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纯：抗日先遣队的组建，结局，及失败原因分析

 

 1

赣东北 红十军

 

1930年7月，遵照中央指示，中共赣东北省委正式组建红十军。

 

红十军

军长：周建屏

政委：邵式平、方志敏，先后担任

政治部主任：吴先民（代理）

 

赣东北的红十军，就是后来红十军团，也就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最初组织。

 

2

红十军调入中央苏区

改为 红十一军

再改为 红七军团

 

1933年1月，中央军委电令红十军南渡信江，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第四次反围剿。这是王明、博古以及中央派往赣东北的全权代表曾洪易等人的主意。

 

红十军进入中央根据地后，在黎川改称红十一军，由中央和闽赣省军区双重领导。

 

1933年下半年，为了加强红十一军的力量，中央又把红31师充实到红十一军。

 

红十一军先后在第四、第五两次反围剿斗争中，配合与参加中央红军一、三、五军团的多次行动。

 

随后，红十一军又改编为红七军团。

 

3

赣东北 新红十军

 

在老红十军离开赣东北之后，赣东北党委为了巩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在方志敏等同志的坚决主张下，又将留在赣东北的赤色警卫师和各地的游击队，扩编组建了一个军，史称：新红十军。

 

在老红十军调离赣东北去江西中央苏区时，方志敏被排斥在外，留在了赣东北当地。

 

新红十军

军长：匡龙海（代理）

政委：聂洪钧

新红十军下辖三个师：28、29、30师。不久，中央又派来王如痴，任新红十军军长兼政委。

 

新红十军继续在赣东北战斗，不久就要等来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了。

 

4

红七军团 改为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1934年7月6日，在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中央将在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团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红七军团

中央代表兼随军全权代表：曾洪易

军团长：寻淮洲

政治委员：乐少华

参谋长：粟裕

 

红七军团改名后，旋即从瑞金出发，北上抗日。

 

1934年7月，红七军团，对外称抗日先遣队，离开中央苏区后，转战于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长驱数千里，历经几个月。

 

5

红七军团、新红十军

合编为 红十军团

 

1934年10月间，红七军团来到赣东北苏区的德兴重溪，在这里与新红十军会师，然后根据中央指示，两支部队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

 

红军第十军团组成后，对外仍称抗日先遣队。

 

红十军团

军团长：刘畴西（中央派来）

政治委员：乐少华

参谋长：粟裕

政治部主任：刘英，负伤后由聂洪钧代理

政治部副主任：涂振农（后叛变）

 

红七军团所属军队，编为第19师。

红19师

师长：原红七军团军团长 寻淮洲

政委：新红十军政委聂洪钧，兼政治部主任，后来逃走

参谋长：新红十军军长 王如痴

 

新红十军所属部队编为第20师、21师。

红20师

师长：军团长刘畴西（兼）

政委：军团政委乐少华（兼）

 

红21师

师长：胡天桃

 

闽浙赣皖省

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

省委书记：曾洪易，兼军区政委，后叛变。

省委组织部长：关英

省委宣传部及青年部长：胡仰山

 

军政委员会

1934年12月10日，根据中央的决定组成。

主席：方志敏

委员：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涂振农、刘英。

 

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抗日先遣队先后离开了赣东北苏区。

 

先行的寻淮洲红19师，经玉山、常山、淳安、分水折入皖南的旌德，又穿过泾县和宣城之间，指向芜湖。此时，红19师接到红十军团的指示，迅速南返安徽歙县汤口镇。

 

北上抗日先遣队总部、20师、21师在19师离开赣东北之后，取道开化、婺源、休宁，于1934年12月10日先期抵达汤口镇，在这里等待19师的到来。

 

抗日先遣队各部在汤口会齐后，随即越过黄山，抵达黄山北麓的古竹溪。

 

6

谭家桥之战

 

1934年12月中旬，红十军团在谭家桥附近的乌泥关一带与敌遭遇。

 

我军伤亡300余名。19师师长寻淮洲负伤后壮烈牺牲，军团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等8名师以上的干部也相继负伤。

 

谭家桥这一仗损兵折将，红十军团在军事指挥方面失当等主观原因占了很大比重。

 

谭家桥失利后，近万人的队伍，在强大敌人的前堵后截中，辗转于石台、太平、东至、祈门，休宁一带，给养日益紧张，战斗力日渐减弱。

 

面对此情况，抗日先遣队在结束皖南的行动后，又只得返回赣东北。

 

方志敏说：谭家桥这一仗，差不多是我们能不能在皖南站脚，完成自己战斗任务的一个关键。

 

红十军团没有能在皖南站住脚。

 

7

红十军团的失败

 

在抗日先遣队撤向赣东北的过程中，因为部队疲惫不堪，集中在浙江开化县杨林、江西德兴县港头一带休整。

 

浙江敌人从星口抄捷径，连夜急进70里，追击到了港头。

 

两军相遇，红十军团被分割成两段。

 

前一段800余人，由方志敏、刘英、粟裕率领，突围到怀玉山区的陇首。

 

后一段几千人，由刘畴西、王如痴等率领，被阻截在化婺德地区。

 

据粟裕回忆，已突出敌人包围到陇首的方志敏，考虑到大队人马尚在后面，便要粟裕等先率领突围出来的一部分队伍以及一些轻伤员立即向闽浙赣边沿地区转移，方志敏坚持留下来等待主力部队，等了几天，没有等到，结果被敌人重重包围。

 

红军战士弹尽粮绝，寡不敌众，牺牲的牺牲，被俘的被俘，只有少数同志突出包围脱离险境。

 

军团主要领导人刘畴西、王如痴、方志敏都先后在怀玉山被俘。

 

8

方志纯：抗日先遣队失败的原因

 

8.1 丢车保帅的错误

 

1934年7月间，王明左倾中央和中革军委令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行突围远征，本意是为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做准备。

 

派出这支部队，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抗日先遣队一出发，便可以把敌人的大部队拖住，促使敌人进行作战部署上的变更。

 

以为红七军团一挺进到闽浙赣皖诸省的国民党后方，就可以在那里很快创造游击区域，建立新的根据地。

 

以为仅仅依靠红七军团这样一支小小的部队，就可以使国民党蒋介石掉转枪口。

 

在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的形势下，派出红七军团这样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根本不能牵制住蒋介石对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围剿，使主力红军顺利突围，进行长征。

 

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失利，中央八万多主力红军尚且无法在中央苏区呆下去的情况下，赋予红七军团最大限度地向敌人进攻，建立大片新的根据地的任务，根本不现实。

 

说穿了，当时所采取的是一种丢车保帅的错误手法。

 

8.2 最初，不应该将红十军从赣东北调离

 

倘若追溯到更远的一些时候，根本就不应该把抗日先遣队的前身红十军，从赣东北调往中央苏区。

 

1933年春，红十军刚调中央苏区，方志纯和邵式平到瑞金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对他们说：你们那里好得很嘛，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大有文章可做。

 

毛主席问方志纯俩：你们那里不是很好嘛，为什么要到中央苏区来？

 

方志纯说：是中央调我们来参加第四次反围剿的呀！您不知道吗？

 

毛主席沉默了片刻，说：红十军不应调中央苏区来，而应该加强嘛。

 

其实，即使中央苏区丢了，还可以到你们那里去。你们背靠武夷山，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可以直逼杭州，威胁南京，敌人是不会丢掉老巢不管的。

 

毛主席的这一思想，粟裕也曾在回忆中谈及。粟裕说，毛泽东曾主张过把红军主力挺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剿。

 

但是，由于王明路线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毛主席的这些主张没有得到实现，这就注定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悲惨结局。

 

8.3 红十军初创干部们被错误调离

 

方志纯认为，如果红十军创建时期的那批干部不被调离瓦解，而是始终随部队行动，至少可以使王明路线给这支队伍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

 

在老红十军调离赣东北之前，中央就先后把万永诚、倪树宝、曾洪易等人调到赣东北，分别担任省委书记、军委政委、中央驻闽浙赣皖省全权代表，目的是建立一支使王明路线能得到畅行无阻贯彻的干部队伍。

 

结果，这仨人后来都叛变了。

 

老红十军调离赣东北时，方志敏孤零零地被留在赣东北，没有随军行动。

 

红十军军长周建屏，名义上是将他调去学习，实际上是根本不信任。

 

政委邵式平调离部队，到地方工作，当然也是不信任。

 

方志纯、吴克华、黄开湘等同志也均被调出，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当时，老红十军的营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调离，换上了另外一批干部。

 

原红十军这批干部大都是在赣东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对赣东北的环境很熟悉，斗争的方法和经验多，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在部队和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

 

这些干部被排挤，极大地削弱了这支队伍的领导力量。

 

8.4 曾洪易、乐少华的错误

 

另一方面，中央又将曾洪易、乐少华等一批左倾路线坚决执行者，作为中央的随军全权代表和主要负责人，派到这支部队，分别委以要职，给这支队伍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在部队向闽、浙、赣、皖转战的途中，这些干部在军事上习惯于大兵团作战，不善于运用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作战方法，不善于在远离根据地的区域化整为零，与敌人周旋，在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袭击敌人。

 

这些干部根本否定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行之有效的各项方针政策，否定与敌人斗争的一套方法。在人地生疏、各项政策又不对头的情况下，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失去了群众的有力支援。

 

8.5 抗日先遣队失败的直接原因

 

抗日先遣队失败的直接原因，则是由于这支队伍本身存在着许多致命的毛病。

 

首先，是领导人之间不团结。

 

由于曾洪易等人的独断专行，抗日先遣队几个主要负责人之间不信任、不团结，每遇事相商或召开会议，始终得不到好的结果。在先遣队自瑞金出发直到闽浙赣苏区这段时间内，从未开过一次圆满的会议，不是你争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闹成打架。

 

打架成风！

 

行动的决定，特别是作战任务的决定，往往一致通过决定了，转瞬间又来一个不同意。

 

甚至有好几次战斗打响后，又命令下属撤退，这不仅表示领导层意见各殊，失去了自己的战斗意志，而且对战士们士气的消磨与战斗力的削弱，也是极端有害的。

 

任何一支部队若是领导不力或各执己见，部队就成了一盘散沙，敌情不明，行动迟缓，就难以取得战斗的胜利。

 

其次，在军事上不给部队任何机动权，始终采取绝对集中的指挥，打硬仗拼消耗，也是先遣队失败的一个直接原因。

 

据史料记载和粟裕等回忆，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的那一天开始，每天的行动、每一个行动都是直接由军委规定，下面毫无机动的余地，哪怕是情况发生了变化，也还要不折不扣地遵照执行。

 

曾洪易、乐少华等人只会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示，使远离根据地的前方部队一切行动都受到严格控制，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陷于极其被动的境地。

 

8.6 抗日先遣队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

 

最后，在撤离皖南过程中，对赣东北苏区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根本不了解，是招致抗日先遣队最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赣东北苏区自红十军离开后，已被敌人设置了纵横的好几条封锁线，而这种情况使我军：

 

一来，进苏区通过敌人封锁线很困难；

二来，进了苏区，在被封锁线圈得很小的地方内，易被敌人包围；

三来，再出苏区，又要通过封锁线，更加困难。

 

由于对赣东北苏区这些变化了的情况不了解，因而就不能按照真实情况，决定行动和作战方针，这也是最后失败的主因。

 

参考资料：《争鸣》第1期《略述抗日先遣队的组建、结局及经验教训》

 

作者：东南陈楠；来源：八达街行走 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