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义：中国共产党抗战中流砥柱作用不容玷污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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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义：中国共产党抗战中流砥柱作用不容玷污
2025-09-10
为什么必须要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抗日战争中的中流抵柱作用？因为就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人民共同纪念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依然有一股暗流在悄悄涌动。这股暗流利用各种机会在悄悄诋毁和侮辱我党领导抗战的历史伟大作用，比如利用文章夸大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故意贬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及其在整个抗战中牵制日军三分之二兵力的巨大作用，再就是利用杀敌人数来矮化我党领导抗战的作用。还有，那就是故意运用各种机会去掉毛主席元素及其共产党主导抗战的理论表述。还有就是利用影视及其网络媒体无限夸大国民党的抗战的功绩和历史，等等，在这种背景下，敌人用很隐蔽的手法，在玷污和虚无历史，实际上是在破坏人民对党的情感，我们有必要对我党领导抗战历史做一个理论梳理。
正如毛泽东主席反复强调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战，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就在于调动和领导了全国的老百姓进行全民抗战，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这是胜利的根本。没有全民参与的抗战，抗战最后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
而蒋介石国民党始终把中国老百姓作为“暴民”待之，认为中国只有改造和镇压暴民，才可能完成其它事情，因此即使在抗战最为艰苦的阶段，它也丝毫没有减少对人民的压榨、盘剥和屠戮。这是两党在这个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根本区别。
一、中国共产党最早点燃了
人民抗战的火种，唤醒了民众觉悟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如何理解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什么是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以科学的纲领和方针引领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所发挥的根本作用，就是在最黑暗、最困难的时候，坚决抗战、奋勇杀敌，不畏牺牲、绝不投降的不屈精神。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是全中国最早的抗日宣言。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1937年9月23日，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发现日军的第二十一旅团有可能进犯平型关，上级组织即命令独立团突袭敌人后续部队。次日，该独立团团长杨成武率独立团到达腰站这个地方，凌晨时就与先到来的日军的小股部队进行了激战。但第二天凌晨，日军兵力倍增。独立团选择了平型关一带的乔沟作为伏击点，这里是因雨水长期冲刷所形成的一处险隘之处，也是敌军必经之地。在这次激战中，独立团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
不畏牺牲、誓死不降，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除此之外，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最突出的特点体现在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党唤醒了人民的觉悟。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统治者以为3个月可灭亡中国，他们只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羸弱。七七事变发生20多天后，蒋介石判断对日作战可支撑6个月，他看到的是国民政府手中的有限资源。
而毛泽东主席却坚定地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他看到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
日本侵略者完全没有想到要面对两支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面对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战场。不但要面对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战场，还要应对毛泽东领导的敌后战场面对觉悟了的、开始为捍卫自身利益英勇战斗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战争初期，日军全力以赴进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根本不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放在眼里，随着日军越来越深入中国土地，情况变化越来越出乎他们的预料。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说：“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到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时，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牢牢钉死在华北，严重牵制了日军兵力，消耗了日本国力。敌后战场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军民一致打击侵略者，为侵略者垒起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令日军震惊不已。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共产党的法宝。
我们再看当时当地国民党军队的表现，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1.9万人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19万人不战而退。10倍之差的兵力，硬是看着关东军3天占领沈阳，一个多星期控制辽宁，3个月控制东北三省。客观来说，1937年七七事变前，日本年产钢铁580万吨，中国只有4万吨；日本年产飞机600架，中国一架也产不了；日本年产坦克200辆，中国一辆也造不出来。而且，20世纪30年代前后，从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万宝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变，从1932年一·二八事变到1935年“张北事件”再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就一直在通过不断制造和利用危机，向预定目标节节推进。如果说军事独裁是日本政府肆无忌惮的前提，那么积贫积弱的中国便成了他们垂涎已久的肥肉。所以说九一八事变并非意外，而是昭和军阀集团成员成熟的集体运作。但是，最为执政的蒋介石集团却完全没有战争准备，它完全企图依赖于国际仲裁，对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几乎毫无防备。几乎把力量大部投入到对付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如果按照蒋介石的逻辑，最后中国必然被日本吞并，亿万人民沦为亡国奴。
今天我们回顾抗日战争，绝不是听一段伤痕文学，然后舔舔伤口、包扎伤口，落泪不止就结束了。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从中获得了什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今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性支撑是什么？是空前的民族团结，是英勇的民族抗争，是深刻的民族觉醒。我们再也不能让这种悲剧发生。
“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现在我们讲民族复兴，应有之义有国民经济的增长、人民的普遍富裕等，但强调物质的同时不要忘记精神。当物质上来了，精神垮下去了，依然无法实现有效复兴；当然，光凭精神力量没有物质力量也不行。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复兴，才构成一个民族全面的真正的复兴，就是由一盘散沙变成一个坚强的整体。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全民族抗战，向世界展示的什么？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就是在物质和精神双重作用下，构筑起来的坚强堡垒。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解决中国一盘散沙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这种一盘散沙之根源，就在于中国基层的人民没有组织，中国社会缺乏组织能力。而蒋介石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完全不同，他对中国基层人民是鄙视和恐惧。他认为中国底层人都是无赖，缺乏管教，素质太差，这些毛泽东认为的人民，蒋介石认为他们不是匪，就是暴民。
毛泽东认为当下重要任务是把人民组织起来，如此，人民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蒋介石则认为，不是什么组织起来的问题，而是需要建立一个强权，这就像一个手握皮鞭的家长，随意要教训这些暴民。毛泽东所说的共产主义理论，在老蒋那里，他认为就是暴民理论。
二、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
创造了指导抗战的正确理论
从历史上看，康有为的1895年的“公车上书”，可以说是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觉醒，统治层少数人开始认识到情况严重，再这样下去不行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是知识分子阶层的觉醒，再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要走出校园，走出课堂，“内惩国贼，外争国权”。1937年的全民抗战，则是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全民觉醒。这个觉醒，靠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唤醒。
我们讲抗日战争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中华民族作为民族总体终于觉醒了。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才终于发表了庐山讲话：“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介石的名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推动蒋介石抗日的有三个因素：第一是日本人的步步紧逼。第二是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国内民众要抗日，共产党要抗日；国际上英、美也不希望蒋介石再后退太多。第三就是西安事变的推动。蒋介石本来想的是先把共产党消灭了再抗日，“攘外必先安内”，后来在三个压力之下，只有下决心抗日。但是蒋介石从内心觉得抗日的资本不是很多。国民政府兵工署统计，库存子弹5亿发，炮弹22万发，只够20个师的部队三个月的使用量。日本参谋部制订的《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中提出，两个月要解决宋哲元二十九军，三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击败中央军就是击败中国。日本侵略者轻看了这场战争，他们以为短时间就能迫使中国屈服。
近代以来的革新或者变革，从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到袁世凯小站新军，康有为戊戌维新，孙中山辛亥革命，他们有个通病，是什么？他们基本上都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完成对社会的改造，都未把唤醒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的重点。在他们眼中，民众只是被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推进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只能导致变革与革命一再失败。蒋介石也是这样，他所统计的资源全部是国民政府能掌握的资源和国外可能援助的资源，他从来没把民众当作资源。真正把民众当作资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讲：“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之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还讲：“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毛泽东的理论，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民众作为一个巨大的资源，而不是一个巨大的包袱，他认识到了这一点。持久战最根本的不在于库存的炮弹，不在于可动用的装备，航空器、地面的坦克，而在于民众。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巨大作用。
抗日战争中的民众动员是中国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民众动员。日本侵略者发动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我们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不仅穷人，包括富人，全部加入抗日。当时各地要抗日，战地动员委员会、民众动员委员会纷纷建立，还有各种工作团和训练团，广泛动员群众参军。
当年，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打土豪、分田地”改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团结的范围一下就扩大了。抗日战争中出现的全家全民抗战的景象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景象。这个景象只有共产党才能创造。民众被前所未有地组织起来。不是说抗战以前没有组织，是说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组织，被共产党建立起来了。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队在华北战场几乎一溃千里，华东和华中战场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也未挡住日军进攻。事实很明显：仅仅靠正面战场和正规军队，中国的抗日战争很难取胜。真正发现全新取胜资源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说得非常有力，被广泛引用。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和巨大潜能就像熔岩和地火一样，被长期压藏在普通民众心底。共产党组织、动员民众的核心与关键，不是创造一种全新的理念，而是激发民众心中潜在的火种。那里有一种不须言传的民族心灵约定，麻木千年、沉睡千年也会被触发和唤醒。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三、历史已经完全证明，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的组织和深入的动员，使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贫苦大众第一次认识了自己，认识了抗战，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自己拥有的力量。这一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民众从传统的家庭观念、家族观念向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迈进，从而积极、主动地投身到民族解放运动之中。中华民族第一次形成全民共识：为了生存、发展、繁荣、昌盛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肌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国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30余年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最终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稳定、持续、繁荣，既能完成民族救亡、又能完成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全民抗战中的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培育新社会的摇篮。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毛泽东为代表的理论清醒者的正确引领，没有在毛泽东正确理论指导下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没有反抗侵略中锤炼的战斗队伍，这一胜利肯定不会这样快的到来。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坚强的民族组织，成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成为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
四、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华民族争取
独立自由史册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历时最久、规模最大、受损最重、牺牲最多的战争。它发生在中国最衰弱的时刻。侵略者必然要选择这一时刻。此前，中国已经多次被侵略战争洗劫。一个被西方描述为GDP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竟然不堪一击，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什么会这样？有人从军备上寻找失败原因，还有人从体制上查找根源。辛亥革命成功，帝制被推翻，国家状态如李大钊在《大哀篇》中所说：“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昔则一国有一专制君主，今一省有一专制都督。前者一专制君主之淫威，未必及今日之都督。”“城头变换大王旗”，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从1911年至1931年的20年间，仅四川一省，军阀混战就有478次。这种内耗严重、四分五裂、散沙般涣散的国家状态和社会状态，怎能不成为列强屠宰的目标？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就是看透了中国的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的状况。在浑天黑地的时代，整个民族都在呼唤英雄。在饱受欺凌、廉耻扫地、暗无天日的年代，整个民族都渴求有英雄出来顶天立地。这个英雄在哪里？1921年，这个民族期望的英雄出现了，这就是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
只举一个例子，东北抗联的共产党人杨靖宇。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抵抗，决不投降，战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身边的人除去牺牲，就是叛变。
叛徒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将杨靖宇在深山老林里的密营全部捣毁，把杨靖宇逼入绝境。
叛徒张秀峰是军部警卫排长，这个父母双亡的孤儿，由杨靖宇抚养成人。他1940年2月带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此人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知道杨靖宇活动规律，他的叛变导致杨靖宇很快牺牲。
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
还有一个很难称为叛徒的人：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赵廷喜向日本人告发前，在山上看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不杀，如果投降，日本人打算让杨靖宇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利用其影响制服整个东北抗联。
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句话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共产党人杨靖宇用整个生命，大写出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今天之所以还能有中国，就是因为有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在最黑暗、最困难、最无助、大多数人万念俱灰的时候，用自己的灵魂与血性，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将阶级担当转化为民族担当，由阶级斗争的开路先锋，转变为民族存亡的中流砥柱。像杨靖宇这样的共产党人，成为共产党的主体和楷模。
而再对比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投降日军。整个八年抗战时期，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占领军的国家。这种状况，难道不是显露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怎能不会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
抗战开始，德国在中日之间“调停”。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调停”的态度：“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及20余个中央委员都先后投敌的情况下，蒋介石说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句话，也算是共产党人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这些人的骨头是很硬的。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军队没有投降的，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叛变当伪军。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注入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抗战，
是侵略者无法逾越的高山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则是看到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弱国要不被消灭而且战胜强国，必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只有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才能持久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关键，就是激发这些火种。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余人。”这是土地革命战争中从未有过的景象。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队伍素质，增强了国人信心，拓宽了发展前景，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人民全民抗战的决心，可以用这样一个故事来说明。
抗战时期，在北方某地，一天，孩子们正在追逐玩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围了。好几个正在开会的区委干部来不及走脱，都被困在村里、混在乡亲里面。这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5000人中，有1000多个孩子。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口。他们拿出糖果，一个一个地给，“吃吧吃吧，米西米西，随便指指哪一个不是村子的人。”没想到的是，1000多个孩子没有一个接糖。鬼子把孩子攥紧的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孩子的手像推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又重新紧紧攥上。日本人的糖掉在满是灰土的地上。几十年过去，有人问当年其中的一个孩子：“你们当时咋那么大胆？真的一点不害怕？”已经白发苍苍的这位老者回答：“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老人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形容夸张，讲起来平平淡淡。他和他当年那些小伙伴凭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道德，凭庄稼人做人的直觉，在大灾难面前毫无畏惧，“一接，就成汉奸了”。这种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威慑是如此强大，以致狂吠的狼狗和上膛的三八大盖都无可奈何。无人教导、不需商量，孩子们竟然息息相通。
六、《论持久战》的巨大魅力，
这是指导抗战的伟大纲领
日军的《华北治安战》曾经评论：“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远远不能相比。”这个期间，毛泽东最伟大的战争理论文献《论持久战》发表了。可以说这篇文献是指导抗战的最伟大的指导性文献，是毛主席对世界军事理论的极其重要的贡献，今天，我们怎么评价这个文献的意义都不过分。
当年台儿庄大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弥漫速胜论。而国民党徐州会战失利，南京沦陷，南京大屠杀发生。随后武汉保卫战失败。全国舆论由速胜论迅速跌入亡国论。整个国家和军队需要在理论上加以认清形势和正确指导。国民党蒋介石除了弥漫投降论，对抗战总体束手无策。也就在这时候，1938年5月，毛主席把自己关在窑洞里9天9夜，不停地抽着劣质纸烟，埋头写作，到第十天，他的伟大著作《论持久战》完成了。毛泽东的这篇长文，一经发表，在全国上下引起巨大轰动。先是冯玉祥看到后，立即自费印刷3000册，分送国民党要人。二是国民党小诸葛白崇禧大为叹服，他还按照毛泽东的话总结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通电全国部队。蒋介石对毛泽东的论著大为赞赏。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最为伟大的贡献就在于，把运动战由闪电战、突击战，发展为游击战，彻底地完全地抛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已经形成定论的阵地战的主要战争方式。这种游击战理论，此后在百年历史上，成为第三世界与列强作战的基本指导理论。
他的这一理论，大大丰富了世界战争理论的内容，改变了世界对战争的认识。世界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卡尔·施密特有一段话说：“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极其有力，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对于毛泽东来说，政治包含着敌对关系成分，今天的和平只是一种敌对关系，即使在冷战中，也是敌对关系”。
今天，抗战早就结束了，但是围绕这个问题，却远远没有结束，国内依然存在着激烈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抗日主力是国民党，一直他们在正面战场。共产党不过在敌后打冷枪。有些公知甚至非常狂妄地说，在日本人背后打冷枪的行为，是国际法不容许的恐怖主义。从台儿庄战役、枣宜战役、长沙会战看，国民党是抗日的，但是由于国民党坚持打正规战，而照这样的打法，抗战是绝对不可能取得胜利。国民党始终把抗战理解为国家之间的战争，天真认为应该遵循国际法，认为战争不是你死我活的较量，而是按照国际规则进行的博弈。所以蒋介石一边和日军作战，一边还在大赞日本人守规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直消极透顶，一直等着国际仲裁和宿诉诸于国际联盟，直到南京大屠杀发生，蒋介石还是主张依赖投诉。这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理解的战争完全是大相径庭。
毛主席认为，战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民战争和阶级战争，日本军阀和统治阶级，就是中国人民的阶级敌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对立，根本是政治对立，依靠公堂对薄，永远不可能解决，不可能靠诉诸法律解决。他不受任何规矩、任何仲裁、规则的限制。以为法律能够代替，就是一种愚昧。人民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必须以发常规的超常规的形式，这就是毛主席的结论，人民战争和政治战争。必须打破蒋介石的套路和思维，打人民战争。毛泽东教导中国人民：必须以反常规的、超常规的战争形式——人民战争和政治战争，打败敌人的正规战争，必须以人民战争代替国家之间的战争。
七、中国人民在抗战中形成凝聚力，
是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
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复兴的转折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1840年开启的民族救亡命题的标志性终结，又是民族复兴命题的标志性起始。正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抗战胜利，使中国开始进入大国之列。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而相比国民党，蒋介石却创造了抗战史上的七大奇迹。奇迹之一：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奇迹之二，给伪军发军饷。奇迹之三：自己虐死的壮丁，比被日军打死的士兵还多。奇迹之四：全面抗战已经开打，蒋介石却还继续给日军支付庚子赔款。奇迹之五：一部分国民党军竟被日军称为“友军”。奇迹之六：逼老百姓帮日军打击本国军队。奇迹之七：之所以能坚持到最后竟然是因为表现太差，最后没有完全消失。有这样的例证，在敌后战场，常常出现日军赶走了国民党军后，共产党立刻进来填补真空的事。而日军要想再把共产党军队赶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共产党一旦落地生根便注定要让日军永无宁日。而跑了的国军才免于被灭。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中共不同于国民党——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外国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军队仍然能将敌占区搅得鸡犬不宁，而“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在1967年就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如果八路军有像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此外，还有抗战期间，蒋介石与日本签订的像《塘沽协定》之类的媚日卖国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面对这样的历史，有些人出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拼命涂改历史，替蒋介石未为代表的国民党军队涂脂抹粉，这是完全地有意识地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的抗战史是一种侮辱。我们从来不否认国民党一些爱国将士在大敌入侵面前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和贡献，但是就蒋介石集团及其腐败政府来说，在大敌入侵面前，他们的政策及其对人民的极大戕害，是民族历史上罕见的。如，他们的依靠国际仲裁的投降主义策略，他们“攘外必先安内内”的反共策略，几乎贯穿了整个抗战史，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战在腹背受敌的艰苦情景下，取得了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
而今天叫嚣共产党“游而不击”、“不过是在打冷枪”“国民党一直在正战场作战”等等谬论的一些反动公知们，根本不是在探讨什么学术和历史，而是纯粹在发表针对共产党的言论，是在反共反人民，是在煽动投降卖国。关键是人民群众最为担心的，是这些反共反人民的言论为什么在我们的媒体上能够发表，这还是我们自己的媒体吗？有些人故意弱化、淡化、矮化毛主席、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主导和中流砥柱作用，难道我们的舆论主导部门就一点也没有发觉吗？是没有发觉还是心理赞同？现在重大纪念活动已经过去，我们应该进行深刻反思。为什么我们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文章，常常很轻易被删除，而这类质疑、诋毁我们党的极其反动文章却被置若罔闻。特别是就在九三纪念日当天，某大学用日本太阳旗作为椅背靠垫的这种反国家反社会行为，居然在处理上显得极为被动，最后虽然在全国舆论的强烈谴责中不得不做出了回应，但是这个回应是被动的、无力的、消极的，广大人民是非常不满意的。该惩罚的不惩罚，该处理的勉强为之，这便造成一些反共反人民的言论试水成功，越来越大胆。这样的问题，必须采取非常规手段，不能听之任之。联系一个时期一些污蔑共产党抗日中流砥柱作用的反动文章可以横行，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要么是主管部门不作为，要么就是在一些层面混进了奸细和内鬼。对此，全国军民当格外注意，反对内奸的破坏正当其时。我们的任务还异常艰巨。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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