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军统内部产生了一份绝密报告，题为《中原战役检讨》，作者是河南省调统室主任兼军统河南站站长张严佛。
1944年初，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国民党军以豫中会战（中原战役）迎击。无奈第一战区的蒋鼎文、汤恩伯部欺诈百姓内行，反击日本外行，接战即溃，很快丢掉了河南。
身在河南的张严佛奉命检讨战役失败原因，很快写出这份绝密报告，呈送军统总部和国民党最高当局。几乎同时，报告也通过秘密渠道送抵延安，到了毛泽东手中。
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了这份报告：“这里有国民党河南调统室给其中央调统局的一个关于河南战争的报告，是最近时期抗战情况的典型材料之一，请王首道同志宣读一下。这个材料表明，蒋介石的三个主力之一汤恩伯如何完全无能，日寇乱冲一顿，他们就乱跑一顿，胡宗南有两个师在河南也只剩下一个团……”
毛泽东要求在大会上宣读这份报告，表明了情报的重要。显然，这份报告对于中共领导层了解时局、掌握敌情、制订决策，都极具价值。
2016年12月，台湾官方解密公布的一批文件，这份题为《中原战役检讨》的军统报告是其中一件。报告公之于世，全文五千多字，分甲、乙两部分，将中原战役惨败原因归结为“腐败”、“指挥不统一”、“军令不能贯彻”、“上下经商营利”、“军纪废驰”、“军民隔阂太深”等十三个问题。
一份自揭国民党家丑的军统报告，一份在72年后才解密的绝密报告，居然在成文后不久，就快递到了中共领袖的案头。
问题来了！神通广大的中共情报系统中，是那一位潜伏者立下了这个功劳？
说到中共在军统内部的卧底，广为人知的是张露萍情报小组。小组七人潜伏在重庆军统总部电台的多个要害岗位，提供过多份重要情报。张严佛要从河南前线向重庆报送《中原战役检讨》，绕不过军统总部电台。
遗憾的是，1940年初，张露萍情报小组就因意外情况不慎暴露，小组成员全部被捕，1945年被害于息烽集中营。没有可能获取这份1944年的报告。
范纪曼有没有可能呢？1926年加入中共的范纪曼，在1935年就接替陈恭澍当上了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号称军统四大杀手之一，颇为自傲，但他对范纪曼却赞佩有加。陈恭澍回忆录里专辟数个章节描写范纪曼，称范为“国际大间谍”，“传奇性人物”，“颇受郑介民先生之赏识”。陈恭澍一直怀疑范“很可能就是共产党”，不过没有证据，“不能完全肯定，只能说成分很高”。怀疑归怀疑，因为范纪曼能弄来别人弄不到的情报，军统还不得不重用他。
范纪曼偷笑：就喜欢你怀疑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1936年，特务处调范纪曼到上海工作，范纪曼到上海后，却没有在特务处露面，突然人间蒸发，音讯全无。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又突然冒出来，找到军统。
军统要求范纪曼对蒸发数年作出解释，范纪曼张口就说：去意大利留学了几年。陈恭澍回忆道：“这种说词当然无法使人满意，可是上级并未立即加以处理”。就这样，范纪曼又恢复了在军统的工作。
真是神人一个。
军统不知道的是，范纪曼接到特务处调令的同时，也接到了中共情报组织的命令。他到上海后，当然就懒得去特务处报到了，直接回到了自己的组织当中。在军统眼里范纪曼蒸发的那几年，他其实一直在上海，一直在中共情报组织里从事对日情报工作。
以范纪曼在军统的资历、地位和能耐，如果1944年他还在军统组织内，拿到张严佛那份报告当属易事。可惜，那段时间他却从军统蒸发了。
在1944年张严佛那份报告出笼时，中共在军统内部还真是缺乏重量级的卧底，起码从现在公布的档案看是这样。
究其原因，是不是和当时中共的一项政策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中共中央为恪守两党协议，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出了一项决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党员，不组织党团和支部。不过，这个政策出台不久，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就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你既然不仁，我只好奉陪，中共于是对上述政策做出微调，允许在具体个案上适当灵活，但是，在一般做法上，仍然坚持不发展的原则。
张露萍小组大约就属于具体个案。
中共上述政策出台之时，正值复兴社特务处改组为军统招兵买马时，是否因此错过了一个打入拉出的良机？这也很难说，斗争极为复杂，事态都由合力推动。
好在，不必假手军统，我党在国民党其他要害岗位的几位卧底，同样有条件拿到这份军统报告。因为张严佛的这个报告，不是在军统内部流转的业务报告，而是一份关于军政大局的政治报告，不仅要呈报军统上司，而且要呈报国民党最高当局，以及有关的军政大员。
台湾解密的那份报告原件，就是张严佛呈报给陈诚的一份抄件，那时陈诚刚刚接替蒋鼎文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按照这个呈送范围，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的沈安娜，给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关中并入第一战区后，胡随陈诚到第一战区任副司令长官）担任副官和机要秘书的熊向晖，都有条件接触到这份报告。
还有阎宝航，当时在重庆担任国民党军委会战地设计委员。这个职务看着不起眼，但是，阎宝航的人脉了得。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他自己亲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长，促进总会书记一职，也就是主持日常工作的那个职位，蒋介石选中的，就是阎宝航。
阎宝航当时还不想干，去找蒋的亲信邓文仪，请他代为婉辞。邓文仪十分不解：“你受蒋先生钦点之幸，怎好拒绝？”
顶着这样的名头，阎宝航在国民党上层交往既广且深。那个著名的德军突袭苏联的情报，就是他在重庆高层欢迎德军代表的宴会上，找于右任打听、向孙科核实的。
以阎宝航对国民党上层的渗透之深，以及他敏锐的情报意识，得到这份军统报告不是难事。
但是，在这几位重量级卧底的有关史料里，都找不到获取这份军统报告的记载。
不仅他们，在目前可以看到的有关史料中，似乎都没有哪位红色卧底获取这份报告的文字记载。
这么重要的情报是谁拿到的，不应该有档案记录吗？即使在残酷激烈的战争中，不也有李延年的战场情况记录本吗！每位指战员的战场表现和贡献都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
可惜的是，明枪明炮的战场上有的，隐蔽秘密的战线上恰恰没有。不仅没有，甚至还反其道而行之，有了文字记录，也要烧掉。能用脑子记的，不留下一纸一字。
还有，秘密情报工作都是单线联系，上线一旦失联，甚至牺牲，下线的许多事迹与贡献，可能就永远湮没于浩瀚的史海之中。
即使当事人健在，随着时间流逝，记忆模糊，还原历史真相也会有困难，阎宝航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1941年，他从于右任、孙科那里得到德军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后，连夜派李正文赶到曾家岩报告给周恩来。
这是一份足以改写历史走向的战略情报。1995年，俄罗斯为此授予阎宝航“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奖章”。
但是，作为重要当事人的周恩来，在1962年提到这份情报时，却记不起来是谁把这个情报给他的。
那是1962年初，周恩来给高级干部作形势报告时说，希特勒进攻苏联前，就是我们党向苏联提供了德军发动战争的准确情报。但是，周恩来记不起来是谁把这情报给他的。
阎宝航当时在场听报告，会后，他把一份记载当年提供情报过程的密件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想起来了，立即做了批示，肯定了阎宝航当年的贡献。
以周恩来的严谨细致和博闻强记，在二十年后尚且记不清楚当年一份重要情报的获取者，由此推想中共近百年的隐蔽斗争历史，有多少无名英雄的贡献与业绩，由于大象无形的情报工作特点，再加上岁月长河的无情磨砺，会默默地从当事人的记忆中，从历史的文字记载中逐渐模糊，甚至消失。
我们期望，这份军统报告的经手人仍然健在，沉睡的记忆会蓦然唤醒，或者，有关的文字记载静静躺在某个隐秘的角落里，等待人们去挖掘发现。
但是，更大的可能是，这份军统报告的获取者，将成为一个永远的谜，后来者只能睹物思人，心有戚戚。
天空虽然无痕，鸟已翩然飞过。
这，就是秘密情报工作。
来源：甲10号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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