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品越 | 用《资本论》的思想分析中国股市：成就、问题与对策建议

 

  

       第一部分：理论分析

　　　　　　　　　　　　　　  　　  　　　

一、中国股市现状分析：成就与问题

 

（1）中国股市成就巨大：国有企业的强壮剂；民营企业的母乳；制约通胀的储水池（股市吸收了大量货币使“货币消失”），人民的理财工具：社会稳定器（股市天然怕乱，乱世会崩盘。同时要求政府经济决策避免经济动荡，否则会因股民损失惨重而诱导社会动乱）。中国股市还是中国经济信息化的前锋：建立了全球顶级的巨型股票交易系统，三十年来没有发生大问题。

 

（2）长期积累的问题终于在新时期集中暴发：

 

中小股民普遍没有从股市中获益，潜在股民“望股生畏”；

 

扩张动力严重不足融资能力衰退（每一次IPO都引起股市剧烈震荡下跌，导致管理层IPO受到民意压力越来越大）。

 

圈钱现象严重，导致股市的资本金越来越少，必然导致市值随之下跌。

 

这些是整体制度的系统性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

 

    二、不能照搬西方股市制度解决中国股市的问题。

 

中国股市制度的设计者，必须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与民族文化自信，以人民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解决中国股市的制度问题。

 

（1）西方的股市制度一是不合中国国情，二是其本身远非完善，百年来不但未能解决其自身危机，而且面临问题日益加重——

 

    1929年10月28日黑色星期一：道琼斯指数下跌13%

    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道琼斯指数下跌23%

    1989-1990年，日经225指数从38000跌至14000，下跌64%

    1997年，照搬西方制度的东南亚、南美诸国股市汇市双双暴跌，国民财富被西方投机基金一扫而空

    美国“新经济”曾经蒸蒸日上，然而企业玩弄高科技概念来圈钱，纳指一周下跌25.3%。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从美国暴发，殃及全球。

 

（2）西方股市制度在指导思想上的根本缺陷：新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

 

新自由主义者迷信“看不见的手”而纵容投机基金掠夺人民剩余价值，危害中小股民。亚当·斯密的长篇巨著《国富论》只证明了非垄断的自由市场存在“看不见的手”，但从来未有人论证过虚拟经济市场存在着上述“看不见的手”，所以这只是新自由主义者的信条而非科学。

 

资本市场“看不见的手”是由无数只“手”组成，高杠杆率放大了国际投机基金的垄断性，形成可以操纵价格的巨型大手。垄断的“大手”与分散的“小手”之间的不平等性，注定自由主义股市制度必然坑害中小股民。如果奉行新自由主义，香港经济在1998年国际投机资金围剿中必然毁灭。 

 

而实行凯恩斯政府干预政策，政府只能打被动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顾此失彼；而且风险极大，成本高昂。这方面事例很多，不必枚举。

 

结论：我国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股市制度，在战术与手段上充分吸收、利用和借鉴西方股市的操作工具及其经验，为发展实体经济、保护投资人（特别是中小股民）利益服务。

 

三、用《资本论》看中国股市

 

（1）马克思主义核心观念：劳动二重性。

 

列宁：“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劳动二重性奠定了社会物质二重性基础：一切社会物质（商品、资本等等）既具有自然性，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力量。资本是负载于生产要素的社会经济权力。货币是社会经济权力的符号。《资本论》的根本思想是寻找市场经济背后的建立在劳动价值基础上的经济权力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要求我们通过分析股市现象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即股市内部的权力结构，才能找到上述问题根本原因，找到相应的对策。

 

（2）马克思的虚拟资本概念：分割未来剩余价值的所有权证书

 

《资本论》第3卷第25章：《信用与虚拟资本》。虚拟资本是由实体资本（投入到实体生产活动中追求自身增殖的剩余价值）通过信用而产生的资本符号，是分割实体经济未来剩余价值的凭证。

 

虚拟资本形式：债券、股票、超发货币、衍生品

 

为什么是“虚拟的”？因为它们所代表的实体资本依然存在并运行着并消耗着，其运行与这些证券无关。证券本身不能直接进行实体生产活动，“完全像价值符号一样，只是价值的权利证书”（7-575，表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575页，下同）

 

从实体经济到虚拟资本的生成过程即“资本化”，也即“证券化”：股票“只是有权取得未来剩余价值的所有权证书。”（7-519）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 （7-532）“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作资本化。”“这种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7-528、527）因此，虚拟资本是实体资本通过信用机制而得到的实体资本的证券化形式，是由实体资本派生出来的分割未来剩余价值的权力证书的虚拟资本，是实体资本的符号。

 

（3）虚拟资本的“独特的运动”：投资与投机，投机的合理性范围取决于其定价机制。资本提供了劳动条件，而劳动力生产出了剩余价值。因此股东能够分割由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生产可持续性的前提条件。股票是有权取得未来剩余价值的所有权证书，所以“分红”是股市一切行为的基础。

 

虚拟资本的“独特的运动”——两种分割剩余价值的获利行为：投资与投机：

 

投资行为：投资实体生产剩余价值，通过分红来获利，此即财产性收入。

投机行为：由投资风险派生出的经济活动。投资风险即实体经济的经营风险，由此产生利用价差获利的机会。获利=价差*(基本金*杠杆率)，其风险是对价格变动的预判的准确率。哪里能够制造出价格差，哪里就有投机，所以投机是投资风险的必然产物，不可避免。投机（Speculation）具有尽早发现投资风险与投资效率差异的正功能，从而具有发现和创造合理的股票价格的功能。但这必须以对投资的“Speculation”（理性推恻）为基础。这种投机是股市的有机组成部分。

 

（4）股市与赌场的区分标准：股价的决定机制完全不同

 

股市是通过股价来进行利益再分配的市场，其唯一决定因素应当是其未来分割利润（即分红）的能力。这是股票与实体经济的唯一联系。市盈率是历史分红能力，是未来分红能力的重要但非唯一参考依据。未来分红能力决定于市盈率、企业分红比例、成长性（发展机会）和经营风险等等。据此而进行的投机是发现股票价值的投机。

 

一旦股价与未来分红能力无关，其定价机制是脱离未来分红能力来炒作概念与消息，这时股票就是游戏符号，股市就是地地道道的赌场。中国股市的第一任务就是重塑定价机制，不能再沦为赌场。

 

（5）中国股市的权力结构与剩余价值流

 

分析资本市场权力结构与收支平衡后的剩余价值流图表（略），得到如下结论：社会主义国家的交易所有责任代表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人们靠自身劳动所获得的剩余价值能够通过股市的直接投资而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权利。但是，散户受股市中各种权力的支配，而其投入的剩余价值遭受到各种权力的分割。因此必须建立社会主义股市的权力制约体系。

    第二部分：政策建议

 

总原则：资本市场是经济权力体系，因此必须建立股市权力制约机制，这种制约机制尽可能采取制度性自动约束机制，减少人为权力干预与自由裁量权。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股市中的进行下述四个方面的权力制约：

 

一、对上市公司管理层与大股东的权力制约

二、对新股（包括企业增发股票）的发行与定价机制的权力制约

三、对股市管理机构与券商的权力制约

四、对证券基金机构的权力的制约

 

新老股“双轨制”定价机制、上市公司与大股东的圈钱行为、机构操纵市场价格的投机行为是中国股市沦为赌场的主要原因，是股市的腐败。而新老股的价格“双轨制”是重要制度漏洞，使这类腐败行为得以制度化。

 

    一、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的权力制约

 

（1）强制性制度化分红政策：按照企业利润制度化规定上市公司分红数额，只有如此才能确立股票定价基础，逐步培育健康的股票定位机制，这是确保中国股市不沦为赌场的制度基础。

 

未来分红能力是股票存在的唯一理由，是确立股票价格的唯一依据。而历史分红是确定未来分红能力的重要参数。股价及其投机是由未来分红能力派生出来的。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分红。利润是否转化为企业下一轮投资的权利应完全交给投东个体自己决定。绝对不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所谓“民主”来剥夺个人对资金支配权。

 

分红的唯一形式是现金。禁止用配股、送股等方式代替。用分红资金参照市价（例如规定只能下降2%）购买的股票进行企业股票的扩容以利扩大再生产。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强制现金分红的时间节奏、比例与原则。违背者退市。这是重塑以未来分红能力为基础的股票价格决定机制的最基础的环节。

 

（2）加强融资监管，严禁大股东与企业管理层圈钱

 

企业从股市的融资并非企业的财产，而是股民的财产。国家有权力与义务委托相关机构对其进行严格监管。确保其用于企业实体经济的扩大再生产，利用大数据技术实施对资金的跟踪制度，严防其炒作虚拟经济。防止企业借公益、慈善之名转移股东资产。

 

低价的原始股是历史遗留给大股东的公共财产，不完全等同于大股东的私有财产，其差价建立在对中小股民的掠夺的基础上。国家应当理直气壮地建立更为严格的规制，严防大股东通过减持股票而圈钱的活动。大股东兑现造成对中小股东重大损失的，其有赔偿的责任。

 

（3）通过上市公司退出机制来制约权力

 

证交所拥有的对上市公司的一系列权力中，退出机制是最重要的管理权力。将利润率只是退市的标准之一，对中小股民的侵害、违反分红制度作为强制退市的红线，目前要提高退市率。尝试建立退市保险制度，减少退市对股民的冲击。

 

废除“借壳上市”：“借壳上市” 圈钱是股市政商勾结的腐败的祸根之一

 

二、改革新股发行与定价机制

 

   （1）改革IPO发行制度：自动化透明审核制

 

注册制在中国行不通，因为国家太大，企业太多，信息高度不对称，导致市场无法容纳如此众多的企业，股市必然沦为盲目跟风的赌场。

 

审批制容易导致腐败，腐败成本必然普遍地转向股市索回，由此必然促成股市圈钱之风蔓延，最后因法不责众而成为股市潜规。

 

出路：上述二者结合，实施“自动化透明审核制”：以大数据为基础，管理机构负责核定信息的真实性（作假者永远终止上市资格并作相应处罚）。在此基础上，按照明确的规条综合考虑企业素质与国家需要，给申请上市的企业自动打分排队上市，按照市场容量安排上市节奏，减少审核的自由裁量权。证交所在此过程中的收费合法化、制度化。

 

（2）建立新股的市场化定价机制
    

由于迷信外国，目前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制度化的价差，是中国股市的祸害的主要原因之一：

 

祸害之一是不利实体经济之发展：只有一级市场融资直接进入实体经济，二级市场与一级市场之间的巨量差额资金滞留在套利人手中，没有发挥其发展实体经济的作用，这是制度性缺陷。

 

祸害之二是成为腐败与圈钱的制度化源泉：从“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连续涨停，只赢不亏，违背了股市市场定价机制；大股东原始股稳定获利，能够通过高杠杆而获得巨额资金的官员与机构实际中签率高稳定得利，这是对二级市场中小股东的制度化腐败。

 

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价格差异的根本原因：定价机制的双轨制

 

新老股定价机制不同，本质上类似于改革开放初期实体经济的“价格双轨制”。中国第一批腐败分子是利用这两种定价机制的差异的“倒爷”。现在中国股市的大股东与投机者正是股票市场上的“倒爷”。

 

（2）基本对策：废除新老股定价“双轨制”，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新股的完全由市场定价的机制（新老股单轨制）。实行新股完全市场定价：即仿照二级市场进行市场定价，同时去除对新股的涨跌停限制。具体做法：

 

卖方为上市公司，为实现最大化融资而力图推高股价。上市公司将待发行的股票交给n个相互独立的临时帐户，每一账户根据行情自由定价，推出各种不同价格与股票数量的卖单。上市公司采取激励措施以促使各个账户的股票以尽可能的最高价售出，以利企业融资兴业。

 

买方为散户与基金机构，必然追求最低价。通过完全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定价报买单，其当然追求尽可能低价买进。

 

第三方为证券公司：对相互博弈的卖单与买单进行匹配以成交。

 

严防上述过程中买卖方串谋。一经发现，立刻中止其交易行为，并作其他民事乃至刑事处罚。

 

规定上市公司可以在指定时间区间内（例如一个月内）销售完所得到的股票配额，逾期未售出的股票不能再售出。这就避免新股上市售完而造成的对资金面的冲击，逐步实现IPO常态化。

 

三、对交易所与券商的权力制约与责任规定：

 

（1）国立证券交易所应当被授权而拥有部分公共权力。与一般央企与事业单位不同，中国证交所应当在证监会的领导下，拥有一定的行政裁判权与执行权。否则无法对市场违规现象作即时反应，以应对股市的瞬息万变。否则共产党对资本市场的领导权会被架空。而证监会具有领导与监督职能。

 

（2）改变券商营利模式，建立与中小股民与实体经济的利益共同体

 

券商现行营利主要靠交易额抽取佣金，缺点：第一导致券商希望股民频繁交易，助长投机行为；第二容易与基金机构建立利益共同体，甚至掩护与促成机构大进大出的投机行为，侵害中小股民。这部分收费应当适度减少。

 

建立“中小股民、实体企业、券商”三者的利益共同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使券商成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桥梁：券商收入主要来源于股东投资性收入，而不是来源于炒家的投机行为。可以从股东的分红中分得部分利益，有利于促进与制约企业分红，使券商关心实体经济发展。

 

四、建立对机构投资者的权力制约体系

 

证监会在这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举措，这里不作赘述。

 

结语：

 

站在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来建立一套新的利国利民的股市制度，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一次次股灾与腐败案件，已经使中国人民对当下中国股市心寒意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不相容。股市的根本性改革，建立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股市的新“雄安”，已经是国人的普遍共识与热切期盼！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强有力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为这样的新制度创造了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