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胜雨：商周对夏朝的历史记忆

 

 

编者按：综合研判商周时期的相关文献，西周观念中的第一个人王——大禹建立的夏王朝是真实存在的。不过，大禹被拥立为王之时，并不清楚自己正站在文明的门槛之上，干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天辟地大事。

 

周人用“夏”称呼禹的王朝

 

大禹既为西周观念中的第一个人王，鲧禹父子关系又只是后世文献的假托之说，那么大禹建立的夏王朝真的存在吗？

 

一直到战国中期以后的文籍里，禹才是夏朝第一位君主。因此，顾颉刚虽然主张大禹神性说，但是他承认夏朝的真实性的同时，认为禹是禹，夏是夏，两者之间毫无交集。但是，春秋之前的清华简《厚父》，则明确提出了禹跟夏王朝的联结关系，即禹就是夏王朝的奠基人。这既是对顾颉刚大禹神性说的挑战，又是对夏王朝真实存在的文本确认，其意义十分重大。虽《尚书》《左传》《国语》《史记》等有大量有关夏代的记载，但这些传世文献距离夏代超过1500年，经历了转抄、删改等多个环节，无法说明问题。要进一步证实夏代存在，必须找到当时的自证性材料。

 

目前，二里头文化已经公布的陶刻符号不少于64种，其中见于二里头遗址的大约50种，见于其他遗址的约14种。这些刻符基本上以直线、弧线、折线的组合型为主，但大多数以孤立的形式存在，还没有发现成组连字成句的陶刻符。张光直先生认为，“二里头许多陶片上有陶文，其中若干是可以认出来的，但它们大概是辨别用的符号而不是当时事件的纪录”。所以它们是否属于真正的文字，难有定论。

 

一般来说，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成熟文字。一种文字的成熟，必须经过长期的积累与发展，因而甲骨文有可能在二里头时期就初步形成了。引人注目的是，殷墟甲骨卜辞中的很多“器物象形字”，包括爵、盉、钺、鬲、尊、豆、壶等，与二里头文化的器物外形非常相似，可能直接沿用了二里头时期的文字。但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言，夏代“尽管有文字，却没有多少能传留至今。我们不能把希望单纯寄托在文字的发现上”。

 

至今不但尚未发现夏代的文字，而且连甲骨文中也没有出现“夏”这个字。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甲骨文没有“夏”季。甲骨文中有个上“日”下“頁”组装起来的字形，跟金文中的“夏”有点类似，所以人们猜测那就是“夏”。可是这个字形仅仅用作人名，跟季节无关，更不能代表夏朝。很可能，殷人尚未将他们所灭的王朝称为“夏”。

 

最早的“夏”字出现在西周晚期的伯夏父鼎与春秋前期的秦公簋上。伯夏父鼎铭文中的“夏”字（《殷周金文集成》2584），为左右结构，左为一小“日”，右为一大眼人举手，似为挡住耀眼的太阳光。秦公簋铭文中的“夏”字，字形较为复杂，为上中下结构，上为“頁”（意为人头），伯夏父鼎中的小太阳字形没了，中为“臼”（即两只手），下为“舛”（即方向相反的两只脚）。后世的夏字，就是由此演化而来。《说文解字》中释云：“夏，中国之人也。从夊，从頁，从臼。臼，两手；夊，两足也。”整个字形就是完整的一个人，叉着双手，晃悠悠地走路。 

 

 

记载禹事迹的周代青铜器，有豳公盨、秦公簋、芈加编钟与叔夷钟镈等。这些青铜器的年代基本上清楚，其中，豳公盨最早（约公元前9世纪初）。

 

豳公盨铭文中说：“天命禹敷土”，禹治平水土，救济苦难之中的芸芸众生，“迺自作配乡民，成父母”。“成”，立也。“父母”在早期传世文献中也指称君王，如《尚书·洪范》中云“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迺自作配乡民，成父母”意即大禹施恩惠于民，受到民的崇仰，因而被民立为王。《大戴礼记·五帝德》中记载，孔子说大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为神主，为民父母”。这句话可与豳公盨铭文相印证，说明大禹是被天下百姓拥戴为王的。只可惜豳公盨铭文没有提到夏朝，大有可能在西周中期尚未产生“夏”这个朝代概念，所以铜器的主人没有顺理成章地将禹跟夏联结起来。但从中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已经承认禹是天下众民之王，即是包括夏后氏或者夏部族在内的华夏之共主。

 

再看看春秋早期的秦公簋，铜器上铸刻有“虩事蛮夏”，意指秦人为周戍守西陲，小心谨慎地与周边各部落和平相处。“蛮”，即西戎。“夏”因与“蛮”连称，所以也是诸夏、华夏的意思，不可能指夏朝。

 

芈加编钟铭文中有“以长辝夏”，“辝”，第一人称代词，即我，“夏”，是华夏部族的标签，属于历史记忆的反映，既可以指华夏、诸夏等文化意义上的标签，也可以指传说中的夏王朝，确切的含义不是很明了。

 

这告诉我们，在春秋之前，“夏”通常指华夏部族，尚未跟夏朝政权相联结起来，如《说文解字》所云：“夏，中国之人也。”“夏”的本意泛称中国之人，也就是华夏部族。大禹建立的政权，不一定称“夏”，可能是另一个称呼，也可能没有名字流传下来。由此可见，从西周时期一直到秦公簋的铸造年代（约公元前770年—前650年之间），在世人的观念中，大禹建立的政权并不称“夏”。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用“夏”来指代这个失落的大禹王朝呢？叔夷钟镈是殷人之后为颂扬祖先成汤伐夏的丰功伟绩而铸造的，所以铭文“剗伐夏司”中的“夏司（即夏后）”指的是夏朝末代君主后桀，“夏”完全可以确认为夏朝。

 

传世文献中较早将大禹与“夏”连称是在《国语·郑语》中，有“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等，但是成书年代较晚，大约在战国前期。年代更早的《诗经·商颂·长发》中虽然也有“夏桀”，但是因为《诗经》在流传过程中被孔子作了一定的整理与修饰，所以尚不能断言《长发》的原貌如何。

 

故而据目前所知，大禹建立的王朝被称为夏朝，至少不晚于叔夷钟镈的铸造年代（约公元前560年），在孔子诞生（公元前551年）之前一二十年。叔夷钟镈是宋国贵族之后的器物，器主叔夷的祖上是商汤，父亲为宋穆公的子孙，母亲为宋襄公的外甥女。有可能是春秋时期殷人后裔在缅怀殷商先祖的功业时，用“夏”来指称禹的王朝，其后经孔子的发扬，逐渐沿袭至今。以此估计，夏朝的朝代概念大约出现在公元前600年。及至孔子时期，夏作为一个朝代的名字已经很流行了。

 

 

学界认为，清华简《厚父》的创作年代在春秋时期之前，简文中的“夏邦”“夏邑”表述十分古老、稀见，大概就是春秋时期大禹王朝的较早称号。在这之前，“夏”的本意指诸夏、华夏，指的是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华夏部族，以与夷、狄、蛮区别开来。先秦的典籍中，“夏”通常被训释为“大”，很可能是因为华夏部族的规模比周边的夷、狄、蛮庞大，文明更加发达。夏朝的得名应该跟此有关。殷人后裔用夏来称呼汤所灭的政权，使得汤继禹之后成为华夏共主的历史形象更加鲜明，从而彰显商王朝取代前朝的合法性，带有点光宗耀祖的意味。商朝时期的殷人绝对想不到，他们老祖宗成汤推翻的政权，会在一千年后被称作夏朝。难怪在甲骨文中找不到“夏”。

 

殷商甲骨文佐证夏朝的存在

 

夏王朝为成汤所灭，这是明摆在那儿的事实。老子说，“行而有迹”。凡所存在过，必留下痕迹。甲骨文中，并非寻觅不到夏朝的蛛丝马迹。殷商卜辞中，能佐证夏王朝的存在的，最著名的有两处。

 

佐证之一：卜辞中的“西邑”，即传世文献中的“西邑夏”。

 

“西邑夏”最早见于已失传的《尹诰》。《礼记·缁衣》中引用了《尹吉》中一句话：“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尹吉》就是《尹诰》。《尚书·太甲》则引作：“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解释说：“夏之邑在亳西。见或为败。”清华简《尹诰》中的“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印证了郑玄“见或为败”的猜想。清华简是战国时期的原始文本，所以《尹诰》中原话的意思应该是：伊尹认为，成汤之所以能够取代西邑夏，夺得天下，实际上是因为西邑夏失去天命，为天所败，即被天帝抛弃。而西邑夏显然就是商代早期都城亳以西的夏代都邑。清华简《尹至》中也有一句话：“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尹诰》与《尹至》两篇简文相对证，足见西邑夏也可以简称为“西邑”。至于把这座位于亳以西的夏代都邑与斟鄩相联系起来，是西汉以后的事。

 

文献中的“西邑”也在武丁（约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在位）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出现，中国台湾学者蔡哲茂先生列出了六处： 

 

（1）贞于西邑。（《甲骨文合集》07863）

（2）西邑。（《甲骨文合集》07864正）

（3）贞ㄓ于西邑。ㄓ于黄尹。（《甲骨文合集》07865）

（4）贞燎于西邑。（《甲骨文合集》06156正）

（5）西邑。（《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487）

（6）丁巳（卜），（贞告）于西（邑）。七月。（《甲骨文合集》09631） 

 

甲骨卜辞中的“邑”，通常有四种意思：其一，商王之都称邑；其二，方国之都称邑；其三，诸侯或贵族领地称邑；其四，商王、方国或诸侯辖下的小邑。《说文通训定声》“邑”字下有：“《书》西邑夏、天邑商、大邑周皆谓国。”所以，这六条卜辞中的“邑”应当指规模较大的聚落，如“大邑商”是殷商的都城。

 

“西邑”或“西邑夏”，都是由商、周邑制国家的概念转化而来的词语。在卜辞中，“西邑”和“黄尹”一起，作为祭祀的对象出现。对此，蔡哲茂则认为，尽管夏王朝已经灭亡三百多年，但殷人仍然相信，夏王的亡灵能作祟害人，所以要不时地举行祭燎。黄尹的身份尊崇，其家族与商王室有姻亲关系，所以受到殷人的隆礼祭祀。或认为黄尹就是伊尹，但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成汤伐桀之后，在二里头遗址（或即斟鄩）东边 7千米处另筑一个偃师商城，以监视夏朝遗民，防止他们作乱。黄尹有可能就是镇守偃师商城的军政大员，所以他与西邑的夏王亡灵一起受祭。

 

不管怎样，如李学勤先生所言，“西邑”见于甲骨文，看来就是夏。从商朝到战国、秦汉时期，对于出土文献或传世文献中所称的“西邑”，都可以放心地指认为夏王朝。

 

佐证之二：卜辞中的“杞侯”或“杞”，即传世文献中夏之后裔所在的杞国。

 

史书中记载，夏王朝灭亡之后，夏部族后裔被封于杞、鄫二国。如《大戴礼记·少间》云，成汤“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迁姒姓于杞”。《史记·夏本纪》也说：“汤封夏之后，至周封于杞也。”周武王灭商之后，赐封大禹后裔，号其曰“杞东楼公”。杞人，因而被视为根正苗红的大禹苗裔，分布在今河南杞县。《论语·八佾》中，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这是有关孔子将杞与夏、宋与商相提并论的记载。可见在当时的观念中，夏朝与商朝一样，都存在过，夏的后裔就是杞国。只不过有关杞国的事迹渺然，所以孔子虽“信而好古”，却苦于文献不足，只能望洋兴叹，感慨地说“杞不足征”！

在甲骨卜辞中，就有多处涉及夏部族的后裔杞人，如： 

 

（一）丁酉卜，，贞杞侯爇，弗其凡ㄓ疾。（《甲骨文合集》13890）

（二）癸巳卜，令共杞。（《甲骨文合集》22214）

（三）己卯卜，行，贞王其田亡灾。在杞卜。庚辰卜，行，贞王其步自杞于□亡灾。（《甲骨文合集》24473） 

 

其中，第一条是商王武丁时期的卜辞，当时的杞侯名字叫爇，得了重病。武丁很关心这个方国首领，让贞人.去向神灵卜问他的病情。

 

除了甲骨卜辞，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收藏一件商朝末年的青铜器，是铸刻有铭文“亚丑杞妇”的铜卣。“亚”就是亚服，是商王朝时期的高级武职。亚丑的配偶来自杞国。

 

这些殷商时期的卜辞和青铜器铭文，是杞国存在的铁证。孔子时期，世人皆知杞人为大禹的直系后裔，而禹是夏王朝的创建者，杞又存在于殷商时期，由已知推未知，那么殷商之前夏王朝的存在也不成问题了。

 

除了杞，夏之后裔居地还有鄫，在今河南新郑、新密一带。《国语·周语下》中云：“有夏虽衰，杞、鄫犹在。”三国史学家韦昭注：“杞、鄫二国，夏后也。犹在，在灵王之世也。”甲骨卜辞中的“曾”，是夏代的鄫国从河南新郑、方城一带迁徙至湖北北部地区的。武丁南伐荆楚之时，曾国军队为商军的左翼： 

 

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舆，左从曾。十二月。（《甲骨文合集》05512） 

 

《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封皋陶之后于英、六”。“六”指夏朝时期的诸侯国，是大禹时期的大臣皋陶后裔的聚居地，在今安徽六安境内。“六”也见于甲骨卜辞。如： 

 

戊戍卜，，贞祀六，来秋。一（《甲骨文合集》09185） 

 

卜辞中的“六”显然是个地名，与夏朝时期的“六”应为同一地名。此外，甲骨卜辞中的“戈方”，是夏部族后裔的一支，地望大概在今河南嵩县西南。

 

夏朝末期有一个结盟诸侯国雇国，据传为昆吾氏之后，地望在今山东郓城境内。夏朝灭亡之后，雇国仍然存在。甲骨卜辞中有“贞取雇伯”，意即去往雇国，以笼络雇伯，争取雇民人心。又有： 

 

癸卯卜，行，贞王其步自雇于无灾。在八月。在师雇。（《甲骨文合集》24347）。 

 

根据这条卜辞，雇成了殷商时期经营东方地区的军事要地。 

 

传世文献中与夏王朝直接相关的“西邑夏”“杞”，都能同出土文献，甚至殷商甲骨卜辞相对应。卜辞中记载了不少夏朝时期的诸侯，如“六”“雇”等。这些记录无疑是当时殷人有关夏朝最接近、最清晰的历史记忆。

 

历史记忆是口述历史的基础，和所有的记忆一样，都不可能是对过去历史真相的完全复原，但它体现了文化传统的持续性：与历史记载一样，都建立在一个民族的思想链条之上。商王武丁距离夏朝不过三四百年，相当于从清朝康熙到现在，夏朝已成过往云烟，所以殷人在日常的占卜活动中很难直接提及，今人也难以从甲骨卜辞中找到与夏王朝直接相关的表述。但是，商朝取代夏朝的事迹，仍然清晰地印在殷人的脑海中，并未完全泯灭，故甲骨卜辞有如此之多的间接证据，足以说明商朝之前还有个夏王朝。

 

夏王朝的建立者无疑是大禹。不过，大禹被拥立为王之时，并不清楚自己正站在文明的门槛之上，干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天辟地大事。所以大禹不可能像后世的皇帝那样，在登基的第一天，颁诏天下，给这个亘古未有的新生政权起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那么，大禹所开创的夏王朝又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本文经授权文摘自柯胜雨：《夏王朝：天崇拜与华夏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7月；来源：古籍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