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人类历史的奇迹，长征精神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2000年美国《时代》周刊出版了一本《人类一千年》，评选出人类1000年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100件事情，我国入选了三件，其中之一就是长征。美国历史学家、政治传记作家布赖恩.克罗泽说“长征是一篇史诗，岁月的更替，意识形态的差异，都不能使之失色”。无论你属于哪个国家，哪个政党，谈到长征都会肃然起敬。每到10月，尤其是逢5、10周年大庆，全国各地各部门都会以不同方式纪念长征，缅怀在长征中牺牲的红军将士，向长征的英雄壮举致敬，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然而，近期网上却有一股杂音，歪曲长征胜利是国民党“放水”的结果。
这种言论来源于财经杂志2012年第17期《放水长征路》一文。该文曾于2012年在网络上广泛流传，2013年、2014年和2016年也有媒体转载。今年，这篇文章又被翻了出来，只不过题目换成了蒋经国曝料（《蒋经国谈红军长征胜利真相：“因为我们放水”》、 《蒋经国谈红军长征胜利真相：“因为我们放水，而且放对了”》等），而2012的原文只提到蒋纬国在口述回忆时进行曝料。从2012年到2017年，看来有人对给长征“放水”一直念念不忘，不达目的不罢休；从蒋纬国到蒋经国，曝料人身份越来越复杂，就算暂时达不到目的，把水搅浑，动摇部分人的视听，说不定将来哪天就能将长征这座丰碑一举推倒。
通读原文（《放水长征路》），虽然文章也承认，想要提出“放水”的确凿证据比较困难，必须从蛛丝马迹中顺藤摸瓜才能发现一些线索，但还是列出了一些证据，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
一是曝料人身份特殊，为蒋介石次子蒋经国，按常理可信度高；二是蒋介石本人有“放水”意图，不但在兵力部署上开了口子，还曾在日记中记载：红军遭重创后，可只用少数部队迫近，加之飞机轰炸，同时用政治方法招降。1934年底，蒋又在日记中记载，欲将追剿红军与抗日、控制西南结合起来（有人在解读蒋的日记时，据此称蒋以追剿红军为掩护，筹谋全国抗日大局）。三是红军长征过程中，各地方实力派接力“放水”。
原文提出的三个证据看似严谨有力，仔细深究，则漏洞百出。
首先，从蒋纬国的经历和其回忆来源看，这则曝料的真实性存疑。
1933年5月，蒋介石成立了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南昌行营，亲自组织指挥对各根据地的第五次大“围剿”。此时蒋纬国17岁，第二年即进入东吴大学念书，1936年随蒋百里访问德国，后入德国陆军慕尼黑军官学校学习，1939年才回国。对这段时间的军政事宜特别是“剿共”等核心机密他不可能掌握得很透彻。
蒋纬国在口述回忆时确定国民党“放水”的依据，是一位已退休的前空军大队长的讲述。据称其当年曾奉命驾机勘察江西突围时部队所走的路线，在空中发现国民党军只是像护航一样尾随红军，没有实施尾追或超越追击。且不说这位大队长是否存在视觉误差和主观误判，单就当时装备条件下的空中目视观察，什么高山密林、深沟险壑，感觉就是弹指间的距离。就像当年李德不管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只凭地图指挥作战，给红军行动带来极大困难，还抱怨红军战斗力不强。
“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图上一厘米、地上一公里，不身临其境，不知其中的复杂艰难。地形复杂、交通落后、联络不畅，这是敌我面临的共同困难，长征时却成了我军的有利条件。在飞夺泸定桥战役中，就有红四团和国民党军在大渡河两岸同时行军的情形。再说红军虽然装备差，但“走”和“打”的能力一直很强，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就使国民党军“胖的拖瘦，瘦的拖病，病的拖死”。
因此，从1933年9月到1934年10月，国民党军在复杂生疏环境中与红军进行连续高强度作战后，能尾随“护航”红军突围已属不易，怎么还能强求其实施超越追击呢？另外，直接参与“围剿”的多位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没有类似曝料，包括率军追击红军的直接当事人薛岳将军到1998年去世也未提及此事，仅凭一名退休空军大队长的空中观察便下此结论似乎过于武断。
第二，蒋介石对苏区和红军的态度以及第五次“围剿”的作战准备，处处杀气腾腾，招招直取要害，分明是要置苏区和红军于死地。
蒋介石对苏区和红军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刚开始还不是那么重视，第一、二次“围剿”都是使用地方杂牌军，从第三次“围剿”开始使用嫡系部队。经过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深感恐慌，将我们党看成“惟一之大患”。1934年4月6日，他在江西抚州发布命令称：“外寇不足虑，而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同月11日，在南昌军事整理会议上又说：“中国存亡之关键，不在外患，而在内忧，不在步步入侵的日本帝国主义，而在盘踞国内为国家心腹之患的土匪……”因此，在指导思想上，蒋介石对红军一定是必欲除之而后快。
为了搞好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向美、英筹集了巨额经费；在庐山举办了军官训练团，将参战的嫡系部队排以上军官全部轮训一遍；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改组地方武装，强化地方政治和行政机构，对苏区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的总体战；重金聘请德国前陆军总参谋长赛克特为总顾问，制定了“堡垒战术”，企图逐步绞死苏区和红军；在兵力部署上，直接用于进攻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就有50万人，分为北路军、西路军和南路军，另以第十九路军蔡廷锴所部扼守闽西和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其中北路军为主力，主要是蒋介石的嫡系，还有空军部队进行支援，从东西南北、地面空中对苏区和红军实施立体“围剿”。
第三，所谓兵力部署上的口子，不是蒋介石顺水推舟，而是当时形势和战局发展的必然。
客观地说，对于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无论是兵力部署还是战术运用，确实筹划严密、几无破绽。中央军和地方军相结合，将苏区围了个水泄不通；大战在即，蒋介石也深知慎重初战的道理，投入3个师的兵力，将黎川锁定为首攻目标，以期切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形成对瑞金的包围之势；作战中，国民党严格执行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的原则，修碉筑路，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红军则节节败退，特别是广昌战役惨败，苏区和红军遭受重创。
《放水长征路》所称：蒋介石在西面赣州方向始终未布置有力部队，致使红军能突围长征。据资料显示，这是指蒋介石在平定所谓“福建事变”，战事发展到1934年7月以后，蒋重新调整其嫡系的北路军部署，配合东路军、南路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加紧对苏区中心推进，西面粤军担心其嫡系进入广东，对进攻红军并不卖力，暂时形成力量空白。虽然这时战局发展对红军极为不利，但红军已与国民党军进行数次恶战，期间还有第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国民党军的实力也大为削弱。且不说单靠蒋介石的嫡系有没有能力对红军形成合围，赣西靠近广东、湖南，在崇尚实力的年代，自己的地盘外人绝对不能染指，尤其是粤军首领陈济棠，他号称“南霸天”，曾三次通电反蒋，与其有深刻矛盾。西面赣州方向，不是蒋介石嫡系想去就能去的。在国民党中央军追击长征红军时，就发生过周浑元部先头两个连队被桂军缴械的事。在“围剿”红军方面，很多事不是蒋介石不想为，而是不能为。
至于蒋介石想用政治方法配合军事攻击招降红军，就是贯彻其“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孔荷宠、龚楚等一批革命意志不坚定的红军高级干部相继叛变投敌，给国民党军带来了巨大效益，怎能算作“放水”呢？另外，蒋介石将追剿红军与控制西南、打击地方势力相结合，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这一直是他的既定政策，也是他与地方势力的矛盾源之一。
但要据此称其以追剿红军为掩护，筹谋全国抗日大局，则太过牵强。不否认蒋介石的抗战功绩，但其军事素养再高，能预测中央红军原计划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也不可能预测红军会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假如红军万一决策失误，或者国民党军战斗力再强一点，岂不坏了全国抗日大局？
第四，地方各实力派接力“放水”，不是国民党和蒋介石有意为之，而是“围剿”与反“围剿”多方博弈斗智斗勇的结果。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蒋介石想尽办法削弱各方实力，各派为保存地盘和实力绞尽脑汁、用尽手段。这是国民党反动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巧妙利用这些矛盾一直是我们党的斗争策略之一。早在1929年4月，毛主席在起草红4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混战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同年5月，毛主席、朱总司令指挥红4军二次入闽，充分利用军阀混战、敌军内部处于分裂状态的有利时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打开了闽西革命的局面。
“围剿”红军不成，蒋介石就想坐收红军与地方军阀相斗之利，严令各派全力阻截，对率军追击的薛岳封官许愿，以入主广东相诱。蒋介石在“围剿”和追击红军中挟带私货，各方对此洞若观火，红军加以积极利用，地方各派则拼命保存实力。粤军陈济棠早就和红军订好协议，实行保境安民策略；桂军是不迎头只击尾，只要红军不进入广西境内就行；“围剿”最卖命的湘军何键也只想尽快将中央红军送走，不要与红2、6军团会合；薛岳在入主广东无望后，一路疲于奔命，还要与各地方大佬斗法过招。长征是如此，解放战争中也有这种情况，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相互倾扎，给了解放军予以各个击破、分割歼灭的机会。
如果长征胜利是“放水”，照此推断，解放战争也是“放水”，这个结论就算我们同意，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也不好意思认同吧。由此看来，长征的伟大胜利，得益于红军灵活的斗争策略、高超的指挥艺术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根本不是什么扯犊子的“放水”。
第五，守护长征，守护精神高地，就要坚决回击各种谬论厥词。长征早已赢得全世界的尊重，为什么现在国内却还有人想要“放水”？
这不是无意的，也不是偶然的。近年来，不断有人诋毁英雄形象、质疑英雄壮举、抹黑人民军队，论调荒谬，言论出格，理屈词穷被啪啪打脸后仍蛮横无理，其目的不言而喻。但问题是，这样的人和势力从我们党和军队创立之初就一直存在，为什么当前守护英雄、保卫思想阵地显得尤为迫切？原因是多方面的，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全社会的重视，需要综合施策、长期坚持。
据我个人体会，对错误观点进行及时批驳、彻底批倒是一个有效措施。我就是在批驳这一错误观点的过程中加深了对长征精神的理解。
现在民众对基本是非问题敏感度低、对错误观点容忍度高，就是因为各种错误思想通过形形色色的包装长期存在，人们在臭的环境中时间长了，经过“温水煮青蛙”式的适应，对香的东西反而不感冒了，一部弘扬爱国主旋律的电影《战狼2》就引发了许多奇谈谬论。
灯不拔不亮，理不辨不明。建议有关部门关注并收集错误观点和倾向，定期曝光并加以批驳，不要害怕民众会被传染，病毒只有在阳光下曝晒才能被杀灭，臭的东西只有被翻出来、扔出去，香的东西才能立住脚、有市场。
习总书记指出：“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红军长征胜利81周年了，当前纪念长征，最好的方式就是有力回击这一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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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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