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由传统考据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

 

2020年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大师和社会活动家陈垣先生诞辰140周年。陈垣先生是中国现代史学大师，晚年学术由传统考据学转变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转变始于建国前夕，经过政治学习，接受思想改造，树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至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得以完成。毛泽东思想对陈垣历史观的变化起了五个方面的影响：掌握并运用社会发展规律考察历史；认识人民大众的历史作用；实事求是与现代科学的结合；学术研究要以人民需要为目标；以新见评史论史。陈垣的转变影响了一批史学家。

 

本文作者牛润珍（1954-）系资深史学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清史、方志学、民国学术史、历史地理学等。

 

 

△1954年，毛泽东和陈垣亲切握手。

 

一

 

陈垣，字援庵（以下称字），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史学大师。他一生从事考据，晚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学术上完成了由传统考据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学者治学方向与道路的变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相对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援庵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形成较晚。他于建国前夕，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建国后，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有所转变。1951年参加西南地区土改，任土改工作团总团长，土改归来，即投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是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初步形成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实现了由传统考据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确立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60年代初，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更加成熟，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抵制浮夸文风。1961年春，他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学术会议上，对简单粗暴的史学批评文章提出批评。说：“这种文章有点像毛主席所说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的态度。共产党人不靠吓人吃饭，而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援庵走上马克思主义史学道路的途径亦不同于郭沫若等人，具有自己的特点。他首先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的了解与认识，进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阅读的第一本书是史学家张恒寿送给他的《西行漫记》。张恒寿于1990年撰文回忆说：1949年初，北平解放了，以陈老的大学校长和著名老史学家的地位，必应有所表态。陈老和某些老一辈学者一样，对解放区和中共的情况、政策，不甚了解……我曾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和冯玉祥著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送呈校长阅览，当时认为这类书内容具体，比理论书容易引起老年人的兴趣，老校长非常欢迎，就像他读古籍的态度一样，认真阅读起来，还在《西行漫记》的顶上写下几行眉批，内容是关于年代的记述。他觉得这二书，特别是《西行漫记》对他很有启发。”继之，他开始系统地阅读毛泽东的书，“首先学习了其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篇章，立刻被这精辟的理论所吸引，爱不释手，反复钻研”。1949年4月29日，他在《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中进一步说：“在这样的新社会里生活，怎能不读新书，不研究新的思想方法？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书，这些书都是我从前一直没法看到的……我读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认清了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认清了现在的时代，读了《论联合政府》，我才晓得共产党八年抗日战争的功劳……读了《毛泽东选集》内其他文章，我更深切地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从而了解到许多重要的东西，像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才看到了老解放区十几年前就有了良好的政治……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唯物主义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以后他又“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国家与革命》，还有其他经典著作”。

 

理论学习促使援庵思想剧变。1949年3月14日他曾致香港友人函，说：“余思想剧变事，已详前信。世界大势所趋，必然做到，早晚而已。已颓败之势，无可挽回。学术思想，应从新生的路上走，余甚悔往日之懵然妄觉也。”同日他又致三子约之函说：“余今日思想剧变，颇觉从前枉用心力。从前宥于环境，所有环境以外之书不观，所得消息，都是耳食，而非目击。直至新局面来临，得闻各种书报，始恍然觉悟前者之被蒙蔽。”

 

同时，社会变革的实践亦推动了援庵思想的转变。他以71岁高龄参加土改，深入民众，访贫问苦，“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都起了深刻的变化”。土改时，家乡族人部分财产被穷人分去，本家子弟有怨言，援庵写信给九叔陈维镳说：“自己又不是无得食，散一点财产给大众农民兄弟，岂不是好事？社会主义社会，私人财产无甚用处。来谕说本堂子弟不满，这是暂时的，过一下就明白了，你老人家也不必怪他们。”又写信给族人，讲述土改的道理，说：“土地改革是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规定的，要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才可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我们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我们应坚决拥护这政策。”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已站在民众一边。而且，“教师思想改造”学习，又使其人生观、历史观进一步转变，“他说这是他思想革故鼎新的阶段”。

 

 

在转变过程中，重新确立人生目标，即追随中国共产党。起码在1953年他就产生了入党动机，这年他生病住院，在病榻上曾对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第二书记何锡麟说：“恨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认识太晚，今世理想恐难实现。”1959年1月28日援庵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他虚岁80，说：“我年近八十才找到政治上的归宿。蘧伯玉知非之年是五十，我却是八十而知七十九之非。”3月12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一文，叙述了他对中共的认识和多年追求中共的愿望。这篇文章在史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这时，全国史学界著名学者百余人聚会北京，讨论中国历史编写提纲，大家得知援老入党并读此文，深受鼓舞，纷纷表示祝贺，由唐长孺赋诗，侯外庐题词纪念。曰：“建国十年，以中国历史提纲之讨论，集全国史学工作者于首都，百家争鸣，各放己见，到会同志欣闻史学前辈援老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读大作《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感动异常。咸认为援老入党，乃史学界之光荣，对共产主义接班人青年，教育甚大。长孺同志即席赋诗一首：‘八十争先树赤帜，频年知己效丹衷。后生翘首齐声贺，岭上开花彻骨红。’同志皆愿著名于册，以志纪念。”题词后有蔡尚思、郑天挺等与会者105人签名。至此，援庵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已牢固树立，此亦是其晚年学术与思想转变完成的标志。

 

二

 

1950年初，援庵曾对自己一生学术思想的变化做过这样的总结，说：“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解放以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一切须从头学起。年力就衰，时感不及，为可恨耳。”他又把这一变化过程归纳为“钱、顾、全、毛，即由钱大昕的考据之学，经由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和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终于找到了毛泽东思想”。

 

 

△ 青年史学家最喜欢陈垣老校长这里来做客

 

毛泽东思想对援庵历史观的变化起了五个主要方面的影响：第一，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并运用社会发展规律考察历史。1948年以前，援庵致力于考据学，通史以经世致用，将考据之学、致用之学都发挥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利用史学褒贬劝诫、彰善瘅恶的功能，弘扬中华民族史学的爱国精神，倡导“有意义之史学”，但始终未能从传统史学中脱胎出来，甚至连语言，如“爱中国”“外夷狄”“斥降臣”“表遗民”等等，都是传统史学的术语。所以，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一直没能走出传统史学的圈子。新中国建立后，使他有机会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得到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他接受了这些理论，并说：“我常常想，解放后全国人民都得到幸福，而史学工作者的最大幸福，就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又说：“不能掌握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对史学家来说，实际上是最大的苦恼和不幸，思想局限，目光狭隘，脑子里常常萦绕着很多‘不可解’的问题。因为没有指路明灯，纵然苦心孤诣地千思万想，还会惶惑不解，最后不了了之。”援庵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将新观点、新立场、新方法运用于治史实践，修改、再版了10多部旧著，还撰写出20多篇论文，刻意追求一种新精神，亦试图能在史学研究上有新的建树。

 

第二，认识到人民大众的历史作用。在援庵的论著中，所传、所表彰者大多是封建士大夫，流露出他对传统士人的偏爱，特别是早期的宗教史、元史和历史文献学研究，一向重视文化和士人的作用。建国后，援庵认识到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变革，最终还是人民大众的作用和经济基础的决定，将立场转向民众。1957年6月他在《明季滇黔佛教考・重印后记》中说：“限于当时思想认识，过于重视知识分子，看不见人民大众，致立论时有偏颇，此则有赖于高明之指正者也。”而且他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作用亦有了新的认识，论著中之有关表述已不再沿袭旧称。特别是对参加农民起义的知识分子，予以大力表彰，如《陆棠介绍》一文，叙述了南宋建炎绍兴年间知识分子陆棠参加建州农民起义的事迹，赞颂陆棠全家参加农民革命“死而不悔”。

 

第三，其一贯实践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更具现代科学意义。援庵一生从事考证、校勘，说：“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考证须熟悉年代学，又说：“苟欲实事求是，非有精密之中西长历为工具不可。”所欲“实事求是”，无非是求一字一事一版本之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援庵将长期坚持的“实事求是”治学原则进一步升华为旨在追求一种科学的法则，而不仅仅局限于某种具体历史名物的考证。他曾严厉批评学术界出现的浮夸风，提倡用严肃科学的态度研究历史，力争使“实事求是”成为学术界普遍遵守的通则，一改过去从不论人是非的习惯。他晚年撰写的《史学工作的今昔》《谈谈文风与资料工作》等，都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变化。

 

第四，重新审视了以前的学术研究成果，提出学术研究要以人民需要为目标。1952年1月22日援庵致包赉函说：“解放前我著书，只凭自己一时的兴趣，不问人民需要不需要，固所著不切实用之书。”著书适应人民需要，才能贴近时代，立意亦远高于传统的陈古证今，经世致用。

 

第五，以新见评史论史。关于古代民族关系，援庵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立以前，各少数民族相争之事常有，自《共同纲领》制定民族政策后，我们讲历史的，对于古代民族相争之事，要很谨慎的来处理。”包赉撰《贾似道二三事》，第二章有“在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中”一段议论。援庵说：“中国资产阶级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宋朝是封建社会，那里能有资产阶级的统治，应仔细参考毛主席《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后，加以改正。”

 

 

此外，援庵“厚今薄古”的史学思想，亦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1958年，他先后在《文汇报》（4月30日）、《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如何理解厚今薄古———我的体会》和《厚今薄古是今日史学界必须走的道路》两篇文章，具体阐述了他在这方面的看法。

 

三

 

援庵的转变又影响了学术界。他参加西南土改，柳诒徵致函称赞，说：“蜀中改土，闻籍高贤，裨赞新政，龙马精神，闻而健羡。”

 

援庵还劝杨树达、骆绍宾“法韶山”，学习毛泽东思想。1952年12月2日致杨树达函说：“《积微居金文说》已由科学院送到，稍暇当细加钻研，以答盛意。来示谦欲法高邮（即王念孙，王引之），高邮岂足为君学？况我公近居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前屡得骆君绍宾寄示近作，甚欲以此意谂之，不知尊见以为如何？”杨树达接受了援庵的建议，并将自己的著作寄示毛泽东，商讨学术，雁鸿往复频递。杨、毛往来书信被收录于《积微居友朋书札》一书。

 

 

而且援庵的好友朱师辙，出身书香世家，为清代著名文字学家朱骏声的后人，曾应援庵之邀，执教辅仁，建国前后，与陈寅恪同事中山大学，其晚年亦有大的转变，服膺毛泽东思想。

 

建国初，援庵致函中山大学教授冼玉清，叙说了自己的思想变化。冼玉清于1950年1月15日复函，曰：“（1949年）十二月廿九日惠书，沛然英锐之气，溢于词表。”又告之陈寅恪近况，曰：“陈寅恪先生身体日健，常有晤言。前旬因登漱珠冈探梅，往返步行约十里。陈夫人谓渠数年无此豪兴，附唱和诗可知也。”

 

陈寅恪《纯阳观寻梅呈冼玉清教授》诗曰：

 

我来只及见残梅，太息今年特早开。

花事已随尘世改，苔根犹是旧时栽。

名山讲席谁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

游览总嫌天宇窄，更揩病眼上高台。

 

冼玉清《侍陈寅恪先生漱珠冈探梅次元韵》曰：

 

骚怀惘惘对寒梅，劫罅谁来讯落开？

铁干肯随春意改，孤根犹倚岭云栽。

苔碑有字留残篆，药灶无丹只冷灰。

何意两回花甲后，有人思古又登台。

 

这时正是援庵思想积极向上，对哀吟梅落之惆怅，似乎不大欣赏，复书著意欲振之。冼玉清亦未能明白援庵的意思，于1950年5月4日致函说：“二月廿四日惠书奉悉，措语极风趣，极活泼，大有还童气象，不知何因而至此？”冼玉清虽然未能接受援庵的一些意见，但学人之间的沟通也是很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史学二陈”，从冼玉清那里了解了彼此的情况，说明二人在建国后还是相互关怀的。1949年11月14日援庵致陈乐素函说：“简琴翁（简经纶）来信……云寅恪夫人对时局认识不清，尚疑为大乱将至，亦新闻也。”援庵身居北京，对时事的感受自然真实，亦欲通过冼玉清，告之事实真相，对之有所影响。

 

援庵的转变不仅影响了同辈学者，亦影响了后辈学者。1949年9至10月间，浙江大学历史系一度停办，援庵建议长子乐素转习政治学，并为之介绍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的作用》、艾思奇《社会发展史提纲》、薛暮桥《政治经济学》和沈志远译《历史唯物论》等书。虽然乐素并未专门从事政治课教学，但他从父亲那里得到了正确引导，以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在史学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样，郑天挺、白寿彝、蔡尚思、唐长孺、柴德庚、陈述、史念海、赵光贤等，均盛赞援庵的转变，并奉之为楷模，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分别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做出了突出成就。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空前发展，一方面固然是社会政治环境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以援庵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的带动作用影响。

 

 

△1959年7月6日，陈垣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座谈。左一白寿彝，右一陈桂英，右二刘乃和。

 

△1964年12月，陈垣与谭其骧（右）、方国瑜合影。

 

本文原载于《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5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

 

 作者：牛润珍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