毛主席总是从宏观层面把控防止“左”右的倾向，“从右到‘左’，时间可能是很快的”，不发动群众则出现右，发动了群众则出现“左”，这是“一般规律”(1944.2.26)。他认为庐山会议存在后遗症，本来要防“左”，但是最后搞得把“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1961.3.5)。后来，当邓小平同志提出，要重新拣起搞高潮的那一套办法，“不要太冷，要热时”，毛主席也同意再也不能压了(1959.1.26)，他说：“我们已经退到极点了，退到谷底了，今后要稳步上山”(1961.9.15)。“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1959.7.26)，“党有两个缺点：一个是‘左’，犯过许多大的错误。一个是右”(《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作为一个长期的“左”倾路线的受害者，毛主席的这句话是他一生革命经验的总结，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历史上，“左”右倾错误总是循环出现，除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1962年也是一样，原本大包干搞得正好，一批人出来提出包产到户，这两次逆转都对后来的总体风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也不是孤例，在有人提出反投机倒把的时候，毛主席就担心，“不要这一反，自由市场不搞了”(1963.6.14)。出现这种循环的原因非常复杂，当然与缺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有关，的确没有先例可循，然而，必须深入探讨这种“左”右摇摆的文化原因，因为很多原因至今仍然存在且非常顽强。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国际形势已经不允许中国依然迈着四方步慢慢发展资本主义了，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故此，毛主席认为：“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1953.2.21)，不及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就会错失良机，只能在革命的过程中逐渐解决这些问题。毛主席说，“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1953.2.21)，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向社会主义阶段，不可能在前一阶段的任务全部完成之后，再开始下一个阶段，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不可能做到完全分离。在思想层面就更加如此，这种复杂性是马克思、列宁在创建理论和进行实践的过程中，无从想象也无法想象的。“中国的传统，‘左’的传统”是“左”倾错误的来源之一(1941.9.10《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特别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国际环境，大量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1937.6.5《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这些现象无疑大大增加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复杂性。中国存在着大量农民和各类小资产阶级，造成同源的“左”右倾错误，“左”倾的希望尽快击败资产阶级，右倾的希望自己变成资产阶级，其中“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1957.6.22)。有时，甚至很难准确判定一种具体错误属于“左”倾还是右倾，“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1967.9.16)，“积极分子劲一来了，就对那个有右倾思想的人批评得太凶，有些人受不了”(1959.11.3)，思想斗争不顾具体对象的情况，主观地看问题，给人“乱戴帽子”(《论新阶段》)，这种只凭热情使蛮力的“斗争”，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农民小资产阶级“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积极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缺乏全局观，“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也不放”(1936.12《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大跃进时期，徐水县的弄虚作假现象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经过调查研究，在几次隐忍之后，他点名批评“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1958.11.7)。“文革”期间，毛主席及时指出来，不能“支持极‘左’派的主张”，“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1967.2.14)，后来，毛主席更为直接地指出：“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1972.6.28)。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极“左”派和保护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极右派，同样都是错的。此外，中国还存在的大量流氓无产者推波助澜，足以使任何一种错误观点，放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对全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主席强调要认识和尊重客观规律，“要以客观规律来办事。建设也有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1964.5.10-11)，对于高指标，“如果硬办不到，也不要那么十分勉强”(1960.8.9)，他认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1959.4.29)。在当时，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性和区别认识不清，把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划等号，“左”的错误是认为只要搞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的，右的错误是认为只要想搞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就得施行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还有些人出于“农业社会主义思想”(1948.4.29)，从根本上反抗社会化大生产方式。毛主席主张：“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1936.12《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因此，要坚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沿着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从事革命和建设。面对复杂的革命与建设进程，要允许犯错误也要允许改正错误。在召开七大的时候，毛主席就说明“对过去犯过错误的人”，如果他们不承认不改正错误，“我们还要选他们，这是右”，相反，如果已经经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还说不要选，就是‘左’”(《七大选举方针》)。对待右派，也不能“看死，有坏人是少数，多数是认识问题”，即使是立场问题，也不能让人“一辈子不得翻身。难道立场问题就不能变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立场是能变的”，不能变的是极少数，因此，“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教育要包括左、中、右”(1967.9.27《对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针对将复杂的阶级斗争简单化、局部化的现象，毛主席反复强调“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1964.5.13)，并批评“现在红卫兵把团结——批评——团结搞乱了，破坏了”(1967.9.16)。在分清是非的前提下，毛主席对于各类极“左”的行为，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对于刮“共产风”的人，他主张县、社两级要“迅速地退还给生产队”，再“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这样，“公社就可以大大地发展起来”(1959.4.2)。对于基层干部当中比较轻微的经济问题，他主张“退赔从严，对！要合情合理好，不必讲‘彻底’”(1964.12.20《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四清”问题的谈话》)，但是必须在思想上认清贪污现象是修正主义的基础(1965.8.3)。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做到这一点就要发现有效的契合点。有些人根本不懂中国社会，瞧不起中国社会，面对这种复杂的国情民情，表现出顽强固执的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实际，试图用外国现成的理论解决中国的问题。针对这种现象造成的“左”右倾错误，毛主席特别强调要调查研究，根据客观实际的情况，走群众路线以制定政策，指出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1941.《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毛主席的历史功绩就是大大简化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正确地区分左中右。正如他说的那样：“我们说左、中、右时，是指思想问题，指对问题的认识的水平，对马列主义的理解的问题”(1961.11.24)。唯有正确地理解和坚持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立场观点，才能防止“左”右倾错误的发生，“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错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把握了这一点，毛主席在1958年的一系列会议中，在极端复杂情况下炉火纯青地表现掌握“左”右平衡能力，成为一套经典做法。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这个制度自己能够比较自觉地向高级阶段前进”，“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因为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能改正它的错误，所以资本主义要走向它的反面”。同时，毛主席也指出了，“我们当然也能走向反面，因为我们这些国家现在还处于过渡期，还没有最后完成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58.4.2)。很多迷信西方模式的人看不到这一点，所以总是认为搞社会主义就是“左”，只要坚持阶级斗争理论，就更是“左”。这也是一贯反“左”的毛主席，在晚年总被人误以为是“左”的原因之一。毛主席具有超凡的斗争艺术，他的斗争艺术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全体劳动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毛主席全部极具灵活多变的斗争艺术，都围绕着阶级斗争这一核心展开，很早他就提出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不“会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1936.9.17《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毛主席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但做具体工作时，抓主要矛盾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在具体的环境之下和范围之内，主要矛盾并不总是阶级斗争。在1964年毛主席就认为四清问题的分歧是工作方法问题(1964.8.30)，上升为阶级斗争问题是后来的新的发展。他又提醒一批高级干部要避免阶级斗争扩大化，对于过去重视了阶级斗争和社教的单位，就不一定要搞阶级斗争(1963.5.11)。在反右期间，毛主席反复强调“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1957.8.1)，坚持辩证法就一定要反对主观主义，客观世界是变化的，自身立场不能变，但是处理具体问题的方法要不断变化。在这一点上，毛主席批判性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法外儒特征，1946年7月是解放战争开始前最为艰难的时刻，在这个历史关头，毛主席11日在《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的修改意见》中，明确指示：“阶级斗争口号不要提”，但是，在20日《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文中，完全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总体战争动态和走向，及其应当依靠、团结和反对的各个阶级。口号可以不提，但实际上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复杂的斗争中，毛主席总是可以敏锐地、准确地判定主要矛盾的焦点问题。在对苏斗争中，他要求集中火力只批赫鲁晓夫，对其他兄弟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概不问，就是对苏共领导集团中的其他人，也一概不问对，“豺狼当道，焉问狐狸”(1964.7.25)。在残酷的斗争面前，特别是今天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新的封锁，“要学会算大账，要善于批判地学习敌人的斗争策略，才能消灭敌人”(1950.8《对当前工作的指示》)，要善于分化敌人，“资本主义分裂为两派，一派是民族主义，一派是压迫别的民族的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中间这一派民族主义，本来是帝国主义的后方，但因为它又反帝，就转化为我们无产阶级的后方，社会主义的后方”(1958.8.17)。土改期间，他要求“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1950.3.12)，以避免特别重大的社会震动；三反五反期间，他要求把少数反动资本家完全孤立起来，并且“把资产阶级安置在我们内部的堡垒即大贪污分子全部地清查出来”(1952.1.31)。在斗争的过程中，毛主席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1947.9《为中共佳县县委题词》)，所有斗争艺术的应用，都是为了这样一个共同的目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革命任务的不同，联合和斗争的对象当然会有所不同，故此，斗争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解放战争初期，联合对象就是广大人民和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和左派，而斗争对象则是资产阶级中最顽固的的势力，总之，“凡是能妥协的就联合”。在建国初期，毛主席认为只要是能够坚持土改与肃反的人，就是好的，要带领民主人士共同前进，因为“这对劳动人民是有益的，对进入社会主义是有益的”(1946.3.15)。即使是对于敌对的一方，毛主席也争取团结他们，以期尽量地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1964年，中苏关系已经很紧张了，“当刘少奇讲到不是以让步求团结时，毛泽东说：但是某些让步恐怕还是要作”(1963.2.25)，还依然要求对于赫鲁晓夫要又团结又斗争，因为“赫鲁晓夫还不是最右派，赫鲁晓夫还是比极右派好一点”(1964.4.13)，还是为了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做最后的努力(1959.12.4，1964.11.8)。盘踞在台湾岛的蒋介石非常敌对大陆的中国共产党，但是，当毛主席获悉“台独”分子试图勾结美国人危害蒋介石的时候，为了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义，立即指示：“此件通知蒋先生”(1960.5)。毛主席的斗争艺术高超，从根本上讲是他把辩证法运用得炉火纯青。毛主席一直讲原子弹可怕又不可怕，但是，在中国掌握了原子弹技术的前后，他对于原子弹的说法是有不同的侧重，原子弹既有不可怕的一面(1955.4.29)，也有可怕之处(1965.1.9)。但是，他总的结论一直没有变：如果发生核战争，灭亡的肯定是资本主义。有时，形式雷同但实质上完全不同， “寸土必争，并不是说要像过去‘左’倾路线那样‘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而是战略性或者战术性暂时放弃，“七月底放弃，八月初收回”(《时局和方针》)。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都非常必要。在确定问题的性质过程中，毛主席掌握地游刃有余，“大贪污犯”是敌我矛盾，必须全部肃清，不应有任何心慈手软(1952.2.10)，对于只有右派言论而无右派行动的人，要区别对待(1957.6.29《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指示稿定修改》)。对于右派也不叫反革命，而只是叫右派(1957.8.18《对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的修改》)。对于一些非路线错误，检查一下就完了，不舒服一阵子也是一种帮助(1960.10.3)。在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中，进行量化分析，规定数字指标，这种做法曾经受到过许多指摘，但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是对于矛盾的度的把控。在其他国家也是常见的现象和手段，从上世纪后半叶开始，美国学校逐渐形成族裔配额以期达到平权目标，其初衷与作用也是对于度的控制。如果没有量化配额，运动目标或者就会形同虚设，或者被无限放大。在中国经历大的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量化指标是必不可少的实操程序。在合作化过程中，毛主席主张要分派数字(1953.10.15)，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三反五反期间，要求各地区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数字，克服了“严重的右倾思想”(1952.2.4《转发华北局关于河北省委党几项决定和河北打虎任务的批语》)，也防止了无限夸大的“左”倾。“稳、准、狠、静、慢、冲”，这六个字大致可以总结毛主席具体操作层面的斗争艺术特征。稳和狠可能产生右倾和“左”倾，中间加一个准字，就有了准心有了平衡有了张弛，找到准心需要了解实际情况，讲“内行话”(1952.2.4)。此外，还要做到以静制动、以慢制快、刚柔相济、张弛有度。中国成功试爆原子弹和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毛主席都主张先不要发声，也就是“静”，看看国际反应再说，效果就很好。在国内的政治和经济运动中，毛主席非常注意宣传工具，但宣传工具并不是越快越好。在北京施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并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广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把一件本应“好好考虑”一下的行动变得很匆忙，“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1957.3.10)。仅仅是“静”肯定不够，毛主席同样鼓励“冲”，但他鼓励的是智勇双全的“两‘冲’”(1948.1.15《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股冲劲儿就是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能够有这么一股劲儿的基础，还是对于问题的认识有着比较统一的基础。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毛主席总结和赫鲁晓夫斗争的经验，如果近一年来，我们放松了与赫鲁晓夫的斗争，就会救了赫鲁晓夫，“我们一硬，他们内部反对他的人就更多，他垮台就更快了”，常常自己咬紧牙关坚持地“冲”一下，“对方熬不下去，挺不住了，他就失败了”(1964.11.10)。毛主席是运用“慢”的大师级人物，1962年，安徽省委急于纠正“责任田”的错误，但是，毛主席要求他们慢一点，在春耕前和秋收后一批一批地搞，这样不会耽误生产(1962.12.21)。新中国外交史上，毛主席不急着收香港，不急着进联大，不急着和美国建交，都收到了极佳的历史效果，都是“慢”字的经典运用。在三年困难时期，前苏联主动提出向中国有偿提供粮食和糖，在中方准备礼貌拒绝的时候，毛主席特意加了一段话，“如果那时粮食情况不那么顺利，我们将通知你们，那一百万吨粮仍作为我们的后备粮。我们认为，这样处理，比较切实有利。我们想，你们会同意的”(1961.3.28)。中国社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态成功转型到社会主义形态，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过程，这其中的艰难是难以用文字表达的。在这一过程中，出现激烈的革命和暂时的失序，都很正常，关键在于控制大局的能力。毛主席对于可控制混乱的把控，在这方面前无古人。住进滴水洞十余天，在离开韶山的时候，毛主席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1966.6.17-28)。熟悉长征的人都知道，长征是一个怎样艰苦卓绝的过程。在滴水洞，毛主席一定是像他过去在解放战争之前决定和蒋介石斗到底，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前决定和美帝国主义到底一样，经过了深思熟虑，甚至考虑的时间更为长久，才做出了更为艰难的抉择。在这一期间，他一定将后来发生的一切进行了反复的推演，这并不是说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毛主席希望发生的，而是说对于种种可能的坏的意外情况都有预案，这就是所谓的可控制混乱。“文革”开始之前，毛主席说：“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1966.7.8)。革命一生的毛主席当然知道群众运动起来以后，会出现混乱场面，何况是这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文革”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毛主席从容应对了一切所有常人瞠目结舌的“意外”。从1967年6月6日起到1969年3月3日，他多次说过这次运动大约为三年时间。但是，最终出现了林彪事件，这可能是唯一一件毛主席在滴水洞期间的考虑范围之外的变化。这一事件对于毛主席的精神和身体造成了巨大打击，也使“文革”在他有生之年很难宣布结束。但“文革”整个过程，依然在毛主席的控制范围之内。毛主席防止了全国性的军事层面的内战。尽管毛主席是解放军的实际创建人，是军魂的塑造者，但是，他依然需要有人为他具体实施和把控。这一点，毛主席成功制止了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冲击军事机关的行为(1967.1.28)，有力地施行军管和不发生军事层面内战(1967.1.19/31)。军队不仅不能乱，而且要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作用，毛主席发出了军队支“左”的指示，直接介入“文革”进程(1967.1.21)。在军队稳定下来并开始发挥积极作用之后，毛主席开始制止民间的武斗行为，也就是后来常常被称为“内战”的现象。这种“内战”肯定是非常糟糕的现象，但是，其与军事意义上的内战并不是一回事。毛主席定义了各种武斗行为，“喷气式”、长时间的批斗、侮辱人格、体罚、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等大量的流氓无产者行为(1967.1.22，1967.2.1)，都是不得人心的武斗形式，后来又进一步制止了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现象(1967.7.13)。在运动实施过程中，他制止了许多具体的极“左”行为，反对打倒老干部(1968.5.20)，及时指出红卫兵的错误“在于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1968.7.28)，直接指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坏人(1967.8.25-26)，是坏人在发动“内战”(1968.8.19)。为了制止混乱，毛主席直接批评了一些在“文革”运动一线工作的高级领导，这些人毫无政治斗争经验，不懂得工人、农民、军队，需要接受批评(1967.2.6)，搞成了新的独立王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搞无政府主义(1967.2.12)。不久，决定停止“大串联”，要求所有人员“立即无条件地返回原地原单位”(1967.9.23)。 对于“文革”中出现的可控制混乱，特别是后来的派性问题，毛主席同样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提出了最终的解决方案。他指出“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都是违背阶级观点的(1967.1.30)，“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造反，要看造谁的反，不能造无产阶级的反，不能容许破坏铁路”(1968.2.11)。并指出对待群众的不同态度，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1968.5.11)，“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1967.7.21)，号召两派革命的群众组织，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1967.9.28-30)。（未完待续；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商务律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相关文章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