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 李倩｜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构建及当代启示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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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 李倩｜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构建及当代启示
2025-06-13
【摘要】延安时期既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关键奠基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国民党文化专制及党内错误思想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根基，通过整风运动统一全党思想，改造知识分子以扩大文化统一战线，实现了文化领导权的建构。同时，这一历史实践启示新时代文化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回应群众的精神需求，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创新传播方式提升话语效能，为巩固主流意识形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与路径指引。
文化领导权体现为统治阶级依托文化形态的科学性与真理性特质，以意识形态为核心要素，通过非暴力策略促使社会成员对其意识形态形成精神认同，从而将政党的政策主张转化为个体的价值自觉与行动遵循。这一概念深刻体现了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关键作用，同时也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将其置于战略发展的重要位置，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到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命题，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高度关注。回溯党史，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奠基阶段。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为构建文化领导权进行了一系列具体实践，从中探索出的经验对当前中国共产党巩固文化领导权、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延安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具体指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到1948年3月毛泽东同志等领导人东渡黄河。在此时期，中国共产党既面临来自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外部挑战，又面临与国民党文化争夺的内部威胁，同时，党内一些思想错误倾向仍然显现，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党的发展。因此，这些现实情况使中国共产党将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上日程，构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从而巩固统一战线、增强民族凝聚力。
（一）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需要
统治阶级不仅通过强制手段来维持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还借助于意识形态的领导作用，赢得被统治阶级的自愿认同与支持，从而使其统治获得合法性。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不但在政治上侵占中国领土主权、在经济上操纵中国经济命脉，还试图在文化上进行文化侵略，以达到磨灭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削弱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的目的。首先，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厉行文化专制。为了瓦解中国民众的民族抗日意识，日本侵略者建立了全面意识形态审查制度，针对出版物、视听媒介等大众传播渠道中涉及战争批判性言论的内容，一律严格处理并取缔。不仅如此，对于一些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中国人民，他们还采取恐吓或绑架等手段对其进行打压，企图磨灭中国人的抗日热情。其次，破坏中国各种文化设施。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各种文化设施惨遭损毁，许多珍贵文献著作被破坏。最后，在中国进行奴化教育。为了消解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建立了多所奴化教育机构。在伪满洲国建立之后，日本发布了《学校教育要纲》，将日语作为伪满洲国共通语言，日本这种去中国化的文化政策意在弱化中国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自信。
（二）抵御国民党文化专制的需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两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矛盾有所缓和。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过程中力量逐渐壮大，马克思主义思想加速传播，国民党开始担心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会影响其一党专政的地位，便加强了对国统区的思想文化控制。一方面，制定严格审查制度。为了加强对国内思想文化的控制，国民党颁布了一系列审查制度来严格审查抗战时期出版的书籍和刊物，查禁了大批书籍和杂志等纸质出版物，严重阻碍了当时进步文化的发展。据1943年的报告显示，“国民党对1072种图书进行检察，查禁196种，停止售发者120种，就地取缔者32种，不准再版者14种，准予备查者472种”；另一方面，遏制社会进步思想的传播。国共第二次合作后，蒋介石仍然没有放弃想要“化多党为一党，溶化掉中国共产党”的企图。因此，他们在对三民主义进行篡改后，甚至还借助于一切宣传手段来传播其思想，相应地对当时社会上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等进步思想进行了大肆攻击，不仅如此，他们还迫害了大批进步知识分子，严重阻碍了当时进步思想的发展。
（三）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需要
由于缺乏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未能较好地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成长过程中难以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思想倾向。第一，是教条主义，亦称本本主义，主要表现为当时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械化和教条化理解和运用，他们没有结合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相对片面地套用苏联的经验，给中国早期革命斗争带来了一定的损失；第二，是经验主义，主要表现为过于依赖过去的经验，没有与时俱进地更新革命指导方法，认为放之四海皆准，从而对革命的新情况处理不当，影响了当时的战略布局；第三，是主观主义，主要表现为从个人的主观判断和主观意愿出发去行动，脱离实际情况去分析革命形势；第四，是宗派主义，主要表现为将局部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破坏了党的团结，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危害。为了加强党内团结，增强党的凝聚力，纠正党内错误，构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提升党内思想凝聚力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逐步构建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回顾党史，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奠基时期，在此时期，中国共产党从理论、思想和实践三个层面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具体实践，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展党内整风和文艺界整风工作，既提升了全党马克思主义文化水平，又统一了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认识，培养了一批优秀文化人才，从整体上推动了延安时期文化领导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一）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构建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获得民众认可和接受的过程。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通过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使人民不断认可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来实现文化领导权构建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于欧洲，要想使其在中国本土发挥指导作用，就必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中国国情应用它，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从而不断地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构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自建党开始，中国共产党便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着手探索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开辟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路径。这一努力工作持续推进，直到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进行了深刻剖析，正式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这一时期正值延安阶段，中国共产党着手同时推进系统的理论建设工程，开展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等宣传工作。这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实践奠定了基础，并为其后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
一方面，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批评了那些只在口头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去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行为。同时他将这些行为统称为主观主义的表现，指出它们严重脱离了中国实际，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片面理解。基于此，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大力倡导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鼓励中国共产党人深入调查实际情况，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形，以此为基础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此外，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也正式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进一步指出了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直接拿来套用，要与我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运用，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革命的发展。
另一方面，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融入鲜明的中国特色。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新阶段》报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深入人心，从而更好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想传入中国，要使它能够在中国具体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就必须根植于本国文化沃土，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这一重要阐述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为中国共产党逐渐掌握文化领导权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大大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力，促使中国人民逐渐认可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广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人才队伍，既为其在与国民党文化专制和日本奴化思想的抗争中脱颖而出提供了理论支持，也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为中国共产党构建文化领导权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开展整风运动，实现全党思想文化统一
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重视用文化凝聚力量和汇聚人心，推动党和革命事业发展。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便深刻认识到构建文化领导权对于党和国家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们希望通过构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凝聚力量，把人民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从而为保障革命胜利发挥精神凝聚作用。
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既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全党范围内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活动，也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党开展这次整风运动不是偶然的，而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首先，从建党初期至1940年，中国共产党员人数增加至80万左右，但大多数党员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加之没有进行过系统教育，导致全体党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统一全党思想的任务显得格外紧迫。其次，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进行，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左”倾和右倾主义错误的认识，为了从思想上彻底清除这些错误，在全党范围开展整风运动。
首先，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在整风期间，党建立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体制机制，成立了相关学习部门和小组，针对不同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情况，党中央制订了不同学习方案和考察方式，以便有针对性地解决党员之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参差不齐的问题，更有效地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其次，党中央提出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方法，提倡全体党员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自我批评和反思，从而达到改正错误，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最后，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思想逐渐走向成熟，全党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的正确论述，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思想理论，达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共识。这也为在党的七大上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础。
整风运动纠正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促进了党内思想的高度统一，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巩固奠定了基础。整风运动强调了文化工作的重要性，提升了党员和干部的文化责任感，增强了与群众的联系，提高了民众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的接受度。整风运动促进了根据地优秀文化人才的培养与选拔，为日后文化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在整体上提升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改造知识分子，巩固文化统一战线
在构建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除了要明确文化领导权的掌握者，即无产阶级政党，还要明确文化实践创作的主体知识分子及其文艺创作的人民立场。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上，不仅明确了人民大众的文艺创作立场，而且为了造就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属性，强调知识分子的文艺创作要扎根实践，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
就当时抗日战争背景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言，毛泽东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虽然工农兵是主体，但是由于战争环境，大部分人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迫切需要易理解和接受的文化进行教育引导。因此，知识分子要坚持文艺大众化的目标，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作品为大众所学习和接受，从而提高人民大众的精神水平和道德水平来满足革命所需。此外，随着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延安的文化生活也变得丰富起来，大量的文艺作品、社团等不断出现，促进了延安地区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由于大多数知识分子出身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导致他们现在虽然身处无产阶级，但是其思想可能存在小资产阶级的残余，在思想上对革命抱有理想主义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延安文化的团结和发展，因此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并使其具有无产阶级属性这项任务就显得尤为紧迫。
在延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改造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知识分子进行劳动改造，号召他们与人民群众一起劳动，深入了解群众实际，去除文艺作品中携带的“空想主义色彩”，同时逐渐改变资产阶级所具有的“剥削”属性。因此，知识分子要积极到群众中去，参与工农运动，到群众的实际生活中去观察、体会，从而获得文艺创作的源泉；另一方面，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行改造，建立起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定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信念。为了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党在延安先后兴办的十几所学校中，开设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相关著作等课程。此外，党还创办了许多中央级刊物，例如《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巩固文化统一战线，帮助群众更深入了解无产阶级政党，进而增强对党领导革命以及党领导文化发展的认同。
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一方面，提升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增强了文化工作者的理论水平，为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改造过程中积极参与文化创作，推动了革命文艺的发展，丰富了文化表现形式，增强了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通过改造党内涌现出一批既懂理论又能实践的人才，为文化领域的工作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强化了党的文化领导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给予极大关注，并明确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当前，随着多元文化思潮的涌动，人们思想异常活跃，价值观混乱、理想信念缺失等问题接踵而来，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形成一定挑战。考察延安时期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格外重视文化领导权建设，通过积极开展文化领导权构建工作，从而获得了民众广泛的精神认同，为政权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因此，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我们应从延安时期文化领导权构建的实践中探究经验方法，化挑战为机遇，牢牢把握文化建设领导权。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牢牢把握文化建设领导权
坚持党在文化建设方面的领导就是坚持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领导，维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既是党把握文化领导权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现实需要。回顾党史，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既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也是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
在延安时期，党在探索文化领导权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以及民众学习的方便性，中国共产党支持创办了多所党校、报刊、广播平台等文化机构，在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力方面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始终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分析，成功解决了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等问题，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又引领了思想文化的正确方向。总的来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多元思想碰撞、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背景下构建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从而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发展方向并在精神认同基础上实现了广泛政治动员，成功将革命理论转化为民众自觉行动，在理论和实践双重作用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和文化生活的变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置于头等重要地位，并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进行了战略部署，推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全局性变革。因此，为了更好地应对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的纷繁变化，推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定不移地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始终把握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在此基础上，全面实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界定工作责任主体与职责，增强工作人员的责任感，统筹协调不同部门的工作，切实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协调分工的工作格局。此外，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与多元文化并存之间的关系是巩固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原则，二者并非敌对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包容多元文化发展的同时，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地位，发挥多元文化丰富和补充马克思主义主流文化的作用，为主流文化注入活力和创造力。
（二）坚持人民至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坚持人民至上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根本立场，主流文化只有为人民群众所认可和接受，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凝聚人心的作用，实现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目标。此外，中国共产党是来源于人民、扎根于人民的无产阶级政党，党和政府各项工作成果的检验者是人民，其文化领导权建设工作成效如何也取决于人民。因此，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创作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主流文化，在获得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基础上达到巩固文化领导权的目标。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深入探讨了文艺服务的对象与方式，明确指出文艺应当致力于服务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并确立了以大众为导向的文艺创作路线。他指出“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因此文艺创作者要深入群众，在文艺创作方面全面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最终与群众获得精神上的高度认同。整风运动和文艺座谈会的召开鼓励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躬行实践“文化下乡”运动，在深入人民群众生活的实践中树立了文艺大众化的方针，进一步提高了以文艺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能力，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定坚实基础。
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显著转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得愈发迫切，尤其是对精神文化领域中的高质量内容提出了更高标准，同时也意味着对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们应创作出既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又为人民群众所满意的高质量文化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因此，面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高标准、高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深入群众生活并了解其真实需求，将群众需求与社会主流文化相融合，创作出契合人民群众期盼的优质文化作品，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和文化需要。同时，文艺工作者需深入群众生活，细致观察并学习群众的语言习惯，进而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有效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不断地与人民群众在精神上取得广泛认同，发挥文化吸引人、感召人的作用，从而不断巩固党文化领导权的群众基础。
（三）坚持文化主体性，彰显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在2023年6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在此，文化主体性是指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征和精神品质，它彰显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程度，同时也为新时代巩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基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便认识到文化主体性的极端重要性，其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和“新民主主义文化”概念的阐述具有里程碑意义。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并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他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一阐述为后来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问世奠定了思想基础。此后，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理念，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构建的核心内容。这不仅重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主动，也开启了中华民族迈上文化主体性重建的道路。
第一，要贯通“魂脉”和“根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这一论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重大命题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及其重要性进行了科学揭示。一方面，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进行深入挖掘，赋予其与时代相契合的新内涵，从而激发文化生命力；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有机结合，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激发中华文明新的活力和创造力，彰显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巩固文化主体性。
第二，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一方面，中华文明具有包容性，这种优秀品质能够使其在与其他民族文明交流过程中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取长补短，吸收优秀文明来提升自己，从而为本民族的文化特质注入新的活力和创造力，巩固本民族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能够把握文化主动权，积极向其他民族传播本民族优秀文化，凸显本民族独特的文化魅力，扩大文化影响力，彰显中华民族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巩固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的文化主体性地位。
（四）创新文化宣传方式，提升文化传播的效果
葛兰西指出，一个政党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关键是充分发挥“有机知识分子”的力量，将无产阶级思想通过教育与宣传等“非暴力手段”宣传给民众，进而获得民众的“同意”，这种同意“不是被领导者消极的和间接的同意，而是积极的和直接的同意”。因此，文化传播作为一种重要途径，在确立党在文化领域领导地位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在新时代，我们要不断与时俱进，创新文化宣传方式和途径，提升主流文化的传播效果，以此达到巩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便格外重视思想宣传工作。在延安时期，为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的宣传力度，中国共产党针对不同群体阅读水平创办了众多不同层次的报刊体系，满足了不同群体的阅读要求，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进程。建党初期成立的“工农兵俱乐部”在延安时期的活动也异常活跃，他们积极参与到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中来，在遵循科学原则的前提下采用图画与文字相结合的形式将党的方针政策直观化表达出来，在引起民众关注的基础上方便了群众理解并与党在精神上达到高度认同。总的来说，文化宣传工作是党进行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流文化宣传，不仅可以达到坚定民众政治立场和理想信念的目的，还可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工作注入推动力。
第一，创新文化传播内容，满足不同群体文化需求。对于青少年学生群体，根据心理发展不成熟、认知能力较差等特点，通过制作带有马克思主义教育意义的文化短片来吸引学生兴趣，同时潜移默化地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成年群体，通过娱乐平台导入主流文化内容的途径，在加深人们对主流文化印象的基础上增强人们对主流文化的广泛认同；对于老年群体，通过采取主流文化元素与戏剧、歌剧相融合的形式去养老院、社区等老年活动中心进行会演，在丰富他们生活的同时增强对主流文化的喜爱和认同。
第二，创新文化传播手段，实现多样化宣传。新时代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衍生出许多传播媒介来吸引大众的眼球，因此我们要与时俱进，改变传统意义上的机械宣读模式，借助于多样化媒介对不同群体进行主流文化的宣传，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增强主流文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促使主流文化在贴近群众生活的基础上增强文化认同感。
第三，转变表达语言，实现文化接地气。文化的服务群体是人民群众，获得人民喜爱和认同是文化宣传的重要目的。对于文化工作者来说，应深入群众来真实地了解群众，采取更加贴近人们生活、更加接地气化的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
（作者简介：苏丹，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倩，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边疆经济与文化》2025年第6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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