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华：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的“外国谋士”

 

 

 

1991年末，以盖达尔为首的“少壮派”政府将私有化看作是“一出重头戏”。这场戏的主角选定由丘拜斯“主演”。被委任为副总理的丘拜斯只好临时搭戏台、匆忙“拉班子”，成立了全权负责私有化的“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丘拜斯亲自兼任该委员会的主席。然而，机构成立了，却缺少人才，又不知从何入手。更主要的问题是没有任何现成的规章、制度可循。

 

东欧一些国家虽然或多或少地进行了私有化改造，但在俄罗斯人眼里，东欧国家的私有化做法，不足为俄罗斯“老大哥”所用。于是，丘拜斯开始求救于美国。美国政府一口答应。美国国际开发署拨出专项基金，联合哈佛大学及有关机构制定了一项“援俄计划”。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从立法、信息以及人才培训等方面向俄罗斯政府提供帮助。

 

“美国厨师制作俄式大菜”

 

受俄罗斯政府的邀请，美国政府派遣安·施莱费尔和乔治·海伊前往莫斯科，成为美国援助俄罗斯的第一批“谋士”。

 

1991年底，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施莱费尔结识了身为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的丘拜斯。丘拜斯激进的经济思想早就引起了美国专家的注意。交谈后，颇有相识恨晚之感。一个私有化大权在握，一个另有图谋，两位一拍即合。从此，施莱费尔成为俄罗斯政府的“座上宾”，经常往来穿梭于大西洋两岸。

 

1992年乔治·海伊携家眷来到莫斯科，他将长期留驻俄罗斯。乔治·海伊的身份为美国法律专家。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负责美国政府计划的实施和协调;二是为俄罗斯政府即将推行的私有化运动“出谋划策”。

 

不久，年轻的乔治·海伊被丘拜斯任命为俄罗斯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外国技术帮助司司长。这年9月，在海伊的建议下，俄罗斯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成立“专家委员会”。10月5日，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兼“国财委”主席丘拜斯签署文件，任命美国人乔治·海伊为“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丘拜斯的同龄好友马·博伊科[1]任委员会主任。该委员会除两位是俄罗斯人外，其余均为外籍人士担当。

 

据俄罗斯报刊透露，“专家委员会”的作用非同小可。可谓“责任重大，权限极宽”。成立该委员会的第188号文件中明确规定：有关俄罗斯私有化方面的总统令、政府决议以及“国财委”主席决定等文件草案，一律必须通过“专家委员会”的评议和论证。尤其是在涉及工业部门私有化、集团控股公司的改组及企业的股权拍卖等方面，“专家委员会”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另外，“专家委员会”还负责众多规范性法规文件的审评。

 

后来，在丘拜斯的坚持下，“国财委”又发文，明令规定：机关文件必须有乔治·海伊的签署意见，否则不能盖章、编号、归档。不知是海伊的智谋超群，还是丘拜斯故作姿态，以赢得西方的好感。一时间，俄罗斯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机关内部流传着一句顺口溜：

 

我们没有海伊叔叔，俄罗斯休想得到美国的援助!

 

应当说，俄罗斯政府聘请的外国“谋士”为私有化出了不少力气。俄罗斯“国财委”借助国外专家的智力，制定了一系列的原则性法律、法规，推出了一些私有化具体操作规范。正是在国外专家的影响下，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方针才得到西方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认可。因此，国际上给予俄罗斯的援助或贷款，此间外国谋士的作用功不可没。

 

国际社会承认俄罗斯私有化领导人丘拜斯的“勇气和组织才能”，将丘拜斯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美国政府和有关基金会还分别向丘拜斯颁发奖章，以表扬他在俄罗斯建立“私有制”方面的贡献。

 

西方社会通过私有化这扇“窗口”得以透视俄罗斯，终于看到了剥去了面纱之后的俄罗斯经济实力，或多或少地触摸着俄罗斯经济脉搏。

 

俄罗斯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这个主管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几个月后就成为一个“凌驾”于其他部委之上的“超级大部”。正是这个部门掌握着比原克格勃还要多的经济机密。这里每天汇集着有关俄罗斯工业布局、企业经营、资产状况等数据材料。有关人士指出，在俄罗斯，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最清楚俄罗斯70年的“家底”。

 

外国谋士掌握俄罗斯的“家底”

 

俄罗斯“国财委”的机关大楼门前，正规警察部队荷抢实弹，平常人等不得随便靠近。然而，来自“冷战”对手的美国人海伊先生却能畅通无阻。

 

1992年初，受俄罗斯政府邀请的外国专家共有200人之多。外国专家提出，过去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封闭”现象，是企业走向市场、吸引外资的最大障碍。今后，包括军工保密企业在内，私有化时必须“公开化”、“透明化”。

 

在原苏联，特别是冷战时期，全国上下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克里姆林宫的上层领导设有专门的通信专线，具有反干扰、反窃听等功能。原“克格勃”下属特别技术局负责专线联系。倘若某高层干部下台，特别专线即告中断。社会所有组织、企业都有相应的保密规章制度。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保密部门几经改组，实力大为削弱，但“克格勃”的传统仍在。俄罗斯成立“国家技术委员会”，直接隶属总统。负责和协调政府通信、档案和保密工作。原克格勃的有关业务局也归属该委员会领导。

 

1996年受俄罗斯总统监督总署的委托，“国家技术委员会”对私有化的主管机构“国家财产委员会”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使俄罗斯保密部门大为震惊。

 

俄罗斯“国财委”的办公大楼里，摆放着不少先进的办公设备。一些正在使用的电脑、复印机等都是以某西方财团的名义无偿赠与的。这些办公用具有的放在工作间，有的放在会议室。检查人员发现，这些外国赠与的“礼品”未经任何特殊技术检测，竟然处理着大量的国家机密资料。办公用房没有安装反监听、反拍照的设施。是无意的疏忽，还是有意的坦诚?

 

此事一经披露，俄罗斯舆论哗然。有的政治势力呼吁，俄罗斯迫切需要制定“经济安全战略”，以维护民族利益，保护国家安全。相反的意见认为，应当摒弃“冷战”时的思维方式，放弃对立思想，努力建设一个开放社会。

 

在外国专家的建议下，1992年11月，叶利钦总统签署命令，筹建“俄罗斯私有化中心”。随即，俄罗斯境内纷纷建立“私有化中心”。这是一个半官方、半民间性质的机构，任务是搜集当地企业的信息，了解每个企业的状况和发展前景，为可能的投资者，待别是外国投资者提供信息帮助。“俄罗斯私有化中心”的经费来自外国的资助。人员编制属俄罗斯“国财委”配备。一般每个地区的“中心”有3人～5人。工资以外汇支付，每月平均1000美元左右，这是俄罗斯社会平均工资的6倍～8倍。这类“中心”的人员不多，但能量却很大，活动范围西起波罗的海，东至太平洋，北自北冰洋沿岸，南及黑海海域，共计200多个。

 

私有化的信息搜集工作不能说不细。俄罗斯安全技术部门在检查中发现，“国财委”掌握了俄罗斯内务部、反间谍局、总参谋部等机构的秘密“据点”。这些“据点”多为用作掩护的民用房产，大概也应属私有化之列。让保密检查机构大为吃惊。

 

俄罗斯一些报刊透露，国家财产委员会邀请的国外私有化问题顾问中，有不少人与国外军方或情报机构有联系。在美国派遣的援俄谋士中，既有俄罗斯问题专家，也有美国军方甚至是中央情报局的谍报人员。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武官迈克·迪萨罗，对俄罗斯私有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迈克·迪萨罗1989-1992年在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工作期间，与任俄罗斯政府私有化问题顾问的海伊关系密切。美国使馆武官在海伊的协助下，多次前往俄罗斯腹地，了解和搜集俄企业和经济私有化的进展情况。

 

另据俄罗斯联邦安全总署(前身即“克格勃”)的材料，1992年12月迈克·迪萨罗以国际财团代表团的身份来到俄罗斯第三大城市——下诺夫格罗德。下诺夫格罗德即苏联时期的高尔基市，位于著名的伏尔加河沿岸，是俄罗斯重要的军工生产基地。俄罗斯的反间谍机构认为，迈克·迪萨罗此行的目的绝非欣赏伏尔加河秀美的风光，军工企业的股份拍卖更令美国武官感兴趣。

 

莫斯科电极总厂的厂区里，座落着“石墨”科学研究所的反应堆。在私有化过程中，而正是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工厂，30%的股份被一家名为“格拉尼克斯”的公司买走。实际上这家投标公司的出资者就是美国法律专家海伊先生。现在，莫斯科电极厂，已经不再接受俄罗斯军工和航天部门的订货，转而采用美国工艺，为美国有关部门生产零配件。

 

谋士?谋报?商人?

 

除搜集信息，出谋划策以外，美国谋士还不忘利用私人关系和俄罗斯私有化的大好时机，为个人牟取“利益”。俗话讲，“既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既然俄罗斯社会“权钱勾结”，腐败严重，何不乘机捞上一把。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1997年5月美国国际开发署在清理援外计划时，发现在由施莱费尔和海伊两人负责的援俄计划“账目混乱”。上述两人利用在俄罗斯政府中的影响和上层高官的亲密联系，大肆活动，牟取私利。他们的所作所为，辜负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信任。为此，美国当局决定下令暂停此项计划的实施，并着手对两位“海外谋士”进行调查。

 

早在1992年美国政府通过国际开发署，以哈佛国际发展研究院的名义在俄罗斯建立基金会和“规范经济研究所”。1992-1996年间，通过基金会和研究所，美国国际开发署先后耗费100多万美元，用于支付各种名义的酬金、稿费、讲课费等。

 

据美国和英国的舆论界透露，在1992-1997年的5年时间里，施莱费尔和海伊里应外合，利用职务之便，大谈生意之道。在施莱费尔的暗中帮助下，海伊动用美国政府的资金，投资于俄罗斯政府发行的债券。

 

由于近几年俄罗斯政府财政“捉襟见肘”，故采取了在境内外大量发行政府债券的方式解决预算困难。俄罗斯政府发行的债券“回报极高”，曾一度达60%，境内发行债券的利率则更高。海伊利用良好的关系和灵通的信息炒卖俄罗斯政府债券，既不妨碍“传道授业”，又能“淘金赚钱”，何乐而不为?

 

哈佛经济学家施莱费尔也不甘示弱，动用自己的夫人上阵。此后他们在莫斯科建立了投资基金会。利用俄罗斯国有企业股份拍卖、公司重组之际，不失时机，进行投资。两位美国先生利用在俄罗斯私有化总部的关系和影响，全面掌握上市竞拍的企业的“标底”。夫人的基金会屡屡选择前景看好的原材料、石油和天然气等公司，“发发必中”，总是恰到好处。因此基金会盈利丰厚。

 

不知是俄罗斯舆论界不了解此间的内幕，还是由于美国谋士有俄罗斯高官的庇护，俄罗斯社会对此一直表示沉默。甚至连丘拜斯的反对派对这种“有伤俄罗斯民族自尊心”的行径也奈何不得。倒是美国政府察觉了施莱费尔和海伊两人的“不轨行为”，美国国际开发署规定，项目官员不得在受援国参与任何投资或商业性活动。这样一来，两位谋士的“后院起火”，他们急忙转移和隐藏文件和账户。待美国政府开始调查时，甚至连档案材料以及价值50万美元的办公设备也不知去向，而这些本属于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哈佛大学所有。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奉命约见俄罗斯警方，并提出抗议，美国报界也纷纷刊出文章，将俄罗斯描绘成“犯罪国家”、“黑手党的天下”。一些与援俄计划无关的美国俄罗斯问题学者，也借题发挥，认为俄罗斯是“世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外国政府的帮助往往会适得其反，最终受益的将是极少数‘权贵或富人’”。

 

面对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指责，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丘拜斯一面为自己的美国密友辩护，一面立即断绝了今后与哈佛的合作。并声言“这是美国内部反对俄罗斯改革势力一手策划的，是一场阴谋”。

 

然而，不管怎样，俄罗斯私有化事实上只是给少数人带来了“好处”。丘拜斯在俄罗斯的名声一直不佳。这一点连丘拜斯自己都承认。俄罗斯社会流行一种说法，称“俄罗斯除非懒得动嘴的人，才不骂私有化”。美国谋士们的所作所为，虽然没有直接触及到社会普通百姓的利益，但无疑更进一步损害了俄罗斯私有化的“名声”。社会调查材料表明，大多数俄罗斯居民认为，私有化与其说是积极的经济改革措施，不如说是一场政治阴谋。私有化过程中接连不断的“丑闻”，只会更多地为私有化反对派提供攻击的“炮弹”。

 

注释：

[1]马·博伊科后来在1996年丘拜斯担任总统办公厅主任时，出任办公厅副主任之职。1997年夏天，来自“圣彼得堡私有化突击队”的另一名重要成员科赫因丑闻被迫辞职，博伊科接任副总理兼“国财委”主席。但时不多久，博伊科便因“稿费丑闻”，同其他几位“私有化”高官一同被解职。

 

(本文原载张树华著、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私有化，是祸?是福?——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一书。)

 

（作者：张树华，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来源：红色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