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关键时期。推进“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作出的必然选择，既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又深深植根于时代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客观需要。面对民族危机和社会转型，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文化担当，以党报党刊为重要载体，通过内外部条件的互动交织，推动“第二个结合”进程持续深化，成为驱动革命理论创新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引擎。在具体方式上，中国共产党以中共报刊为载体，运用别具匠心的手法，以彰显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加以阐释，在思想层面深度融通，在理论维度积极创新，以敏锐的理论洞察明确了文化交融的方向，为“第二个结合”构建了理论框架。

“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提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论断。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注入了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内涵。但这一理论创新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早在延安时期（1935年10月—1948年3月），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较深入地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党报党刊为媒介，一方面以民族形式阐释马克思主义，借用传统文化来表现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深人的研究、批判与发展，实现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系统梳理延安时期党报党刊推进“第二个结合”的逻辑理路，对于新时代背景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何以必要：延安时期中共报刊推进

“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必然

延安时期中共报刊逐渐摆脱了过去秘密发行和艰难生存的困境，在趋于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报刊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中共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办报，还在华北、华中、华南三个抗日根据地及国民党统治区创办了大量党报党刊。其中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报刊主要有《解放日报》《解放》周刊、《中国文化》《新华日报》《群众》《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延安时期中共报刊推进“第二个结合”有着深刻的历史、理论和现实原因。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

从历史层面来看，延安时期中共报刊推进“第二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确定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但由于党正处于幼年时期，在推进“第二个结合”方面还欠缺足够成熟的能力。再加上共产国际对中国进行脱离实际的错误指示，使得党内一度出现“左”的和右的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影响。针对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错误，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并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对这一命题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其包含两层含义：其一，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存在的；其二，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民族形式，必须与中国的民族特点相结合，体现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这一表述已初具“第二个结合”的思想雏形。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目标，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形式的结合，实现二者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步骤。由此，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应该总结和继承这些遗产。此后，延安学术界以党报党刊为媒介，广泛展开有关传统文化的研究。《解放》周刊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探讨了中国古代的知行问题，刊登了陈伯达的《关于知行问题之研究》等文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对老子、孔子、墨子的哲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另外，大量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典故、寓言、名言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民族化的阐释，形成了《共产主义与道德》《论待人接物问题》等文章，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国文化》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中国文化的起源、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分析、民族形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表1）。延安的文化精英们一致认为，在建立新文化的过程中，利用传统文化的形式至关重要。但在借鉴和利用传统文化的形式时，不能不加区别地接受，而应批判地继承，对于旧形式，必须以批判的态度进行改造。

表1《中国文化》推进“第二个结合”而刊发的经典文章

 

 

（二）国共两党思想文化斗争的需要

从理论层面来看，推进“第二个结合”是与国民党进行思想文化斗争的需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为加强自身的独裁专制，开展了一场文化复古逆流运动。其中，以“封建道统论”构建其思想理论体系，是最鲜明的表现。“封建道统论”最早由戴季陶借用阐发，他提出“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民生哲学”，而仁爱又是“民生哲学之基础”，剔除掉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积极、革命的部分，利用思想中的保守部分，进行思想的道统化。他认为，孙中山“先生的确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结晶，是中国继往开来的圣哲”。戴季陶一方面圣化孙中山，另一方面道统化三民主义，目的是将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超越党派之争的全民党。

继戴季陶之后，陈立夫创制了“唯生论”。他既否定唯心一元论，又摒弃唯物一元论，宣称唯心主义使人陷入空寂，唯物主义使人沉沦物欲，唯有孙中山民生主义衍生出的“唯生哲学”才是拯救中国的唯一正确理论。这实质上是歪曲和利用孙中山思想，为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寻找所谓的理论支撑。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则将“封建道统论”推向极致。他把孙中山置于儒家传承的道统谱系之中，进而标榜自己为孙中山的法定继承人。这表面上是对孙中山思想的传承，实际上是企图用这种思想禁锢民众，维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面对国民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肆意妄为，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挺身而出，对国民党的“道统论”展开了激烈批驳。1943年，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一经出版，《解放日报》便迅速刊发了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文章指出，在中华民族问题上，蒋介石以“血统论”立论，称中华民族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否认中国多民族事实，实质是违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主张。针对蒋介石所说自满族入关之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逐渐消失这一观点，陈伯达指出，中国的民族思想从未消失。从民间各种起义到秘密结社反抗外敌，都彰显着民众强大的民族精神和抗争意志。广大民众始终是民族思想的坚定传承者和践行者，只有腐败的统治阶层才充斥着奴才思想。“力行哲学”虽打着孙中山的旗号，但其本质代表的是“买办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或“新专制主义”。这篇文章为人们正确认识民族和历史问题提供了清晰指引，有力地反驳了国民党的错误思想。

在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发表之后，延安的其他学者也积极响应，从史学、哲学、文化等方面挥笔反击。范文澜撰写《谁革命？革谁的命？》，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深入剖析国民党所谓“革命”的虚假本质；艾思奇以《〈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直击蒋介石思想的哲学根基，尖锐地指出其理论的唯心主义本质与愚弄民众的险恶意图；齐燕铭则在《驳蒋介石的文化观》里，聚焦文化领域，深刻批判蒋介石错误的文化理念，揭示其背后隐藏的政治目的。这四篇文章观点犀利、论证充分，从不同视角对《中国之命运》展开了深入批判，在思想舆论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领域的斗争赢得了主动权。

（三）凝聚民族共识以团结抗战的需要

从现实层面来看，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凝聚民族共识以团结抗战的需要。1941年2月，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共产党人》刊发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讨论提纲。提纲明确指出，日本侵略者不但发起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进攻，还积极展开文化进攻。艾思奇在《群众（周刊）》发文指出，要注意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要用尽全力去反对所有奴役与麻痹人民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奴化教育、重塑民族精神是当务之急。延安的学者们持续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深入挖掘中国历史上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积极宣扬“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等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澄清历史是非，以实现全民族抗战的需要。除此之外，还运用独具民族特色的话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进行阐释。在中共各类报刊刊登通俗易懂的文章来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话语风格，使深奥的理论与政策能够为群众所接受和掌握。通过多种方式，大众的政治认同与民族共识得到了迅速提高。

二、何以可能：延安时期中共报刊推进

“第二个结合”的内外环境

延安时期中共报刊之所以能够有效推进“第二个结合”，既是历史和现实需要的产物，也是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党内领导人的倡导与推动、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以及传统文化研究群体和学术机构的逐步形成，构成了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

（一）党的重要领导人的倡导和推动

从政策支持上来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极力鼓励办报。党的重要领导人的倡导和推动是延安时期中共报刊推进“第二个结合”的首要原因。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他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其中提到严峻的形势必将滋生民众的悲观情绪，而这种悲观情绪又必将被日寇、汉奸、亲日派所利用，动摇全民抗战的决心。由此，毛泽东发动斗争号召，提出动员报纸、刊物等一切可能的力量，向全国民众作宣传动员。在这种情势下，中央决定将新华社和《新中华报》分开，各自成立单独的机构，以适应新时期的历史重任。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各级部门编辑出版的刊物相继发行。

毛泽东根据革命与战争的现实语境，针对不同群体特点，引导报刊创办方向。他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发刊词，指出其团结群众、服务抗战的使命。毛泽东强调要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战意志。毛泽东还为党内月刊《共产党人》撰写发刊词，指出其传播马克思主义、提高党的凝聚力和团结性的办刊方向。1939年，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前所未有的混乱，对外要对抗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与文化侵略，对内要应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为树立正确的文化导向，毛泽东在1939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上，提出创办《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内容聚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等重要议题，为推进“第二个结合”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除了积极鼓励办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更是以身作则，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剖析。针对陈伯达发表于《解放》周刊的系统阐述中国传统哲学的文章，毛泽东认真地进行了回复。对于其提出的“名不正则言不顺”是观念论这一观点，毛泽东指出，倘若孔子在“名不正”之上再增添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那么孔子的这一思想便不再属于观念论范畴，而会转变为实践论。关于家庭中父与子以及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毛泽东对原有的表述顺序予以纠正，提出君臣关系反映父子关系，“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剖析社会关系，从根源上理清封建时期家国关系的本质特点。关于孔子的道德论，毛泽东主张运用唯物论的方法对其进行深入批判，与国民党的道德观明确地划清界限。除了毛泽东，党内其他领导人同样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并创作出许多不朽之作。刘少奇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深入挖掘和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度融合，围绕共产党员应当具备的修养展开了鞭辟入里的论述，为规范党员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张闻天《论青年的修养》《论待人接物问题》等文章，同样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相贯通，展现出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二）延安时期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

从社会环境来看，延安时期相对宽松的学术氛围和科学的学术政策是中共报刊推进“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原因。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一政策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爱国知识分子来到革命圣地。中国共产党为知识分子们在生活上提供相对优渥的物质条件，在环境上营造了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

在生活上，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政策优待来照顾延安的知识分子们。由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地处偏远山区，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再加上处于战时状态，1941年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已经到了物资十分匮乏、生活十分拮据的状态。但即使是这样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依然竭尽所能给予知识分子优待，使他们能够安心工作。在中央有关文件中，规定专家、文化技术人员和科技工作者等知识分子群体在具体的薪资待遇上加以厚待。“红军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每月的津贴费，最高不过四、五元，而对一部分外来的知识分子……津贴费每月十元。”

在环境上，延安时期党内营造了轻松自由的学术探索氛围。1941年6月，《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奖励自由研究》，对国统区和延安地区的学术氛围作了对比分析，并论述了自由研究的重要性。在国统区，大力推行读经复古运动，实行愚民政策，限制言论自由；而在延安地区却完全相反，这里聚集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学习研究的空气，一天比一天高涨”，学者们可以在报刊上进行广泛的探讨，表达不同的观点。如范文澜和郭沫若就针对殷代是奴隶社会还是氏族社会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探讨。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为中共报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氛围。

（三）传统文化研究群体和机构的形成

从文化氛围来看，传统文化研究群体和机构的形成是延安时期中共报刊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关键原因。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之下，延安聚集了大批有学识、有能力的知识分子群体。知识分子群体为推进“第二个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知识分子中，很多是研究传统文化的生力军，如艾思奇，于1937年10月调入延安，1939年担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哲学研究室主任，又曾担任《解放日报》的总编辑。他坚持进行哲学理论的中国化、现实化研究。范文澜，1940年1月进入延安，担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先后撰写和出版了《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简编》等著作，延安期间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首次运用阶级斗争学说考察商代社会，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史学探索，实现了学术思想向唯物史观的重要转变。吕振羽，1942年底随刘少奇进入延安，担任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特别研究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综合考察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出土器物，对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进行了系统阐述。尹达，1937年底进入延安，延安时期撰写了《中国原始社会》一书，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陈伯达，1937年8月底进入延安，在《解放》周刊先后刊载了《墨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等诸多文章，以此为依托，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度的钻研。此外，还有周扬、郭沫若、齐燕铭、叶蠖生、金灿然等，也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入的理解和研究。

学术机构的诞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打造了坚实有力的平台保障。当时位于延安的中央研究院（其前身是马列学院），专门设立了中国文化思想和中国历史这两个研究室。其中，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创建的初衷在于“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掌握革命的思想方法和文化政策”。中国历史研究室的目的在于“培养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历史学者……加深理论修养”。在成立伊始，两个研究室都各自制定了为期三年的计划。就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所制定的计划而言，其中和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搜集及编辑中国文化思想史料”，二是“编成中国哲学思想史”，三是“依据中国革命经验写成中国的辩证法唯物论”，四是“研究中国民间的思想意识的状况”。中国历史研究室制定的计划里，涉及传统文化的项目有“中国经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法制史”“中国农民战争史”“民族史”“西南少数民族史”等。

三、何以生成：延安时期中共报刊推进

“第二个结合”的具体方式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中共报刊为研究阵地，积极开展“第二个结合”的理论研究和探索。一方面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以传统寓言、典故、俗语等来阐释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性，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另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

（一）转换行文风格，以传统文化形式阐释马克思主义

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着重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对于中共的党报党刊，毛泽东强调报刊内容应趋于通俗化，让老百姓能够看懂。《解放日报》作为抗日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份大型中央机关日报，由于存在脱离群众和实际的问题，于1942年4月进行了改版。改版后的报纸增强了党性和人民性，内容上增强了务实性、灵活性与可读性。

共产党人善于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俗语或成语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刊登在《解放日报》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将党八股的第一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比喻为“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还提到“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比喻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来办。在毛泽东的早期文章中，也能看到他用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话语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矛盾论》中，他用中国古代中的“矛盾”一词指代事物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用“相反相成”来阐释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用“物极必反”来解释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突破了古代“矛盾”的本意，又生动阐释了对立统一规律。在《实践论》中，也处处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比如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阐释实践出真知的真理。

共产党人还善于引用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典故将理论通俗化。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毛泽东引用了古代“愚公移山”的典故来说明中国革命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张闻天在《论待人接物》中，引用了《水浒传》中“逼上梁山”的典故，来说明对他人错误要宽容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他几十次引用中国古代关于人格修养、待人接物方面的格言，增强了理论的感染力与说服力。延安时期中共报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典故、民间俗语、社会格言等进行深度融合，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开展专题研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向全体共产党员发出号召，呼吁大家积极去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党内由此掀起了一股研究史学的热潮。

《解放》周刊积极宣传中国古代历史与哲学。1938年10月，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的陈伯达，应毛泽东的特别要求，专门开设了古代哲学课程，并撰写了一系列传统哲学的文章，陆续发表于《解放》周刊。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剖析，其中深入探讨了孔子的“名实”问题。对于孔子提出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陈伯达认为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看法，颠倒了“名实”真正的关系。孔子认为“名是第一，事（事物）是被名所决定”，真正的“名实”关系应该是“名被‘事’所决定”。对于孔子提到的“正名”有助于“成事”这一点，陈伯达认为，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体现孔子注意到了“名”的主观能动性。但可惜的是，孔子把这种能动作用片面地夸大了。毛泽东在看过陈伯达的文章之后，非常认同他的看法，并进一步指出了孔子“正名”与革命者“正名”的区别。他指出：“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另外，陈伯达对于知行观、中庸思想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梳理了其中的积极因素，批判了消极因素，推动了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

《中国文化》也在重释传统上作出了诸多探索，刊登了中国古代史、经学史、民族史等方面的文章。具有代表性的如尹达的《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关于殷商史料问题》，谢华《略论殷代奴隶制度》，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等。郭沫若在《中国文化》上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文，引发了学者们对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广泛讨论，为推进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作出突出的贡献。

（三）推进理论创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继承与改造

在系统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还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改造传统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

其一，体现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儒家、道家、墨家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改造，特别是对儒家的知行观、名实观、“中庸”思想的批判与改造。以“中庸”思想为例，陈伯达发表于《解放日报》的文章《孔子的哲学思想》，用马克思主义中“质”和“量”的概念来阐释“中庸”思想。他认为孔子所提到的所谓“过犹不及”，就是指任何一个“质”都存在于一定“量”的范围之内，若是越过或者没有达到相应的量的界限，就不是原来的“质”了。在孔子的话语语境里，此处所讲的这个“质”，就是所谓的“中庸”概念。毛泽东指出，“中庸”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找到了能够区分质与异质的连接点或界限。肯定质的安定性，反对“过”与“不及”，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开展提供了关键的思路与重要的方法。在深入挖掘“中庸”思想积极因素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又对其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与改造。毛泽东指出，孔子的“中庸”思想存在局限性，它仅仅侧重于平衡与统一的阐述，却忽视了矛盾的斗争与转化这一重要方面，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中庸”观，对新生事物的发展形成了阻碍。陈伯达也持有类似观点，他认为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庸”思想中所蕴含的辩证法思想，那么这种思想就容易演变成一种折中主义，进而对人们智慧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可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中庸”这一古老的观念进行了现代性的阐释，赋予了“中庸”更为科学的涵义和内容，实现了传统哲学的现实性改造。

其二，体现在对传统伦理的改造。延安时期中共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进行了深入研究，挖掘出传统伦理中的优秀成分，也批判了其消极成分，并运用共产主义新道德对封建旧道德进行批判、继承与改造。在对比新旧道德的区别时，艾思奇指出，旧的道德观“把道德看做永远不变的东西……这是极端的绝对主义的道德观”。而共产主义者的新道德观是“要从社会的物质经济的发展状况中去找道德的基础”。正如陈伯达所说，“道德是历史的东西”。所以，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旧道德会被改造成新道德，共产主义新道德就是在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忠”“孝”“节”“义”。至于旧道德如何发展为新道德，陈伯达提出，要让“忠”“孝”“节”“义”这些优秀的旧道德，不再服务于封建地主个人，而是忠于大多数人，这样才能实现旧道德向新道德的转化。此外，刘少奇、张闻天、黎平先后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待人接物问题》《中国共产党与道德》等文章，对于强化共产主义新道德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三，体现在对传统文艺的改造。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紧迫的国内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挖掘一切有用的社会文化资源为抗战服务。民间传统艺术资源由于鲜明的民族特色，且为群众所广泛接受，成为抗战时期提升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资源。于是传统文艺改造的开始便源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1939年，周扬在《文艺战线》上组织了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讨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文艺民族形式的必要性。几乎所有参与讨论的文艺创作者都赞成建立中国独特的文艺民族形式，并认为这一形式必须融入传统文艺资源。艾思奇指出：“没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东西，在世界上是站不住脚的。”要建立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就必须广泛借鉴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体现必要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旧的民族形式可以起到动员群众的作用。陈伯达指出：“旧的文化传统、旧的文化形式是根深蒂固地和人民年代久远的嗜好和习惯相联结的……经过那旧形式而传播给他们以新的文化内容、新的东西，他们是最容易接受的。”

第二，关于如何继承传统文艺的问题。蓬子在《抗战文艺》发表文章《文艺的“功利性”与抗战文艺的大众化》中指出，利用旧形式并不是将旧的传统完全继承下来，而应该是那些经过历史的筛选，与民众融为一体，具有“民族性和地方性的有生命的东西”。要对旧形式进行批判的继承，特别是那些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旧形式，要予以抛弃。

第三，关于继承传统文艺的原则问题。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确定继承传统文艺的原则指明了方向。原则之一是要处理好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在抗战的关键时期，应该是在政治第一的基础上达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这样的关键时期，文艺作品应该是有利于抗日的。原则之二是指出了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因此在进行文艺改造的过程中，要求文艺创作者必须贴近群众、融入群众，反映群众的真实生活，文艺作品要为群众所喜爱。

可见，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叙事体系。一方面，共产党人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赋予民族形式，以通俗易懂的传统文化形式来表现其深刻内涵，使其能够更好地贴近中国实际、契合中国国情，为大众所接受，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他们善于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俗语、成语、典故等元素，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鲜活生动的话语，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另一方面，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改造，使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实现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他们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同时摒弃其消极因素，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进行重新诠释与升华，使其与共产主义新道德、新文化相融合，为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种双向互动的思维方式和叙事体系，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与发展，又彰显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四、结语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党报党刊为研究阵地，在开展“第二个结合”的探索中形成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既坚守了“魂脉”，又赓续了“根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对待“根脉”？如何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如何在坚守魂脉和根脉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需要从延安时期推进“第二个结合”的经验中汲取智慧，在实现“魂脉”和“根脉”的融通中不断助力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