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专题的时间跨度，大概从1935年底中央到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开始，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包括如何突破困境，通过主动作为转变时局，促成国共合作，结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如何进行预见性的思想理论准备，如何在敌后打胜仗，如何发展壮大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还有在抗战中如何建党建军，如何建设根据地，如何处理统一战线中各种矛盾和摩擦等问题。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洗礼之后，系统总结了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又在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实践中，解决了种种前所未有的难题形成的。这是一个极其曲折丰富、最后走向胜利的理论和实践过程，让我们一起踏上征程吧！
第一部分：扭转历史车轮
十二、一波三折终于实现会师
这一节的主题是：静会战役落空后，一波三折，终于实现的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中央要求四方面军北上占领宁静地区，以免被胡宗南军隔断，影响接下来的宁夏战役。就在部队已经开始行动时，张国焘操纵漳县会议，改变了北上进行静会战役、然后与一方面军合攻宁夏的决定，命令四方面军改为西进，中央的战略部署受到严重挑战。这已经是张国焘第二次这样做了，第一次是在长征途中与中央红军会师后，拒不执行中央讨论决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带领部队南下受到重大损失。这一次会是什么结果呢？四方面军部队已经开始西进，让张国焘收回成命不可能。朱总司令建议向中央报告，如果中央不同意，就坚决执行北上进行静会战役方案。张国焘一面命令部队行动，一面向中央报告说：如兄等以为北进万分必要，请中央明令停止西去行动。如无党中央明令禁止，决照原计划进行。 其实，中央的部署是非常明确的，张国焘这是在强力改变。当时，胡宗南部由东而来，张国焘要四方面军向西而去，计划好的合力打击胡敌变成泡影，预定战场出现巨大空缺，担任助攻和侧翼牵制的一、二方面军部队，一下子成为孤军，有被胡敌各个消灭的危险。面对突然发生的变化怎么办？这也是一个重大考验。我们看看毛主席是怎么做的（图1）：一是命令一方面军增加兵力南下，阻止胡敌西进，填补四方面军西撤留下的战场空缺；二是考虑如何接应二方面军北上，并对彭德怀说，争取宁夏亦应放在靠自己上；三是对张国焘等反复说服劝告，包括以军委诸位领导的名义分析军事形势，讲清利弊，及时告诉他们应南京政府要求，周恩来准备去正式谈判，还以中央书记处、政治局慎重讨论的结果发布电令，要求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而后夺取宁夏、甘西。
如果这样还不行怎么办？毛主席给彭德怀电报中说：“此事也只好听他自己做去。”毛主席还说，我所虑者，敌人会先据乐都、永登、凉州，切断其西进路。有些难以改变的事，只能坦然面对。但是，走错了路就难有正确的结果，毛主席担心他们西进会遭遇不测，这也是很有先见之明的。据时任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回忆：我带先头部队，向兆州进发，张国焘他们继后。过了兆州，向老乡调查。据老乡说，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根据这样的地形、气候条件，我觉得渡河的计划难以实现，遂返回兆州，向朱、张汇报。这时，中央来电，明令禁止四方面军西渡。电文说“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达不到任务的危险。”“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朱、张在兆州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一致决定放弃西渡计划。经过党中央毛主席的耐心说服，朱德总司令和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抵制和斗争，西进部队人心浮动，逃亡现象增多，特别是“由于中央的命令和实际上这条路也走不通，张国焘才改变了主意”。这个过程很不容易，已经山穷水尽了他还在坚持。部队西进阻回后，又开了一个临潭会议，是在一座天主教堂里开的。张国焘提出，从南面绕道西进（再次南下过草地），打到迪化（乌鲁木齐），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苏联的装备援助后，再打回来，与一方面军会合。说来说去，就是不想按中央部署北上。岷县会议他被大家否定，漳县会议他占了上风，这次临潭会议他还不甘心，但大家都不买账了。朱总司令劝张国焘说：是回头的时候了，不能一错再错。陈昌浩说，部队走怕了，再走草地开小差的增多，部队怎么带？徐向前也说，鄂豫皖出来的同志不想再折腾了。其他一些领导同志也认为，中央已经明确命令了，不能再犹豫含糊，要执行静会战役意图。张国焘空前孤立，被迫同意北上静会地区。9月29日下达进军命令，30日起开始北上，部队的各种疑虑和议论消失，情绪也都高涨起来。原定在5至7天内，以四方面军为主，以一方面军配合，以二方面军侧翼牵制，进行以打击胡宗南部为目的的静会战役，占领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实现三大红军主力会师。但由于张国焘执意西进，推后了10多天才北上，战场形势变了，“静会战役”计划落空。此前，贺龙、任弼时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率领二方面军长途奔袭，攻占两当、徽县、成县、康县4座县城，并占领陕西略阳、风县的部分地区，实施侧翼牵制。整个战场已经将敌分割成数块，形成西歼毛炳文部，牵制王均，东拒胡宗南西进，东西分割、南北呼应的有利态势。但张国焘西撤后，战场形势立变，不但不能抓住敌人一路或一部各个歼敌，还使担负侧翼牵制任务的二方面军，在陇南成为孤军，被敌人乘机包围。（图2）
时任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元帅回忆说，中央组织三个方面军作战的计划，他们（指张国焘）接到了，我们也接到了。这个战役是岷县三十里铺开会决定的，我们坚决执行了，张国焘未执行。我们把4县打下，张国焘不打，向西一跑，所有的敌人都加到我们头上，对付我们，四师上去没有抵赢，损失相当大，我们损失了第十七团。他说，我们按照战役计划做，四方面军走了我们才请示，10月4号向北走的。行军中受到敌人侧击，二军团甩了两个团，到海原又吃了点亏，我差点被炸弹炸死。过渭河狼狈极了，遭敌侧击，渭河上游下暴雨，徒涉，水越来越大，冲了点人去。在渭河南岸时很危险，这是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四方面军一撤走，敌人就围拢来了，急行军，掉了几千人，刚出草地，部队体力都未恢复，早起两天可以少受损失，可以冲出去，往东打也好，可是不能，因为被大的战略意图箍住了。看贺龙元帅讲到这里，真得很让人感动，因为有大的战略意图在那里摆着，部队就不能向东去，一个高级指挥员哪怕自己差点被炸死，也要按中央的战略意图办，而且一直坚持到中央来指示后，才突围撤退。正因为有这样的觉悟和纪律境界，红军才能不断打胜仗，最后才能走向成功。相比之下，张国焘真得差距太大。贺龙元帅还说，张国焘违背中央军委的指示，二方面军几乎遭到全军覆没。三个方面军会合后，在洪德城见到周恩来副主席，他问我会合后怎么办？我说：“统一归彭（彭德怀）指挥吧！”那是我们二方面军表示态度拥护中央。之前，中央与二方面军没有直接电台联系，在四方面军西进还是北上问题上，贺龙就明确表态由中央最后决定，关键时刻站在了正确一面。不管怎么样，张国焘同意四方面军北上，这是一件大好事。接下来就是如何克服被动局面，保证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9月28日下午16时，朱德、张国焘等发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电报。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毛主席当天夜里22时半，就发电部署接应（图3）：命令一军团二师立即南下，取直径超越隆静大道，相机夺取庄浪、秦安、天水，然后在大道渭水之间向华亭、陇县广大地区纵横游击，成为三个方面军中间的战略支队。命令一军团主力迅速西进，到西兰大道以北的海原、固原地区，第一师附骑兵第二团南进到硝河地区，占领界石铺，控制海原、黑城镇交通；命令十五军团以步骑兵各一团，组成特别支队向西挺进，占领打拉池，主力集结在海原东北，截断打拉池交通，派特别支队驰取会宁。为什么要驰取会宁？因为会宁北靠靖远，南接通渭，东邻静宁，是二四方面军北上必经之路。迅速占领该城，可以打破国民党军截断北上通道的企图，对会师意义重大。
红十五军团骑兵团担任了驰取会宁任务，据时任团政委夏云飞回忆：下午，徐海东司令员下达命令，要求以白天隐蔽、夜间奔袭战术，抢在敌人前面占领会宁。当晚11时30分，全团4个连队人马，就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中，天未亮进入指定地点的村庄隐蔽。早晨6时许，团里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详细研究攻打会宁城的作战方案。会后，各连分别召集支部大会和全体军人大会，传达团部制定的作战方案和本连的战斗任务，提出要求，对各排战斗任务进行分工，并发动战士提出补充意见。中午12时许，全部完成战斗准备和动员，令部队睡觉休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部队接受任务后如何执行的程序。先研究作战方案，传达上级部署，进行具体分工，明确自己的任务，动员党员骨干，再到全体人员，最后还要发动大家进行军事民主，让所有指战员都开动脑筋，贡献智慧，明明白白，胸有成竹的上战场。骑兵团两夜奔袭300多华里，10月2日凌晨3时，来到会宁城附近一个村庄停下，封锁好去城里的道路后，迅速找来数名群众了解情况。了解到城内只有400来人的保安队，城门每天早上5点左右开，白天一直开着，说明敌人无防备。根据这样的敌情，决定把发起攻击时间推迟到5点半，也就是敌人打开城门以后。那天，部队靠近城门时，哨兵既没有问口令，也没鸣枪报警，大概根本就搞不清是什么队伍，没有想到红军会从天而降。战士们策马扬刀，闪电般地攻进城去，敌人连城门都没有来得及关，经过1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守敌，占领全城。第二天，一军团两个师，配合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在城外击溃了敌人前来增援的两个团，占领了这个必经的会师通道。
【图4 1977年，蔡亮、张自嶷创作的油画《三大主力会师》】
1936年10月10日，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召开庆祝大会时万众欢腾，彩旗飘扬，一方面军同志把准备好的礼物，送到四方面军同志手里，包括用羊毛捻毛线织成的毛衣、毛袜、毛手套，肉菜之类的慰问品等，还提前为他们每人操办了一件棉衣。宣读了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军委的贺电，是那样的乐观自信、豪情万丈，你根本感觉不到是那样经历了九死一生考验留下来的一群人。有的老同志40多年后还记得那些话： “我们在这一抗日前线阵地会合，证明强盗的侵略快要遭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全国同胞有了团结的核心了。” 四方面军北进后，毛主席、周恩来急电二方面军：要求乘胡敌尚未全部集中时迅速转移。同时，要四方面军派有力一部占领庄浪掩护。静会战役任务不能执行了，二方面军向北渡过渭水，越过西兰大道，10 月 22 日到达将台堡，实现了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经历无数生死磨难，跨越万水千山，终于在西北胜利相聚。他们那一刻是什么心情？二方面军六军团政治部总务处长开国少将朱家胜回忆：10月18日深夜，部队正在快速前进，前面突然传来了话：跟上，不要掉队，准备与中央红军会师！这消息像一股旋风掠过来，队伍里马上掀起一阵欢腾的风暴：“到家了，到家了，就要见到毛主席了！就要和中央红军会师了！”这是一年来日日夜夜盼的事啊，现在可盼到了，谁不高兴呢？拂晓以前，见前面黑暗中有灯光在闪耀，传来一阵歌声：哎呀里！毛主席领导好主张，拖得敌人叫爹娘呀……。这是江西苏区流行极广的民歌，已经一两年没有听到了，感到十分亲切。有的同志放下担子就扑了上去。红一军团二师政委开国上将萧华说：上级决定由我亲率五团和政治部宣传队，带一些慰问品和慰问信，去迎接艰苦转战即将到来的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战士们都穿上最新的衣服，把枪擦得发亮，打着红旗高高兴兴地出发了。到达界石铺那天，我们碰到了二方面军的同志们，看到了闻名已久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他们虽然军衣都破了，吃的也很不好，但情绪极高，热情地向我们问候。我们送了大批毡子、羊皮做见面礼物，并为这支部队筹送粮草。战士们把自己亲手做好的热饼，塞进二方面军同志的口袋里。工兵连连长开国少将王耀南回忆：当时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中央让他去保安，周恩来副主席派他带连队去接应。他们接受任务后，不知道刘总参谋长具体在哪里，就在二、四方面军来的方向，全连分东西两路展开，成人字型横队向前推进。一天中午正在吃饭时，一位战士来报告说，一个放羊的老大爷刚刚遇到了几个人，不像本地人，一个老汉，一个媳妇，两个娃儿，没见他们带枪。王耀南就赶紧骑上一匹牲口去追，追上后问他们是哪个部分的？那几个人警惕地回过头来，一看原来就是刘总参谋长。刘伯承也认出王耀南，打趣地说：我还以为是马步芳的散兵呢，正准备抓个活的，送给毛主席当见面礼。王耀南回忆说，刘伯承的爱人汪荣华衣服破得简直不像样子，裤子从膝盖以下全破烂了，脚上连双草鞋都没有。刘伯承总参谋长也不知有多久没有刮胡子了，他拄着棍子的那只手，磨得裂了个大口子，渗着血水。他们几个人的衣服破得很厉害，根本没法穿。战士们脱下自己的衣服要给他们，他们说什么也不要，最后只好把上衣口袋撕下来，凑了几块布给他们补上，才勉强可以穿出来。
王耀南没讲到的是，在接到之前，他们翻越一座大山时遭空袭，炸弹就在身边爆炸，刘伯承被弹片炸伤臀部，流了好多血，汪荣华腿部也负伤流血，都是如贺龙一样侥幸脱险。刘伯承说：负伤没啥哟，革命哪有不流血的？没有担架马匹，就几个人搀扶着慢慢走。直到被王耀南找到后，才牵来几匹牲口骑上行军。我们大都见过一张网上照片，是长征结束后毛主席破衣烂衫和让人心痛的憔悴面容，岂知多少党和红军的领袖包括所有的革命前辈，几乎都是那样子的。拯救国家和民族哪有那么容易？哪个不是受尽苦难，哪个不是死里逃生？前辈忠贞为国酬，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只要能够活下来，坚持下去，革命火种还在，革命就有胜利的希望。尽管因甘南风波，静会战役落空了，但三大主力红军终于会师。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再到1936年10月四方面军、二方面军先后到达甘肃会宁、将台堡会师，标志着历时两年多艰苦卓绝的红军战略大转移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集中到了西北地区，靠近了抗日前线，这将对推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新阶段的到来起着决定性作用。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张国焘为什么一再坚持西进？甚至不惜与共产国际批准了的北上方案对立？原因是什么？西北局组织部长傅钟回忆那段历史时，讲了张国焘的一些思想观点很值得重视：傅钟说，张国焘口头上赞成统一战线策略，实际上是另一回事。他不相信在日寇加速全面进攻和全民抗日运动继续高涨的条件下，国民党及其军队大部或全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见到《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他说这像是韩愈的《祭鳄鱼文》，是不着实际的幻想；他还指责党中央提出成立国防政府，是重复法国镇压巴黎公社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口号。任弼时批评他根本不相信统一战线，不晓得如何估计阶级力量的变动，向他指出，不能看到红军数量比过去少了就认为整个形势都不好，只有向西撤退，这是机械唯物论的错误观点。张国焘立刻抢白说，机械唯物论总比唯心论好一些。傅钟还说，张国焘总想往西去，甚至不知羞耻地说：打日本不是简单的，我们现在的力量就是再增加十倍，也不见得一定能打赢它。我们只能将西方变为苏维埃的后方，做前方抗日红军的后备军。朱总嘲笑他胆子太小！说四川军阀打仗是溜边的，碰上敌人绕弯弯，见到便宜往前抢，国焘同志你莫要溜边边呀！我们长征是要到抗日的前进阵地，红军要成为抗日先锋队、模范军。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绥远、宁夏进攻，敌情在北面吆，你老想向西去，当然打它不赢，只能跑得赢了！傅钟还说，张国焘主张向西反对向北，症结在于害怕同党中央会合。在西北局会议上，朱德同志、任弼时同志非常诚恳地劝张国焘不要怕和党中央见面，错了认错，作自我批评，回到列宁主义路线上，不再搞派别活动，就不会抹杀自己的功绩和光荣。语重心长的话大家说了好多，在多数同志的赞同下，还写进了西北局会议决定，下达部队。
【图7 张国焘另立“中央”后，1935年12月给党中央的电报】
从以上所说，可以看出张国焘问题的思想根源至少有三点：一是不能正确分析认识形势。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高涨估计不足，看不到阶级关系因此发生变化，不相信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对党的战略方针不认同。二是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认为红军的数量少了就是整个形势不好，就要向西撤退。对战胜日本没有信心，丧失了在西北部抗日前线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信心。用机械唯物论认识问题，反而把正确的认识说成是唯心主义。三是把个人利害得失置于党的事业之上。因为在长征路上有另立中央等严重错误，怕与中央见面；因为怕打不过国民党军和日本人，就想把自己带领的部队向西方去，摆在其他抗日红军的后方。这几点，都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必须警惕的，也是一切做事业的人要注意的。不能正确认识形势，被强大敌人所吓倒，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丧失信心，又把个人得失摆在第一位，必然是一意孤行，一错再错。尽管经过党中央毛主席耐心做工作和说服教育，在朱总司令和大家的帮助下，张国焘最后同意北上实现了会师，但他的思想没有改变，还是在不断表现出来，最后一直走到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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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观察者网-观课堂”，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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