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后的张自忠是汉奸吗？

 

 

2009年，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评选出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著名抗日将领张自忠将军榜上有名。

 

2014年，民政部公布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张自忠将军再次位列其中。

 

毫不夸张地说，能同时被国共双方都认可的抗日英烈为数并不很多，张自忠将军就是其中之一。身后能有如此哀荣，想来张自忠将军泉下有知，亦可以瞑目了！

  

不过，细心的人们发现，我党和人民政府对张自忠的评价，只从1938年年初开始，并对他此前的所作所为避而不谈，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有心查阅1938年之前的民国报刊资料，尤其是1937年7月底，平津地区陷于日寇之手后，便不难发现当时社会上对张自忠的评价与现在几乎截然相反。一些激进的民众团体甚至直指张自忠为“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

 

事实果真如此吗？张自忠究竟做了什么，才得到了如此负面的评价呢？

 

 

宋哲元

 

自长城抗战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日本侵略者采用拉拢和威胁打压并举的策略，鼓动盘踞在平津地区的宋哲元第29军地方军政实力集团搞所谓的“华北自治”。以宋哲元为代表的第29军高层，从本质上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军阀，凡事都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他们既想借助日本的势力来和南京国民政府讨价还价，又不愿意公开当被千夫所指的汉奸，因而在一些问题上可谓“左右横跳”，妄图“左右逢源”。

 

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帮出身西北军的旧军人玩政治，那叫一个笨拙稚嫩。更何况29军是中原大战西北军全面崩盘后，由宋哲元收容编成的一个大杂烩。军中大大小小的派系不少，虽然共推宋哲元为名义上的军长，但下属各师、各旅都有自己的地盘，都是一方势力，宋哲元并不能完全镇得住。

 

时任29军第38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的张自忠，就颇有自己的“想法”

 

 

29军将领在遵化三屯营前线指挥所的合影，左起：张自忠、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

 

1937年，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呈交大本营的报告中，将驻防天津的第38师张自忠部，列为第29军所辖的4个师、3个旅和若干保安团中，对日军最为“亲善”的部队，并极力予以拉拢。这其中的意思，你得品，得仔细品。

 

1937年4月，张自忠接受了日方的“盛情”邀请，率“冀察平津国外旅行团”访问日本。本来，这也没啥。但令国人大哗的是，日本方面给予张自忠的接待规格，居然比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张群访日的接待规格还要高。这还不算，张自忠访日期间，不但出席了日本庆祝天蝗生日的“天长节”庆典活动，现场观摩了日军阅兵式，还与专程从中国东北赶来的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会唔。

 

当时，中日关系日趋紧张，虽说尚未有确凿证据证明张自忠在此次访日期间，有什么出格的言行，但在这个异常敏感的时刻，他却有如此表现，足令国人怀疑这位西北军名将是否与日方达成了某种私下交易，才换来了如此高规格接待。

 

 

秦德纯

 

“七七事变”爆发后，29军高层对如何处置意见不一。冯治安和秦德纯态度鲜明地主战。宋哲元尚有些患得患失，犹豫不决。7月8日晚，冯治安征求张自忠意见时，张自忠并不明确表示赞同武力反击，而是回复了一句“没意见”，这话颇为暧昧。

 

当日本华北驻屯军情报机关获悉29军内部主战派占上风的情报后，考虑到已方援兵抵达平津地区尚需时日，便请了几路人马“居中说和”，其中赫然就包括张自忠。实际上，29军公推出来与日方交涉的人是秦德纯，但日军驻平津特务机关长松井却绕过秦德纯，亲自到张自忠家中与之密商中日两军停火事宜。

 

7月15日，29军高层召开会议，讨论应变策略。张自忠在此次会议上极力主和，结果造成了29军高层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无法达成统一意见，最终丧失了宝贵的战机。

 

 

时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的香月清司

 

更有甚者，7月19日深夜，张自忠在天津与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签订了《香月细目》。该《细目》的主要内容是：将排日倾向严重的冯治安第37师调离北平，由亲日部队取代；取缔29军中的排日教育及排日活动；取缔在冀察的蓝衣社、CC团等排日团体；彻底镇压中共在平津地区的活动；取缔排日言论，镇压学生的排日运动；撤换对中日合作持消极态度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员。

 

这个《香月细目》，是张自忠在未得到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与日酋签订的。非但如此，他还于7月25日背着宋哲元，擅离天津职守，跑到北平和一群亲日分子商量该如何“善后”。

 

7月27日，终于不再犹豫，定下了最后决心的宋哲元，明确拒绝了日军的最后通谍，公开声明要“守土自卫”。但第二天，张自忠与宋争吵不休，并逼得宋哲元出走。随后，张自忠自任冀察政务委员会代委员长、北平市代市长，并着手将冀察政务委员会中的抗日委员全部更换为亲日分子。

 

 

不过，张自忠虽是一方诸候，但在全民抗日情绪高涨之时，竟也无法完全控制住自己的基本部队第38师。该师副师长听从宋哲元号令，对日军发起反击，着实让张自忠颇为尴尬。而当日方发现张自忠的实际号召力非常有限时，便立即将他晾在一边。

 

在日本人面前失了宠，又被中国军民戳着脊梁骨骂作铁杆汉奸，张自忠两头都没能讨到好，于是只能寻机灰溜溜地逃离平津地区。

 

由于当事人早亡，其生前又对1937年自己的所作所为讳莫如深，因此张自忠在“七七事变”前后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其动机究竟是什么？已经难以下定论了。

 

 

从张自忠的出身、经历及1938年之后在抗日战场上的表现来看，笔者认为张自忠是个热血的军人，却试图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以张自忠的能力和阅历，偏偏往自己并不擅长的政治烂泥里使劲掺和，不捅篓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也许他的所作作为，着眼点只是为了维护29军以及自己小团体的既得利益，甚至可能还有取宋哲元而代之的想法。但最终结果却是，张自忠玩砸了。

 

面对民众愤怒的指责，张自忠百口莫辩，唯有在战场上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

 

1938年2月，时任59军军长的张自忠奉命支援淮北于学忠部。张自忠率部在固镇与日军血战七昼夜，夺回曹老集、小蚌埠，稳定了淮河防线，声名鹊起。但他面对前来道贺、祝捷的民众时，只是咬牙切齿地说了三句话：“兄弟无话可说”、“大部分国人都骂我是汉奸，兄弟认为这是终身最痛心的一个污点”、“只有事实可以洗刷这个污点，现在无话可说”。

 

 

1938年3月，张自忠指挥59军在临沂城郊与日军血战。他抱定拚死的决心，曾致电鹿钟麟:“战而死，虽死犹生；不战而生，虽生亦死”经七昼夜鏖战，59军取得临沂战斗的胜利。张自忠因功升任第27军团军团长兼59军军长。

 

1938年5月中旬徐州突围时，张自忠率部掩护友军撤退，不偷奸，不耍滑，在萧县南部地区顽强阻敌。完成任务后，到河南信阳稍事整补之后，又投入武汉会战，在潢川、大别山一带阻击敌人。

 

1939年5月，已升任第33集团军上将总司令的张自忠，率部东渡襄河，在田家集一带大败日本华中派遗军第11军冈村宁次部。

 

在1940年5月的宜枣战役中，张自忠率部苦战，身中七弹仍大喊“杀敌报仇”，为国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连凶残的日军都为之动容。

 

1940年5月28日，国民政府为他举行国葬。中共中央在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祭文中给以高度评价。

 

 

自1956年以来，人民政府几次拨款重修了南瓜店等地的张公祠、衣冠冢、殉国处纪念碑，还在重庆北碚梅花山建立了张自忠将军陵园和张自忠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

 

纵观张自忠将军1938年以后的战场表现，笔者以为他并没有打算真当汉奸。但是他在“七七事变”前后的所作所为，又难以洗脱汉奸的嫌疑。面对一个如此复杂的历史人物，我党及人民政府在谈及张自忠时，尽可能对其1938年之后的抗日战功大书特书，而对其在1937年的表现避而不谈，还是非常睿智的。

 

作者：西西河的康夫；来源：西西河的碎玉轩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