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如果说有一场斗争能够以其最纯粹、最凝练也最震撼人心的方式，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觉的、有组织的阶级力量第一次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向整个旧世界发出了自己那石破天惊般的、要求“做人”的怒吼——那么，这场斗争无疑就是1922年9月由毛泽东同志、李立三同志、刘少奇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亲自策划和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这场大罢工绝不仅仅是如某些历史论述所轻描淡写的那样，是一场单纯的为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恰恰相反，它是一场深刻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宣言和阶级觉醒！
它以其最终取得的辉煌胜利，无可辩驳地向全中国的、也向全世界的劳动人民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曾经被视为“牛马”的、分散的、原子化的无产阶级，一旦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被组织起来，并掌握了“罢工”这一强大的阶级斗争武器时，它就能够爆发出足以让那些看似不可一世的反动派都为之胆寒和屈服的排山倒海般的磅礴伟力！
然而，在今天，在这个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的时代，这场本应被我们永远铭记和歌颂的伟大斗争，其光辉的历史却正在被一些人以各种“学术考证”和“艺术创作”的名义所系统性地进行着歪曲和解构。
有人企图用所谓的“三封重要书信”来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对这场大罢工的领导作用。更有像电影《燎原》那样的文艺作品，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其将刘少奇同志作为唯一主角的叙事，也在客观上模糊和削弱了毛泽东同志作为这场伟大斗争的最高度的、战略性的“奠基人”和“总设计师”的历史地位。而那幅曾激励了亿万人民的伟大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则又被一些人攻击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政治宣传品”。
本文旨在拨开所有这些由各种错误思潮所精心制造的理论迷雾，并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根本的阶级斗争学说出发，系统性地、深刻地去重新地阐发安源大罢工斗争的伟大的、永不磨灭的革命真意。我们将旗帜鲜明地论证：安源大罢工是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也是最光辉的典范。它为我们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提供了一套关于“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最宝贵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始经验”。
我们今天之所以要重新地去纪念它，绝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从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去重新地汲取那种敢于向一切不公正的、旧制度“说不”的不屈的战斗精神；去重新地学习那种将分散的、原子化的个体，凝聚为坚不可摧的集体力量的科学的组织方法。从而为我们在今天这个新的、更复杂的时代里，如何去重新地争回我们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提供最深刻、也最现实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
一、安源的“地狱”：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工人阶级生存图景
要理解安源的工人们为何会爆发出如此巨大的革命能量，我们首先必须将目光投向罢工爆发之前，那个被帝国主义资本和封建官僚买办所共同统治下的安源路矿，究竟是怎样一个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一)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
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在二十世纪初，是当时中国最具有现代化色彩的大型工业企业之一。然而，它的“现代化”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带有深刻的、屈辱的半殖民地色彩。
这个企业其最初的创办依靠的是清政府向外国所借的高额贷款；其内部的管理和技术则长期被外国的工程师及资本家所牢牢地掌控。安源煤矿所生产出来的优质煤炭，其最主要的用途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而是为了供给由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公司，去为其生产侵略中国所需要的钢铁。
与此同时，这个看似“现代”的企业，其内部的管理制度又充满了最野蛮、最残暴的封建主义色彩。企业的管理层从总办、监督到工头、监工，形成了一套等级森严的、封建把头式的压迫体系。他们可以任意地对工人进行打骂、体罚、克扣工资，甚至是草菅人命。
这种帝国主义的先进技术剥削与封建主义的野蛮人身压迫的罪恶结合，使得安源的工人所承受的是一种比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都更深重也更难以忍受的双重枷锁。
(二)“牛马”不如的生活：从“活契”到“血汗钱”
在这样一种制度之下，安源路矿一万多名工人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从周边农村破了产的贫苦农民。他们一进入矿区，就必须与矿局签订一种被称为“活契”的卖身契。他们每天要在漆黑、闷热、随时可能发生瓦斯爆炸和透水事故的矿井之下，进行长达十二到十四个小时的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
而他们用生命和血汗所换来的，却是极其微薄的、甚至无法维持基本生存的工资。这些工资还要经过工头的层层克扣。他们所居住的是矿局所搭建的、如同猪棚一般拥挤不堪的“草棚”和“芦席棚”。他们所吃的是发霉的、掺杂着沙石的“红米”。
正如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安源进行社会调查时所亲眼目睹和记录下来的那样：工人们“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工资低，生活苦，政治上更是毫无权利可言。”他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三)分散的、原子化的“牛马”：为何历次的反抗都失败了？
面对着如此残酷的压迫，安源的工人们难道就没有进行过反抗吗？
不，他们进行过。在1922年大罢工之前，安源也曾自发地爆发过多次小规模的、零星的罢工和抗议。但是，这些反抗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了路矿当局最迅速也最血腥的镇压，并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为什么？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在那个时候，安源的工人虽然在客观上是一个庞大的、受苦受难的集体，但在主观上，他们却依然是一盘散沙。
他们被地域、工种、以及封建的行会和帮派势力所深深地分割着。他们缺乏一个统一的、科学的、能够将所有工人都团结起来的组织核心；他们更缺乏一个能够为他们的斗争指明正确方向、并制定出科学策略的革命理论。
因此，他们虽然拥有着冲天的革命怒火，但却无法将其凝聚为一股坚不可摧的集体力量。他们就像一群虽然勇猛但却赤手空拳的、分散的“牛马”，在面对着那个由武装的矿警、收买了的流氓、以及反动政府所共同构成的、组织严密的、武装到牙齿的统治阶级暴力机器时，其失败是必然的。
二、革命的“播火者”：毛泽东思想与工人运动的第一次伟大结合
正是在安源的工人阶级处于最黑暗也最无助的时刻，革命的曙光到来了。这个曙光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刚刚诞生不久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革命火种带到了这片充满了苦难和反抗精神的红色土地之上。
(一)“到工人中去”：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略远见
在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的初期，党内对于“革命的中心究竟应该放在哪里”这一根本的战略问题是存在着不同认识的。当时党内有一部分同志深受苏联“城市中心暴动”经验的影响，主张应该将工作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几个大城市的、少数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小圈子里。
然而，毛泽东同志则以其对中国国情最深刻的、也是最独到的洞察，从一开始就敏锐地认识到了安源这个地处湘赣边界、远离大城市但却产业工人最集中、阶级矛盾最尖锐、并且深受其家乡湖南农民运动影响的特殊地点，其对于整个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无比重要的、战略性的价值。
1921年秋天和冬天，毛泽东同志不辞辛劳两次亲自来到安源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他深入到那深不见底的矿井之中，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详细地了解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心声。
正是通过这种最彻底的、最深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才最终地为我们党制定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以安源为突破口来全面地发动和组织中国工人运动的英明战略方针。
(二)从“访贫问苦”到建立党团组织：科学的组织工作
毛泽东同志和李立三同志、刘少奇同志等在安源所进行的工作，绝不是什么简单的“振臂一呼”。那是一场极其艰苦、细致、科学并充满了革命智慧的组织工作。
他们的第一步是思想的启蒙。他们在安源创办了“工人夜校”，其所教授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识字”，而是用最通俗、最生动的语言向那些目不识丁的工人们去系统地灌输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阶级观点。他们帮助工人们第一次科学地认识到：你们之所以受苦，绝不是因为你们的“命”不好，而是因为这个剥削人的、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你们的出路绝不在于去向神佛祈祷；而只能也必须在于依靠你们自己的、阶级的、团结的力量去进行斗争！
他们的第二步是组织的建立。在思想启蒙的基础上，他们从工人中发现和培养那些最积极、最勇敢也最富有觉悟的先进分子，并秘密地在他们之中发展党员，建立起了中国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安源支部。同时，他们又以党支部为核心，以工人夜校为阵地，广泛地团结和教育群众，并最终建立起了一个公开的、合法的、拥有着一万三千多名会员的强大群众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三)“俱乐部”——一个准政权式的、崭新的斗争形式
这个“工人俱乐部”绝不是一个普通的、资产阶级式的“工会”。它在性质上是一个由共产党所绝对领导的、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的、半军事化的、准政权式的革命组织。
它不仅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纲领（维护工人利益，争取阶级解放）；它更有自己严密的组织体系（从总俱乐部到各路、各矿的支部），有自己的宣传舆论阵地（《安源旬刊》），有自己的福利和互助机构（消费合作社），甚至于还有自己的小规模的、秘密的工人武装（工人纠察队）。
可以说，到1922年9月大罢工爆发前夕，在毛泽东同志、李立三同志、刘少奇同志等同志的卓越组织工作之下，安源这个曾经是一盘散沙的“人间地狱”，已经奇迹般地被锻造和改造成为了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并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工人阶级“第二政权”的坚不可摧的革命堡垒！
三、“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一场组织严密、策略高超的伟大罢工
当思想的和组织的准备都已完全成熟时，一场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伟大斗争便如火山一般喷薄而出了。1922年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正式爆发。这场罢工之所以能够最终取得完全的胜利，其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在党的集中领导下，有组织、有策略、有纪律的科学阶级斗争，而绝不是什么盲目的、情绪化的“暴动”。
(一)“哀兵必胜”的斗争口号：有理、有利、有节的典范
在这场罢工中，我们党所提出的斗争口号是极具智慧和策略性的。
我们并没有一开始就提出那些会立刻招致反动当局最残酷镇压的、最高纲领的政治口号。
恰恰相反，我们所提出的是一个看似“悲壮”、实则最能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同情和支持的、充满了“人道主义”色彩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在这个总的口号之下，我们又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温和的、但却又切中要害的经济和政治诉求。例如，要求路矿当局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权利；要求保障工人的基本工资和人身安全；要求废除封建的“包工制”，等等。
这些口号以其最朴素也最深刻的语言，将这场罢工的性质清晰地定义为了一场被压迫到生存底线的“牛马”，为了争取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尊严权而进行的一场“哀兵”式的、正义的斗争。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后来所系统阐述的“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策略的一次最光辉、最生动的、天才的预演！
(二)严密的组织与铁的纪律
这场近两万工人共同参与的大罢工，在长达五天的时间里，其秩序是何等的井然！
在党的统一指挥下，由一千多名工人纠察队员所组成的武装纠察队，牢牢地控制了矿区的各个要道和关键设施。他们一方面坚决地镇压了少数由路矿当局所收买的、企图进行破坏和捣乱的工贼和流氓；另一方面，又严格地约束着广大罢工工人的行动，确保了整个罢工都在一种高度和平、理性和有纪律的状态下进行。
在整个罢工期间，安源的矿井和铁路没有受到任何一丝一毫的破坏。这向路矿当局和社会各界都传递出了一个极其清晰的信号：我们工人阶级不是什么只会打砸抢的“暴民”；我们是一支有觉悟、有纪律的、文明的、并知道如何去保护我们自己所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的强大阶级队伍！
(三)战线的巧妙运用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党还极其巧妙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
我们不仅在罢工工人内部实现了空前的团结；我们更积极地去争取社会各界对罢工的同情和支持。我们派代表到长沙、到武汉、到上海，去向各地的学生、知识分子和新闻界，宣传安源工人的悲惨境遇和罢工的正义性，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同情和支持罢工的社会舆论。
更具戏剧性的是，我们甚至还成功地利用了当时统治着江西和湖南的不同派系的军阀之间的矛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了那个与路矿当局关系最密切的、最反动的江西军阀。
(四)最终的辉煌胜利
正是在这样一种内部团结一心、纪律严明；外部又赢得了广泛社会同情和支持的强大政治压力之下，那个一开始气焰嚣张、叫嚣着要“血洗安源”的路矿当局，最终不得不低下了他们那颗高傲的头颅。
1922年9月18日，路矿当局的代表被迫地在工人俱乐部所提出的保障工人权利的《十三条协议》上签了字。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辉煌的胜利！这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伟大战役中，所取得的一个足以彪炳千秋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
四、历史的回响与现实的镜鉴：为何今天的我们，更需要，去纪念安源？
安源大罢工的硝烟早已散去了一百多年。然而，它所蕴含的那些光辉的、革命的真理，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来说，不仅没有丝毫的“过时”；恰恰相反，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深刻的、紧迫的、振聋发聩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活契”的新面貌
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现实。
那个曾经在安源压迫着我们先辈的、残酷的、封建的“包工制”和“活契”，难道真的就消失了吗？
不，它只不过是换上了一件更“现代”、更“文明”也更具有欺骗性的新“马甲”而已。
当一个劳动者因为长期的、过度的劳动而疲惫不堪时，他与当年那个在矿井下被活活累死的安源矿工，其作为“资本的消耗品”的命运，又有何本质区别？
当一个劳动者被一套冰冷的、毫无人性的算法所驱使着，在城市的车流中进行着最危险的、拿生命去赌博的“与时间赛跑”时；当他甚至连一份最基本的劳动合同都无法获得，而只能被定义为一个与平台“合作”的“个体经营者”时——这难道不就是一种用高科技所精心包装起来的、崭新的、数字化的“活契”和“卖身契”吗？
(二)“原子化”的个人与“有组织”的资本：一场力量悬殊的搏斗
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劳动者的组织状况。
那个在安源曾将一万多名工人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强大“工人俱乐部”，早已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在劳动力市场上相互竞争、相互“内卷”、原子化了的、孤立的、无助的个体。
而我们所要面对的，则恰恰相反。他们通过其所掌控的强大商会、协会、以及由他们所收买和豢养的“专家学者”和“法律顾问”团队，早已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信息互通、并拥有着强大政治影响力的、有组织的联盟。
一个原子化的、无组织的、分散的劳动者去对抗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团结一致的联盟——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力量极其悬殊、也注定了必然会失败的搏斗！
(三)安源的启示：组织起来，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因此，我们今天去纪念安源，绝不是为了去进行一种廉价的“怀旧”。
我们是要从那段光辉的历史中去重新地寻找我们今天所早已丢失了的最宝贵、也最具有力量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列宁早已为我们所指明了的那条唯一的、通往解放的道路，那就是——“组织，组织，再组织！”
我们必须像当年毛泽东同志和李立三同志、刘少奇同志等同志在安源所做的那样，重新地到我们这个阶级最深厚、最广大的群众中去。我们必须以一种最耐心、最细致也最坚韧的方式，去重新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去教育群众；用各种可以利用的、合法的斗争形式去团结群众；并最终将我们这个一盘散沙的阶级，重新地组织成为一支足以让任何强大的势力都为之颤抖的、坚不可摧的钢铁大军！
五、结论：从“做牛马”到“做人”的斗争，永未结束！
通过以上对安源大罢工的系统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深入剖析，我们现在就可以得出一个最清晰也最具有战斗性的结论了。
(一)“做人”的权利，不是恩赐，而是斗争的结果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安源工人的这声伟大呐喊，以其最朴素也最深刻的语言，揭示了贯穿于整个人类阶级社会历史的最根本的矛盾。
它深刻地告诉我们：对于我们劳动者和一切被压迫者来说，作为“人”的、有尊严的、被尊重的地位，绝不是一种可以从天上掉下来的天赋的权利；更不是可以由任何“善良的”统治者所“恩赐”给我们的礼物。
它只能也必须是我们自己通过最坚决、最彻底也最有组织的阶级斗争，从那些妄图要将我们永远地踩在脚下当“牛马”的压迫者手中，亲手地夺取过来的！
(二)两种不同的“罢工”：改良主义的工会与革命的党
我们也必须将安源大罢工与今天在西方国家所常见的、由改良主义的工会所领导的罢工进行最严格的、阶级的区分。
后者的罢工其目的是有限的、经济的。它最多只是在不触动雇佣劳动制度这个根本前提之下，去为劳动者争取一些工资和福利待遇上的暂时的、局部的“改良”。
而安源大罢工则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具有着深刻的、鲜明的政治性。它虽然以经济诉求为开端，但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其最终的目标是指向那个更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方向，那就是要彻底地推翻那个造成了工人“牛马”不如地位的整个的反动的社会制度！
(三)我们的任务：将安源的革命精神，进行到底！
因此，我们今天纪念安源，其最根本、最深刻也最迫切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我们就是要从那段光辉的历史中去重新地唤醒我们这个阶级那曾经拥有过的伟大的、不屈的战斗记忆！
我们就是要重新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当年所教给我们的那一整套关于“如何将一盘散沙的牛马，组织成为能够改天换地的革命大军”的科学的、伟大的组织艺术和斗争策略！
我们就是要将安源工人那“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伟大呐喊，作为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新的、更伟大的阶级斗争的永恒的、不朽的战斗号角！
结论
现在我们可以对本文做一个最清晰也最坚定的总结了。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伟大胜利，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它，是科学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火热的、具体的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第一个、也是最光辉的伟大结晶。
它以一种最无可辩驳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看似弱小的、被压迫到生存底线的无产阶级，一旦在真正的、成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下被科学地组织和动员了起来，那么它就能够战胜任何看似强大的、武装到了牙齿的阶级敌人。
而那些企图通过各种“学术考证”和文艺的“戏说”来否定和歪曲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在这场伟大斗争中的核心的、决定性的领导作用的“反贼”和“汉奸”们，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抽掉我们今天进行斗争的最宝贵的历史参照系和最强大的精神武器。
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场始于一百多年前的伟大斗争，在今天还远远没有结束。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的不公正的社会制度，那么安源的呐喊就将永远地回响在历史的天空之中，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不愿再做“牛马”的劳动人民，为了那个能够真正地站起来“做人”的光明的未来，而去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的、最终必将胜利的伟大斗争！
作者：子珩墨；来源：星火小院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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