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著名论断，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等等。可以说，我们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本人就是调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他在极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亲自做过或组织过无数次深入细致的调查。我们仅仅从下面几次集中调查中，便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做调查研究的。
战争年代，作了大量的调查并亲自撰写调查报告，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把调查作为“决定政策的基础”。
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农村专门做过十几个系统的调查。对在严酷革命战争环境下所做过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及形成的调查报告，毛泽东有着极为深刻的记忆。但由于条件和环境恶劣，一些调查报告损失了，毛泽东痛心地说：“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除了已经痛失的“永久也不会忘记”的调查报告以外，毛泽东还留下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调查报告。从这些调查活动和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凡作调查，目的都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调查期间都是亲自做记录，结束后又亲手撰写调查报告。
【现留存最早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报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也是1927年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出版的学习教材】
毛泽东早期留下的大量详尽的调查笔录和他自己整理的调查报告，是我们党的一笔巨大的财富。这些调查报告，长的达几万字，短的不足2000字。他写的《寻乌调查》，就有8万多字。也就是在作寻乌调查期间，毛泽东于1930年5月从理论上总结了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写下了《调查工作》一文，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在它的先头”等论断。他还特别强调了“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等马克思主义观点，指明了只有调查研究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道理，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途径。1931年4月，他又在起草一份关于调查工作的通知时提出两个响亮的口号：“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一时期，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精髓的毛泽东思想也开始有了雏形和基础，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也开辟出正确途径。
到了延安时期，正是伴随着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步伐，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为了引导全党搞好调查研究，毛泽东花了几年工夫，尽其所有收集了自己以往有关农村调查的一些报告，编印了《农村调查》一书，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到1941年春天这本书即将付印的时候，他在序言中特别强调：“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是幼稚可笑的”。并告诫党内，如果我们的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这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提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以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发人深省地对党的高级干部们说：“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
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间，由于毛泽东大力推动全党搞调查研究等一系列活动，使党的整个作风得到了根本好转，我们党也才能真正担负起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重任。
20世纪50年代开展“十大关系”调查，开始全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出调研材料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要“有骨有肉，生动活泼”。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局面和更为复杂的世界，党内大多数同志情况不熟悉、能力不足和水平不够的危机加大。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当月，针对当时的绥远省有关干部在开展工作和搞生产建设过程中出现不了解情况、不懂业务和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他明确提出，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研究情况”“懂得新的工作方法”。并进一步提醒党内干部说：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我们有责任搞好各个方面的工作，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
【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视察国营南京无线电厂。】
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如何使我们的干部了解新情况、懂得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这是毛泽东思考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到了1956年，为了摸清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和出现的新问题，并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作准备，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历时两个多月，他先后听了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随后，他又用了6天时间，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为进一步了解各地方的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从10个方面准备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并提出：汇报材料中“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几千字也可以”。就是在这次集中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阐述了两个多月来中央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些认识成果。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论十大关系》中的重要思想是怎么形成的时，曾这样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这次调查，也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经济工作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系统调查，成为我们党全面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开端。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阐述十大关系。】
20世纪60年代多次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领导干部“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自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主观上的工作失误和客观上的严重自然灾害，导致进入6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很快就意识到，“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原来的许多认识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怎样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呢？毛泽东认为，首要的甚至唯一的方法，是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下去搞调查研究。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1960年5月，毛泽东去郑州在麦田听取村支部书记吴玉山汇报。】
为此，他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一次是1960年底至1961年初，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说：“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第二次是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三次是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一些干部：“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他还强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
【1961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讲话，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
在三次提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期间，毛泽东特别强调：“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基层搞调查，留下了许多调查研究的精彩篇章，这对于摸清经济社会各方面实情，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调整，克服严重困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毛泽东发起的这次全党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对转变党的作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也为我们党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作出科学决策、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学习时报”，原载《学习时报》2018年2月26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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