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30余年来，我国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基本弄清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应有的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等，同时也出现了不少令人担忧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形成了一些错误观点，严重误导了我国学术界和普通民众，严重威胁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新时代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关于苏联共产党历史和苏联历史的正确结论，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反对针对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注意区分学术问题、认识问题与政治问题、原则问题，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结论，通过理论辨析和思想引导解决认识分歧，努力达成共识，共同进步。
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1](pp.35-3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广泛而深刻，围绕苏联剧变研究的争论就是其中的一个鲜明表现。我们不能因为苏联问题是个历史问题、外国问题而放松警惕，更不能将之视为一般学术问题、认识问题而任由错误观点传播。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吸取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但只有形成科学认识、得出正确结论，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做到引以为鉴。
笔者长期关注并研究苏联问题。苏联解体30余年来，一方面，我国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基本弄清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应有的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等，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政治结论、学术观点、话语体系和史料支撑，对成功抵御苏联剧变对我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的冲击，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发挥了重大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不少令人担忧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少数研究者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客观辩证地分析苏联问题，全面科学地总结苏联教训，而是仍停留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甚至赫鲁晓夫等人的错误立场和错误观点上，或从西方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片面看待苏联剧变，替戈尔巴乔夫错误改革辩护，为赫鲁晓夫错误理论张目，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严重误导了我国学术界和普通民众，严重威胁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给思想领域带来不应有的混乱，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一、宣扬苏联剧变“必然论”“进步论”“好事论”
苏联剧变是复杂的政治事件，历来有不同的评价，我国学术界也不例外。总体上看，我国大多数学者能够坚持运用唯物史观，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视角出发，站在人类正义和进步事业的高度，正确评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总体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对于广大苏联人民而言是一场大的灾难，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而言是一次大的倒退，对于人类进步事业而言是一次大的曲折。这个观点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和主流。当然，也出现了不一样的看法，有代表性的就是苏联剧变“必然论”“进步论”和“好事论”。
苏联剧变“必然论”认为，苏联发生制度演变、执政党垮台、国家解体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历史的必然”。持这一观点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认为俄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因此十月革命是历史的“早产儿”，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存在“先天不足”，加上斯大林模式的“后天失调”，最终走向失败是“命中注定”的。这一观点同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苏联共产党（以下简称苏共）领导人在苏联解体后，“甩锅”亡党亡国责任的辩解如出一辙。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直言：共产主义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卡尔·马克思的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它被引进于现实社会里，这是一个错误”。[2](p.384)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雅科夫列夫认为，“布尔什维主义专制践踏了通向民主的运动”，苏联近70年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迷误”，俄国驶入“离开人类文明正道”的“死胡同”。
把十月革命视为俄国社会的“早产儿”，是不懂历史辩证法的典型表现，列宁在世时就对这一唯生产力的陈旧论调给予过严厉批判。针对第二国际以及俄国民粹派发出的“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诘问，列宁指出：“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列宁还深刻地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3](pp.778、777)历史也充分证明，苏联剧变并不是生产力不发达、经济文化落后造成的结果。与此相反，苏联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错误宣扬十月革命“早产论”，势必让人怀疑生产力比俄国更为落后的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影响甚至动摇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苏联剧变“进步论”认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使苏联人民从此走上“自由民主幸福”的康庄大道。尽管在苏联解体前后苏联人民经历了苦难，但这只是暂时的，光明的前景已经展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剧变是“历史的进步”。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确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严重“剥夺”了苏联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使苏联严重背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航道，国家因此丧失活力和前进动力。苏联剧变帮助苏联人民从斯大林模式的桎梏中“解脱”或“解放”出来，帮助国家走出“历史的迷误”，重回文明发展的正轨，因而“在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是个进步”，“戈尔巴乔夫摧毁了一个大国，废除了共产主义制度，同时为一个民主和自由的俄罗斯社会奠定了基础”。
上述看法从根本上否定了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在实践探索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无视广大苏联人民在苏联解体前后普遍遭受了一个相当长的苦难期，也无视苏联解体后独立的绝大多数国家至今仍未从那场惨烈的“政治地震”中恢复元气。即便有个别国家痛定思痛，从废墟上顽强站立起来，努力克服苏联解体的影响，经济社会有了一定发展，但也不能以偏概全地认为苏联剧变是“历史的进步”。从根本上讲，苏联原各加盟共和国在苏联解体后选择资本主义道路，都不可能引领国家和人民走向繁荣富强。连俄罗斯总统普京前不久也发出这样的感慨：当前的资本主义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苏联剧变“好事论”是从地缘政治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苏联解体消除了中国来自北方的最大威胁，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因此，苏联解体、苏共亡党不见得是件坏事，不宜过分宣扬苏联解体的悲剧性、灾难性。此观点只看到了苏联解体带来的一个方面影响。任何事件尤其是重大事件发生后，一定会产生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这是事物两面性的表现。我们分析事物不能仅看一面，只注意有利的一面或不利的一面，而忽视其相反的另一面。同时，要对两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分清主次，明确哪一方面占主导，并予以重点关注。
从两国关系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角度看，中苏论战、中苏军事冲突、苏联搞霸权主义，包括苏联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这一系列事件毫无疑问对中国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当时也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我们姑且不论站在人类正义和进步事业的立场来看，苏联剧变不仅给苏联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而且使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世界格局发生了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逆转，人类文明进程因此出现重大倒退。单就中苏关系而言，还应当坚持发展的观点，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不会永远存在，有修正错误回到正确轨道的可能，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史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况且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中苏矛盾已经有了明显缓和与改善的迹象。解决中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消除中国国境的北方威胁，不一定要以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为代价。
还有观点干脆不承认“苏联亡国、苏共亡党”这一命题，理由是地理上的“苏联”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原苏联版图变成了十几个新独立的国家。虽然没有了历史上的苏共，但现实中有苏共的后继组织。这个说法和理由是非常荒谬的。照此逻辑，不应责怪商女没有亡国恨了，因为地理上的南朝故土还在，何来亡国之恨呢！以此类推，也无须关注中国王朝覆灭史、近现代中国屈辱史了，因为地理上的中国还在，只不过变换了朝代、确立了新统治者而已。当外国列强闯入中华大地横行霸道时，炎黄子孙也不该有丧权辱国之耻、亡国灭种之忧了。国家是一个地理文化概念，有人居住的地方才会成为国家，仅谈论作为地理概念的国家，刻意去除国家的民族内涵、历史文化属性，以此淡化否定苏联和苏共存在的意义，不承认苏联亡国、苏共亡党是历史的悲剧，除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作祟外，找不出其他合理的解释。
二、把苏联剧变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
为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声称“苏联的经验有四分之三以上是令人怀疑的”，1“斯大林所创立的社会结构的模式崩溃了”，“几十年来强加给党和社会的模式已遭到战略性的失败”，2苏联搞的是“扭曲的”“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因此，要彻底“告别过去”，“炸毁一切”，“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4](p.229)“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3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直言：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临的危机具有“并非局部的，而是整个制度的性质”，苏联的社会主义已经蜕变成“极权主义制度”，因此“应该不是完善整个制度，而是攻入它的基础本身，改变这些基础”。[5](p.71)雅科夫列夫则指出：“实质上，马克思据以建立其‘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大厦的全部具体经济结论中没有一个是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6](p.74)
应当说，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出于自身反动立场或推卸苏联剧变责任等的需要，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成就，恶意歪曲苏联社会主义性质，把苏联剧变责任主要归结于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是可以理解的。只是中国学者在研究苏联剧变原因时，不能重复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的错误论调，而要根据事实和材料，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结论。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错误看待斯大林、歪曲苏联历史的观点，被我国部分学者不加辨别地照搬过来。他们基本继承了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甚至赫鲁晓夫的“衣钵”，否定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苏联模式“极权论”“失败论”，鼓吹中国“去斯大林化”“去苏联化”，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进行彻底切割。有人说：“不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上看，斯大林—苏联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相距甚远，它不可能到达科学社会主义的彼岸。因此，我们可以说，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其主要方面不反映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层，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的长期统治下，墨守成规，不思改进，导致苏联体制日益僵化，最终病入膏肓，积重难返，被人民所抛弃。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有主观和客观、党内和国外的各种原因，但归根结底是国家体制内固有的弊病和缺陷未能得到克服而致，这一结局标志了斯大林模式的终结。”
还有人断言，苏联模式“背离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起码宗旨。这一切都说明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本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前苏联模式的本质是官僚垄断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性质”。还有人攻击斯大林是“俄国的暴君”“苏联的新沙皇”，污蔑“斯大林按照‘圣剑骑士团’的标准建设苏共”。他们还给客观评价斯大林、斯大林模式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人扣上“斯大林主义的专制遗毒分子”“反改革的落后势力”甚至“反人类”的帽子。
有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被逼走上放弃政权这个道路的，因为导致苏联剧变的主要因素是斯大林模式。这个模式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已经走到了尽头，完全丧失活力，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已经死亡了。因此，不管后来有没有改革，也不论是什么样的改革，社会主义在苏联的最终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是“触媒剂”，仅加速了苏联的灭亡。可以断定，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苏联也许会存在更长一段时间，但那样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却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也会出现别的什么“乔夫”或“斯基”来“自毁长城”。
还有人试图为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翻案，认为中苏论战的主要责任不在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的主要错误是“左”，不是右。主要责任在中方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同苏共、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话语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因为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挑起了长达十年的“中苏论战”。有人对赫鲁晓夫“三和”“两全”理论大加赞赏，认为“全民党”这一理论“符合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苏共是执政党，对外自然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对内也要代表各个阶层的利益，苏联已经搞了4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消灭了阶级，因此，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提法并无不妥，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正是要回归马克思和列宁，恢复无产阶级国家学说的本来面目”。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剧变这一重大事件无疑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上的因素，特别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对这一事件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实也表明，历史问题为境内外敌对势力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否定苏共执政地位，制造了有利的“口实”。但要看到，历史上的问题，包括斯大林模式的问题，都不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必然造成的，主要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够完善造成的，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前提下具体体制机制不能适应苏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是通过正确的改革等途径能够逐步妥善处理与解决的。从性质上说，这些问题不带有原则性、根本性、颠覆性，只是说明了苏联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并不意味着苏共、苏联必然发生亡党亡国的悲剧，就是说，斯大林模式与苏联剧变之间不存在由此及彼的必然联系。苏联的教训表明，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对待斯大林模式及其弊端。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路线，通过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勇于纠正过去的问题和错误，那么苏共就有可能使苏联社会主义事业转危为安。而像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那样，因为斯大林模式有弊端，就完全丧失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推动党和国家改弦更张、改旗易帜，亡党亡国的悲剧必然会发生。事实也证明，正是戈尔巴乔夫推行了一条错误的改革路线，才使得原本能够得到正确处理的历史问题成为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与苏联剧变之间存在本质的必然联系。
三、认为列宁和列宁主义把俄国社会引上一条错误道路
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从批判斯大林的“罪行”和“斯大林主义”入手，进而引伸开去，否定列宁主义与十月革命。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的授意和怂恿下，苏联思想界、舆论界掀起了批判列宁、否定十月革命的狂潮。1990年，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在全苏人民代表大会上公然指责列宁：我们的整个历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写成的，如果我们的领袖和缔造者（列宁）为某种东西打下基础的话，那就是国家暴力和恐怖政策的原则。在这股思潮的推动下，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以摒弃马列主义“精神垄断”、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为幌子，取消了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从根本上瓦解了苏共和苏联赖以存续的思想基础。
受苏联剧变和苏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我国一段时期内也出现了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的逆流。这股逆流把苏联剧变与列宁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把俄国引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苏联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苏联剧变证明了“暴力社会主义”的失败，说明了列宁主义的“破产”。
为达到彻底否定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目的，这股逆流首先割裂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联系，认为“不是伯恩施坦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而且列宁“要在全世界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建立以俄国为中心的世界苏维埃，把红旗插遍世界”。种种事例表明，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而是从“左”的方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异端”，是对崇尚“暴力”的“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这些理论是对列宁主义的严重歪曲和污蔑。
有观点说：“人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现在看，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有太大的差别，而这个差别和十月革命有很大关系。”“马克思认为，革命的前提是整个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生产力的时候，就要被新的社会形态取代。列宁把这个前提颠倒过来，说马克思说的是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先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然后再发展经济。他是逆向操作。”还有观点认为：“1917年俄国爆发的二月革命，是人民自发起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革命成功后，成立了由立宪民主党组成的临时政府。而当时流亡在瑞士的列宁在德皇威廉二世金钱等的支持下，返回俄国，并在十月发动了政变，推翻了临时政府，掌握了政权。”言下之意，二月革命是俄国人民自觉的行动，而十月革命则窃取了俄国人民的革命果实，是一场没有任何正当性的反革命“政变”。
应当看到，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彻底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因而俄官方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判断发生了不同于苏联时期的变化。比如，如何看待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就出现了总体肯定二月革命、基本否定十月革命的情况。这既有受苏联时期历史虚无主义影响的因素，也有对俄罗斯发展资本主义这一现实情况的考虑。中国学者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结论。二月革命是俄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推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因而得到工人和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在俄国革命史上有进步意义，也为十月革命奠定了社会基础。但二月革命后建立的临时政府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不能满足俄国人民当时普遍渴求和平、土地和面包的愿望，不愿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不愿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夺过来，实行耕者有其田，也不愿立即结束俄国参加的帝国主义战争，实现国家的和平。因此，列宁主张迅速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为社会主义革命，用工农民主性质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取代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这股逆流对列宁进行人身攻击，丑化诋毁列宁的形象。2017年5月，在我国网络上流传的一篇文章，历数了列宁的所谓种种“罪状”，如“‘十月革命’非革命”“为泄私愤残杀沙皇一家”“出卖俄国利益给德国”“私生活糜烂”等。文章运用捏造的事实或根本没有事实，恶毒攻击列宁和十月革命，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文章散布早就被粉碎的谣言，说什么“‘十月革命’是德国支持下的叛国、暴乱与政变”，说什么当时流亡在瑞士的列宁受到“德皇威廉二世金钱等的支持”等。
这篇文章基本代表了我国国内否定列宁的主要观点。仔细梳理这些观点后不难发现，这其实不是我国国内散布者的“发明”，而是完全抄袭了苏联剧变期间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谣诼。比如，捕风捉影地说列宁是德皇“间谍”，攻击十月革命为俄国选择了一条错误道路，污蔑列宁为泄私愤下令枪杀末代沙皇一家及随从11人（连狗都不放过）等，这些谣言的源头都来自俄罗斯，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当政时的苏联。比如，当时负责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就带头鼓吹否定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言论。他公开攻击“十月革命是一场超恐怖的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是“俄罗斯一千年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是“魔鬼之歌的序曲”，社会主义的大船从此就“在血和泪的海上航行”。他还造谣说，十月革命是德国总参谋部一项秘密计划的实现，列宁拿了德国政府的巨额秘密资助，回国从事反对沙皇政权的暴动等。
由祖波夫担任主编、2009年在俄罗斯出版的《二十世纪俄国史》，也是国内一些人丑化诋毁列宁形象、攻击十月革命的一个重要来源。该书不仅断言列宁是“德国威廉皇帝的秘密代理人”，而且煞有介事地说“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为突出列宁的“惨无人道”和布尔什维克的“红色恐怖”，该书特别强调了“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对于罗曼诺夫皇族，实行的是斩尽杀绝的做法”。总之，在这部“史书”的描述下，十月革命俨然成了违背人类伦理与信仰自由、破坏社会法治秩序、充满血腥和暴力的“恐怖事件”，列宁和列宁主义毫无正义和道德可言，应当弃之如敝屣。我国有学者考证，该“史书”散布的观点在俄罗斯并不占主流，还遭到不少俄罗斯有识之士的反对和批驳。可令人不解的是，这部以极端反共反列宁主义著称的“史书”却被我国少数学者当作正面著作来介绍，书中的主要观点也在我国杂志上公开发表，成为我国一些人丑化列宁、否定列宁主义的所谓“证据”。
四、为搞民主社会主义排除所谓的历史和理论障碍
否定列宁、斯大林，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说到底是要肯定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为在中国否定毛泽东思想，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扫清历史的障碍和思想理论上的障碍。鼓吹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有一个历史的“坎”需要迈过去，这个“坎”就是苏联剧变，因为苏联是戈尔巴乔夫在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发生剧变的，因此要在中国搞民主社会主义，就必须绕开苏联剧变，把苏联亡国、苏共亡党的责任与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区分开来，肯定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方向道路，维护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正面形象。
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一是只承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具体措施上有问题，不承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方向道路上的问题。为此，他们只许批评戈尔巴乔夫是个不懂改革的庸人，比如没有始终坚持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过热，改革没有从农村起步，“反酗酒”运动、“超越发展”战略失之偏颇等，而不许揭露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实质是要把苏联全面引向资本主义，更不许批判戈尔巴乔夫之流早年丧失理想信念，是潜藏在苏共高层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掘墓人，是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可耻叛徒。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改革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殊途同归，两者的方向道路一样，都是在搞民主社会主义，只不过方式、结果不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比戈尔巴乔夫英明，懂得始终坚持以经济改革为中心，懂得政治改革须坚持审慎渐进的原则，懂得改革从农村起步，先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从而赢得了民心，避免了大的政治动荡和苏联改革失败的命运。按照这套逻辑，既能解释苏联剧变的原因（戈尔巴乔夫也有一定的责任），又便于在中国宣扬和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具有较大的迷惑性、欺骗性。
二是把苏联剧变的主要责任推给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认为长期以来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严重妨碍了苏联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严重阻滞了苏联社会进步与经济文化繁荣，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悲剧的发生。有一观点就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成功，只是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是浅层次的现实因素，只有历史上的问题，如僵化的苏联模式，才是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深层根源。就是说，戈尔巴乔夫的不当改革只是压垮苏联这个巨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戈尔巴乔夫不用为苏联剧变担负主要责任，负主要责任的还是历史上的各种问题，集中体现为斯大林模式。这一僵化保守的社会发展模式，在斯大林去世后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使得各种新旧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最后让苏联这个巨人不堪重负，轰然倒毙。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剧变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一观点在我国学术界有一定代表性。然而，不论持这一观点的人主观意图如何，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戈尔巴乔夫推卸亡党亡国责任的作用。
三是从思想理论上做文章，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民主社会主义鼓吹者明白，在中国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最大障碍，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里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批判民主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因此，要在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否定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搬掉这个思想理论上的“最大绊脚石”。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呢？
首先是把恩格斯的晚年思想同马克思、恩格斯的早年思想进行区分，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到晚年后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放弃了早年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宣扬的暴力革命论，特别是恩格斯晚年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长入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因此，需要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恢复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正统”地位。
其次，污蔑列宁主义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思想，攻击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十月革命道路是“暴力社会主义”，是从“左”的方面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修正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列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否定列宁主义，自然就从源头上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里，去除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实现对接。其好处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没有丢，另一方面又能避免“打左灯”却“向右转”的“尴尬”，从而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特色民主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可以就势改造成中国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并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民主社会主义的国际组织），中国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像北欧国家一样，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从此踏上一条“光明之路”。
再次，通过把苏联剧变与十月革命联系起来，通过为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唱赞歌，达到否定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目的。他们认为，苏联剧变不仅说明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而且说明了列宁开创的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失败，是列宁主义的破产，是俄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破产。苏东剧变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前苏东国家，无一例外地抛弃了列宁主义。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要把列宁主义“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在20世纪的人类社会制度竞赛中，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力压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显示出巨大无比的优越性，体现并寄托着人类的未来和希望；社会民主党人的执政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应该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五、归根结底是思想上偏离或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在苏联剧变问题上出现错误观点和不良倾向，有思想方法、认识能力上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是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发生了偏差，是偏离、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结果。
在苏联剧变问题的研究上，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指导思想和认识方法：一条是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力求全面客观准确地分析苏联剧变的原因教训，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和人民检验的结论来；另一条是站在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不是辩证全面地看待苏联历史和苏联剧变，而是片面孤立地看待苏联历史中的事件和人物，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运用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苏联剧变问题，必然会形成不同甚至相对立的看法。
这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和立场贯穿于苏联剧变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对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的评价上，体现在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及实践的评价上，体现在对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及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评价上。总体上肯定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必然会肯定列宁及十月革命，也必然会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一脉相承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俄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运用和创新发展。反之，总体上否定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就必然会否定列宁主义，甚至会否定马克思主义，而去肯定赫鲁晓夫及其思想，肯定戈尔巴乔夫及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这是因为，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有着思想政治上的渊源关系，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理论基础。
回顾并分析苏联剧变30余年来研究中的一些错误观点，我们需要反思并警惕的地方有不少。要充分认识苏联问题的重要性，防止有人借苏联问题说事，影射我们党和党的领袖，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人不好直接批评中国共产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于是采用迂回策略，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搞历史虚无主义。比如，借否定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来否定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借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来否定毛泽东和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社会主义成就。还有人甚至从苏联那里寻找中国搞“宪政”的依据，认为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根本教训就是没有施行“宪政”，没有搞“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如果苏联能够仿效西方搞“宪政”，社会主义事业必定屹立不倒。比如，通过修宪废除苏共的“一党专政”，在苏联确立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总统制等西方政治制度，在经济领域推行全盘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领域搞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的所谓“多元化”。苏共、苏联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亡党亡国的。事实表明，不是“宪政民主”能够拯救苏联，而是“宪政民主”搞垮了苏联。
我们要深刻吸取苏联亡国、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意味深长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7](p.113)时隔5年的2018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再次深刻指出：“我们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信念不牢也是要地动山摇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不就是这个逻辑吗？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我说过，在那场动荡中，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什么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8]习近平还强调：“历史和现实都告诫我们：全党理想信念坚定，党就拥有无比强大力量；全党理想信念淡薄，党就会成为乌合之众，风一吹就散。”[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不仅深入剖析了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实质与危害，科学分析了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和历史教训，而且深刻阐明了坚定理想信念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意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讲，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从苏联的教训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持之以恒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坚持思想建党，推进理论强党，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要坚定“四个自信”，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和马克思主义学风。要站在世界社会主义500余年的高度，站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并加强对苏共历史和苏联历史经验与教训的研究。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关于苏共历史和苏联历史的正确结论、关于苏联亡国、苏共亡党历史教训的科学分析，既旗帜鲜明地反对针对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也理直气壮地反对针对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坚定捍卫列宁的光辉形象和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客观分析和评价斯大林的历史功过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维护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传承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脉络。要鼓励发表出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苏联问题的学术成果，注意从年轻人中培养研究苏联问题的人才队伍，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当然，也要注意区分学术问题、认识问题与政治问题、原则问题。只要不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学术观点允许自由探讨，鼓励发表不同见解。对于认识上的分歧，则应通过理论辨析和思想引导，努力达成共识，共同进步。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俄]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M].孙立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王正泉等编.苏联东欧大事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5][俄]米·谢·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M].徐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6][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M].徐葵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8]习近平.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J].求是，2019，(19).1、参见王正泉、姚渭玉：《苏联的演变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东欧中亚研究所1997年编，第151页。2、戈尔巴乔夫1991年7月26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闭幕词，参见新华通讯社编印：《参考资料》1991年7月27日，第8页。3、戈尔巴乔夫1990年1月11日在立陶宛的讲话，参见王正泉、姚渭玉：《苏联的演变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东欧中亚研究所1997年编，第28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思想火炬”微信公众号，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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