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教授指出，中美是否能够携手发展、没有冲突？从古希腊的内战史来看，似乎并不乐观。美国到底是负责任地相向而行，还是一味追求冷战遏制路线，甚至极端冒险地推进台湾的“乌克兰化”，都还是无法看清的前景，也是中美关系未来结构性风险所在。但至少，中国已经敢于在外交上给美国划底线，最近的G20巴厘岛峰会显示，中美互动规则出现了关键性变化，划线能力反映的不仅仅是主权实力，还包括全球治理能力。因此田老师建议同学们不要仅仅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当成一部单纯的历史学著作来看，对于古希腊战争的记叙的背后，是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以历史叙述的方式体现出来的政治哲学思想。书中所记载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其实对目前正发生的现实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修昔底德笔下，人本身受制于多种因素，这就是“人的限度”，人的限度划定了人的行为的最大范围。战争开始时，雅典占据优势。在财力上，相比斯巴达，雅典比较殷实。但雅典的劣势是不擅长陆战。所以，面对拥有强大陆军的斯巴达，雅典的军事领袖伯利克里定下的作战策略是，任凭远道而来的斯巴达军团如何挑衅，都壁垒坚守。这样，斯巴达会因为长途物资运输不便，而面临日渐财库日渐枯竭的状况。所以，伯利克里希望以此法拖死斯巴达人。但是，斯巴达人对雅典城的围困也导致了雅典商人生意的停滞。同时，斯巴达人还在雅典城外大肆破坏农田和房屋。所以，要想坚持伯利克里定下的作战方针，务必要求雅典城内部所有人都放下个人利益得失、精诚团结、一致对外。
可是雅典内部不团结。雅典的商人集团奉行功利化的个人价值观，对于战争带来的个人损失不满。而平民们也早就对商人集团把利益统统装进自己腰包中的做法感到不满。雅典内部人心不齐，矛盾潜伏。有此矛盾在，持久战就不可能持久得下去。果然，在战争开始没多久，主持政局的伯利克里因为瘟疫去世后，雅典各派立即推动了作战思路的改变。商人为了尽快开展贸易，主张与斯巴达速战速决；平民为了减少损失，尽早复工，主张与斯巴达速战速决；政治投机分子，比如亚西比德等，为了在雅典城赢得更多声望，也四处奔走，呼吁与斯巴达速战速决。在多股力量联合推动下，终于雅典的民主政府放弃了“固守不出”的基本战略，选出三名激进派将军，开展主动进攻。由于不能坚守，这些由雅典主动发起的战斗全部惨烈地失败了，坚守的红利也消耗殆尽。面对大败，雅典城开始面临危局：一方面是作战失利，国际形势开始向斯巴达一边倒去；另一方面是激进作战耗费了更多财富，导致雅典城公库空虚，民众手头也不宽裕。于是，民心更加浮动了起来。
再后来，矛盾总爆发了。一直潜伏着的雅典反对派，也即旧氏族势力，裹挟着一部分对商人集团感到不满的平民力量，又借着斯巴达、波斯等外部势力的支持，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了政变，夺取了政权，将雅典的民主制改为寡头制。雅典的民主政府失败了。雅典城的失败，就是从人心的贪婪、自私开始的。由于贪婪、自私，所以放弃了持久战。放弃了持久战，雅典人螺旋下坠的历史进程便也启动了。
（三）新型中美关系：平视外交与清单式互动
在刚刚结束的G20巴厘岛峰会上，中美之间制定新规则，美国习惯于给中国提清单，这次中国也给美国提清单。再加上平视外交，证明美国的霸权法则基本失效。然而，新型大国关系新面临的问题是——承诺后执行难。因此田教授表示需要加强外交承诺的监督机制，需要进一步落实为纸面协议、要把领导人互信作为执行保障、充分发挥国际法监督机制、尝试使用单方制裁机制、设立对外交失信的救济机制等等。
（四）面向世界的民族复兴：新秩序的前景
如果说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相续发展，那么新时代则是对既往传统与成果的历史综合，甚至这种综合不限于党的教义和体制内部，而触及了对中华文明本体的和解与依存。二十大报告正面肯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中华文化为本位，采取一种类似“通三统”的方法论处理1840年以来呈现断裂状的新旧文化因素。而十八大以来，政治基调发生了显著的变迁，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意志、智慧和执行力对外推行“一带一路”，对内聚焦“制度建设”，全力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这标志着新时代成为了一个本质上的“新时代”，一个“二期改革”的时代，而不是仅仅具有自我主张的主观意义或者历史时间自然推移的意义。新时代之改革是一种超越了之前“经济改革”的“全面改革”与民族复兴的体系。其中改革的五大领域为：全面的文化复兴、全面的党政融合、全面的反腐廉政、全面的国际化与全球治理、全面的承受压力与负重复兴。
田老师认为，在21世纪，中美关系依旧会出现波动，原因如下：
其一，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成功，新时代的结构转型和进取方向基本正确。这就造成美国的空前恐惧和压制，不再做绵羊不是中国的错，作为文明大国的正当发展权利无可指责和阻挡。
其二，美国文明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罗马帝国文明的当代展开。美国内体制的民主化与公民社会文化未能严格驯化其帝国霸道，但其霸道行为与力量存在致命弱点，其与盟友体系构成的宽泛帝国架构也无法真正做到政治上的紧密团结和一致对外。
其三，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战略重点在于硬实力闯关和软实力重建。硬实力方面需要进行科研创新体制的重大改革以支撑思想与科技的顶层突破，软实力方面需要借助“一带一路”框架发展出一种本乎中华文明而兼采多种异域文明的人类和平发展新文化，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讲好人类和平发展的共同故事。
田教授说到，新时代对于学界和在场的同学们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在新时代，我们需要完成前所未有的事业，经历重大的挑战和斗争，产出重大创新。因此，我们只学习西方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进行“知识的突围”。
新改革在美式超限战下，最大的困境是一种“知识赤字”。中美竞争，表面是贸易战，中层是技术战，本质是思想与价值观之战。然而当代中国的知识阶层及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无法应对已然到来的美式超限战：
其一，政治文宣话语有控制力，无竞争力，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一套思想控制体系仍然有其国家理性上的必要性，但在中美的世界性竞争中难以穿透国界，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更关键的是宣传本身只是思想的媒介，而不是思想本身，甚至反噬思想活力与思想生产的自然理性过程。
其二，学院派知识话语高度欧美化。按照西方学科体系、范式与评价标准建立，片面而过度地追求以美国模式为标准的国际化，其知识生产不仅无助于中国自身话语权及其科学体系的建构，甚至起到相反的抵消和阻滞作用，这势必加重新时代改革进程中的思想内战与知识对立。
其三，改革开放以来的知识积累存在结构性缺陷，高度依赖欧美而严重忽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造成中国学术现状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脱节和背离。
其四，支撑与美国进行体系性竞争的最为关键的金融与传媒领域，我国之观念与机制仍然处于相当落后之状态。
新中国与新世界是以历史综合、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任务的新时代是改革开放的“二期”，甚至是定型和成熟的决定性时期。中国需要相应进行适应这一历史大转折的国民动员、知识创新、技术闯关、海外利益保护与有原则地管控美国对华 “超限战” 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和挑战。民族复兴最后一公里注定千难万险，其道路必然是由牺牲、鲜血、伟大的知识生产与政治决断所铺就。
最后田老师引用毛泽东主席于1930年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写到的话；“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三、讲座互动与问答环节
在讲座的最后问答环节，田飞龙老师、吕洲翔老师和秦博老师互动探讨，三位老师也与同学们进行了互动探讨，把本次课堂推向了更高境界。国别与区域研究课程上的每个小组都向田老师提出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以及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相关的问题。具体讨论话题包括：中国疫情防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美“言论自由”的定义及案例、中国境内外企商业版图与扩张、近年移民潮走向及原因等。同学们头脑风暴、集思广益、踊跃发言，和田老师进行了犀利的、深度的交流与讨论。田老师也耐心地为同学们答疑解惑，援引古今中外的案例让同学们立足于现实看待每一个问题，鼓励大家多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独立思考，面对网络上纷繁错杂、真真假假的信息要具备基本的辨别与分析能力。同时，作为当代中国青年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中国现代化发展贡献力量。
有同学提问，表示不少现代青年和大学生倾向于认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而羡慕西方的言论自由。在谈及言论自由这一话题时，田飞龙老师从他去过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历谈起，认为西方的言论自由是有具体标准和限度的，言论自由存在普遍法理和边界理性；田老师认为，在当代，在包括美国的西方国家中，言论自由重新遇到了一个新的专制结构，这就是西方的媒体霸权和平台霸权。田老师举例说，如果去采访特朗普先生，他一定会告诉你美国是没有言论自由的，有哪位他的推特账号被推特封禁过很久。如果你问特朗普先生，美国的媒体平台是不是真正多元而自由的，特朗普先生多半会告诉你，美国的媒体平台有，尤其是收视率大的平台，后面有着庞大的资本集团。所以，美国当代的言论自由逐渐地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重要的不再是言论自由本身，而是资本塑造下的一种表面是言论自由、但实际上是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单方面垄断的对特定价值的解释和特定制度的实现方式的意识形态。一旦其他国家和民族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和历史传统的方式去实践言论自由的时候，往往会被美西方判定为不合规、不合法甚至是反动的专制的，以至于美国的霸权性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一种世俗性的新宗教。田老师建议同学们可以把美国的霸权理解为欧洲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这样便于理解言论自由的美西方维度——因为言论自由已经被美国当成了统治世界的武器在使用，就像它的人权标准一样，在全球化的国际政治斗争当中遭到了异化，而发展中国家的不少学人，还没有就言论自由来结合自身民族和国家的宪法制度和社会实践进行理解、缺乏在不同价值之间的历史比较，所以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学理化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对于言论自由的理解往往只能根据西方媒体开出的“教科书”、依据国内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对言论自由相关知识的二手贩运。这样一来，也制约着我们突破言论自由的表面去进行结合具体国别和政治治理宏观结构的深入理解。田老师总结说，言论自由不是轻率的议题。如果简单回答，很容易，就是立场站队，而系统完整的回答，需要做很深入的学术研究和比较。
在西方生活了十五年的吕洲翔老师也表示，任何地区，包括西方的言论自由是有限的，西方和中国的言论自由都有自己的限度和范围。他举例说到，Youtube，脸书和推特等西方网络平台如果发现有不符合其价值观的言论，后台会迅速处理，进行限流，或删号，youtube是有严格的审核机制的，所以，欧洲国家的网络是有“防火墙”的。吕老师还举例说，对于很多时事类的敏感议题，如果不符合西方意识形态标准，欧洲民众是很难从自己国家的媒体上看到不同声音的。吕老师总结说，在任何国家，言论自由必须在法律框架下，个人的言论自由更像是right而并非完全的power甚至force。
在西方、东南亚以及中国香港学习、工作、生活过多年的秦博老师也从自己的过往经历和学术观察分享认为，言论自由是文明社会中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自由不是绝对的，更是有边界和尺度的；言论自由也不是普世的，而是需要在不同的文化、民族、宗教等坐标中去具体审视。从人类学的眼光来看，如果仅仅非常简单地理解言论自由，那么，不少东南亚的部落、太平洋的海岛社会拥有着非常大的言论自由度，其言论自由的边界比很多现代主权国家都要宽泛太多。太多的事实告诉我们，西方的言论禁忌非常多，虽然有相对自由的部分，但有更多非常不自由的部分。西方喜欢标榜自己的言论自由来打压别国的言论自由，其实西方的言论自由是定向的，是必须符合西方政治正确的，其本质是掌握舆论话语权的统治阶级及其背后资本利益集团的自由，是资本和权力相结合的自由，而不是西方人民的自由。秦老师赞同吕老师对于西方言论自由的现实观察和事实分析，并指出，如果西方舆论霸权的高墙越来越高，那么西方民众以及西方附庸国家的民众就会越来越被资本与权力裹挟，也越来越难看到真实的世界。中西方的言论自由都有各自的体系和边界，如果把言论自由绝对化，否定言论自由与责任的内在联系，这并非明智之举。
围绕疫情防控近期出现的种种现象和看法，同学们心中都有自己的疑问，田飞龙老师回答到：其实用“防控”和“躺平”这两个概念本身是失真的。这两组概念都直至抓住了一些基本的要素，但忽略了很多关键信息，比如，中国的动态清零也不断的在朝着精准化防控和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方向做调整，而且美国其实根本没有真正躺平。美国这三年的防疫的物资，包括口罩，包括基础药品的原材料，还有检测试剂，实际上很多依赖中国生产和出口，美国在贸易战和关税战上把很多对中国卡脖子的物品项目列入了制裁的范围和高关税的范围，但是唯独对防疫物资网开一面。因为一直以来，美国社会消费了、占用了中国防疫物资的相当一部分，所以其实美国根本没有真正躺平。而且我们会发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防疫上面完全躺平，他们仍然对重点的单位，比如军队，比如医院，比如学校强调检测，强调疫苗的注射率，然后强调要戴口罩。美国拜登拜登总统与其核心的国家安全团队是坚持24小核酸检测的，他们每天都要做核酸，他们躺平了吗？绝无可能，所以这个躺平之说，其实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建构，它只是精准防控的另外一个侧面，其对重点人群，重点单位，尤其是所在国家的精英层，一定是保护的。真正躺平的是什么人呢？是那些中下阶层，对社会贡献力弱，或者有基础病的那些人呢？他们处于社会保护网之外。如果我们把这些观察跟分析纳入进来，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尖锐对立的意见会相对柔化很多，很多误解会重新得到理解。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真正的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两个层面去观察新冠疫情的防控，同时也对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些变量有一个真正科学的稳妥的这个理解。我们需要有历史的纵深，我们需要有真正大数据的采集分析，我们也需要有对这个文明多元性、差异性及内在合理性的信心以及信任，这样，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中国学生，才能立足中国大地，才能在我们面向世界的时候，既不自卑也不过分自大，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自信，这是当代中国人健康人格应该有的状态。田老师最后总结道：年轻人要体验真实的中国，不要仅仅从网络上来感受。要有对大势的判断，如果判断不了历史大势，就会失去将来，也会失去自己人生最精彩的机会。
【报道：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孟思奇、涂晓蔓、谭鑫玥（排名不分先后，以姓氏笔画为序）】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万邦图治国别区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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