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明 王炼利：对《“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一文批注

【批注】“总部”的说法很怪异，据我们所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构根本没有这么个名目。不知“史傅德”是用哪国文字表述的。

【批注】什么叫“思想超前”？“脱节”又是指什么？如果说“思想超前”和“脱节”都是指马克思要解决19世纪以后的问题，这个马克思肯定不真实。因为马克思从来都认为每个时代只能解决自己时代的问题，他从没有想过要脱离自己的时代，未卜先知地去解决20世纪的问题。他的思想如今还有重大的价值，是因为19世纪的许多问题，到了20世纪乃至今天依然存在，使得后人不能不一再提起马克思，并从他的研究方法中吸取智慧，仅此而已。“超前”和“脱节”这类怪异的说法，看来是要刻意把马克思弄得神秘莫测。

【批注】这里大概是想用恩格斯的“比较现实“来反衬马克思的 “思想超前”。只可惜，举的是什么例子啊！恩格斯“要解决19世纪社会民主党问题”？我们知道，19世纪最后30年的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纷纷成立，大都奉马恩为思想导师。到底是哪一国的党出了怎样的问题，恩格斯要去“解决”而马克思说“行不通”？“解决”是指消灭呢，还是重组？这不是靠打马虎眼可以糊弄过去的。“史傅德”再举的例子是恩格斯要“解决‘银行国有化问题’”(这“解决”是什么意思?)，而马克思也说“行不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前的1848年就肯定了银行必须国有化。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首先要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一文中，提出成立国家银行来代替所有的私人银行；“1850年后”的1871年，在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提出，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公社没有毫不犹豫地没收法兰西国家银行的全部资产。因此，希望“史傅德”能举例说明马克思是如何认为银行国有化行不通的。

【批注】在马克思生前未曾发表的大量经济学手稿中，确实有不少问题没有和恩格斯讨论过。但这段话的意思似乎是暗示，马克思故意隐藏他认为恩格斯接受不了的问题，而只是讨论“两个人比较一致的观点”。这就很奇怪了。他们两人是互相猜忌和彼此防范的关系吗？马克思为什么要“试探恩格斯呢”？这些竟全都在打马虎眼，没有一点实际内容。如果这是“史傅德“与《财经》记者的私下聊天内容，只要不在媒体发表公之于众，倒也罢了。但是，现在《财经》记者以“寻找真实的马克思“为题，端出要做翻案文章的架势，那就不能说话不负责任。至于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讨论“仅限于政治层面”，而马克思的笔记却是“从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等多方面去思考”，那更是莫名其妙。恩格斯青年时代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不是谈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又是在谈什么？在马恩的大量通信里，经济学理论还讨论得少吗？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理论还讨论得少吗？而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理论不是“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又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史傅德”是真的，他会不明白吗？

【批注】首先，这问话就是有问题的。“传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亲密无间的朋友”，谁在传说？“看来并非如此？”——《财经》记者这样问应该是诱导性的。

【批注】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些差别，遇到具体问题时，两人也常常在信件中就不同的看法进行讨论。但此处“史傅德”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实在太过奇特。根据此说，1850年后两人已经难以沟通，但为了“感情”，在理论上勉强凑合着“求同存异”。我们还是那句老话：有证据吗？

我们所知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无论在1850年之前还是之后，所谓“恩格斯没有理解马克思另外的想法”缺乏材料证明。反倒是文献显示，在一些重大事项上，是恩格斯先提出“想法”，马克思在“理解”了恩格斯的想法后，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并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与恩格斯进行进一步探讨。

 

例子一：1850年前的1843年到1844年，是恩格斯先写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此文对马克思深有启发，马克思随后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终生研究。

 

例子二：1850年后，关于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是恩格斯在通信里先提出的。马克思在以后的文章中采取了恩格斯通信里的大量观点并予以发挥。

 

例子三：1870年普法战争中，马克思起草了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序言，为了这篇宣言中对军事问题的论述需要，马克思向恩格斯求援，为伦敦一家日报写军事评论的恩格斯一如既往为马克思“救急”。

例子四：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俄国社会发展问题，是恩格斯正式提出基本思路在先（1875年），随后马克思在1877年和1881年提出了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

例子五：1876年，马克思认为收拾杜林“势在必行”，但他的身体和时间均不允许他亲自为之，就提议让恩格斯来做一次“对杜林的彻底批判”。恩格斯此时正在写他的《自然辩证法》，虽然“突然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让他不很情愿，但他最终还是放下手头工作，出来收拾了“无聊的杜林”， 《反杜林论》就是 这场“收拾”的结果。这一次是恩格斯在台前批判杜林，马克思“输送弹药”，他为恩格斯查找参考书、提供意见和建议，《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关于近代经济学说史的论述，还是马克思亲写的。此外，该书所有章节在发表前都读给马克思听过。

综上所述，很奇怪，怎么到了这篇访谈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50年起 “明显分开”了？对于这种说法，我们还想提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问题：两个思想“明显分开”的人，能够在“1850 年以后”的二十年间，留下了好几百万字的通信，几乎每天写一封信，有时干脆一天两封吗？

【批注】这段话是如此的不顾事实，绝对不应该出自研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学者之口。这话本身也非常费解。恩格斯为什么需要马克思？没有说明道理，只说他需要个“奇才”。马克思需要恩格斯的理由倒说了，说恩格斯是行动家，而“马克思不能付诸行动”（附带提一下，这样的中文也太差劲了吧？）“另外”，就是马克思需要恩格斯的财力支持，换成大白话，就是说马克思缺钱，只好为五斗米折腰。这种说法，与其说是在严肃地讨论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不如说是酒肆茶馆里的小市民式闲扯。

这里，想就我们所知，再谈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我们接触过的史料文献证实，马克思真心佩服恩格斯的才思敏捷知识广博，称恩格斯是“真正的百科全书” ，而自己则是“迟钝”的，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总是踩着你的脚印走”。恩格斯呢？他从来承认马克思的才能胜过自己，对事物本质的理解为自己所不及。所以，这两位朋友是“互补”的。恩格斯的敏锐使他总能发现新的事物并迅速做出评论，马克思随后便能从各个方面对事物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刻思考和阐述；恩格斯总是揽下政论时评等应急工作，让马克思有更多时间去从事理论探索和研究。但在几乎所有重要问题上，他们都交换了意见并彼此协调。因此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都渗透了彼此的心血。例如马克思著作中大量关于资本主义企业实际运行的材料、数据和计算，有许多是马克思反复请教恩格斯的结果，而恩格斯的文章和小册子又都是首先征得了马克思的同意才发表的。恩格斯公开表示，马克思是第一小提琴手，自己不过是第二提琴手。这并不全是谦虚。

谈到马克思是否能“付诸行动”的问题，这里不谈别的了，只就第一国际时期摘几个例子。

例子一：1866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召开，马克思为会议起草了大量有关文件，譬如对工人状况进行调查的大纲、八小时工作日的奋斗目标等都是马克思起草的，马克思起草的文件中有许多主张被大会接受和贯彻——这难道不算“付诸行动”？

例子二：1870年普法战争时期，国际工人协会的大多数通讯员去了法国，而恩格斯要为伦敦的日报写有关战争的军事评论，马克思就几乎独自一人担负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国际通讯工作，还应国际工人协会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请求，起草了关于普法战争的二篇宣言，该宣言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后迅速印成传单广泛传播——这难道也不算“付诸行动”？

 

例子三：1864到70年代，是马克思在事实上主导了国际工人协会即后来称为“第一国际”的欧美工人阶级国际组织。他大力把工人阶级引上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的道路——这难道也不算“付诸行动”？

例子四：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协会的“通讯书记”中，马克思是德国和荷兰的“通讯书记”，恩格斯是比利时和西班牙的“通讯书记” ，马克思恩格斯都成了国际工人协会中独当一面的“通讯书记”，这还不算“付诸行动”？

 

例子五：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的纲领草案发表，这个纲领让马克思恩格斯共同震惊愤怒，恩格斯说“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马克思则写出了他对纲领的理论性批判“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也就是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这是马克思晚年时最主要的著作之一。这难道也不是“行动”的产物？

事实上，马克思一生多次参与政治活动并为此不惜放下自己理论著作的写作，这是凡研究马克思的学者们不分立场派系，尽人皆知的事实。希望“史傅德”先生能提供马克思“不能付诸行动”的例子。

【批注】先提示一下：书名写错了，正确的应该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这个提问简直是在说胡话，糊涂到连提问者自己也不知所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换言之，是在马克思还没真正转到“科学社会主义”之前的著作。难道说，还存在一个“转变之前的转变”吗？

现在，让我们谈谈这部在当今世界上影响很大的手稿吧。马克思恩格斯早年有一个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主张共产主义的阶段，抽象的伦理思想是他们在这个阶段的理论工具。“手稿”就是其代表作。在其中，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导致人的本质异化的角度抨击资本主义社会，认为它不符合人性的自由发展。这是尖锐的批判，但若从后来的马克思的观点看，却不够深刻，因为它具有一切理想主义者的固有弱点，即不是从历史作为“自然史”的实际发展中确定未来的方向，而是要历史的未来方向适应自己的理想。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他们不再从自己的理想出发，而是从对现实历史的具体考察出发了。这时他们坚信，只有切实地发现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才能真正确定人们的未来理想。于是，他们不再需要伦理主义，而只需要根据对历史自身发展的认识为社会主义作辩护；他们不再是“哲学家”，而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于是先前信奉的人道主义哲学便显得肤浅了。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早年思想是持批判态度的，晚年恩格斯就曾反省说，自己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表现出的抽象人道主义，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胚胎发展的阶段”，“到处可见现代社会主义的祖先之一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同样，马克思本人对他的“1844年手稿”也从来没有要发表的打算。据此我们认为，把这部手稿说成是马克思的“最高成就”，是不会得到马克思本人的赞同的。

那么，这部手稿为什么在20世纪以来在许多左派知识分子那里备受称赞，甚至被抬举到比《资本论》还高的地位呢？

我们认为，原因不在于“手稿”本身的思想更深刻，而在于历史造成的左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偏好。20世纪的历史进程，产生了这么一种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尽管矛盾重重，工人阶级继续在不断地进行与资本的抗争，但并没有发生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测的无产阶级革命，反倒是资本主义在这些矛盾的推动下 在不断的自我调节中持续发展着。而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东方地区，从俄国开始，在一系列国家里，由激进的列宁主义式政党为主导，举着马克思的旗帜发动了革命，并在往后的发展中，普遍走上了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历史的“错位”确实向马克思学说提出了重大的问题，要求得到解答。在这种背景下，一批困惑的左翼知识分子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足以解释新的历史了，转向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出路。“1844年手稿”就是适应了这种新的需要，于是，把早期的马克思思想说成是马克思最伟大的思想，成为一种新的时尚。这样，当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暴露出严重的弊病，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和社会主义能成为一门科学的认识受到沉重打击时，当十年文革使得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灾难，无数不把人当人的事例使得人们反思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哪里出了问题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人道主义思潮，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流行。

应该承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抨击不合理不人道的世间现实的做法，都有着积极意义，但是，这种现实合理性并不等于是对马克思学说的真实理解。马克思学说不仅仅是批判，更要求合理的说明。我们还是确信，承认20世纪世界历史与马克思恩格斯预测之间的重大反差，以发展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它们加以解释，才是一条真正有效的探索之路。《财经》所谓1844年“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出现是不存在的。至于“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更是奇谈怪论。

【批注】不得不再纠正一下：这本书在1932年出版后就受到了关注，并不是“然后大家就忘了”。至于说“手稿”“提倡人类的解放、自由主义、个人”，也是言不及义。“手稿”里确实大讲人的解放、自由、个人，但这都是马克思一生理论著述的主题，并非“手稿”所独有；然而，讲自由并不等同于讲自由主义，相反，在“手稿”里可以读到大量针对立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至于说后来“手稿”“一次次被拿出来说事”，倒是真的。在西方，这标志着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19世纪马克思的那种深刻经济批判转向了20世纪较肤浅的文化批判；而在“现实社会主义”这里，更多的是满足了那些既对马克思的方法理解不深，又不肯下苦功对现实状况从根本上加以解析的人们的需要。我们还是要说，用人道主义批判不人道的现实，的确是一种富有激情和号召力的做法，但可惜失去了马克思那种经济-社会-阶级分析的深刻力量。

【批注】据我们所知，1850年后，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是“清晰”的——继续谈暴力革命，直到去世。关于这点，随便可以找出百十条语录来证明。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就是事实，用不着为了迎合如今“告别革命”的风尚，就刻意替马克思“洗白”。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马克思一生都在谈暴力革命？很简单：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治状况是不民主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一般总是遭到政府暴力的镇压，不以暴抗暴、不革命不行，1848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就是典型一例。马克思认为，革命不能制造，但社会矛盾一旦尖锐化到不可收拾，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社会进步了，要求以新的社会替代过时的旧社会，这是自然史的必然要求，但统治者出于私利总是要反对社会的进步，压制人们的要求，直至以屠杀对付人民的自卫，这逼迫着人民不能不起来革命。所以，革命是自然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革命也不是马克思的发明，古今历史上多少次重大的社会变更，都经历了革命（请想想英法美吧）。如今大家一片声地咒骂革命，实在是一种蒙昧的见解。

但马克思并不是无条件的“革命狂”，他讲革命是有条件的。如果不具备条件，他甚至也会“反对革命”。例一，他不同意少数革命家凭借自己的同情、忠诚和英勇去“解放受苦大众”的密谋式革命，因为那随后建立的还是少数人的专制统治，而马克思追求的是“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例二，如果建立在普选权基础上的民主制度建立了，马克思认为那时暴力革命就不需要了，因为人民可以凭借合法斗争、民主选举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但那一时代具备这种条件的，只有英国、美国、瑞士等少数国度。

【批注】句句站不住。政治革命，马克思始终放在首位。无论谁谈马克思，这都是没法改变的常识。至于“全球化”，在1847～1848年那场经济危机前马克思还谈得少吗？还用得着等到那场危机后马克思才“忽然认识到”？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7年的《共产党宣言》，不都大谈全球化吗（马克思称之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等等）？而且，那讲的可绝不只是“经济全球化”，更是物质与精神的全球化。还有，1851年底（那可是刚过了1850年）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既介绍了“金融贵族”——这些人“应当了解为不只是那些巨大的国债经纪人和国家证券投机者，这些人的利益当然是和国家权力的利益相吻合的”，也谈到了资本运作——“全部现代金融业，全部银行业，都是和国家信贷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有一部分银行资本必然要投入容易兑现的国家有息证券。银行存款，即交给银行并由银行在商人和工业家之间分配的资本，有一部分是从国家债权人的红利中得来的。”更谈到“金融危机全球化”：法兰西银行 “以存款数量大增和贴现数量大减表明了生产的停滞”，“当法国工厂相继关闭的时候，英国爆发了商业破产”。法国的“这种商业危机为世界市场一般情况所决定和制约”。

抄完马克思如上的语录，忍不住又想请问一下，到底是“史傅德”没有读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些“经典的经典”呢，还是从来不读马克思的采编者将自己的意思强加给了史傅德？

【批注】如果了解19世纪的法国历史，那么，就该知道 1848法国二月革命建立的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而1852年出现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不是“建立”起来的，是“政变”出来的。这个政变震动了整个欧洲，马克思在政变后不久就写下了对政变的分析，即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在这部书的结尾，马克确实预言“这个帝国不可能持续，早晚垮掉”，到了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它果然垮台了，路易·波拿巴也成了德军的战俘。这样的结果好像不与马克思的预料相反吧？至于说法国在50-60年代工业化发展，工人阶级随之迅速成长起来（就是这个阶级，在1871年和其他人民大众建立了巴黎公社），这都是马克思一再论述过的，既然如此，“震撼”从何说起？“反思”又从何说起？

马克思在1869年第二版序言中，说自己这部书的任务是，研究“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恩格斯在1885年第三版序言中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政变使人惊异，但没有人能理解，是马克思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政变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马克思在这部书中展示出来的对于当代政治事件的分析能力，至今还为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称赞。这样的事实，“史傅德”怎么一无所知呢？

【批注】越说越说越离奇了，居然如此解释引起马克思“反思”的原因？“和蒲鲁东（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回答蒲鲁东的理论”？我们又得澄清点基本事实了。马克思确实和“无政府主义之父”、法国人蒲鲁东有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但那是早在1850年之前就开始了的。1846年蒲鲁东出版了《贫困的哲学》，1847年，马克思“针锋相对”地用法文写了《哲学的贫困》一书与之论战。请注意，1847年是在1850年之前！“史傅德”先生怎么把这移到1850年之后去了，而且还是在马克思被出乎意料的“法国社会越来越稳定”的情况“震撼”了之后？

“蒲鲁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兄弟”？以研究“ 19世纪欧洲社会运动与政治体制”为业的“史傅德”实在不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蒲鲁东1865年就去世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要到1875年才由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合并而正式产生。蒲鲁东怎么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兄弟”？这不是“关公战秦琼”吗？即使将1863年成立的拉萨尔派当成社会民主党前身，那么，蒲鲁东与拉萨尔派也没有关系吧？道理很简单，拉萨尔是国家社会主义派，蒲鲁东是无政府主义派，两者立场观点相差太远。

总之， “马克思在1850年后的转变”与马克思 “应对蒲鲁东的理论”这类话，听上去就好像是梦游时说出来的一样。

【批注】不错，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经商的二十年间，确实是常常参加骑马、猎狐之类的活动，因为他是那里的企业家群中的一员，所以参加他们的社交活动。但用这个证明“实干家”恩格斯与马克思全然不同，这却不能说服我们。

【批注】马克思从40年代中期起就读大量经济学著作，并已经写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如《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那都不是“真正进入研究”？1850年后发现什么东西是“和原来的结论完全不一样的”？“原来的结论”又是什么样的？“史傅德”能举例说明吗？

【批注】全是不着边际的话。前面已经说过，马克思一贯认为，政治革命是新社会替代旧社会的必要一环，但它本身不能创造新的社会。新的社会的物质条件只能在旧的社会内部的生产力发展中创造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革命确实不能达到目的，而只能“改朝换代”。但这不等于说马克思认为“革命行不通”。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认识到，革命后期他和恩格斯一度想要变资产阶级革命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专制君主势力在镇压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又不得不充当起“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促进资本主义的更大发展，因此，他们认为革命已经不可能在近期发生了。但如前所说，马克思直到去世，也没有放弃革命的主张。他们确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越是发展，革命就越是“行得通”。当然，后来的历史的发展与马克思的预期大为不同，但马克思确实是这样认为的，文献俱在，是不能改变的。

【批注】这是什么话？简直看不懂。马克思认为，拿破仑皇帝促进了法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而俾斯麦这个容克尽管马克思很厌恶，但还是承认他充当了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实现了德国的民族统一，换言之，就是扫清了资本主义的障碍，促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拿破仑和俾斯麦怎么都成了“市场的失败者”了？

【批注】1. 不懂“史傅德”说的是什么；2. 不知道“史傅德”到底想说什么。无法想象，马克思会说出这样不搭调的话来。

【批注】有意思，这类不知所云的“马克思的话”，被一个财经记者认为“特别精彩、特别重要”。“史傅德”传说的“马克思的话”与财经记者的“文字加工”有没有关系呢？

【批注】请解释一下，什么叫“市场解决方法”？解决市场的什么事情？还是说马克思认为靠理性解决不了问题，一解决就变成乌托邦了呢？如此说来，马克思是个反理性主义者了？所有这些乌七八糟的语言，哪里像是有学术训练的人说出来的？不错，马克思反对凭个人的主观理性去构建未来社会，这在他看来的确是乌托邦。但马克思一点也不反对理性，恰好相反，他正是大力主张理性的，他主张人们运用理性去认识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即规律性，并顺应这种规律去行动，去解决社会问题。

我们也确信马克思不会认同后来苏联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历史也证明，那种计划会导致“倒过来的危机”。布哈林1929年在与斯大林争论时就曾委婉地指出，苏联的国民经济计划没有正确地反映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而这源于国家管理机关的“过分集中化”。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计划是依照领导者的意志制定出来的，而不是认真地研究了经济规律而制定出来的。换句话说，这绝不是因为它太“理性”了，而是“太不理性了”！

【批注】第一，从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出发，马克思确实不愿从头脑里去设计未来。但他根据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对未来社会的方向还是有一个大致的预测的。他预测未来的社会将会是在资本主义物质与文化成就的基础上产生的、由社会劳动成员普遍管理的社会，换句话说，是无市场的，有计划的，工人阶级自己管理的，无国家的——是“自由人联合体”。这也是事实。把马克思说成是什么也不去想，社会跑到哪儿算哪儿，随它去，这不是荒唐透顶的说法吗？马克思费尽了一生，就是为了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吗？

第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社会自身演进”和“国家介入”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并不是一讲“社会自身演进”，国家就是多余的；一讲“国家介入”，就一定违反“社会自身演进”。马克思在不少著作里都谈到过国有化，他和恩格斯都认为国家是一种“祸害”，但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他们认为这个时期是很短暂的），这个“祸害”还是不可少的。为了尽早让它“消亡”，工人阶级的国家一开始就应该是像巴黎公社那样的普遍民主的、其职能由人民大众直接行使的，摆脱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专职官僚国家机器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后来普列汉诺夫和布哈林分别称这样的国家为“泛国家”、“半国家”。但我们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的这种设想，被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是不现实的。20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国家对于调节经济生活是不可少的，而现代国家的职能是高度专业化的，复杂的，需要有一批专业性的人员来管理。因此，人们只能求助于用民主化来限制和监督国家，因此便需要有普选制，有真正的监督和罢免，总之，现代历史表明，国家和专门的管理者还是废除不了的，但最终权力必须由人民大众自己控制。这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做法。

第三，所以，问题不在绝对地反对国家，而在于国家不能是高踞于社会之上的、不受人民控制的全能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始终搞不好，最终被人民所抛弃，原因就在于，它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工人阶级的自我管理，而是以少数特权集团的绝对领导为核心，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去实行管理，由此产生的不是“以个人自由为前提的自由人联合体”，而是 “无社会的社会主义”。这个严重的问题成为20世纪以来一代代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所关注和批判的问题。其所以形成这样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苏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没有为社会主义创造出成熟的物质文化的和阶级的条件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它必然地不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既定成果为基础，以“独立性”和“自我意识”都高度发展了的工人阶级大众为基础，而是以政党的集权领导为基础。马克思虽然没有可能预测到这种情况，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这种情况提供了深刻的方法论。

【批注】不错，马克思肯定私有制的历史积极意义，他甚至认为东方社会历史上长期停滞，原因就在于没有私有制的发展。西方的资本主义使得私有制充分发展了，极大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这是资产阶级所必然完成的历史使命。资产阶级时代的另一进步是：破除了等级差别，实现了个人的政治上、法权上的平等。但马克思还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自由就不够了。把这种形式的自由扩大为实质的自由，将是历史的未来必然方向，因此，“哪怕你是个拿薪酬的工人，你都是个自由的人”是把话说反了。马克思要强调的是：“哪怕你是个自由的人，你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了，你就只能是个拿薪酬的工人。”这才是他着力证明的主要主张。

【批注】这个说法太莫名其妙！难道不知道依照马克思的观点，在人类历史上，正是由于“生产力发展超越了个人消费的界限”，才产生了私有制？这种混乱的语言，可能本意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自我扬弃”的观点的转述，但由于根本不懂也不会使用马克思的理论语言，于是闹出了这种笑话。

【批注】还是前面的那个老问题。马克思的确认为，私有制在资本主义时代的高度发展，必将导致自我否定。但这个过渡暂时还是需要”国家干预”。否则，马克思为什么说巴黎公社是工人的国家？马克思反对的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力，但不但不反对，而且认为工人大众民主的国家是过渡时期不可少的，随着这个时期过去，“国家”会消融在社会之中。所以，马克思并不像现在许多人所误解的那样，是个国家主义者，但他并不否认，国家在革命后的初期还是需要的，为此工人阶级就需要防范它，使之成为一开始就具有消亡趋势的“泛国家”。

【批注】又在演“关公战秦琼”的好戏了！与“史傅德”这里所讲的恰好相反，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灵魂，他从一开始就不是“谨慎地参与”，而是积极地参与。恩格斯则是直到1870年才直接参与，因为此前他一直在曼彻斯特经商，连“谨慎地参与”都谈不上。到了第二国际时期，恩格斯确实积极地参与了，而马克思连“谨慎地参与”也没有。为什么？就因为当第二国际成立时（1889年））他早已去世了（1883）。难道马克思又复活了，从海格特墓地出来起草第二国际的“纲领”了？最后，更有趣的是，这两个“国际”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纲领——“史傅德”能否拿出个第一国际或第二国际的纲领让大家开开眼？

【批注】这么说来，马克思写这本书时，既没有事实，也没过脑子，就是一时冲动下的胡猜乱想？

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巴黎公社期间，马克思十分关注公社的情况和时局的变化。他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收集各方的材料。在1871年4月18日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提出，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向”发表一篇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这个提议获得通过，总委员会把起草宣言的工作交给了马克思。此后他就开始了紧张的写作，先用英文写了初稿和二稿，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失败的两天后，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宣读了英文的《“法兰西内战》定稿，得到委员们的批准。

《法兰西内战》最初在伦敦印成三十五页的小册子发表，印数一千份，很快售罄。不久又出了第二版、第三版，在工人中间减价销售。1871—1872年，“法兰西内战”被译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牙文和荷兰文，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期刊上发表并以单行本出版。

《法兰西内战》和前面提到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有直接的思想联系。《雾月十八日》里批判了脱离社会的中央集权官僚主义国家，《法兰西内战》则提出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主张。这句话广为人知，但一直被误解。我们认为，它的意思不是说，工人阶级在摆脱了旧的官僚国家机器后，还要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官僚国家机器，而是说，应该“打碎旧的，不建新的”，确立人民大众自己的自我管理。常备军、警察、法庭……都应由普通人民自己组成，官员不是专职的，而是随时选举，随时罢免的，工资与普通人一样的。他认为巴黎公社就是这样的由无产阶级大众自我管理的政权，是已经一开始就已经在消亡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如前面刚刚说过的，这样的国家在20世纪被证明很难实现，但它是主张高度民主的，因而和后来苏联的党国体制是完全不同的——这还不够重要？据我们所知，在世界范围内，《法兰西内战》历来被视为马克思政治学说的核心著作，怎么到了“史傅德”这里，它成了无足轻重、不值一提的东西？

【批注】怎样矛盾混乱的说法啊！为了将“反思”强加给马克思，前面的奇谈怪论比比皆是。到了最后，却只能无奈承认“很难说他到底有没有反思”？

“政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一般人都知道，这是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主张，它认为，国家只应该充当“守夜人”，让“看不见的手”去自发调节经济的办法是最好的办法。这怎么成了马克思的主张了？难道说，马克思这辈子“反思”来“反思”去，最后皈依了曼彻斯特学派吗？

关于马克思对国家的看法，前面已经说得够多了，不必要再赘述。这里只需再说一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的主张是：社会劳动成员全体对经济的控制，它既不是自由放任主义，也不是国家主义。我们可以把这称做“工人阶级的政治”。“史傅德”看来对马克思学说的这个基本主张是一无所知的。在他的心目中，政治和经济是绝对排斥的，他只知道自由放任和国家集权控制这两极，而他是主张回到前一极去的。这倒也罢了，可他偏偏要把自己的主张扣到马克思头上，这就只能让人发笑了。

【批注】发问者似乎要挖空心思从“‘史傅德”这里诱导出“马克思思想里面”的“巨大矛盾”。

【批注】这段话里的笑话简直成堆了。先介绍一下基本的史实。人们都知道，在《资本论》三大卷里，《资本论》第一卷在形式上最为完美，思想上最为成熟。它于1867年在汉堡出版，手稿定稿是马克思亲自从英国送过去的。德文第二版是1871年出版的，经过了马克思本人的修改。马克思去世后不久，又出版了《资本论》德文第三版（1883年），恩格斯写了序言，基本没有改动，只是参照已经出版的法文版，做了些补充。1890年，恩格斯又出版了第四版，这个版本再次参照了法文版并根据1887年的英文版，做了补充，并对其中一些小的疏忽做了修改。如今它是全世界通用的版本。

总之，第一卷是马克思生前出版的非常成熟的版本，恩格斯后来所作的只是少量的补充和修改，事实俱在，尽人皆知，谁也无法否认。迄今为止，没听说过这两个版本和马克思本人出版的第一卷在内容上“是冲突的”。“史傅德”关于“《资本论》从来没有完成定稿，第一卷有八个版本和草稿，互相矛盾……”的说法，的确是世界历史迄今为止的一大发现！只是可惜，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独家秘笈，可以拿出来支持这个惊人的发现。

【批注】《资本论》第二卷倒是有“八个版本和草稿”，第三卷的情况更加复杂，马克思留下的只有篇幅巨大、思想庞杂、夹杂着多种文字、潦草难辨的手稿。马克思一生的写作习惯极为认真，几乎到了繁琐的地步，往往为了一本书写下好几稿，最后才定稿，因此在各个稿子之间，从观点到文字，会有大量的重复、省略、彼此不一致……《资本论》 后几卷也是如此。恩格斯把最后十几年的大半时间都用在编辑这些手稿上了。1885年他出版了第二卷，1894年出版了第三卷。由于手稿的复杂性，恩格斯确实做了许多编选、整理、补充的工作，有时还需要大段大段地加进自己的文字，否则就没有人读得懂了。这样一来，如今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陆续出版，关于恩格斯的编辑是否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问题，在世界上引起了较为广泛的讨论。但没有理由认为，恩格斯的编辑完全改变了马克思的原意；也没有人敢于说，他比恩格斯更懂马克思。应该同意参加考证版编辑工作的学者们的如下意见：“事实上，在准备出版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恩格斯并没有任意妄为，因为有大量的证据可以支持他的决定”（雷金娜·罗特：《作者马克思与编者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第3卷的不同观点》，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5期）；因此，“没有研究就不要对恩格斯的编辑改动妄加评论”（罗尔夫·黑克尔：《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情况》，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1期）。我们认为，这才是严肃的学者态度。

【批注】需要有怎样的轻浮大胆，才敢于写出这样的胡扯啊！第一，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知道，必然是“先有生产，然后有交换”，如果产品还没生产出来，请问拿什么去交换？第二，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如果根本就没有谈“生产、交换和剩余价值”，请告诉我们，马克思谈了些什么？第三，恩格斯编的版本要“消灭”生产，于是考茨基、列宁都“觉得特别好”’？难道恩格斯、考茨基、列宁都痴呆了，才会觉得这“消灭生产”的社会主义“特别好”，“消灭”了生产之后人类好去喝西北风？实在不能理解，我们的读者读到这样的胡说八道，怎么还会不辨真伪，一片声叫好呢？

【批注】财经记者这样提问，好像要为马克思“洗地”啊？有这个必要吗？

【批注】“1860年以后马克思越来越排除了总崩溃的结论。”对这种杜撰，只提三条语录就够了：1. 1867年首次付印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说“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2. 1871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写道：“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3. 同样是在《法兰西内战》，马克思说：“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

“史傅德“说：“不可能从外界用政治手段一下子来打碎它，只有在不同领域的空间里来寻找改变社会的可能性”。这种话，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老实说，它根本不是诚实认真的学者语言，而是虚应故事的废话而已。

【批注】这一段话，虽然每个字大家都认识，但联成句子就根本看不懂。原因在于：它毫无逻辑，毫无思想，干脆就是颠三倒四的梦话，与马克思完全无关。“史傅德”先生能否给我们点拨一番：对这些一句不靠一句的“深奥思想”，该怎样理解？

【批注】难道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马克思研究的“主线”？说马克思兴趣极广不假，但他为什么兴趣如此之广，“研究”马克思的学者难道不知道么？这不仅是个人兴趣需要，更是马克思要掌握最新人类思想研究成果、建立自己的体系的需要。怎么到了“史傅德”这里，马克思只是为了“想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的名利之徒？更异想天开的，马克思研究历史是为了“要研究政权传承的合法性和逻辑”？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原来是要提供统治术，以便“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吗？这篇东西可真是充满喜感啊！

【批注】19世纪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中央银行、中央债券和信贷？真正无言了。还是举几个小例子吧。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年成立，这是个国家银行。信贷银行早在17世纪就在阿姆斯特丹出现,英格兰银行1694年成立，一成立就作为“政府银行”起作用，并为1689～1697年的英法战争发行债券， “史傅德”连这点知识都没有吗？将中央银行、信贷和政府债券说成只是马克思手稿里的“推断”而不是从十七世纪就开始发生的欧洲现实，看来这个声称读过马克思全部手稿的“史傅德”没有读过《资本论》第三卷，因为第三卷里就对信用有“非常详细描述”，不过描述的是真实世界，而不是无中生有的“推断”。

【批注】且不说这里文字的拙劣，只说“人的精神和思考的临界点在哪儿”，结果还“自相矛盾”，请问这是在谈马克思吗？怎么听着像是在说康德吧？再者，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列宁这两派激烈对立的论敌等量齐观“一勺烩”，也有点奇特。当然，在一些不谙历史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左派和右派中都有）看来，这两派理论上其实都是一样的，此处不详谈了。

【批注】“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在随意曲解马克思。马克思确实说过“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背景是这样的：19世纪70-80年代初，马克思的理论广为传播，许多青年人热心于唯物史观，但他们不懂得灵活运用它，却把它解释成了庸俗简单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这句话就是针对这种把他的学说庸俗化而讥讽地说出来的。一种思想一旦广泛流行，往往遇到同样的命运，后来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也说过“如果你们都是荣格主义者，那我本人不是”的话。在这里，荣格和马克思一样，都是在批评对自己的曲解，而不是自己背叛自己，成了“反荣格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估计没想到，就连这句反驳对自己的曲解的话，如今也遭到人们的曲解。命运真是捉摸人啊！

【批注】不错，马克思的思想一般缺少理论修养的听众很难“明白”。后世的人们出于实际的需要，对马克思往往凭借片面的理解，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从中产生了大量误解和曲解，这也是事实。但现在如果人们不读马克思而信口开河，那就更是永远无法“明白”。我们要说的是：马克思的手稿在思想探索、以便弄清问题的过程中出现前后不一致，这并不能证明他的理论自相矛盾；至于他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政治条件和不同的局势而提出的不同策略，更不能叫做自相矛盾。就好比我们在下雨时打伞，雨后收伞，能说我们“自相矛盾”吗？马克思始终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理论上追求高度自洽，真正读懂了马克思，这一点是很明白的。

【批注】“马克思思想在共产主义国家被接受的其实是很少的一部分”，这个看法还可以同意，但说“暴力革命”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继承傅里叶、圣西门、欧文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则是不折不扣的胡说。请问傅里叶、圣西门、欧文这几位空想社会主义大师是主张“国家革命、暴力革命”的吗？1850年代以后马克思就“发生巨大改变”了，不再讲革命了吗？这种不顾史实的说法，源于如今一种广为流传但毫无理智的观念，它认为“暴力革命”仅仅是某几个思想狂人从头脑里想出来的、祸害社会的罪孽。这合理吗？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们都知道，革命是数千年历史过程中下层民众反抗暴政的最后手段。近代以来，它也是资产阶级反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统治者的武器。马克思置身于19世纪阶级斗争尖锐的残酷环境里，主张工人阶级以暴力革命对付镇压的他们的暴力，这很难理解吗？最后，1850年代以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很难说他到底有没有反思”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判断，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呢？

当这场“寻找真实的马克思”之旅结束时，我们有一种上当的感觉。我们是被两位导游领着，分不清东西南北地瞎跑了一通，最后被带进了泥潭里。如果说，这篇“访谈”是真实的，那么，这是两个大外行在对他们根本一窍不通的事情乱发议论，其场面之滑稽，只能让人想起金庸笔下那出武林外行演的“华山论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