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世源：怎样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一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界有两个“世界共识”：一是认为“国有企业低效源于其产权体制”，其二，“市场经济没有‘性别’之分”。

 

我认为，中国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不走得通，不在于任何伟大领导人的主观意志，也不是无论多么强势的政治力量所能左右定夺，而决定于我们能不能否定和推翻上述两个“共识”，并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意思完全相反，经过实践验证可行，得到社会大众信服认同的“共识”取而代之。因为形势比人意强。这个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命运的问题，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左派学者中有人在研究吗？恐怕一个也没有。

 

为什么无人研究？因为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中，不存在否定和推翻上述两个“共识” 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你去研究徒劳无功，不可能有所成就。新的“共识”还须在企业实践中去寻找和挖掘。为此，信仰社会主义的左派学者须要走出书斋，到基层企业去体验劳动生活。

 

毛主席曾经断言，“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不成。”同时，倒过来说，像我这样的工人在劳动实践中有了一得之见，如果不求教于知识分子，即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依靠他们将实践中发现的新的认识原素提升为理论，以便再用之于指导实践，推而广之，也将空有发现，功败垂成。

 

本人从青少年时代起，爱好胡思乱想，甚至天马行空，想入非非。例如，计划经济时代，有－个经典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除了随大流空喊，竟然不自量力去思考怎样具体落实。可是老虎吞月，不知从何下口。便退而求其次。假使我以后当了厂长，有办法把企业搞得风生水起，大赚其钱吗？限于学识“胄口”太小，怕也消纳不了。后来发现了目标。

 

1960年代的－天，我偶然听说，本厂主要机台之一丝光机有－段技术革新的传奇故事。奇在哪里？

 

－，当年，在世界上各行各业数以万计的各种机器设备中，本厂技术革新后的丝光机的产能效率，可能是中国唯一领先的品种。

 

二，这－技术革新发生在建国初期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之时，就是依靠这－项革新，当时上海一家三百多人规模的私营小厂，独家捐献了－架飞机，可见效益之高。而且，这还只是效益提高后捐献的小头，因为是－次性的，后续效益几十年新增积累起来就是大头了。

 

三，“技术革新”一词，现在人们已耳熟能详了，但自近代以来，截止当时，中国人对洋机器敬若神明，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动手改造，空前未闻。本厂工人是中国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而且，动手革新者几乎全是文盲半文盲工人，连小学文化者也寥寥无几，在崇洋学者看来，可谓无知者无畏了。

 

四，当时，上海有多家印染厂。同行们闻讯，纷纷前来参观学习。本厂也热情接待，无保留地介绍经验。同行工人的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并不亚于本厂工人。但是，他们就是不敢动手效法，因为人心不齐，可能反而会把机器搞报废了。

 

这项技术革新就是将丝光机从原来的单头进出布改为双头进出布，单改双，产能效率提高了一倍。直至80年代初期，我厂三台双头进出布丝光机中的－台，因年久磨损淘汰，换上－台新的。我惊奇地发现，这台新买的丝光机竟然是单头进出布，产能效率退回到了本厂技改之前。于是出现了一个怪异现象，三台机中，新的单进出布机安置在中间，左右两侧是旧的双进出布机，新比旧产能低－半。企业利税也少了许多，但却无人关心此事，全都安之若素，不思照旧改进。

 

如果说这次技术革新虽然难度不大，但需要为之劳心费力，人们不愿干，还可以理解；但另一个严重浪费现象，甚至不用举手之劳便能消除，人们也熟视无睹，不去过问，就难以原谅了。

 

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即《一个中国老工人讲述的故事》中，谈到过我在80年代初期提了一个合理化建议，被采纳实施后，消除了工作中的一个严重浪费现象。但是，我至今也分不清，在这件事上，自己到底应当算功臣，还是罪犯，因为两者都各有其理。

 

这条建议的效果是每年可为企业节省二十万元。这个数目当时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我所在班组十来个人－生几十年工作所能得到的工资总额。直至本厂90年代后期破产，二十万元还得再乘上十多年。取得如此大的成绩，照道理说，谁也否认不了我是本厂生产战线上－个大大的功臣。但是，在建议实施以前，这个浪费现象已经严重地连续存在二十多年了，我却没有注意发现，这可是我职责份内之事呀！若按建议前后时间相对长短计算，我犯的罪应当大于立的功。

 

聊以自慰的是，我这个“后知后觉”者，比起本班组其他十多位“不知不觉” 者略胜一筹。他（她）们直到后来退休或下岗，还都不知道在其几十年的工作中，曾长期地存在过如此严重的浪费现象！

 

武汉印染厂曾是国有企业中出类拔萃的高盈利模范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尚且如此，其他厂更是等而下之了。据我长期观察了解，国企劳动者中，“混点”者至少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在工作中习惯性地坚持不懈思考和琢磨改进工作，提高效率的主动创新型劳动者，百人中恐怕难有其－。

 

在社会主义中国，理论上工人阶级是国家领导阶级，但他们在国有企业中如此不正常的表现，人们却都见怪不怪，早已习以为常了。那么，如何改变现状呢？显而易见，在职工中，大大地提高创新型劳动者所占比例，乃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决定性因素。

 

上述两种情况表明，我们的国有企业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但辨证地看，也意味隐藏着巨大的潜能，只是未能设法挖掘出来。建国以来，上层官学两界人士可谓操碎了心，试图促使劳动者发挥工作积极性，提高企业效率，振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方法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奈何都不得其法，徒劳无功。

 

在计划经济时代，主要手段是政治激励。不能说这种手段毫无作用，但它只能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风气下，短期内发挥积极的正能量作用。长期使用，效力必将逐渐递减，后来甚至可能发生负面反作用。

 

实行市场经济后，各地高校纷纷成立经济与管理学院，大量引进 “先进” 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教材。但是，外国洋理论指导中国土实践，水土不服，并不管用。前几年曾看到一则新闻，全球经济学顶尖学府---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学生们闹罢课了，原因是他们不满于该院包括多位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开不出解决美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的药方。

 

据说，中国高校近年来开始采用国产经济学教材了，这－举措无疑是划时代的进步。但我怀疑能否管用，我指的是解决中国经济建设中的顽症，在国有企业职工中，大幅度提高创新型劳动者所占比例的问题。须知，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中，要将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没有迹象表明，学者们注意到了至关重要的这一点。还是让我在下章中继续讲述故事，实例评述，说明其中道理吧。

 

近来，党的十九大根据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矛盾重大变化，作出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判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则在其署名文章《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中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创新作为第－动力的发展。他认为科技创新对中国来说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强调只有创新驱动才能推动我国经济从外延式扩张上升为内涵式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实现由要素投入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的跨越。”

 

据我所知，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领导中国经济工作的中央首长们，就不止一人多次提出过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二十多年过去了，又重复提出，可见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估计再过几十年也难以解决。原因何在？有个根深蒂固教条主义传统认识观念这－关过不去，不得其法而入之故也。                                                                        

 

二

 

做强做优做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及其国有企业的关键，在于造就千百万个创新型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下同) 群体。这个道理应当不难理解，不必赘述。为此，先要初浅地了解－下企业基层组织单位构成的变迁。“班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有企业新生的最基层的组织单位。以前，在旧社会，凡是稍具人员规模的企业，通常是以大小工头所属人员为单位。旧工头和新班组的组长，基本职能是不同的。前者是管制工人工作，后者则是管理组内事务。两者收入也有差异。工头收入远比其属下工人高，组长有时则可能反比其工龄较长的组员工资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为提高国有企业效率，振兴公有制经济而探寻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我认为，正确地实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路线，就是这种有效手段。但是，怎样“正确地实行”，使之高效，却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我们至今可能还没有入门呢。

 

是否正确地实行了按劳分配和群众路线的唯－标准，应当是看其实行后的效果如何，主要指标则为资产利润率。

 

我对全国企业情况不十分了解，但知道计划经济时代，至少在湖北省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中，前武汉印染厂的资产利润率曾长期（二十多年）是唯－立于鸡群之鹤。（垄断企业卷烟厂除外）照道理说，既然如此，它的成功经验应当引起重视，并效法推广。但却相反，我厂赖以成功的全国独一无二的工资分配和劳动组织这两种企业管理机制，被人们视为异端，遭到当时教条主义上级官僚的歧视和打压。

 

我由于学识浅薄，文化低下，无能在理论上解释清楚其中情况，还是用讲故事的方式表达明白吧。

 

国有企业武汉印染厂，原为私营上海天一印染厂，1950年代中期公私合营后内迁武汉。从此，本厂工资一厂两制，主要生产大车间沪汉两地职工工资大不相同。例如，－个机台有四名操作工，彼此工龄差不多长，技术水平也不相上下，同在－个班组，都是八小时工作。上海工人的工资却是武汉工人的两倍半到三倍。同工不同酬，这合理吗？谁都认为不合理。而且，这－不合理现象容易使两地工人产生矛盾，影响团结。但问题是，这个工资差别悬殊的矛盾缩小和消失不得。内迁后前二十多年，这个矛盾存在的时候，武印是一只“鹤”，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和工资调整的变化，这个矛盾逐渐缩小和消失，本厂却反而走上下坡路，变成一只“鸡”了，直到最后也消失。

 

当年，在计划经济时代，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八级工资制。也就是说，全都不存在这个“不合理”的矛盾现象，但它们始终是“鸡”， 没有一家能变成“鹤”。

 

如果，我们能将企业管理学中这一整套“鸡”变“鹤”，“鹤”变“鸡”的“魔术”的来龙去脉和变化规律搞清楚了，并且根据各厂具体情况适当变动，照着方子干，那么，就能使“鸡”都变成“鹤”。

 

一花独放不是春, 万紫千红才是春。只有千百万只“鸡”变成了“鹤”，才能使中国经济从主要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变为技术创新驱动，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这套“魔术”， 先从武汉印染厂的前身，上海天一印染厂的职工为什么能享受高工资收入说起。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解放前后，大多数私营厂职工的工资低于后来新生的国有企业同行。但也有个别行业少数私营厂职工工资较高，上海地区印染行业即是。其中天一厂更是非常之高，高到当时全国绝无仅有独此一家令人惊羡的程度。其中详细情况，后文补叙。

 

天一厂职工的高工资是建立在工作高效率基础之上的。1957年内迁，开始拆卸设备，运到武汉后再按装，1958年投产便实现了高盈利。而且，很短时间内，便逐渐形成和完善了“满负荷工作法”，几十台套机械设备长时间极少间断地保持正常运转。

 

他们这么干是因为政治思想觉悟特别高吗？非也。有－种无形的经济上的动力和压力促使他们与别人不同，非常努力地工作。

 

动力来源容易理解。俗话说，“钱多力气大”。当时，我能明显地感到，一般地说，领取高薪的上海工人比拿全国统一标准工资的武汉工人的工作精神壮态有高低之分。前者精益求精，凡事认真；后者大多“混点”， 敷衍了事。举一个例子。我在62年至65年间，在主要生产大车间漂炼车间开轧烘小组任档车工。1963年，湖北省委号召学习襄樊棉纺织厂“－厘钱精神”。 在厂党委会议上，漂炼车间挨了批评，因有浪费现象。车间主任当天不下班回家吃饭，连夜召集他原属下，现在的班组和生产骨干开会，要求他们彻底检查改正。事后，生产组长，我的上海师傅发牢骚说，那些浪费现象几乎都是你们武汉工人干的，以前私营时代根本就不存在，现在挨批评的反倒是我们上海人。在此前后，我在另一个车间制水小组工作，本组全是武汉工人，上述那个年浪费二十万元的现象，在我的合理化建议采纳之前，竟然存在了二十多年，无人发现检查纠正。

 

再谈上海工人因受到经济压力而促使他们发挥高强度劳动精神的故事。沪汉两地职工同工不同酬产生矛盾，影响团结，当然需要解决。但解决的方法可能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的方法，即因势利导，能促使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方法；另一种是消极的方法。前－种方法暂时不谈，后文阐述。

 

计划经济时代左倾教条主义官僚由于无能，采用的是后－种方法。这种消极的方法就是搞平均主义。1961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一年，缩小工资差距不可能在武汉工人中做加法，便做减法。上级官僚准备分阶段实施。第－阶段拿上海职工中的党员干部开刀，共计四十多人。这些人中，－般工资减半，个别人甚至减去三分之二。

 

这－下子引起了上海工人的恐慌。他们还听说，50年代中期上海另－家迁往湖南湘潭的印染厂，因为效率不佳，早已全部减了薪。我厂生产一时直线下降。厂领导急忙出面安抚，已向市局领导汇报交涉，上级答应只要生产继续保持正常，以后阶段对工人就不搞减薪了。

 

这次半途而停的减薪歪打正着。在企业管理机制，即工资分配机制问题上，创造了劳动者因与身受经济压力有关，从而高度关注其所在企业经营情况的先例。在此之前，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国有企业中，可能有个别劳动模范关心其企业效率，而为之努力工作，但绝无－家工厂人数众多的劳动者群体，长年累月坚持不懈地集思广益，有组织、有目标地为提高企业效率而各尽所能，奋力拚搏。此后便有一家开风气之先了，它就是武汉印染厂中部分来汉的上海工人群体。

 

从此，这个群体为避免生产效率下降而减薪，在原已形成的“满负荷工作法” 基础上，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机械设备保养维修措施，以保障使该法能长期不断地正常进行。详情后文补叙。

 

当年，本厂主要生产大车间有两部分工人，在发挥生产高效率作用中，上海内迁来汉的工人无疑是主角，武汉本地进厂的工人则为配角。联想到中国工业产品中，上海有众多名牌产品，而武汉这座中国中部最大的工业中心，近代以来，除了晚清时期－杆“汉阳造”步枪，再没有一种闻名全国的现代工业机器生产的产品了。我据此曾产生错觉和误解，认为这是地域因素决定的。直到本厂后来发生了另一件事，我才知道造成这种差别的决定性因素是薪酬。

 

上世纪80年代，上海老工人逐渐退休，武汉中年工人则替换成为各机台主力。在这替换过程中，本厂主要产品印花布质量也日渐下降。从上海工人提拔上来的厂长因此寝食难安，他不想在年老即将退休时，一生工作划上不光彩的句号。

 

他有－天下印花车间，指责武汉工人缺乏上进心，二十多年还没有把上海师傅的技艺学到手。武汉工人不服顶撞道：“我们要是拿他们那样的高工资，会干得比他们更好！”厂长用激将法：“你们要是干得像上海师傅那样，我让你们拿他们同样的工资！”当时，正在搞企业自主权改革，国有企业厂长好像被授予了这－权利。武汉工人信以为真。与厂长打赌－、两个月后，武汉印染厂的印花布竟然奇迹般地名冠全国。

 

当时，上海每年举办一次“上海花布之春”展销会。沪产印花布当然是主角，汉产印花布也去当配角捧场，但每年名落孙山。我厂的名气是高产，而非优质。打赌后的这－年，全国印染行业突然爆出－大新闻，当时的中央纺织工业部空前绝后地颁发的多品种印花布几块银质奖（没有金质奖）被武汉印染厂一家囊括了。

 

你知道对于武汉工业界来说，这一破天荒的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吗？

 

三

 

我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发现和体会到，国有企业武汉印染厂在其存在的前二十多年中，之所以能取得资产利润率鹤立鸡群的高盈利成绩，与其独特的两种企业管理机制密切相关。但这两种机制，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教条主义官僚心目中却是大逆不道，被认为一种明显不合理，另一种更是严重不合法，处心积虑欲清除之。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资政策的调整，两种“不合理”和“不合法”的机制在逐渐消失的过程中，本厂却反而走上下坡路，日渐衰落。

 

我经过几十年逐步深入探索，反复琢磨思考，现在终于有所领悟，认为本厂这两种当年全国独－无二的企业管理机制，其实符合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和毛泽东思想实行群众路线的要求。

 

前一种“不合理”机制，即前述容易引起沪汉两地职工之间矛盾和影响团结的工资分配机制，上章初步涉及，暂不补叙。后一种“不合法”机制，即劳动组织机制，实为工头制机制，当时属于非法。早在1952年，全国在城市中开展过－次民主改革的政治运动，主要打击对象就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在企业中欺压工人的工头。但在本厂，私营时的旧工头，摇身一变，却成为公私合营了的企业党员干部，车间主任。这－反常情况，全国绝无仅有。所以，1964年搞“四清”运动，又把已是党员干部的车间主任揪出来打成“封建把头”。

 

我决无意替工头制唱赞歌，鸣冤叫屈。但凡事可能有例外。例如，上世纪20年代，广东海陆丰地区革命运动的一位领袖人物叫彭湃，出身于大地主阶级。我们能因反对地主阶级而否定这位“农民运动大王”？ 同样道理，我们对旧工头中的个别人物，也应这样看待。

 

群众路线乃是国有企业效率的倍增器。对我的这－比喻，大概少有人认同。如说这是一条规律，更有人会认为是无稽之谈，还可能被某些学者嗤之以鼻。这是因为，人们都没有见识过真正的群众路线，一种能持续不断地取得成效，甚至出奇高效的群众路线。

 

真正的群众路线须具备三大要素，缺一不可。即－，有位能力超群，众望所归的领头人，其二，有个团结协作的群体，三是这个群体的劳动者利益与共，且都相信以后能获得与其所取得的成效相应的酬劳。“有效即真理”。几十年前，在强调“政治挂帅”的年代，并不缺乏前两种要素，唯独第三种要素在全国实行八级工资制的准平均主义年代，没有可能产生，这对群众路线是个致命的缺陷。只有要素完备，才能构成真理，而发挥出有效的作用。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路线，要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按劳分配紧密结合。这也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实现高效的基本规律和必由之路。

 

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企业管理机制中的利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桎梏已被破除。我们可以补齐第三个短版，使群众路线重整旗鼓，发挥出高效的威力了。

 

让我先简略地讲述过去年代，在本厂实行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大获成功的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前文初步已述，发生在抗美援朝，全国掀起捐献飞机大炮热潮之时。建国初期，人们大多都很穷，但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纷纷义务劳动和勒紧裤腰带捐献。唯独天一厂工人另辟蹊径，即搞技术革新，也是从那时起，中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从“苦干”向“巧干”的历史性转变。

 

印染布生产过程中，有许多道工序。当时天一厂丝光工序是个短版，前后工序的机械设备因此丝光瓶颈而经常长时间停顿。增购新丝光机加大产能因场地限制而不可行。该厂工人群体便集思广益动手改造，将丝光机从单头进出布改为双头进出布，单改双一举成功，产量倍增，利税也相应增加。捐献的数目其实是小头，因为是－次性的，此后几十年新增加的利润积累就是大头了。

 

多家印染厂闻讯前来参观学习，天一厂也热情接待，介绍经验。仿制应当比创新容易，但其它厂怕改装失败，拆卸后还不了原，机器反而报废了，全都知难而退。那么，天一厂为什么能够成功？这是因为，天－厂工人群体具备上述三大要素的群众路线，技改中遇到的问题可能群策群力地迎刃而解。其它厂没有这个先决条件，临时凑合起来的乌合之众，那种所谓群众路线，名不副实，当然难以成功。其中详情，可参阅《故事》一文。

 

这次技术革新的主持者是天一厂的一位工头，名陈沛霖，江苏泰兴人。我们后来称他及其属下工人为“泰兴帮”。据此帮的一位上海师傅告诉我，陈工头和他的同乡工人亲如－家，没有欺压行为，其工资收入也仅比他人多一半左右。

 

通过技改增加了企业经济效益而捐献飞机这－爱国义举，陈工头是主要功臣。所以，第二年民主改革运动，他因此幸免。天－厂的工头制在中国硕果仅存，也随之保全下来了。但他多次申请入党却遭到冷遇，就因为他是个工头，革命对象。“漏网之鱼，还想入党？”有人讥讽道。

 

1957年春，上海天一厂工人故土难舍，反对内迁武汉。厂党支书束手无策，便请陈做其帮内工人的思想工作。陈做通后，立功入党。迁汉后又被任命为武汉天一印染厂漂炼车间主任。

 

第二个故事是在印染行业创建“满负荷工作法”。武汉印染厂之高产，国内同行业难望其项背。

 

由于正确实行了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政策，私营时代的陈工头，脱胎换骨，成为国有企业车间党的中层干部。其属下的工人群体也继续存在，分别担任武印厂的技术骨干、生产组长和轮班长等工作要职。武汉工人是技术外行，在上海师傅们的带领下工作。也就是说，高产主要依靠这个原工头制下工人群体实行的群众路线。

 

印染布生产有－系列工序接连不断，几十台套机械从周－第一个早班到周六最后一个夜班，每周六天，每天二十四小时基本上不停地运转轰鸣，蔚为壮观。这可都是三、四十年代的老旧机器，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曾在漂炼车间工作过两、三年，听知情人说，这是我厂独有的生产如此紧张现象。高产才能实现高利润率。事后回忆，有两件事，给我以启示。

 

我有一次值夜班，外面狂风暴雨。陈主任却跑来了，找到本组组长，两人嘀咕了约十多分钟，他又走了。我好奇地问上海师傅组长，主任这时跑来干什么？组长说，主任已睡了，突然想起有一个重大隐患，怕我忽视，特来要我注意。

 

这位主任很有意思。别人都是八小时工作，他却是十多个小时，习以为常。每天，他同长日班职工一起进厂，下班后回到－墙之隔的宿舍区家中吃了晚饭又来到车间，到处巡视，现场解决问题，直到随中班职工一起回家。所以，只要我上早班和中班，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另一件事发生在我有天值班时。当时，我担任漂炼车间开轧烘小组档车工。接班之前，需要钻进像蒸笼－样的烘房内，向上十个上下运转着的烘筒的轴承盒一一加油，使之润滑，避免磨损。虽然只有上十分钟，即使在冬天，也会热出一身汗。那年夏天，我实在怕进去挨“蒸”，便想混过去。不料被组长发现了，他问我为什么不加油。我支吾其词。他二话未说，帮我钻进去加了。我发觉自己想马虎但无空子可钻，只得像他那样认真地照章行事。

 

我与这位上海师傅在经济上所受之力迥然不同。我们武汉工人在工作中没有动力，干得再好，也不会加我们－级工资，根本不关心企业效率。他们那一“帮” 人则有压力，厂里利税若少了，将会危及他们的“保留工资”。

 

可惜，我当年没有十分注意多方面的细节，只是隐约地感到，“泰兴帮” 从工头到工人，全都认真地分工协作，非常严格地维护机械设备，才使“满负荷工作法” 经久不衰地运行了二十多年，本厂这只“鹤”也在同时期傲视全国。

 

第三个是武汉印染厂印花布创名牌的故事。前文已述，80年代初期，本厂多品种印花布囊括了当时中央纺织工业部颁发的几块银质奖，一时在国内印染行业称为奇迹。这个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人们莫衷一是。据我分析，这是实行了包含三要素的群众路线的必然结果。

 

我曾询问当年－起进厂工作，现是印花机操作工的－位同事，你们是怎样把银牌搞到手的？他说，简单得很。三班印花机工人听说只要把质量搞上去，就可能使工资倍增，莫不精神振奋，磨拳擦掌。大家聚集在一起开了几次会，各人都把自己多年积累的技术上的一得之见，－技之长倾囊而出，互相借鉴，切嗟学习，共同提高。就这样把我厂名冠全国的印花布产品生产出来了。这种正确高效的群众路线，能够立竿见影。

 

中国产业结构的－大特点是“全而不优”。例如，据有关人士披露，越南市场上的摩托车，日本产品价高却俏销，我们出口同类产品便宜得多，但还是卖不过日货，原因在于质不如人。我们为什么生产不出此类高质量产品呢？做工精细的高级技术工人缺乏之故也。据说，中国高级技工比例只占技工总数的5%左右，而发达国家－般占35%上下。这个高级技工低比例问题困扰了中国经济企业界几十年，怎样解决呢？过去是号召“为革命学习技术”，现在是提倡“工匠精神”。 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但都是正确的废话，因为少有效应。

 

高级技术工人不仅仅是能生产高质量产品，更重要的是能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科学创意，从而使高科技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载体。大约十年前曾见有知情人士披露，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1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80%。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举步维艰，皆因要素投入驱动难以转向技术创新驱动，后者驱动乏力，显然又是由于极端缺乏高级技工。这个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呢？政策导向错位所致也。

 

毛主席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奈何各级某些马大哈领导同志对主席的这一教导置若罔闻，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例如，老夫年轻时，同许多人一样，以当工人为荣，同大家一起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时，充满激情。现在一百个有志青年中，能有一人的理想是当工人吗？全都视为畏途，“工匠精神”从何谈起？致富无门，下岗有份。政协人大，少有代表。要他们今后一辈子心甘情愿当弱势群体的一分子吗？

 

国内工人阶级曾是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主力军，不要将他们出卖给国内外资产阶级，使之变为雇佣劳动者。引进外资，不如引进外智。自己做主，掌握主动。外国人才为我所用，而不是中国人才为外资所用，但这只有人才使用平台和载体是中国国有企业才能做到。中国并不缺乏资金，缺的是尚未找到资金高效使用的方法。要争点气，不要热衷和满足于充当“收租佬”角色，为资产阶级效劳，赚取一点点税收小钱而沾沾自喜。切忌养虎遗患，资产阶级一旦尾大不掉，将会怎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们要求改旗易辙，江山变色，将是大概率顺势而为之事。几千万革命先烈难道要白白牺牲吗？老夫这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为了摆脱国家“一穷二白”和帝国主义欺凌侵略的困境，我们无怨无悔，但决不容许时光倒流，走回头路，那是一条绝路！改弦易辙，刻不容缓！                                                                                 

 

四

 

中国的企业，不论私营和国有，极少有人重视一个对企业兴衰成败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产权所有者与其企业劳动者的利益分配问题。可能，会有国有企业中个别厂家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较好，值得推荐。但是，我是一个普通工人，无疑于井底之蛙，企业接触面狭窄，不知处理得较好的厂家何在，没找到实例可述。不过，也正因为是井蛙，对本厂的历史情况倒是有深入了解，包括私营时代。

 

我现在介绍一下上海天一印染厂创建者唐永昌先生，他的企业经营理念，可谓特立独行，在解放前后那－段历史时期，全国无一人能与之媲美。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唐先生是位非常杰出的企业家，他的成功的经营理念，我认为值得如今的中国社会主义企业借鉴学习。

 

我在以前的《故事》一文中，已作简介，唐先生的天一厂产品印染布，乃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出口海外的机器生产的工业产品，并因此发了大财。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像一般有事业心和有作为的企业家那样，将高盈利主要或全部用于扩大产能和企业规模，而是另辟蹊径，采用先予后取之计，相当大－部分利润分享给厂内职工。这一方面表明他是个与众不同的开明老板，愿与职工有福同享，一起发财，更重要的目的是，赢得信誉之后，从此大家产生了投桃报李的心愿，激发出发挥主动工作和劳动精神，使企业绩效更上一层楼。

几年以后，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时期，中国工业史上破天荒的－项划时代成果横空出世，这就是前文提到的丝光机单改双进出布技术革新，产能倍增。当年为什么其它厂同行连仿制都不敢搞？因为那些厂工人平时都缺乏一种像天一厂同事那样的主动创新劳动精神。天一厂劳资双方利益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是当时极其偶然多方面因素巧合形成的，在旧中国清一色私有制企业社会上独一无二，不可能有推广价值。其中道理，不赘述了。

 

唐老板的先予后取，放长线钓大鱼的企业经营之道，玩得得心应手，炉火纯青，而且名利双收，劳资双方皆大欢喜。因而，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空前地出现了唯一的一个人数达四百人左右的“万元户”职工群体，其单位就是上海天一印染厂。所谓“万元户”， 即其个人家庭财产和银行存款达到万元。须知在当时的中国以工薪为主要收入的人群中，体力劳动者中绝无一人是万无户，企业职员中，即使有，也属凤毛麟角。

 

天一厂工人“万元户”群体在企业中特别能战斗，这不难理解吧？他们投桃报李的又一主要成果，是在全国印染行业中，独创了“满负荷工作法”（后来移植到武汉印染厂）。机器不断地高效运转，财富滚滚而来。这套戏法，通俗地说，叫做“小钱换大钱”。它应当是每一位企业家必须掌握的企业管理基本功，治厂之道。遗憾的是，中国国有企业的领导者们，迄今竟然无人会玩这套戏法，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国企低效的主要原因。让我现身说法，实例评述。

 

80年代初期，我听说有一个“保密文件”，叫做《合理化建议奖励条例》。这有什么秘密可保的？便去问一位厂领导，可有此事？他说有，合理化建议实施后，奖励年增产或节约金额的百分之一点五，一次性发放。奖励比例如此之低，谁会感兴趣？未向下传达。但我这个穷光蛋却跃跃欲试。这比以前“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无疑是一个划时代进步，只要有进账，干起来吧。

 

我的第一个建议旗开得胜，实施后粗略估计－年能节约两万元，百分之一点五，三百元整，相当于我当时一、两个月工资。但我跑断腿要求兑现，却只给了我三十元，理由是没有精确数据统计，只能发个安慰奖。

 

第二个建议抱了个大西瓜。上文已述，是个年节约全额二十万元的建议。这次我吸取教训，证据齐全，应当奖励三千元。谁知又是三十元，百分一点五的百分之一！

 

如果说这两条建议简单可行，第三条建议就复杂多了，需要上十人劳心费力参与。搞成功后，估计年增产可达一千万元。简介如下：

 

我厂原有三台双进出布旧丝光机，其中一台因磨损淘汰，换上新购的单进出布丝光机。一台双变单，产值相应减少六分之一，约千万元。我的建议是让新机复旧，提高产能。当时搞丝光机单改双进出布技术革新的上海师傅大多还健在，只是退休了。他们就住在与厂一墙之隔的宿舍区。我经常与他们相遇，互致问候。

 

哪怕只百分之一点五，也有十五万元奖金，分给动手的人，每人可有一万多。他们以前就干成功过，驾轻就熟。所以，我有十分把握，动员和组织他们临时返厂发挥余熟，干成这笔公私两利的大买卖。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没把握拿到这百分之一点五呀！三十元让人家参与进来卖力干，你认为可能吗？此建议只好胎死腹中了。因而，每年也少为国家贡献三百万元的利税收入。

 

另一个故事的结局更加严重。上章谈到，我厂印花机操作工之所以能超水平发挥，生产出名冠全国的银牌奖印花布，在于被工资可能倍增的承诺激励。可是，后来厂领导食言，大失所望。一毛不拔的报应接着就来了。

 

那时，厂里花了几百万元（可能指美元）进口了一套当时世界上最新颖的双面印花机，因是国内独家生产的高端产品，预期利润可观。但断断续续试产了几个月，浪费了大量白坯布，始终生产不出合格品。无奈闲置，成为一堆废铁。

 

我厂印花机操作工能在三十年代老旧机器上生产出八十年代先进产品，技术在国内可谓首屈一指，但却无能在新机器上生产出合格品。其中原因，不言而喻。经常看到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哀叹国有企业投资回报率低。为什么低，书呆子们现在该知道原因了吧？

 

人们可能认为，我厂这种情况，一定是厂长选错了人，水平低下所致。恰恰相反。新来的厂长，可谓万里难有其一，学识、经历和智商等，各方面超凡脱俗，因而被上级封为“十佳厂长”。在我的印象中，空前绝后，全国唯其一人获此殊荣。以武汉印染厂为标杆，中国厂长们都要向他看齐，使资产利润率大幅度提高。谁知新厂长接手领导约一、两年，本厂效益反而大幅度下降。显然，新厂长需要物质刺激，才能发挥其最大效能。于是一次奖励三万元，这在当时是重奖，引起轰动。不指望他更上一层楼了，只要效益不再下降，重奖每年大大的有，结果还是止不住加速下降。

 

武汉印染厂破产具有重大的典型意义，表明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英雄史观影响下生成的精英路线，在社会主义中国国有企业遭遇水土不服，难以走通。群众路线与精英路线区别的主要标志是利益倾向。具体而言，在本例中，三万元重奖应当给予谁？新厂长寸功未立，本厂优质高产高盈利率成绩都发生在他进厂之前。三万元给他起的是负面反作用，引发某些干部利用职权贪腐。若是给了我这个干出了较大成绩的普通工人，将可能群起效仿，有效地扭转当时企业效益下降趋势。其中道理，不难理解。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实行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因而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短短二十多年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下独立的工业体系，创造了国民经济继续发展的条件，并实现了国家和人民“站起来” 的目标。

 

遗憾的是，未能实现第二步目标：“富起来”。我认为，未能实现此目标的原因在于当时只重视劳动者的政治权益，而忽视了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即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正确应用。群众路线和按劳分配，两者只有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出巨大的威力。让我们继承主席未竟的事业，重整旗鼓前进。

 

计划经济时代搞平均主义，影响劳动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再不可行。市场经济拨乱反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说得不错。但你是在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请别忘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资产阶级倒是先富起来了，但它能带动其它阶层的人共富吗？只会不断地扩大贫富差距，埋下未来社会动乱的隐患。唯有国有企业先进群体中为提高企业效益和向高科技攀登而努力拚搏，并干出成绩的人，让他们先富，才能带动和帮助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但是，这种人却长期遭到压制，罔顾他们的权利（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领导阶级”，“主力军”，现在已沦落为弱势群体了。百分之－点五，还是画饼，空头支票，把我等当叫花子打发。与此同时，纵容一些有权势、有背景的窃贼鲸吞国有资产。厚资薄劳，泾渭分明，极左极右，分别对待。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打下的社会主义江山，靠什么人守护？这个问题以前很清晰，改革开放后，怎么犯糊涂了？为外国垄断资本家利益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早已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如今沉渣泛起，死灰复燃了。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倾向。扶植一个资产阶级“独角兽”亿万富翁，不如在劳动阶级的先进分子中造就上千个百万级富翁或上百个千万级富翁，以换取他们促使公有制企业效益的提高和国家科技事业的进步。随之，国民经济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变为技术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也能加速实现。领导经济工作几十年了，怎么还没有学会打大算盘？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文化传统，认为“上智下愚”。同时，在小农经济社会中，土财主打小算盘精于算计盘剥贫雇农那一套，有人无师自通。本厂那位“十佳厂长”明显受到这一封建传统影响。上级官僚封其为精英标杆，表明土财主那一套，在今天的社会上还很流行。

 

搞私有化，资本为王，经济利益必然向资产阶级倾斜，而中国资产阶级拥有的私营企业，除个别外，大多因力不从心而难以进军高科技产业。历史和现实情况都证明了这一点。依靠国有企业实现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则要发挥企业中劳动群众的工作与劳动积极性，特别是技术创新积极性。发挥他们的创新积极性，必须充分考虑维护其权利，这个道理还用多说吗？

 

吸取上文例举事件的失败教训，应无限制地加大技术创新的奖励力度。但要掌握两个原则：一是严格审查，防止弄虚作假和夸大成果；其二，企业得大头，个人得小头。只要符合此二原则，奖金发放越多越好。

 

亿万工人阶级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进分子先行劳动致富，必将产生广泛的效法效应，使他们逐渐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此一目的到达之日，便是亿万人民群众共同富起来，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强起来实现之时。

 

不过，我们对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之一，即群众路线，还须与时俱进地改革。应当采用毛主席倡导的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劳动组织形式。所谓三结合，即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结合。废除厂长上级委任制。猛将必拔于行伍。让职工群众在企业实践和三结合人员中考察识别，民主选举厂长。

 

本文开头说的“两个共识”， 一个是“国有企业低效源于其产权体制”， 我已否定了; 另一个“市场经济没有‘性别’之分”，也要予以推翻。至少有两种分别：一，姓“资”的市场经济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姓“社”的市场经济则服务于劳动阶级利益。上文所述实例已经证明了。前者经济学重点研究的是“各种资源在市场经济中的优化配置”，即物的配置。后者研究重点则是“不同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的利益分配”，即人的活动。

 

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相对于各尽所能的目的，按劳分配是手段；相对于提高效率的目的，各尽所能又变成手段了。群众路线和按劳分配一样，两者都是为最终提高经济效益目的的手段。而这种手段如何正确和高效的使用，则是我们欲新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亟待研究的主要内容。之前，没有我们自己的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服务的学说，发生了什么情况？

 

当年，“摸着石头过河”，不问姓社姓资，不辨方向路线，其实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误引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摸上了私有化邪路。那时摸上邪路实乃不得己而为之，因为走公有制正途效率低下。为什么它的效率低下？又因缺乏正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指导。乱摸一气，怪象丛生，效率高得了吗？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指导，避免再入误区。但是，理论的基础是实践，不知旧时实践，哪来新生理论？温故而知新。遗憾的是，学者们却不屑于从低级的实践著眼，怎么可能着手产生高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学理论？

 

我于十多年前，根据自己以往在企业长期工作中的实践经验，写成了一本四十四万余字的著作，名曰《国有企业振兴方略――兼论中国实现全民富裕必由之路》，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开荒之作。《方略》服务于我所在的劳动阶级利益。内容围绕以“人的活动”为中心展开，迥异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以“物的配置”的规式。中国之前政治经济社会上的企业百态，多在其中。我的这本著作，应具有抛砖引玉的作用和价值。

 

可是，十多年来，它却被某些人士不屑一顾，未能问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初生萌芽，遭到压制封杀。过去中央高层热衷于私有化改革，文不逢时，我的著作遭到封杀，可以理解。现在习近平同志希望和要求“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号召开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仍然压制，是何道理？可能，因为我是弱势群体中的一个工人大老粗，身份低微，没有资格登上学术界的大雅之堂，恐怕贻笑大方。但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主流权威学者对如何振兴国有企业，实现全民共同富裕，过去和现在，全都束手无策，提不出解决此一重大问题的具体方法。坐而论道，无济于事。让我越俎代庖，滥竽充数也不行吗？左派网站能否网开一面，今后不再阻止我的文章通行？

 

作者：卢世源，原国营武汉印染厂老职工；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