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广阔：二里头文化的文字符号与礼制文明

 

 

摘要：近年来，河南偃师二里头、伊川南寨等遗址均出土了一定数量具有象形文字特征的符号，字形上可与商代金文相互对照。同时，二里头文化发现了成套的陶礼器和青铜礼器，表明该时期正是早期中国礼制趋于完备的阶段。晚商金文中一些器物类象形文字，在构型上与同时代器物存在明显的形态差异，反而与年代较早的二里头文化器物风格接近，字体创制时间可上溯至二里头文化时期。这批早期文字是中国古代文明独立孕育的产物，其发现与解读，见证了华夏文化礼器与文字的密切关系，以及中国古代文明核心的礼制文脉传承。

 

前言

 

二里头文化是中原地区第一支强大而又空前统一的考古学文化，它改变了之前该区域不同类型考古学文化并存的格局。其分布中心在河南省中、西部的洛阳、郑州一带；辐射范围向西突入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地区，南及豫鄂交界地带，往东至少到达开封地区，北部抵达晋南垣曲盆地一带。二里头遗址位于伊洛河下游，遗址面积约3平方公里，内有宫城、宫殿、居民区、铸铜作坊等遗迹，最近发现的井字形道路系统表明，这是一座规划有序的大型都邑。二里头文化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周边有聚落和方国城邑围绕，形成周边拱卫中央的格局。二里头文化因其存在时间和分布范围与《史记》《国语》等文献记述的夏朝晚期的年代与活动区域相符，学术界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为晚期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都城。

 

长期以来，文字的存在与否一直是学界探讨早期文明的重要观察点。目前早商文字的发现和研究有了新进展，从郑州发现的“甲骨文”、金文和小双桥的朱书陶文都可以证明此时文字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如郑州二里冈遗址出土一段牛肋骨，上刻有3行10字。郑州小双桥的祭祀坑中发现一些小型陶缸的表面或内壁有朱书文字，其文字内容可分为数目字、徽记类和祭祀短语类，其陶文与殷墟甲骨文对比，可以看出二者存在明显的承继关系。种种迹象表明，商前期的文字展示出中国文字至此经历了较长时间发展，已是相对成熟的文字符号体系。正如黄德宽所说，小双桥遗址的文字展示出“写者已相当纯熟地掌握了书写技巧，表明当时文字发展和书写的整体水平较高，早已脱离原始状态”。

 

早商文字的发现与研究为寻找更早的文字打下了基础，二里头文化考古新发现也为文字的研究引入了源头活水。近年来，随着一批二里头文化相关报告的集中刊布，人们发现这些二里头文化遗址均出土了一定数量且具有象形文字特征的符号。这些符号虽然往往单独出现，缺乏特定的文段语境，但字形多数已完全具备象形文字的特征，可与后期的甲骨文、金文相互对照。这些发现，对研究二里头文化晚期已使用的符号与文字的关系十分重要。

 

在早期文字的研究方法上，学界通常遵循上下沿承的研究理路。考虑到早期文字遗存相对缺乏，考古学界摸索出以殷墟文字为基础，利用象形文字追溯早期文字起源的方法论构想。“象形”是中国早期文字最主要的造字方法，苏秉琦曾说：“象形字的创造者只能是模仿他们亲眼看到、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器物形态。因此，甲骨文实物虽出自晚期商人之手，它们却为我们留下中国文字初创时期的物证。”近年刘一曼又提出可以利用考古遗迹、遗物来印证商代文字的设想，并指出甲骨文字中可与考古材料对读者不乏其例，考古学与甲骨学相结合的研究对甲骨文字释读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曹定云、杜金鹏、王晖也从金文、甲骨文构形入手，运用考古类型学的对比法，在比较二里头出土青铜器与晚商铭文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

 

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二里头时期已形成完备的礼制，能够制造成套的礼器。这一阶段礼制仪轨的渐趋完备和文字系统的互文出现，应不是偶然，而是恰恰提供了二里头与商代文字的使用与礼制活动、礼器系统的关联性的重要线索。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目前寻找早期文字的研究理路，有两个可行的切入点：一是二里头文化考古遗存所见象形符号与商代象形文字的比较；二是晚商器物类象形文字与二里头时期青铜器、玉器以及陶礼器等器物的形态学比较。

 

01二里头文化考古发现的符号

 

 

02二里头文化器物与商代后期铭文“器物字”

 

 

03二里头礼制文明与器物字的关系

 

学界一般将文字与铜器、城市、礼仪祭祀中心一并作为文明的标志或要素。而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一环，文字与礼制这两大要素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尤为突出，且彼此连契，密不可分。本文以器物字为切入点，尝试观察文字与二里头文化礼制文明互为表里的关系，从考古学资料中梳理二里头文化与商周书同源、礼同轨的文化连贯性与沿承性，勾勒中国早期礼制文明格制渐具的发展脉络。

 

（一）器物字与礼器组合

 

前文通过观察商代铜器上的“器物字”，我们发现商周时期作为权力与秩序象征的礼乐祭器组合，实际上在二里头时期已渐具规制；这些“器物字”所代表的鼎觚爵豆尊等礼器类型，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已有集中出土，包括陶礼器、青铜器、漆器和玉器等。而最核心的青铜礼器只在具有都邑性质的二里头遗址出现，如二里头遗址墓葬中的铜爵、盉等酒礼器，在其他大中型遗址均不见。以爵、盉为代表的铜器群的出现反映了酒礼在二里头文化统治阶层中的重要地位。而这一文化现象，均可从二里头和商代“器物字”符号中找到线索。

 

以祼礼为例。祼礼是先秦时期的重要礼仪，一般是指以降神为目的的祭祀形式。《诗经·文王》正义：“祼者，以鬯酒灌尸，故言灌鬯也。”《尚书·洛诰》孔颖达疏：“祼者，灌也。”可见祼礼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仪活动，施行于宗庙祭祀及宾客飨燕诸礼之中。《礼记·祭统》：“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祼。”在已出甲骨文和金文材料中，晚商和西周祼礼的记载都十分丰富。那么，用于祼礼的代表性礼器又是什么呢？

 

《礼记·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周以黄目。”郑玄注：“夷读为彝。”邹衡认为：“鸡彝这种灌尊，就是夏文化的封口盉，也是龙山文化中常见的陶鬶。”而从考古资料观察，祼礼和“鸡彝”在二里头遗址已经出现，二里头文化墓葬中的漆觚就与祼礼相关。考古研究表明，祼礼在二里头遗址已经出现。严志斌发现二里头文化墓葬中的圆陶片应该是漆觚底部塞孔用的，其功能应与良渚文化漆觚底部出现的木塞或圆玉片相同。良渚文化的漆觚使用制度，很可能就是二里头文化漆觚器用制度的来源。可见祼礼的来源相当古老，良渚文化时期就在江南地区流行。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进入中原后，祼礼一直被接受、应用并随早商文化的开拓而广布，传承至西周时期。洛阳—郑州一带是祼礼的核心使用地域，《集成》05444所录殷墟四期的铜尊铭文，有作人形，手持觚形器，觚形器中放置一物，或为觚中置瓒（玉柄形器榫于木棒之上）的商周祼礼场景。邹衡认为，觚、爵、盉、三足盘等是“夏文化中最主要的礼器，它们的存在，体现了夏朝的部分礼制”。在二里头文化一期中，可以看出以陶爵、陶觚为核心的酒礼器组合初具雏形，二期以后增加了盉、杯、壶等。陶质酒礼器与青铜礼器相比而言其种类更齐全、形体特征更稳定，并具有较强的连贯性与继承性，因此学者多认为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礼器爵、盉等是模仿陶礼器而来。

 

既然考古发现二里头墓葬中出土的漆觚、陶觚为祼礼器，那么与之一起成为组合的爵、盉、觚、鬶、尊、豆、平底盆等应都为当时的重要酒礼器。而且这些礼器类型，既是当时“器物字”的主要构成，也符合《说文》以酒灌地以祭祀祖先的酒礼器组合。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的鼎、爵、觚、壶等被商人所接纳，在此基础上商文化又创制了青铜斝，开始使用觚、爵、斝组合，而舍去了二里头文化人群所重视的陶盉。二里头文化陶礼器组合爵、盉、觚、鬶、尊、豆、平底盆等，在商代被鬲、爵、盆、豆取代。“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器物字在夏商之际使用的连续性，恰恰反映了这些文字代表器形使用功能的稳定性。“器物字”的传续发展，见证了夏商礼器组合的规制沿承和国家礼乐秩序的有序发展。

 

考古发现证明，早期文字与制礼作法的巫师阶层关系密切。小双桥的文字主要出土于宫殿建筑附近祭祀坑内，说明器物上的文字与祭祀活动相关。

 

（二）礼制实践与以器造书

 

从考古发掘资料分析，二里头时期就已经有了关于“礼”“乐”的实物体现，作为一种社会准则和行为规范，礼制已经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在当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当时的礼制活动，多与巫觋或“伶官”这一特殊群体的礼仪实践相关；他们不仅是礼制活动的主持和管理者，也是早期器物字的造作和书写者。何驽认为：二里头文化宗庙祭祀时，多由“伶官手持龙牌、系铜铃、戴羽冠跳舞时，它则是萬舞的道具”。杜金鹏根据二里头遗址大型墓葬随葬的绿松石龙形器以及青铜龙牌饰等，推测二里头文化有一特殊身份群体主导宗庙管理和祭祖活动，“手持‘龙牌’列队行礼，或手持‘龙牌’边唱（颂扬祖先功德）边舞”。这些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当时应该存在一个一定规模的巫师集团。其中一些巫师开始结合礼仪需求，在不断使用和实践中，依照礼器的形状创制“器物字”。因此，青铜器中的“龙形”牌，玉器中的璋、戚，陶礼器中反复使用的爵、盉、尊、豆、壶等相关“器物字”率先出现。这些象形文字最初与祭祀、占卜关系密切。也可以说汉字是由分布于多区域的先民们在族徽、计数、祭祀等文明要素的基本需求下，不断地创造着、积累着，最终由夏代国家巫师集团汇集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象形文字系统。

 

由是观之，二里头的器物字基本是按照礼器的客观形体，用线条勾画出器物的特征的造字方法。器物字多用正视角度表示，绘画水平极高，把器物的特征表现得十分准确，这应当是有着超高绘图技术的巫师完成的。这些早期器物字的特点是形象逼真、器物与读音一体，每个符号都有相对稳定的书写方式。对比新石器时代刻画在器物底部的符号，二里头文化的“器物字”同礼器组合与礼制活动密切结合，属于真正的文字体系。

 

结论

 

考古研究表明甲骨文中的“册”，并非龟册，而应为竹简串编的简册。二里头文化目前无大量文字发现，应当与文字载体有关。二里头文化发现的文字符号多在陶器上面，但陶器主要是生活用具，偶尔出现的单体文字多与“族徽”有关。考古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文字的创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每一个重要阶段都有创新和改进，二里头的文字在商代延续使用，但商代早期、晚期都还在不断地创制出新的文字。

 

通过对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文字类符号进行分析，可以推测那些刻画在陶大口尊口沿内侧的数字符号多是用来做标记的,可能是举行祭礼时表示祭器陈列的位置次序等功用；那些刻画在陶器外侧的“尊”“罐”“镞”等象形符号当与二里头文化手工业生产作坊有关的工匠族徽或氏族标志有关。这些字符与商代象形文字的相似性极强。商代部分“族徽”象形文字，很可能来自二里头文化时期，二者一脉相承，展现出文字系统的连贯性。研究发现，刻画在陶器上的陶文和以礼器为代表的象形字的使用者不同。二里头文化陶器的符号多出土于作坊区，以及居址和废弃的灰坑中。这些日用陶器上的符号传递的信息多与作坊或者“族徽”有关。二者使用的场景地点不同，而礼器都出土于墓葬中，特别是青铜礼器都出土于大墓中，这与当时举行的祼礼关系密切。与礼制有关的象形字显然与制度、秩序有关。因此二里头文化文字的使用者当是具有沟通神灵资格的帝王与巫师。

 

通过考古发现的比较研究，可以梳理出中国早期文字的发展脉络。从文字创制之法来看，中国早期文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商代后期大部分象形文字都经过不断简化与提升，成为突出部分特征的文字。但少量象形文字的图画特征仍可在早期青铜器、陶器、玉器形象中找到原型。考古证据表明，商代甲骨、金文中有一批象形文字取象于二里头时期的器物，这些文字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开始出现，并以类似于“活化石”的形式保留在商代文字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是礼制，中国文明起源走的是一条独立的礼制文明之路。中国早期文字与礼制、礼器关系密切。正如卜工所说：“古代中国的精神生活自成体系，别有洞天，别样精彩。那是礼制的天下，礼制的天堂。其发生的年代更早，礼仪活动更有秩序，礼制的观念和意识流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特色。……礼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魂魄之所系，根基之所在。”汉字作为华夏文明的承载工具，对文化的传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是世界唯一一脉相承的文字体系，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它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成果，也是促成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绵延五千年而不断裂、独一无二的文明的主要原因。

 

要之，通过比较二里头文化器物造型与商代器物字的相似性、梳理象形文字的发展脉络，或可找到一条研析中国早期文字传承脉络的新思路，勾勒出早期文字一脉相承的演变轨迹。由此可以推断，二里头文化的文字在早商时期延续下来，并在殷墟时期得到了发展，从而形成公元前两千纪以来中原地区的文字传统。而华夏早期礼制文明的发展，也在夏商文字的传续发展中，见证着礼器组合的规制沿承和国家礼乐秩序的有序发展。

 

作者袁广阔，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0089）。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P100—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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