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的目标是贸易投资便利化，这与中国政府的经济取向是一致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中，所要推进的就是贸易投资的便利化，而且要开放与改革相结合地推进。由此可知，中国对于任何国家或者国家间旨在推行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做法都是持赞成态度的。因此，对于TPP而言，我们应当采取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如果这样的协议能够成功，则说明其符合实际，如果不成功，也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寻找其他路径。中国虽然不在其中，但也需保持战略自信，不要过度解读。
——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原副部长陈健
当地时间10月5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以下简称“TPP”）12个谈判国在美国东部城市亚特兰大达成基本协议，这意味着长达五年的谈判进程正式完成。同时，由于TPP12个成员国中没有中国，且这份贸易协定被贴上了“更高标准”的标签，因此一些市场人士认为，TPP将会对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带来影响。那么，中国如何应对这场压力测试？又将从中收获什么？
“更高标准”的贸易协定能否落地还需要检验
虽然谈判内容没有被披露，但业界人士普遍表示，TPP谈判本身一波三折，能够成为全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路径之一，设计者不能说不聪明，但这样的理论设计本身还需要实践检验，有一些问题现在看来很难解决……
对于TPP最早的设想来源于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三国，2003年时称为“太平洋三国更紧密经济伙伴协定”，期望作为最终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协定（FTAAP）的一种现实探索。经历12年的发展，形成了目前的TPP，并拥有新加坡、新西兰、智利、文莱、美国、澳大利亚、秘鲁、越南、马来西亚、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12个成员国。
从目前12个经济体的数据来看，其人口约占全球的11%，GDP约占全球的40%，贸易总量约占全球的1/3，超越欧盟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其全部成员都是APEC成员，涵盖了发达经济体、中等收入经济体和低收入经济体。
据悉，TPP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关税减免，即成员国90%的货物立刻零关税，所有产品将在12年内零关税。它不只是一个互免关税协议，还包含了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劳工权利、企业平等、金融监管、互联网自由等制度性内容，且执行严格。
业界人士就此评价，与现有一些多边自贸安排相比，TPP谈判的重点在于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并希望以此为样本重塑亚太乃至全球贸易规则，因此追求“全覆盖”和“高标准”是其显著特征。而所谓的“全覆盖”，表明TPP不仅规定取消或降低商品关税，还涵盖投资、竞争政策、技术贸易壁垒、食品安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以及绿色增长和劳工保护等，覆盖领域之广远超一般的自贸协定；而所谓的“高标准”，指的是TPP在环保、劳工、原产地和政府采购等方面包含了诸多高标准的条款。
业界人士普遍认为，“高标准”或体现出国际贸易未来的某种趋势，但这些条款是否超出部分成员国的现实情况和承受能力，是否能四脚落地，都还是问题。
“TPP协议目前虽然已经达成，事件本身也备受业界关注，但协议还存在一些正在处理的技术性问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原副部长陈健这样表示。
“应该讲，TPP是部分国家在继续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路径设想，它与WTO最大的区别在于，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WTO），都只限于货物贸易等相关领域，中心思想是以降低关税为主要的便利化措施，投资并没有进入，也可以说，WTO有一定的局限性。相比之下，TPP所涉及的问题并非是在关税壁垒这个层面，大部分是在体制机制上着力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也就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投资的便利化，其中涉及货币自由兑换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问题，还包括劳工标准、环保标准等内容，这些都是体制机制上的问题。理论上讲，这对于从经济层面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能够想出这个办法的人很聪明，TPP也将成为进一步推进全球背景下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路径之一，但并非全部。”陈健这样表示。
协议既已初步达成，下一步要关注的，或许就是落实的情况了。对此，陈健表示，路径是否正确、是否能四脚落地，这些都有待观察。“由于各国存在发展水平、体制机制、经济社会的管制方式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落实中还有大量问题需要解决，能不能百分百地依照设计者本身的意愿往前推进，这里还有一个理论到实践的时间问题。”
“压力测试”有益无害中国要站在巨人的肩上
由于TPP12个成员国中没有中国，且这份贸易协定被贴上了“更高标准”的标签，因此一些市场人士认为，TPP将会对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带来影响。那么，中国应如何应对？或许，正因为没有参与，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观察和研究它，同时可以站在巨人的肩上，借此找寻更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抓手……
“TPP的目标是贸易投资便利化，这与中国政府的经济取向是一致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中，所要推进的就是贸易投资的便利化，而且要开放与改革相结合地推进。由此可知，中国对于任何国家或者国家间旨在推行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做法都是持赞成态度的。因此，对于TPP而言，我们应当采取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如果这样的协议能够成功，则说明其符合实际，如果不成功，也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寻找其他路径。中国虽然不在其中，但也需保持战略自信，不要过度解读。”陈健表示。
但也不可否认，TPP如果实际投入运行，必会产生一定效力。对于舆论认为TPP会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带来负面影响和冲击的观点，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已经表示，所有区域自由贸易安排达成后都可能对非成员产生一定的贸易投资转移效应。对于TPP的影响，中方将根据有关方面正式公布的协定案文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
那么，中国具体应该怎么办？
“中国应该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的总体精神要求，认真研究TPP路径的好处和问题，我们有足够的条件和时间去观察和研究它，观察其在落实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评估影响，这里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可行性究竟如何，举例来说，TPP协议提出统一劳工标准，但既然要统一，那么自然人的自由流动是否应该开放？还有一些类似的设计，现在看来未必都能行得通；二是一旦涉及体制机制，就要考虑安全话题，要对其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在此过程中，要提出在全球化过程中，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中国路径，特别是我们要借鉴TPP的一些思考和思路，来研究我们在落实“一带一路”战略中如何进一步来搞好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着力点。换句话说，就是坚持按照中央方针来做，别人的好东西我们需要借鉴，把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陈健这样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此前则表示，中国要以有针对性的双边贸易协定和自贸区的建设为抓手，推动国内开放，增强国内竞争力，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国可以实施一系列类似于TPP条款的试验，检验中国对TPP条款的适应和抗压能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认为，从长远来看，以TPP为代表的一系列区域贸易协定和全球新规则的出现，符合我国自身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的大方向，“这个大潮，也在倒逼我国加快构筑全球自贸区网络建设，积极适应新规则的挑战，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适当提高自由化标准，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开放型竞争带动我国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全面升级。从这个意义上说，每次外部的重大冲击，对我国未来的长远发展而言未尝不是件幸事”。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说，
目前我国对TPP的表态是“持开放态度”，但也是有原则的：首先，TPP不应违反WTO的基本规则；第二，TPP不应与区域内其他经济一体化组织相冲突，应相辅相成。
当然，不可否认的一点是，TPP对我国更加长期和深远的影响在于其引领的新一代高标准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看来，可以将TPP协议的达成视为给了中国一本修炼手册。它全力推进成员国间全面削减关税，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减少跨境技术转移的生产网络风险，还将环境、劳工、国有企业竞争政策等议题引入贸易规则协商之中，这些全新的高标准的确给中国产业带来挑战，但也会倒逼中国改革以适应高标准的新国际规则。
王文同时认为，
贸易竞争更确切地说是国力竞争，未来,中国应当真真切切地落实金融改革，减少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中国企业争取更大的贸易空间；改革劳动条件，以更高的国际劳工标准要求自己，既提升人权，又保护环境；还应当真真切切地建立国际贸易服务与咨询体系，更到位地服务于企业走出去。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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