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现实依据，它的形成经历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特色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三个阶段。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新中国在全面恢复国民经济之后，随即便从新民主主义经济转向社会主义经济，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特色计划经济虽然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但主要还是在摸索中前进。“只争朝夕”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写照。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体制日益僵化。中美、中苏关系的改善与缓和，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历史机遇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进而开始了改革开放。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随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是中国经济规模发生质变上了台阶的标志。
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
毛泽东在1940年1月写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他还进一步指出，“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隆重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这也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经济上的特点。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著名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使中国广大农民摆脱地主的压迫和束缚。而列宁在谈到俄国农民经济时指出，“这种经济愈少受土地的牵掣，愈彻底地摆脱地主的压迫，摆脱中世纪土地占有关系和土地占有制度的压抑，摆脱盘剥和专横现象，农民经济自身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就能愈蓬勃地发展起来。”这一点对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农民经济也成立。而随着农民经济自身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以及小农经济自身抗风险能力差的特点，平均地权后不久中国农村的两极分化就重新出现了，部分农民因为各种原因陷入困境而让出了自己分得的土地或者无力耕种自己的土地。中国农村面临土地革命失去意义，新中国政权面临失去民心的危险。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曾经谈到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法国小农经济的变化。“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以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没落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土地的分割，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19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致富的条件，而在本世纪的进程中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困化的法律了。而这个法律正是第二个波拿巴必须维护的‘拿破仑观念’中的第一个观念。如果他和农民一样，还有一个错觉，以为农民破产的原因不应在这种小块土地所有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况的影响中去探求，那么，他的实验一碰上生产关系，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灭。”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改造个体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改革小块土地所有制，加强农业合作社，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既有发展社会主义的主观愿望，也是小农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城市里，无产阶级既然成为领导阶级，就不可能继续忍受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一方面，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来的国营经济中工人的主人翁地位逐步得到确立，职工的地位和待遇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也在人民政府的要求和统一部署下，在企业工会领导下进行了民主改革。企业在废除把头制、包工制后，由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协商建立新的管理制度。对于劳动条件、工资福利等有关问题，由劳资双方协商或由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仲裁解决，逐步形成了新型劳资关系。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
恩格斯指出，“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这一点可以说明前苏联和新中国在全面恢复国民经济之后，随即便从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经济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的原因。
恩格斯还指出，“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也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虽然由于西方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导致俄国或者说前苏联的社会改造完成在西方国家之前，使得这段话的预言出了一点偏差，但是这段话还是说明了俄国成功的可能性，并说明了中国为什么可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因为，在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有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就是前苏联。中国正是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而且这个榜样还帮助中国吸取其革命和建设的成果，对中国进行了无私的或者说低成本的援助。1954年的时候，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正是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才很快地获得了制造汽车、飞机、坦克和拖拉机的能力，并且没有因此而背上偿还不起的债务。相比之下，美国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援助时隐秘地通过经济杀手使得受援国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进而使得受援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制于美国。
此外，马克思指出，“历史的进程并非是那样绝对的。……即使只拿分工的这一方面来说，这里是古代的共和国，或是基督教的封建制度；那里则是古老的英国和它的贵族，或是现代的英国和它的棉纱大王。”因此，新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没有死板绝对地去补所谓资本主义的课，而是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和世界的世情，抓住有利时机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一种正常的历史进程。
在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经过以发展互助组为主、发展初级社为主和发展高级社为主的合作化高潮三个阶段，逐步引导五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在这场广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担心的粮食减产的情况，全国各地的多数互助组、合作社都做到了增产增收，出现了在迅速完成农业生产关系变革的同时，保持了农业生产连续七年增长和多数农民生活逐步改善。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都经过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过渡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个过程，因地制宜，按照不同手工业者容易接受的形式，由低级到高级、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在手工业合作化过程中，坚持贯彻自愿互利原则，力求把合作社办得对生产者、国家和消费者三方面都有利。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发展速度过快的问题。经中央发现后，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使手工业改造得以稳步发展。
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确定了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首先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然后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有化。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是公私合营。在公私合营企业内部的利润分配，采取“四马分肥”，即国家所得税占30%左右，企业公积金占30%左右，职工福利费占15%，资本家所得占25%。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后，资本主义工业主要部门已全部或大部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企业合营后，生产迅速好转。1955年，公私合营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利润都比私营企业高一倍左右。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改造是从排除资本主义批发商开始的。到1954年底就基本上完成了国营商业代替私营批发商的工作。在工业和商业中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主体地位都已确立并得到巩固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部分已转变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余下的一小部分私营工商业也是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进行生产和经营。到1955年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还提到，“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
二、中国特色计划经济
1、摸索中前进
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起源于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这156项工程，不仅为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中国学习前苏联推行计划经济打下了物质基础。但在实践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苏联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成功的经验，也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到，“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他还提到，“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表明，中国特色计划经济虽然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但主要还是在摸索中前进。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远远不够。
1938年10月，毛泽东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虽然我们后来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列不出一百个完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的名单，甚至直到今天我们也列不出这样的一百个名单。自然地，这种状况也就大大拖累了我们在摸索中前进的步伐，也加大了我们在摸索中前进的代价。
1964年6月，毛泽东曾经反思计划工作方法上的失误，他指出：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削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这几年我们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
计划工作方法上的失误所造成的恶果，说明需要改进工作方法，并不说明实践已经检验出计划经济本身不可行。正如航天飞机爆炸了，只能说明存在制造和发射航天飞机工作上的失误，而不能说明航天飞机本身不可行，不可以用来完成航天任务。
通过摸索中前进，中国领导层认识到，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
在分配关系上，毛泽东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再讲农民。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在中国特色计划经济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大特色。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2、只争朝夕的成就与挫折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写这首词的时候正值中苏分裂，两党展开论战。“你要慢，我就要快，反其道而行之。你想活一万年？没有那么长。我要马上见高低，争个明白，不容许搪塞。但其实时间在我们这边，‘只争朝夕’，我们也没有那么急。”但是，撇开中苏论战不说，“只争朝夕”的确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写照。例如，1959年庐山会议前夕，虽然当时中国经济已经因为大跃进而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毛泽东仍然强调，“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
新中国成立后，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劳动者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的确很高。例如，我国的大庆石油会战就是在困难时期困难条件下进行的。当时的大庆，青天一顶，草原一片，人烟稀少。几万人的石油会战队伍一下子拥到这片草原上，又是天寒地冻季节，吃、住都很困难。在生产上，器材不齐全，设备不配套，汽车吊车又不足，草原上还没有修公路，运到火车站的器材和成套设备，有些要靠人拉肩扛来搬运安装。面对巨大的困难，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党委决定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分析面临的重重困难和矛盾。一致认识到，眼前的困难和矛盾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而国家缺石油才是全局性的困难，国家需要石油才是主要矛盾，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能迎着困难上。大庆人发出了“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誓言。他们心甘情愿地吃大苦，耐大劳，临危不惧，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国家和人民多找石油、多产石油的崇高精神，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
但是，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不是万能的。虽然毛泽东认为，“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多了，会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过去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看不起土的、半洋半土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后，这个偏向才克服。”而且从大庆油田的建设来看，的确没有依赖机械化、自动化，但是土法生产会延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做不到多快好省的。在“只争朝夕”的大跃进期间，我国用土法生产了大量生铁，以加速赶超英国，只争朝夕。但是，这些生铁的土法生产不仅破坏了环境，浪费了大量资源和劳动力，妨碍了农业生产，其生产出来的生铁很多品质低下，不是不适合炼钢，成为纯粹的废物，就是加大了炼钢的成本，降低了钢材的品质，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强行大跃进的后果是使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局面。农业生产急剧下降，粮食极度缺乏，国民经济各项比例严重失调，通货膨胀严重，市场供应紧张。为了扭转困难局面，不得不中止大跃进，全面调整国民经济。在大幅度调整经济过程中，中央领导层内部对形势和政策的看法产生了分歧，毛泽东把它看作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认为必须重新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这其实是急功近利地想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加快经济发展，与当年中央苏区发展后期，王明集团想用政治斗争解决军事斗争中遇到的问题，急功近利地要求尽快打下大城市取得全国军事胜利是类似的。后者这样做是不了解军事斗争的规律，前者这样做也是不了解经济发展的规律。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一旦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中遇到挫折和问题，往往不是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掌握程度上反省自身，耐心细致地做工作，而是匆匆忙忙地从思想上的“左”倾或右倾上找原因，上纲上线到路线斗争上去，以为在党内和人民内部搞阶级斗争，会出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急功近利，反而把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引向歧途，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拨乱反正，纠正所谓路线错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和中止使这个局面走到了顶端并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这个局面。但是，邓小平后来在1992年南巡讲话时提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则说明我们还没有摆脱这个窠臼。
3、日益僵化的体制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速轨道。真正的技术民主、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和高灵敏的统一协调机制，在文盲率很高、技术力量极其薄弱的情况下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没有剥削阶级攫取和非生产性地消耗掉人民群众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人民群众的剩余劳动直接转化成了国家的积累，成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坚实基础，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外部环境压力太大，铁路、公路、水库等基础设施和工业设施的建设对积累的需求太大，加上背离实事求是的瞎指挥和计划工作等方面的一些失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有限，还出现过十分困难的情况。
一些政策和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本来可以通过落实民主集中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集体学习和研究来解决，但是一方面，党内路线斗争的方式不当，民主被破坏了，另一方面，由于王明的恶劣影响，党内对马列著作的学习重视不够，一边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另一边生怕马列著作读多了，成为另一个王明。1971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指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4年之久，新中国已经建立了20多年。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状况，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怎能不出现偏差？另外，群众运动本来是尊重群众意见，说服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后来发展成把上级的意志强加给群众的运动，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就是这样，从而违背了群众运动的本意，破坏了群众运动这种形式，使之日益脱离群众。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建立的过程中，为了提高效率，达到效果，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和制度。这些措施和制度原本是为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措施和制度本身取代了原来的中心，辅助手段取代了主要目标的位置，主辅异位，使得本来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应当因地制宜、弹性灵活的措施和制度成为了不可动摇的因素，进而从适应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一面，走向了僵化的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一面。例如，通过有计划的解决就业和分配工作，城市里的人口大多数由社会人变成了单位人，几乎人人都有一个自己工作的单位。这本来是一个方便组织社会劳动并对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的机制，但是，发展到后来却成为了人对单位的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并固化了劳动分工，从而具有了一定的封建性质，并形成了等级制，不仅不利于人员之间的流动，造成人浮于事，不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作用，难以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还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破坏了国有企业的公有性质，使其逐渐被少数人控制。再例如，按劳分配本来是消灭剥削、实现平等的一种制度，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没有很好地对每个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核算，盲目强调平等，而逐渐沦为平均主义，成为所谓的大锅饭，违背了价值规律，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降低了劳动效率，最终妨碍了经济建设和发展。按劳分配本来强调多劳多得，但是僵硬的计划方式，限制了人们通过额外劳动获得更多收入的机会，把它称为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从而破坏了多劳多得的原则。同时，由于计划工作缺乏足够的冗余准备，控制性太强，受到意外冲击或随机性波动干扰时，往往顾此失彼，陷入僵化的困境。
最重要的是，政治等上层建筑本身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但却发展成为社会生活的首要方面，“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错误观点盛行，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和经济基础的改善。实际上，恩格斯早就批判这种“但有公平常在，哪怕世界毁灭！”的蒲鲁东主义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深刻指出了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关系的重要意义：“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历史事实表明，新中国曾经消除过的一些陈腐污浊的东西如黄赌毒等，后来的确死灰复燃了。
三、改革开放
1、历史机遇期的出现
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迅速建立起较为全面的工业体系，尽管中国人口中农民仍然占居大多数，但中国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农业国了。然而，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出台由谎言拼凑而成的秘密报告攻击斯大林，以窃取国家领导权。中国方面虽然不清楚秘密报告的真实性，但是，由于这份报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中苏开始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最终，赫鲁晓夫集团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导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被对立的东西方世界所孤立，国际政治经济往来以及科学技术交流受到很大的限制，国内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的制约。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中国淡化意识形态大力开发与中间地带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1962年1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以外，都算中间地带。”1963年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明确、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25日，他又对外宾补充他的观点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随着亚非拉一批新独立国家不断加入联合国，至上个世纪60年代末，第三世界国家已在联合国成员国总数中拥有了三分之二的席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构成了稳定的多数，而新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与援助的一贯立场，赢得了第三世界各国的广泛支持。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和支持下，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利于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由于中苏关系恶化、美国急于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摆脱出来，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的访问，随后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达成并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美之间、中国与日本、西欧之间的政治和经济交往迅速扩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中苏关系由紧张趋向缓和，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历史机遇期。1983年7月8日，邓小平指出，“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同东欧国家合作，也有文章可做，他们有一些技术比我们好，我们的一些东西他们也需要。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与此同时，在“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中，虽然经济建设受到了各种干扰，但在总体上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比1965年增长了133.54%。其中工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172.6%，平均每年增长9.55%；农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35.3%，平均每年增长2.8%。这一时期的三线建设、对外技术设备引进、农田基本建设、地方“五小”工业和社队工业的大规模兴起和发展，为把握这个历史机遇期准备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2、从四个现代化到改革开放
（来源：“建国门学派”微信公号，本文摘自《西部论坛》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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