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碑：“变天帐”，地主阶级的还乡团真甘心失败吗？

 

 

斗地主，北京郊区，1950年，齐观山 摄

 

变天账，地主阶级真的会死心吗？

 

1951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十六，凌晨两点左右。

 

河南洛阳地区，一户破破烂烂的农舍中，如豆的灯光下，一个中年男人偷偷在宣纸装订的小本本上，写下如下文字：

 

“苦中作乐，对妻轻唱：共产党来了大变改，俺地主一天一天跨了台，表面上装积极暗地破坏，单等着国民党再回来。”

 

为此，在薄薄的小本子上，记下了谁分走了农具，谁分走了粮食，谁参加了斗争会，农会主席和积极分子都有谁，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自己散播了那些不利于他们的谣言……

 

 

洛阳发现的旧“变天帐”残件

 

用当年的政治术语，这就叫“变天帐”。记变天帐，目的不言而喻，人家也说了，就是等国民党再回来，他们好东山再起，反攻倒算。正所谓：“纸笔千年会说话，子孙三代要报仇！”

 

国民党再回来，他们会怎么做呢？

 

同在河南，黄河以北的温县，1945年8月15日我军发动温县战役，半月后全县解放。祝捷大会上，杨国平县长代表温县人民，扬眉吐气地宣告：“从今天起，温县就是咱们老百姓的温县了，再有哪个坏家伙欺侮咱们老百姓，咱们就立即干倒他！”

 

随后土改运动开始，处决了一批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汉奸恶霸地主，清算了无理的债务，夺回了被强占的土地房屋，封建反动势力在农村的统治基本上被摧毁了，全县农民共分到土地56678亩，房屋9491间，粮食3970石，牲口1757头，大车、小车、农具、家具和衣物，不计其数。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更高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感情更深厚了，全县出现了青年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的热潮，到处都有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的动人情景。

 

 

1951年，浙江土改，一家三代给地主当长工的贫雇农郁金友分到五亩田

 

但是，胜利的光环下却笼罩着阴影。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当然不可能坐视人民力量的壮大，威胁到它们的反动秩序。说白了，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万万年，这样才好稳当买办，中间商吃差价吃到手软。

 

1946年6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撕毁了“双十协定”，进攻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10月15日，国民党温县县政府回来了。

 

流窜在郑州，开封等地的土匪恶霸、地主劣绅、地痞恶棍、反动文人等，组成了“还乡团”，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凶残，向广大翻身农民反攻倒算。那些被群众斗争过的地主恶霸，也纷纷跳了出来，在村中跺着脚叫喊着：“穷小子们，世道还有翻个的一天啊！今天该老子出出气了。”

 

怎么“出气”呢？

 

 

反动地主武装“还乡团”，1947年，（美）考夫曼 摄

 

不仅收回了共产党分配给农民群众的土地房屋，而且惨无人道地在广大翻身群众身上发泄阶级仇恨，那些来不及撤退的农会干部、党员、民兵及积极分子，包括他们的家人，乃至是妇女儿童，都成了报复对象。活埋、剥皮、勒死投井、投河、大卸八块、剖腹、剜心等数十种，杀人方法比日寇更残忍。

 

在一份1947年6月7日的我党内部文件中提到：

 

“杨垒的女农会主席秋英妈，随军上山时失掉联络，回家后被恶霸扣住，拉到村外打了个半死，又用牲口拉着耙，将女主席拴到耙上，由前杨垒拉到后杨垒，恶霸们还不甘心，便扒掉衣服用镰刀将肚内的小孩刮了出来，用红缨枪挑上游街。

 

白沟作村郭海辰同志在沁阳养伤，被特务恶霸拉回。将郭同志的腿捆在马尾上，由白沟作村拉到王庄，半个脸已磨得没有了，人也死了。但万恶的坏鬼们仍不死心，又将郭同志的尸体用火烧了，郭同志亲戚将其敛棺入土，特务恶霸还不甘心，又将干骨头刨出，用石头捣碎，到现在郭同志的尸骨都没有了。”

 

 

不明身份的被捕者，1947年，（美）考夫曼 摄

 

对此，群众当然有权利表达他们的不满，向反动派讨还血债。正如追悼大会上，群众所说的：“我们能有几个父亲、几个母亲、几个兄弟、几个儿女被这些坏蛋们残杀？这些人过去领导我们翻身斗争分地有什么不好！恶霸有什么道理杀害他们？我们的血不能白流，人不能白死，我们要斗争、控诉，报我们的仇。”

 

在国民党占领温县的半年时间内，据不完全统计，即杀害我县区干部31人，村干122人，男女积极分子及妇女儿童173人。仅北平皋一村即被害18人。父子、母子、夫妻，乃至全家遇害的，都不鲜见。

 

而且不要以为，你不是共产党，跟共产党没关系，就安全了。

 

在国民党温县参议会向河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张敬忠的呈文中，县“议长”赵承钦哭诉：

 

“该县长（党人碑注：杨邦杰）到县即面谕各乡镇长：将供‘匪’嫌疑人概行处死，无庸呈报。于是乡长、保长、以及乡村无赖之徒，辄以小嫌杀人，而诬以接近供‘匪’之罪，而被害者之家人，无敢告发者。前月该县长赴新乡，令其秘书薛鹏代理县长职务，薛鹏曾令招贤乡乡长吴振芝擅杀良民侯鸣山。本会曾面质杨县长，该县长但云‘其中必有缘故’云云，其草菅人命如是。”

 

 

新乡解放

 

1947年4月13日，温县二次解放。

 

县委领导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奸复仇”和“反倒算”运动。一批倒算祸首、叛徒特务，被愤怒的群众当场处死，被倒走的土地重新夺回，贫苦农民又挺起了腰杆。

 

1950年2月，温县土改结束，当地实行“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即中农不动，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及其封建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及其财产部分，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地主和返乡的顽伪分子等，也同样分到一份土地和财产。

 

温县土改的胜利，使全县贫下中农获得的土地约7万亩左右，劳动人民真正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0年全县在遭受旱、涝、虫等严重灾害的情况下，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产4643万斤。

 

地也分了，天下也太平了，总该好好生产了吧？

 

有些人还是不死心，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觉得机会来了，不但国民党能回来，美国人也能来帮忙了，于是反攻倒算，蔚然成风。

 

 

抗美援朝战场上，我军俘虏的美军

 

我们还以温县为例：全县145个行政村，即有121个村（占总村数84%）有不法地主严重倒算的行为，据57个村统计：地主、旧式富农有倒算行为者，占地主旧式富农户数的34%。

 

由此带来了基层政权的极大动摇，58.6%的村庄群众还不敢抬头，反革命气焰高涨，政策难以贯彻。据61个支部调查，1247名党员中，有1人参加了反动组织，38人帮助地主、旧式富农倒算，54人敌我界限不分，看见倒算也不管，以上占7.4%，有188人认为“革命成功了”，躺倒不干，另外有闹宗派、特权思想严重的63人，只管自己生产不管政治的463人，占42%，能积极工作的好党员有280人，才占22.26%。群众优势不巩固，反革命活动较轻的村占41.4%；群众优势被压倒，反革命占上风的村占51%；仍然是封建统治，群众根本没有优势，组织严重不纯的村占7.6%。

 

怎么办？

 

当然是发动群众，把坏人揪出来，把不负责，乃至变质的干部撵下台，换上群众中成长起来，斗争中考验中的积极分子。对此，群众拍手称快，纷纷表示：“抓得好，不这样就不成个世界了！” 

 

 

1951年4月7日，上海梅陇农民焚烧地契，庆祝土改完成

 

当然，反动派是不肯就此罢手的。

 

1964年11月17日，山东临朐，潜藏15年的反革命分子张和斋，被从家里的夹壁墙中搜出来，当然还有变天账。

 

张和斋，临朐林家庄人，1906年生，读过高小，先当小学教员，后从政，历任日伪第二区公所司务长、国民党县政府续修县志处书记、“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干事、社会科科员、会报室录士。

 

其中这个“会报室”，我讲过无数次，可不是个简单的会务机构，全称为“党政军联席会议会报”，是个国民党统合党政团军警宪特，所有相关部门的综合性特务机构，县里设“会报室”。

 

1946年6月至1947年10月，张和斋负责对我被捕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烈军属和革命积极分子，进行登记、审讯和记录“案情”，期间共“处理”40余人，大多遇害。特别是在著名的“文庙惨案”中，除亲自参与刑讯逼供、严刑拷打我被捕同志（包含军属和革命群众）外，还将我民兵队长吕传成、军属王荣直接枪杀后，填入井中。

 

 

实现耕者有其田，冀中，1948年，林杨 摄

 

这里有必要提下“文庙惨案”和还乡团在临朐的大屠杀。

 

1946年7月3日到10月10日，仅三个月，还乡团就杀害我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和翻身农民1993人。这其中不乏老人、孩子和妇女。香头烧、拉梁头、火炭烧、拔胡子、割脚筋、滚鏊子、大开膛、坐老虎凳、砸耙齿、铁丝穿锁骨、大卸八块、钉墙壁、挖眼睛、揭头皮、剁指头、掐死、填井、活埋、枪毙……能叫上号的酷刑就有十几种，阶级敌人反攻倒算的凶狠残忍，用刑之毒辣，我实在没什么形容词了。

 

8月17日，敌人在县城内和南北关，展开大搜捕，抓了三百多人。经“甄别”后，留下170多人，继续审讯，使用各种令人发指的酷刑。报经“县长”关国启牵头，国民党县党部正副书记长、县大队指挥、县警察局督察长、县司法科长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联席会议”批准，最后决定“处决”120多人。

 

怎么杀害我们的同志和革命群众的呢？

 

 

喜获土地的翻身农民，浙江武义，1951年

 

除枪杀在河滩外，大部分被填入文庙等处的深井中。临死前，他们遭到了非人的侮辱和残害。比如：17岁的女共产党员刘秀英同志，被剪掉头发，铁丝穿着“如方”（不得不用字替换你懂）游了街。六七十岁的老军属于登荣大爷，先被打个半死，又被镢锄将头劈开，填到井里，敌人还不解恨，又向井里打了两枪。民兵队长张云亭之妻，怀孕挺着大肚子，也被抓去，剥掉上衣，吊在房梁上毒打。还乡团边饮酒边折磨，填到井里，一尸两命！

 

顺便说下，反动派可并不只是残害我们，国民党军来了，连地主老财一起祸害。

 

平安峪村驻敌一个团部，开了“土地还家诉苦大会”，团长讲了话，被斗争的地主富农也发了言，感谢“国军”如之何，还扬言要反攻倒算。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头头们为此，杀猪宰羊大庆一番，地、富、反的家属开心得不得了，说什么“我们的队伍来了，天下是我们的了，头也抬起来了！”

 

结果呢？

 

他们的新媳妇、大闺女给“国军”送酒、送肉、送白面，对方吃饱喝足，兽性大发，结果可想而知。有家大地主的闺女长得漂亮，还没嫁人，被一个排三十多“人”轮奸了一宿，实在是咎由自取。

 

 

第一次在自已的土地上劳动，青海民和，1951年， 茹遂初 摄

 

10月20日，我军收复临朐。

 

反动派顿作鸟兽散，张和斋也跑到了济南。济南解放后，张和斋又跑回临朐。县里进行反革命人员登记，他先是隐瞒罪行，眼看败露，借口外出赶集，骗取了加盖村公章和村长印章的空白便条，一口气跑到中朝边境的辽东安东（今辽宁丹东）。假冒村里的死人，隐藏下来。有单位看他有文化，安排当会计，怕树大招风，当上干部，就得被调查历史，于是辞职在街上摆摊修鞋。

 

1955年，全国镇圧反革命运动进入后期，斗争重点在深挖隐藏的、逃亡的敌对分子。街道居委全不断召集个体摊贩开会，三天两头讲政策。眼看要坏，张和斋只能继续逃亡，思来想去，还是家里保险。

 

回到临朐林家庄，张和斋躲到家里，再不外出，谁问都是死在外面了。还修了多处隐蔽所，白天躲起来，晚上才敢回屋睡觉。又掩人耳目，男扮女装，成了“老太太”，要求家里的小孩管“她”，叫“奶奶”。

 

 

翻身农奴焚烧地契、文契和债约，西藏达孜，1959年，陈宗烈 摄

 

潜藏期间，张和斋也没闲着，时刻盼望国民党卷土重来，蒋介石能带着“美国大兵”杀回来，给他“复仇”。为此，把被分走的土地、房屋的坐落位置，“供‘匪’”名单和各种他认为有价值的信息，都详细记载下来，写成“变天帐”。多次向其子女和“靠得住”的亲戚，吹嘘美蒋如何有“毁天灭地”的超能力，诽谤我历次政治运动。

 

眼看几年来都“风平浪静”，张和斋沾沾自喜，觉得共产党能奈我何？写了幅“事到万难须放胆，人经百炼不灰心”的对联，挂在密室里，“聊以自勉”。

 

1962年，蒋介石妄想“反攻大陆”。张和斋也认为“时机”已到，对其子女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蒋总统’要带着几国的洋兵杀回来了，供‘匪’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到时候跟咱家有仇有怨的，一个也别想跑，都得跟他们算算总账！只要‘国军’能占领一两个省，我就去投靠。”

 

结果呢？当然是没戏！

 

 

缴获美蒋空投武特的部分军用物资，1961年

 

不过，张和斋家常年大门紧闭，从不请人进去，本村群众日久生疑。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家家吃饭成问题，张和斋的儿媳妇有几次就说漏嘴，“家里养着个吃死食的”。于是，就有群众猜测：“张和斋可能就藏在家里，并没有早几年死在外面。”

 

1964年11月，一位在外地工作的干部，回七贤店探亲。七贤店在林家庄北，相距五里。这位同志解放战争后期参加革命，对张和斋有很深的印象，听到群众反应后，他没有当成“笑谈”，轻易放下。而是专门走访调查，反复了解情况，最后得出与群众猜测相同的结论，还写成报告，递交到临朐县公安局。

 

这位同志走后，县公安局接棒，随即展开调查工作。

 

11月16日上午，县公安局侦察员周存亮，以“检查公粮收交情况”为由，扮成“粮食局干部”，在一名村干部陪同下，敲响了张和斋家的院门。

 

当时，张家人基本都不在家，张和斋的老婆张姜氏正在厨房摊煎饼，完全没有防备。趁村干部和张姜氏闲聊，周存亮同志赶紧闯进张姜氏住的北屋。发现地上一双男人的布鞋，桌子上的烟袋、烟笸箩，角落里还有修鞋用具等明显不是女人用的东西。侦察结束，简单聊了几句家常，嘱咐交公粮事项后，就走了。

 

 

土改中没收地主财物举办展览教育农民，青海民和，1951年，茹遂初 摄

 

路上，周存亮跟村干部一起抽烟，顺嘴就问，老张家娘们抽烟？对方回答，从没见抽过。为了不打草惊蛇，又继续以交公粮的名义，检查了20多家。

 

下午回到公社，周存亮跟公安员郭中润一商量，周存亮回局里请示下一步对策，与此同时，则以调查林家庄近期发生的黄烟被盗案为名，郭中润同志进驻该村，组织民兵日夜站岗训练，严格控制人员进出。说是防止再次发生盗案，实际上就是张和斋外逃。

 

局领导很慎重，十拿九稳不行，必须做到十拿十稳，所以决定继续派人侦察，查明具体潜藏地点。张和斋既然还活着，藏在林家庄的家里，那就要确定藏在哪儿，动手的时候，一击命中，不留遗憾。

 

第二天上午，村里又来了“教育局干部”王玉大。这位同志来到张和斋家，专门来找张和斋次子，一位社办教师，了解近期社办教师补助发放是否到位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县公安局的侦查员。

 

 

民兵是农村人民民主政权的有力支柱和坚强的保卫者，青海民和，1951年，茹遂初 摄

 

这趟收获巨大，发现了张姜氏居住的北屋，还藏了个阴暗的小套间。有张小床，床上俩枕头不说，床下竟然有个男式尿壶。问题是孤老太太，用这玩意干啥？此外，张家院墙与邻居院墙之间，有个用土坯堵死的夹道，怀疑里面有猫腻，可能“别有洞天”。

 

返回局里，局长王继臣当即决定：“立即抓捕张和斋！”

 

时不我待，夜长梦多，抽调16名干警，八人一组，组成抓捕队，骑自行车，赶赴七贤公社（驻地即林家庄北五公里的七贤店村）。准备入夜后，进村抓人。

 

老奸巨猾的张和斋，此时也感觉大事不妙，赶紧把老婆孩子和兄弟等，都叫到一起，说：“这两天来的保准是公安局的人，看来事情要坏，我还得走。”

 

随后，安排次子到县城，找亲朋和同学、同事借钱，准备晚上就跑。

 

 

土改中贫苦农民同地主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青海民和，1951年，茹遂初 摄

 

想跑是跑不了了，过了七贤，刚到烟冢铺，就被侦查员王玉大、周存亮二人堵住，带回了公社。审讯过程中，虽然拒不交代张和斋藏在家里的情况，但他表情失常，惊慌失措，语无伦次，明显在努力隐藏重要信息。

 

等不了天黑了，王继臣同志带着公安赶紧，还有20多名公社干部和民兵，迅速赶到林家庄，把张和斋家的院子团团包围，然后就冲进去了。

 

王继臣冲在最前面，在北屋套间门前，举枪高喊：“张和斋，我们是公安局的，你赶快投降吧！”

 

连喊两声，毫无反应。屋里太暗，也容不了俩人，侦察员马凤图进去了，用手乱抓，无意间碰倒的木叉，拽下来山墙上挂着的蚊帐和苫布，露出了一个洞口。

 

还没等钻进去，就听到屋后树上，负责观察的村支书高喊：“不好了，张和斋在夹墙里抹脖子了！”

 

 

土改中农民妇女与地主面对面的进行说理斗争，青海民和，1951年，茹遂初 摄

 

大限将至，张和斋绝望了，随手就用防身的修鞋刀自杀。

 

说时迟，那时快，马凤图同志钻进洞子，冲进夹墙，控制住了张和斋的双手。

 

此时的张和斋，只是划破气管，未伤及脖子的动静脉血管，所以流血不止，却并无大碍。

 

与此同时，郭中润同志一膀子，扛倒夹墙，冲过去抓住张和斋的双脚。俩人抬着张和斋出来，简单包扎捆绑后，用架子车拉着，先奔县医院抢救。经过缝合止血，不久就出院了。

 

1966年1月，张和斋被以反革命罪，判处20年徒刑。

 

1968年11月7日，张和斋病死在狱中，时年62岁。

 

 

贫苦农民欢迎土改工作队进村，四川金堂，1950年

 

后记：革命残酷吗？

 

1948年1月，曾经撤离根据地的滕西县（今属山东滕州）五区区委、区政府和区中队，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打回了老家。

 

在根据地核心区域的望冢村（今滨湖镇望庄村），乡亲们看到同志们回来了，纷纷哭诉还乡团的滔天罪行。

 

还乡团一回来，当晚就把乡亲们撵到一处，荷枪实弹，宣传“政策”。成了国民党座上宾的大汉奸、大地主邱树森，如今又抖擞起来了，嗷嗷叫唤：“你们这些穷鬼，‘八匪’已经跑了，‘供匪’完蛋了，现在又是老子的天下了。”

 

接着，又指着村干部，恶狠狠地说：“去年他带人分了我的房产土地，今日我要杀你家个斩草除根！”

 

三天时间，还乡团残杀村干部、农会会员和军属七人，毒打烈军属十几人。其中村长李诗兴同志的儿子，还不到九岁，妇救会主任张大嫂的儿子，更不满周岁，跟着父母一起遇害。烈军属张福瑞老人，也被推入井中，活活淹死。

 

 

策口乡的农民集中烧毁了旧地契,第一次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湖南岳阳，1950年

 

几十年后，当年二十出头的区长周永孝已年过古稀，在回忆录中，仍义愤填膺地写道：“望冢村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血海深仇！”

 

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1927年4月19日，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委员指出：

 

“土地问题不解决，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增加生产力，不能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不能改良土地。中国土地生产力日见衰落，全国生产力已到了一个大危机，此危机不解决，必起绝大的饥荒。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无力改良土地，生产必至日减。”

 

换言之，不解决土地问题，就不可能实现工业化。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旧中国与新中国，中间差了个印度。

 

 

印度德里大学授予冯友兰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1951年11月，中国文化代表团访印，中印两国学者曾就两国两种发展模式，“中国走武装革命道路，印度走和平过渡道路，究竟哪条道路优越”，进行畅谈。印度人非常自信，吐槽我们的土改“太可怕”了，还是他们走对了路，不用付出什么代价就“解放”了，更合算。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老家是河南的，刚参加过北京郊区的土改工作队，所以就笑了，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印度人，你们这算什么解放啊？两条道路，当然是我们的好！顺带还附赠了条，今天看来仍然很神的神预言：

 

“中国现在已经是遥遥领先了，照印度现在的样子，一千年也赶不上！”

 

是的，中国的土改是血腥的，在某些人看来，也的确是太可怕了，但问题是盐打哪咸，醋打哪酸？农民为什么这样对待地主阶级？有人会说某某地主，特别是自己的地主祖宗很好。但这有什么意义，能解放农民，能进行土地改革吗？能让整个中华民族都走出黑暗吗？

 

 

上五庄各族农民与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青海湟中，1952年，茹遂初 摄

 

显然是不能的，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早就给过答案了：

 

“以墨子之道来救时，是无可非议的，所难的，是他这道理，如何得以实行？希望治者阶级实行么？天下只有天良发现的个人，没有天良发现的阶级；只有自行觉悟的个人，没有自行觉悟的阶级；所以这种希望只是绝路，这固然是诸家的通病。”

 

所以唯有暴风骤雨酣畅淋漓史无前例的一场革命，才能救中国！

 

这场革命，该是什么样子，会是什么样子呢？

 

1927年3月5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刊登了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土改后分得了“浮财”的孩子，河北武安，柯鲁克 摄

 

我们回到问题上，革命残酷吗？

 

当然！

 

但不如此，就没有未来，有这个答案，就够了。

 

不信就看看印度，当然有些人，非要说印度好，印度化是人类的未来和希望，实在是需要多喝些恒河水才好。

 

更有甚者，还有人给中国的地主阶级歌功颂德，幻想某些旧势力能卷土重来，某些新势力可以堂而皇之地登临宝座，骑在人民头上，把它们的不义之财合法化，由此彻底否定中国革命，窃取百年来中国人民流血牺牲的革命和建设成果。

 

这也是种“反攻倒算”，我们能答应吗？

 

 

农奴桑登欢迎平叛大军，西藏曲松，1959年，蓝志贵 摄

 

又：本来写了很多后面想说的东西，后来想想，算了。说多了，言多必失，搞不好这篇文章也得吃挂捞，阅读量和“搭尚”更得大受影响，那我就白干了。

 

索性说点别的，说说微博上的“趣事”：最近不少人找我，问我卖不卖号？买不买铁粉？我又不做生意，也没有任何生意头脑，更不想在有的地方，图点其他的。纯属“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自媒体，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所以就拒绝了。还挂出来，请这些人，不要再骚扰我。

 

不过，却有人说话了：“写给谁看哪？不是给粉看吗？不然人家又不是没写过，是没人看，你再写还没人看！费那劲干嘛？闷的慌啊？”

 

对此，大家怎么看？这样费力不讨好，意义何在呢？酷热难耐，我连空调都不舍得开，电脑热死机好几次，这么做，图啥？有未来吗？

 

2025年6月7日23:05于郑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来源：党人碑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