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闵：难忘的昨天——我的抗战岁月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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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闵：难忘的昨天——我的抗战岁月
2025-04-05
难忘的昨天——我的抗战岁月
牟闵回忆录
【作者简介】牟闵，原名牟惟豫，曾用名穆敏、牟敏，1923年7月16日（农历癸亥年六月初三亥时）出生于山东省福山县芝水村（今烟台市芝罘区只楚街道芝水村）。1937年6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的“抗日救亡歌咏队”，10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海洋地质科研事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85年10月于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离职休养。2014年12月3日病逝于天津，享年92岁。
一
1936年，我13岁升入本校（省立第八中学即烟台中学）高中。当时高中不少同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或民先，如：高二级温济泽，高四级吕志恒、柳运光，高五级林江、姜茗，高七级王云波、姜丕之、徐仲麟、徐中夫。还有李紫辉、温建平、吕其惠、王登峰、夏侯苏民等。我很快就投身党和民先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中。
我的父亲牟传薪，又名牟又尼、牟乃安，1925年国共合作北伐时期秘密加入国民党，抗战全面爆发前先后出任烟台《钟声》报（被称为烟台国民党机关报）、《爱国报》、《芝罘商报》的编辑、主笔和《东海日报》社长、主笔，并被公推为“烟台新闻记者公会”的会长。吕志恒、柳运光等曾在我父亲的支持下，在《钟声》报创办副刊《原草》，在《东海日报》创办副刊《鸣铎》等，宣传爱国抗日主张。
七七事变后，形势更加紧张。9月初，学校宣布解散。民先负责人薛次萧（薛峩）带领我们成立了“烟台中学留烟同学读书会”，王云波被推选为会长，我被推选为秘书股长。读书会组织了歌咏队和话剧队，排演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演唱“流亡三部曲”、“救国军歌”、“上起刺刀来”等，还在《东海日报》开辟了《号角》副刊，扩大抗日宣传。
1937年10月初，薛峩介绍我加入了民先。
二
1937年12月24日（农历丁丑年11月22日），中共胶东特委领导和发动了“天福山起义”，打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大旗。戊寅年正月初四凌晨，我随薛峩、胡治兴、寇秋凯奔赴天福山起义部队。我被分配到刚成立的二大队任文书，大队长于得水（林东海）是昆嵛山一一•四暴动的领导者之一；政委林胡笳（林乎加）后来是特委青年部长、胶东民先总队长、民众动员委员会会长。
起义部队发展迅猛。军政委员会决定在文登、荣成的张家埠、宋村、高村、崖头一带，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抗日道理，向乡农学校和大户人家借枪。不久就借到许多不同类型、口径的步枪、手枪甚至猎枪，武装了部队。
在崔家口，见到了先我从烟台到部队的志孚中学学生马竞。马竞告诉我，他被任命为“抗日救国少年先锋队”的大队长，拿给我看盖有胶东军政委员会大印和理琪主席签署的命令，还有木头刻的少先队长条印章。当时的少年先锋队还没有正式的队员，马竞的任务是“走到哪个村，就在哪个村发动组织少先队、儿童团”。
正月十四夜晚，理琪主席和特委委员林一山、宋澄等，率领特务大队和一大队奔袭牟平伪县政府，消灭伪警察百余名，活捉了汉奸、伪县长宋健吾。我军撤出牟平县城后，被烟台乘车出动的日军将我指挥部包围在雷神庙。从下午激战到夜晚，我军毙伤日军五十余人后突围冲出，理琪等同志不幸殉国，林一山、宋澄等同志英勇负伤。这是沦陷敌后的胶东军民抗击日寇的第一次战斗，壮怀激烈，大大鼓舞了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念。
二大队扩大到二百多人，分为三个中队，我任大队政治助理员。我们与五大队一起，展开在烟台南边栖霞、福山交界的山区，掩护三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西进蓬（莱）黄（县）。政治助理员除了教部队唱歌、学习时事和文化外，还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发动群众参军，组织妇救会、少先队支援部队。我和一起做群众工作的胡治兴、宋彦君、王顾明等，在林胡笳（林乎加）、刘汉等同志的鼓励、帮助下，学习扭胶东大秧歌、唱秧歌调，还排演了街头剧《新小放牛》等。
部队经常迁移。不论走到哪里，每天清晨，林胡笳政委总是要我读一会儿书。那时除了一份油印的《反对自由主义》外，还在村里找到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郑易里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和苏联小说《毁灭》、《夏伯阳》、《静静的顿河》等。为了帮助我学习理论，老林总是让我先念一段《大众哲学》或《政治经济学》，再给我讲解，帮助我加深理解。
二、五大队扩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第一路”，高嵩任指挥，林胡笳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我任二大队秘书兼一路政治部民运股长。1938年4月7日黄昏，指挥部在芝水村我堂伯子敬二爹家做了最后部署，部队便分路攻打烟台。我带着进攻所西门伪警察分局的部队，从通伸岗下插进了市区。午夜，二大队、五大队和一支队同时在烟台市的东西两边打响，敌人顿时陷入混乱，枪声响成一片。所西门外的伪警察分局和西沙旺的伪警察所先后被攻克。各路我军在完成袭敌任务后随即撤出战斗。
我二大队和一支队又于烟台至福山县城的夹河桥设伏。天刚拂晓，一股日军沿烟潍公路向西搜索，其先头部队乘坐的两辆汽车首先驶进伏击圈，我军突然袭击，十几名日军当即被打死打伤，两辆汽车被击中起火，夹河桥也为我军烧毁。打了就走的我军迅速撤出战斗，安全转移到芝阳山下。日军后续部队仓皇跳下汽车，伏在公路旁的沟里盲目射击。几架敌机也飞来向田野密集扫射。日军到处杀人放火，疯狂进行报复。我的堂伯父传庠大爹被敌人枪杀在芝水村畔的果园中。
这次胜利，更加振奋了胶东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我军迅速扩大。当母亲知道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后，又送我的两个姐姐都来参军。
三军总部进驻蓬莱县城，烟台日军派飞机来侦查、扫射，派小型军舰到长山岛附近海域向我窥探、炮击。我军反复摸索敌舰来去的规律，探测其行驶的航线、速度和锚地距离，在海岸高地上埋伏了土炮阵地。一天，肆无忌惮的敌舰刚来抛锚，我军开炮，当即击沉这艘“秋菊”号敌舰。后来，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长刘子超创作了“八路军山东纵队进行曲”，战士们自豪地高唱：
“我们用土炮打下过飞机，击沉过兵舰！在雷神庙、魏家铺、杨家夼、刘家井、五井、孙祖、大柏山、青驼寺，曾用我们的热血写下了辉煌的战史！看吧，看吧，敌人正在我们面前发抖，只有我们战斗，战斗，不断地战斗，胜利就在我们的前头！”
三
随着我军迅速扩大，一些在地方上参加了少先队或儿童团的孩子，十来岁甚至八九岁，也跟着父兄参加了部队。总部决定把这些孩子单独编成武装少先队，执行站岗、放哨和宣传群众的任务，隶属三军建制，跟随总部行动。已有的100多个男女孩子编为三个中队，崔敏为大队长，高铭悦任政委，我是副大队长。我们的旗帜上展示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少年先锋队大队部”。红军时期的“少年先锋队歌”是我们的军歌：
“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勇敢，向前稳着脚步，高举起我们的旗帜！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少先队员们经常调皮地唱成“……我们是崔敏和牟敏的少年先锋队！”嘹亮、稚气的歌声，回响在武装少先队走过的每一处山川、田野。
十八岁的崔敏，是少先队里的大哥哥。他白晰的面庞上总露着笑容，朴实、可亲。他是莱阳人，孤儿，自小在恤养院（孤儿院）长大，读了几年书，学会了织袜子、毛巾的手艺，也是从烟台出来参军的少年共产党员。高铭悦十五、六岁，明亮的眼睛透着聪明和智慧，蓬莱人，民先队员，从三军二路调来。王虎（于绍生）、荣梓（江华）、荣模、于平等都是武装少先队员。
不久，胶东特委改称“胶东地方工作委员会”留驻黄县，三军总部去掖县与三支队会合。一部分年龄稍大的男孩子，由崔敏和高铭悦带领随总部行动，称为“前方少先队”。女孩子和年龄较小的男孩子随地工委留守，称为“后方少先队”，由我任队长，夏戎为指导员。后方队员们都争吵着要上前线，组织上又命我带着第二批三十多个男队员去与前方少先队会合。前方少先队接收了三支队的一些孩子，加上第二批队员，又有上百名武装少先队员了。
1938年9月18日，胶东三军部队正式改番号为“第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下辖19、21、25旅，军威大振。武装少先队也整编得更加精干，继续跟着支队司令部行动。不久，崔敏调19旅主力部队当连指导员，小高调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我调任21旅政治部救亡室主任。
11月6日，日寇从东北调来的伪满军赵保原部，由青岛出动进犯平度，与我军在大青阳一带发生激战。是役，我军毙伤敌二百余人，也伤亡数十人。崔敏在追击敌人时不幸牺牲。傍晚，烈士的遗体运到平（度）掖（县）交界的高望山。崔敏的前胸被敌人的子弹打烂了，无法清理包扎，只能用干净的军装给他裹上。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将烈士们的遗体装殓入棺，掩埋在山坡的松柏丛中。我悲痛地向亲密的少年战友崔敏，行了最后告别的军礼。
四
不久，我从21旅政治部救亡室调到国防剧团，团长是虞棘。
1938年年底，我去鲁南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学习结束后，校领导留我担任校刊《我们的生活》编辑，未几，又兼代文书科长。
临沂、沂水、蒙阴的日寇向我鲁中地区进行春季大“扫荡”，干校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教导师”，在沂蒙山打游击。教导师组织了宣传队，一方面发动群众，一方面动员地主、富户卖粮，我任宣传队长。曾在坦埠附近遭遇“扫荡”的敌人，开着一辆轻型装甲车，在村子里捉鸡杀猪、抓人抢粮。我从战友手中拖过一挺捷克式轻机关枪，愤恨地向村外散乱的敌人扫了一梭子。敌人一时没反应过来，装甲车盲目地向山头打炮，我们迅速转移了。傍晚，住在一个小山村，乡亲们盛情送来鸡蛋和自制的老白干慰问我们。
反“扫荡”过后，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孙陶林调我去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当国内新闻编辑。总编辑于寄愚，蓬莱人，曾为胶东三军二路的领导人之一，对我很关心，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如何编报、编好报。为了培养我的写作能力和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他常常口述意思，让我记录下来整理，再由他加工、改写成稿。没多久，我就可以独立工作了。
11月，山东纵队政委黎玉去胶东视察工作，经组织批准，我也随行重返胶东，分配到胶东《大众报》社工作。社长兼总编辑阮志刚当即要我以特派记者身份，随胶东区党委组织的“民主建政考察团”到北海地区考察，考察团的团长是五旅政治部民运科长王培英。
1939年1月中旬，《大众报》社在河南村遭敌袭击，阮志刚和许多同志不幸牺牲，区党委决定重新组建报社领导班子和编辑部，调我任新编辑部的国际新闻编辑科长。这时报社驻在掖县东北山区的狍峱村。
由于每天的国际新闻电讯稿件要到午夜才能收齐，我几乎每天都是以夜当昼投入工作，常常为了拟定新闻的标题而煞费苦心。有一次，对一篇报道欧洲反法西斯战况的稿件，拟了一条和头一天稿件完全相同的标题，社长王卓青和我一起推敲斟酌了许久，最后觉得还是采用头一天的标题更合适。这在新闻工作中恐怕也是一件绝无仅有的趣事。
五
胶东“肃托”在1940年春达到高潮。我被逮捕、关押审查，严刑逼供，坐“老虎凳”脚跟下垫了六块砖，整夜“鸭儿浮水”般地反吊在屋梁上，压杠子、假枪毙等，当时还不满17岁。王培英等同志肯定了我的革命表现，区党委社会部长王鼎臣终于承认我不是托派，区党委青委书记林江亲自从社会部接我到青联工作。
胶东“肃托”中公开和秘密审查的有上百人。带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薛峩（1932年入党）、胡治兴（1936年加入民先）和《大众报》社前编辑部主任徐允一（七七事变前就在烟台从事地下工作）等都被当作“托派”杀害了，丛鹤丹、丛笑难被长期审查，总编于鸢天也未能幸免。我的老同学孙钰政、王云波，以及也曾在烟台从事地下工作的许唯等人，几十年音讯全无，烈士名单也查不到。
1940年初，胶东区党委成立了以区党委书记王文为首的锄奸委员会，把“肃托”作为锄奸工作的中心来抓。1940年9月，新任区党委书记林浩开始纠正“肃托”的错误。1942年10月，山东分局社会部长刘居英、山东纵队保卫部长杜明率巡视团到胶东后，“肃托”的组织行为才得到有力制止。
上世纪80年代初，烟台市委组织部的同志告诉我，已经给薛峩和胡治兴同志平反昭雪，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我止不住痛哭失声。革命虽然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可是“肃托”以及历次运动中错整甚至误杀了许多好同志是很不应该的。历史悲剧，血的教训，希望永远不要再发生。
六
胶东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林江（丛琪滋），文登下徐村人，是我的学长。学生时期便是烟台“民先”领导人之一，后去延安学习，又从延安回到胶东。
当时青联有组织部、宣传部、文体部、军事部等部门和孩子剧团（前身为后方武装少先队）。青联的副主任鲁光是莱阳人，秘书洪庶是文登人，先后在青联机关工作过的有仲侃伯、张超、王文俗、林球、李文耀、赵铎、祝即吾、鲁继声、丁方明等同志。孩子剧团的团长是王顾明（女），副团长滕中勤（沈西牧），指导员王文俗，团员有李平、于萍、于乃昌、徐非光、李恕、刘光礼（女）、宋光华（女）、木列儿（女）、赵华（江新蓉，女）、王菊（女）、吕广（女）、张志永（女）、陈志昂、丁宁、宋钢夫、王广汉、曲方明（曲汉）等三四十个少年和孩子。
我被选为胶东青联执委，兼任宣传部副部长。林江要我办一份《胶东青年》小报。我自己编辑，自己刻写蜡纸，同志们帮我油印。两张蜡纸版面的《胶东青年》大致五天一期。开始，一张蜡纸只能印100多份，后来可以印到200多份。中间还曾出过几期石印的。我编好稿件，划出版面，祝即吾以蝇头小楷缮写，十分工整。印好的小报通过各地、县的青联和区、村的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的简称）分发下去，深受青年们欢迎。我们还编印了一份名为《团结》的小报，通过地下组织，秘密寄往敌占区城市。
敌人“扫荡”最紧张的时候，青联机关和孩子剧团曾掩藏在招远、龙口交界的玲珑金矿，和工人们一道敲、碾矿石……，反“扫荡”过后，又回到根据地。共同的战斗生活，使我和年龄相仿的剧团少年们日益稔熟，一起歌唱、演出，一起擀面烙饼、压面条……，充满欢乐，精神愉快。战争环境不能洗澡，也没有可换洗的衣服，大家身上都生了虱子，我、李文耀和一些团员生了疥疮。开始用土办法治，擦些硫磺膏，总也治不好。后来找了个农村郎中，给每个患者打了一针（据说是牛奶或羊奶制的针剂），疥疮竟好了。
参加山东人民各界代表大会的胶东代表团从鲁南回来，我创作了一首《欢迎曲》，孩子剧团齐唱：
“长途跋涉，辛苦了同志们！新春正月，你们衔着重大的使命，离开了胶东。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穿过了顽占区，千辛万苦为革命，你们真英勇！如今你们回到胶东，亲爱的同志们，胶东人民，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我以歌曲联唱的形式，为孩子剧团创作了一个小型歌舞剧《建设新胶东》。离开胶东时，多次修改过的剧本交给了林江，把我对故乡的眷恋之情留给了故乡的战友。
七
1941年5月下旬，我被批准赴延安学习。
区党委选调的200多名青年干部组成干部队，避开敌占区，沿着莱州湾荒凉的盐碱滩西行。
这里一望无垠，没有树木，只有一种不怕盐碱的矮草在微风中摇曳。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要走一天，当地老乡只说是“一眼的道”而不讲里数，真的是可望而不可及啊！这一带缺少淡水，只有流积在村边坑塘里的雨水，又苦又涩，上面还浮游着一些蝌蚪和孑孓，渴急了，用洋瓷碗舀起来，抿着嘴唇滗开杂物喝下去，还真解渴。队伍从广饶地区南下，连夜在金岭镇附近通过胶济铁路。这是我们去延安征途中通过的第一条敌人封锁线。护送部队将我们送到临沂的青驼寺。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的领导机关住在这里。
贫瘠的鲁南山区，生活异常艰苦。部队每天只能吃到带壳的高粱糊糊摊烙的酸煎饼和盐水泡辣椒，吃得人大便干结，排不下来用手抠。我们会合了由渤海和滨海地区来的干部，三百多人分编成“山东纵队西进干部队”一队和二队。
我被编在主要是胶东干部组成的一队。队长王佐川，指导员李钊，副队长董刚，支部书记王冠五，文书王澄之，通讯员刘伯增、吕超、王捷，一区队长鲁作夫，二区队长于祥云，三区队长是我。从渤海来的郑自修为三区队的副队长。从鲁南出发时，全队有108人，记得名字的还有：李文美（全队唯一的女同志）、杨积萼、林华栋、宋信生、梁玉芝、程广太、韩光、侯鹏、叶滕、徐相国、刘光、丁昆、张祥、张功、宋岐、苑爱农、苑乘风、王文山、李日新、盛传家、黄蒲龄、于海、董惠民、李飞、回吉胜、刘春郊、孙书孟、姜德绪、杨震鼎、李朝晖、孙兴华、陈凤才、徐亚光（孙亭）、吕放、刘治洲、宋宗范、张自芳、芦宝镜、黄士元等。
9月底，山东纵队决定二队留在鲁南，一队以“西进干部队”的名义继续去延安。
八
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全队一百多干部，没有携带枪支武器，每个人的腰间却捆着一个白布缝制的小包，里边分别装的是黄金、银元或者是关金币、法币。这是山东带给中央的资金，是党对我们全队的信任与重托。
在飒爽的秋风中，西进干部队，跟着护送部队从滕县以南夜过津浦铁路，这是我们去延安路上通过的第二条封锁线。黎明，我们在夏镇附近乘小船横渡微山湖，远处不时传来敌人的枪声。通过既平静又不平静的微山湖到达湖西，沿着滨湖的江苏西北部的丰（县）沛（县）边界逶迤北行，进入冀鲁豫边区。
由鲁西南、豫北和冀南连成的冀鲁豫边区，沃野千里，一望无际，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和一些地方武装活跃在这里坚持敌后抗战，是联系我山东与太行两个根据地的纽带。我们遇到了从延安回山东的一批干部，其中有我认识的原胶东五支队参谋长赵錫纯和北海军分区司令员于仲淑等。他们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叮嘱我们路上要注意的事项，还送给我们一些难得的金鸡纳霜药片防止疟疾。战争年代患难与共、生死与共的真挚同志关系、战友关系、上下级关系，令人永远难以忘怀。
老黄河、卫河和滏阳河流过冀鲁豫平原。黄河故道中仍潴有一人多深的黄水。当地军民为了便于打击敌人，在这些河流的水下筑有暗堤，为秘密渡河的通道。西进干部队穿过这些河流，向着平汉铁路急进。
敌人将平汉铁路修成了防守十分严密的封锁线，铁路两侧各挖一条既深又宽的封锁沟，沟的两侧五百米就有一个炮楼，组成交叉射击的火力网，在封锁沟与铁路之间还修有公路，可以迅速调动兵力，铁路和公路两旁的“护路村”里都有“反共自卫团”。这是横在我们去延安路上的第三道封锁线。
1941年11、12月间，冀南军区部队护送西进干部队两次过路未成功。1942年春节前夕，第三次在沙河附近，护送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的组织部长周桓和冀鲁豫军区政委崔田民等干部和我们过路。掩护部队破袭了敌人的铁路和公路，包围了敌人的炮楼和据点，还在封锁沟两侧挖掘了交通沟，垫上柴草和干土，以便隐蔽通过。
不料，一股巡逻的敌人未被掩护部队围住，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枪就冲了过来，幸被我护卫部队及时发现阻击，枪声大作。敌人的铁甲列车也闪亮着探照灯向铁路两侧搜索，连续炮击。前边的队伍冲过了封锁线，西进干部队和后卫部队被截断，受惊的马匹嘶叫着向后奔跑，队伍被冲散、打乱、倒退回来。周围的同志不时被流弹打中、跌倒，我的近视眼镜也被撞掉了，只得眯起眼睛在黑夜里“瞎”跑。亏得一位同志牵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遇到了正在集合的队伍。
枪炮声稀远了，离开铁路大约已有三十多里路。顺着我抗日军民挖掘的纵横交错的“抗日沟”，一个营的掩护部队前边开路，我们继续向根据地撤退。刚出村子不远，又被附近据点赶来的敌人迎头拦击，部队且战且走。上午9点多，从南和、鸡泽、曲周各据点出动的敌人，又将我军包围在一处广阔的沙丘地带，密集的火力，再次将队伍打散。
我跟着掩护部队的一个机枪班往外冲，突然觉得一股巨大的冲击力将我推倒，原来是一颗掷弹筒炮弹斜擦着我的背包落在沙滩上，没有爆炸。我滚身爬起来再跑，敌人的步枪又密集射来，子弹啾啾飞过。沙窝陷足，跑起来非常吃力。一颗子弹贴着右腿肚子的外侧穿过，把棉裤和裹腿的绑带钻了个洞。这一夜一天的恶战，没有战斗力的西进干部队牺牲和失踪了近二十人。
过不去封锁线，西进干部队就随着冀南军区陆军中学在冀南、冀鲁豫地区打游击。那年冬天，雪多天寒，许多人的手脚都冻得皴裂了。开春后又闹春荒，根据地的军民都饿得人心发慌，连青苗和还没长核的枣儿都吞食了。接着，敌人又自南向北对华北平原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到处是狼烟烽火、残壁断垣，到处有无人收敛的尸体。
1942年，是敌后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为了巩固队伍，也为了勉励自己，我创作了一首“西进曲”：
“革命的热情，在我们胸中奔腾！学习的进程，纵横荆棘丛丛。踏着前进的道路，向前啊，不管日寇逞凶，莫怕敌人狰狞，我们勇敢担承革命的使命，要意志坚定，高举起战斗的旗帜，投身伟大火热的斗争！用斗争的力量，加强锻炼我们的党性！高举起战斗的旗帜，消灭敌人的狰狞！用斗争的力量，开辟那学习的进程！”
冀南军区陆军中学培训连营级干部师资不足，向西进干部队借调了我、郑自修和焦鹏，我被任为主任国文教员。1942年3月到8月，我们在冀南军区陆军中学帮助工作半年。
9月初，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冀中警备旅南下冀鲁豫，要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到太行山去，西进干部队奉命随行。我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抱病（打摆子）跟上部队，一路急行军，经过内黄沙区，在安阳与汤阴间过了平汉铁路。战斗力极强的冀中警备旅一举击溃敌人截击。西进干部队终于胜利地进入八路军野战总部所在的太行根据地。
经过林县任村，沿着清漳河走到了麻田、桐峪，我们受到野战总部热情接待，特地慰劳一头羊。由于敌人封锁，根据地军民每人只配给三钱盐碱土熬制的又苦又涩的硝盐。我们吃着没有盐味、既淡又膻的羊肉时，心里却感到极大的满足，那是总部对我们一年多来艰苦征程的犒赏啊！
九
阴历九月中旬，太行山就飞起了雪花。冒着凛冽的寒风，西进干部队又继续出发，几天后，到达了太行三分区的榆次、太谷山区。因护送部队另有任务，我们都换上便衣，隐蔽疏散到靠近敌占区的几个小山村里待命。
我和林华栋、杨积萼为一个小组，疏散在离太谷县城约五十华里、离山下敌人据点滸濮只有十五华里的濮子岭。一条平汉铁路我们过了四次，最后一道封锁线又将会怎样呢？
山西的山村，大都是窑洞式的房屋，只有正面才有门窗。10月26日午夜，从太谷出发“扫荡”我太行根据地的敌人经过村子时，把我们堵在了窑屋里。敌人让房东在前边端着灯，几个伪军跟在后边冲进屋里将我们捆起来。一个手持木棍的敌人狠狠打我们，一棍正打在我的左额上，血顺着面颊直流下来。敌人押着我们继续“扫荡”。拂晓，林华栋趁敌不备，纵身跳下山沟，捆绑他的绳子被敌人抓住，拖回又打了一顿，未能跑掉。
这股敌人约有一百多日军和二三百伪军，携有一门山炮、十多挺轻重机枪和掷弹筒，虽然武器装备优良，但却怕我军伏击，走走停停，行进速度十分缓慢。当晚，敌人在一个村子住下，少数伪军围缩在村边的背风处，生起一堆火，看守着先后被捉来的十几个抗日军民。我们仨背靠背地坐着，绑缚林华栋和杨积萼的绳子都拴在我背后的粗绳子上，我先偷偷给林华栋解开绳子，他趁着看守伪军打瞌睡的瞬间，溜到暗处逃走了。伪军发现少了一个人，用枪托挨个捅打我们，都说不知道，伪军也无可奈何。
第五天夜晚，敌人住在太谷三区的官寨村。这个周围都是大山的小山村，约有二三十户人家散住在山坡沟坎上，曾是我太谷抗日县政府的驻地。伪军将连日抓到的二十多个人统统关在村边一座四合院的东厢房里，跟着日军出发了。
听得院内静悄悄地，只有一匹马在牲口棚下吃草，时而发出喷鼻和蹬蹄声。我先松脱自己胳膊上的绳子，杨积萼等也互相帮助松脱了绳子。我从门缝中伸出手去，弄掉插在门搭扣上的“拨吊子”，轻轻错开门钻了出去，赤着脚奔到东墙头爬上去，向难友们招招手，顺墙溜了下去。房子后边是一条山沟，顺沟撒腿就跑。下到一个布满大大小小卵石的河滩，趴在河边喝了几口水，在河边摸起两块拳头大的鹅卵石做为“防身武器”，又翻山越岭朝着根据地方向疾跑。山头上没路了，我抱着脑袋从悬崖峭壁上团身滚下，棘针扎满了背上、腿上和手脚，全然顾不得了。搜山敌人在山头、山坡上生起一堆堆篝火，倒使我能容易地避开敌人。不知跑了多少路，黎明，遇见两个夜间躲在山沟里的农民。老乡惊喜地告诉我，抗日县政府就在老鸹沟。县政府的同志看到我的双足血迹淋漓，给我找了一双鞋，立即派人送我回部队。
战友们热烈欢迎我归来。共同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的林华栋和杨积萼与我紧紧拥抱。党支部书记王冠五，仔细地为我拔除残留在背脊上的一根根棘针。
在太行三十团便衣分队的护送下，西进干部队越过离（石）岚（县）公路，通过了去延安路上最后一道敌人封锁线，进入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绵亘的吕梁山，梢林深密，人烟稀少。干枯的落叶衰草，在征人的脚下簌簌作响。我们从一个兵站走到下一个兵站，爬过一道道山梁，来到了黄河边。
踏六省征尘，历千难万险，来自渤海和黄海之滨的祖国儿女，站在奔腾咆哮的母亲河边，感慨万千。我们从神府的贺家川渡口下船后，沿着大河右岸，昼行夜宿，经佳县、米脂、绥德、清涧……，经过六天的行军，终于走到了延安东边的桥儿沟，沿着狭长的河谷，老远就看到了宝塔山。大家兴奋地一溜小跑起来，从宝塔山下踏着石块过了延河，穿过了曾被敌机多次轰炸破坏了的延安古城，来到北门外延河边的兰家坪招待所。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亲切接待了我们这些征尘仆仆的战士。
历时一年零八个月的出生入死、流血牺牲，我们终于走到了延安，只剩下72人了。这一天是1942年12月24日。
十
党中央曾打算在新疆开办一所培养空军、炮兵和装甲技术干部的学校。由于国民党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公开反共，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已不可能在那里办学校了。于是从各地陆续调集到延安的干部，另行分配工作。
春节过后，干部队有的留在延安联防军司令部当参谋、副官、文书，有的去茶坊和温家沟兵工厂工作，有的去了关中警一旅。我和王冠五、李日新、王文山、于海等被分配去陇东庆阳的三八五旅。
三八五旅前身是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旅长王维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政委由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兼。先后任过副旅长的有耿飙、陈伯钧，任过副政委的有甘渭汉、冼恒汉，任过政治部主任的有谢扶民、刘随春，参谋长贺庆积。七七〇团屯垦大凤川，团长张才千，政委宋金华，政治处主任曹传赞；警四团守备西线，团长刘永源，政委曹广化，政治处主任刘建挺；警备五团守备南线，团长袁渊，政委吴保山，政治处主任李桂林。
我任旅政治部宣传干事。宣传科长胡克光，红军时的宣传队长，枪打得很准，后来调去延安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主持工作，宣传科便由教育干事金锋负责。先后在宣传科工作的有陈辛火、王继贤、廉子真、章力挥、孟冰、周洁夫、韦必克等同志，这是一个来自五湖四海团结融洽的集体。
当时部队除了守备任务外，还要开荒种地，进行农业生产，以克服国民党和日寇封锁造成的困难。我在当地农民指导下悉心管理棉田，到了秋后，竟收获了三十多斤籽棉上缴，得到了奖励。我们宣传科的同志一起在窑洞前开了一小块荒地，种了西红柿、辣椒、笳子、洋姜、烟叶等。
旅政治部办了一份名叫《生产通讯》的油印小报，我负责编辑，还负责管理图书资料。
三八五旅的“抢救运动”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旅政治部组织科的副科长任移山，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时参加红军的五台山小和尚，被以“阶级异己分子”罪名当场宣布逮捕。旅政治部的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被先后点了名。旅政治部宣传队的教员袁静被逮捕。在警备五团当连指导员的王冠五也被审查了。我也成了“劝说”对象。
在毛主席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和“不冤枉一个好人”的九条方针后，开始逐个进行甄别。旅政治部组织科的副科长钟文法引用旅副政委冼恒汉的话说，这次审干，好比米里有沙子，本来想用簸萁把沙子簸掉，不成想沙子和米都撒到地上了，现在需要仔细用心地把米再捡起来。
我病倒了，咳嗽、吐血，医生说是肺结核，旅政治部主任刘随春派警卫员送我进了旅卫生部的医院治疗。住院的日子里，宣传科的同志们常去看望我。廉子真擅长画国画，每周都要带一幅用麻纸（马兰草制的纸）画的新画，用棘针钉到病床对面的窑壁上让我观看，我的精神得到调剂与安慰。
1943年的隆冬，窑洞外北风怒吼，连降大雪，又快过年了。我和金锋等同志一起为部队拟春联。记得其中一副是：
敲锣打鼓欢度四四年春节
披坚执锐保卫三三制政权
那年冬天，旅直属队进行冬季军事训练，大病初愈的我，以射击优秀和投掷手榴弹、匍匐前进（通过二百米障碍和刺七个人头靶）及格的成绩，获得了“冬训模范干部”的称号。
1945年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使世界局势起了巨大的变化。七大闭幕以后，各地领导干部都急于回前方，准备迎接战略反攻的到来。六月底，我接到旅政治部转来的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从延安写给我的亲笔信，说组织要他回山东去，要我提供在三八五旅工作的山东干部名单。七月，旅政治部通知我们去延安联防军政治部报到。
从附近清凉山的解放日报社传出了特大喜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顿时延河川里锣鼓喧天，山坡上、窑洞前，燃起了一堆堆篝火，人们欢呼着、跳跃着、拥抱着，喜悦的泪水在尽情地流，整个延安都沉浸在狂欢里！经过了八年艰苦抗战的军民，终于得到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报偿！这一天是1945年的8月10日。
日本投降使得抗战局势急转直下。为了迎接中国革命新形势的到来，中央决定调集大批干部和部队去东北，向日伪收复沦陷了十四年的失地，建立东北根据地。许多高级干部都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延安。朱瑞和在中央党校的一些山东领导干部都去东北了，由延安抽调的第一批去东北的干部也出发了，第二批正在集中。曾任三八五旅副旅长的陈伯钧，时任联防军副参谋长，也要去东北，他要我们从三八五旅来延安的干部跟他一起走。
根据调查和证明材料，一个“历史上无政治问题”的结论终于和我见面了。结论材料说，我是个年轻的学生，较早参加革命，一直接受党的教育培养；胶东“肃托”是错误的，党中央已有结论，带我一同参军的薛峨同志和胡治兴同志均系被误杀；陕西被捕，表现良好，无叛变自首行为。
我终于能够放下多年来的沉重包袱，和战友们一道，轻装前进，继续沿着党的指引，向前方！向东北！向着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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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闵：向延安
（牟闵之长子牟承晋2015年10月摘编整理于天津，2025年4月3日修订；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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