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师出高徒”这句俗语，一定是古人从无数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讲得很有道理。其实，何止是师徒，就是父子、师生乃至机关上下级干部，都是同一个道理。严父就会教出走正道的子女，严师就会教出勤奋好学的学生，严格的领导人，就会带出德才兼备的优秀的干部队伍。
首先说说严父对我的教育吧：我出身在旧社会的农村，小时候最没出息，初小毕业考入高小后，因要到离家十五六里远的学校去“读寄宿”，日夜都要住在学校，只能星期六放学后才能回家，星期日又要赶到学校去。我离不开疼我的奶奶和妈妈，总是“身在学校心在家”，整天就是想家，一点读书的念头都没有。
有一个星期天，我回到家后就不想再去学校了。奶奶摇动她那双小脚，亲自把我送到学校。但是，当她转身回家时，我便悄悄地跟在她的后面，离她既不远也不近，她走我也走，她停我也停。这样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当她发现自己身后的“跟屁虫”竟然是“宝贝孙子”时，太阳都快要落山，已不可能再把我送到学校去了。无可奈何的她，只好把我带回家里，藏在楼上，以免让严厉的爸爸发现。
然而，“纸包不住火”呀，我逃学的事终于被严父知道了。因为我小时候体质很差，爸爸觉得我当农民不行，会搞不到饭吃，所以想让我去读书“跳出农门”。而我却不愿读书，这让他伤透了心。他郑重找我谈了一次话，说：“你的身体这么差，干农活是吃不消的。送你去读书你不愿意，那就去跟‘呆皮古’（一位乡村裁缝的别名）学裁缝去？”乡村的裁缝，也要离家到别的村子里去做事，同离开家去学校读书差不多，我不乐意学裁缝，但不敢在严父面前说“不”。爸爸见我不作答，知道是不同意，便又问：“要不，跟剃脑师傅学剃脑去？”农村人理发叫“剃脑”，农村剃脑师傅也是要离家到各地去剃的，我还是不愿意，仍没吭声。爸爸发现我这也不愿意，那也不答应，生气了，严肃地指责我说：“叫你学这也不愿意，学那也不愿意，你难道要当二流子吗？不行！你这没用的东西！我告诉你，你要老老实实给我上学去，要是再逃学的话，我就打断你的腿，看你还怎么逃！”
对严厉的爸爸，我们几兄弟都跟“老鼠见到猫”一样，很怕的。再加上他那句“没用的东西”，对我刺激很大，我只得老老实实去读书了，所以才有了我的今天。我妹妹曾对我说：“二哥，你这个正处级干部、作家、地区文联主席、省文联委员，是爸爸逼你读书读出来的。你说是不是呀？”何尝不是呢？如果不是爸爸“逼”我读书，我就一定是另外一个“我”了。我万分感激对我严教的爸爸。我市庆祝建国70周年举办“我与我的祖国”文学作品征文中获得二等奖的散文《“没用的东西”成长记》，我在深情赞颂了祖国的同时，也深情赞颂了爸爸对我的严教。
讲完家教，就讲讲学校教育吧。我在中学读书时，遇到过两位完全不同的老师。一位是解放前（1948年下期至1949年下期）教我们公民课的教导主任，那是一位典型的“好好先生”，很受学生好评。1949年学校的高年级学生闹了一次学潮，要抓训育主任（据说是国民党特务，干了许多坏事）“算账”，没人敢出面“解围”，只有这位“好好先生”站了出来，对学生说：“我们都是同县人，有什么事，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好不好？”结果，让爬到学校办公室门前的一株大柏树上的训育主任躲过了这一劫。
学生为何对这位“好好先生”印象好呢？我只说一件事，大家就明白了。他教我班的公民课，每到考试前的十天半个月，就会向我们指定复习范围。他打算出5个试题的话，就会指定七八段复习内容。而且还会具体告诉学生从哪一页哪一行起，到哪一页哪一行止。更搞笑的是，他会要我们拿笔在指定的内容下边划上线条，每布置一项复习内容，都会问我们一句“划好了吗？”他要听到大家回答“划好了”后，才布置下一项。只要你把他指定的内容看一两遍，考试时考个七八十分没有一点问题；如果谁能把这些内容背熟，那就保证能得满分。当时我们这些尚未成年的学生，几乎个个贪玩，能遇到这样不要费劲学习却能得到好成绩的老师，谁能不喜欢呢？然而，长大后知道了，这位“好好先生”，其实是很不好的。作为教师，他是不负责任、不称职的，是误人子弟的“惰师”。好在他教我们的是公民课（即国民党的政治课），若是教我们的语文或数理化，那就害苦我们了，我们只能学到点点皮毛呀！
我在同一学校遇到的另一位老师，是解放后的1950年上期至1951年上期教我们语文的班主任黄存文老师。他和前面讲到的那位“好好先生”完全不同，在学习上，要求学生非常严格，一点都不马虎。比如说，课文中的古文和诗词，他要求所有学生都能背诵，谁也不能例外。他会经常在课堂上点名，叫学生站起来背课文。如果背不出，他会毫不客气地进行严厉批评。学生年龄虽还小，但也有自尊心呀。在众目睽睽下出丑，是会害羞脸红的！所以，在他这位严师的要求下，我们这些学生的语文课，都学得很不错。拿我自己来说吧，那时学的一些古文和诗词，直到现在已有80来年了，都还能背得一些段落出来，如《醉翁亭记》《木兰辞》等，我还能背诵较长的段落。
黄老师还根据我作文写得不错的特点，指导我爱上了革命文学。他还把我的作文选为范文，刊登在班上办的“墙刊”上，这使我萌生了当作家的梦想。后来我“半路出家”走进了文艺界，与他对我严格教育和帮助，关系极大。
最后说说领导对干部的教育吧。在毛泽东时代，对干部是非常关爱又特别严格要求的。任何人，无论职务高低，都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以权谋私，不说贪污受贿，就是搞点特殊化、多吃多占，都决不允许。那时的干部，绝大多数做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占国家集体半点便宜”，博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干群关系鱼水一般，称“同志加兄弟”，都不算吹牛。
你知道这样优秀的干部队伍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吗？同样是“严教”教出来的。讲个真实故事吧：解放初期，上海市决定实行食油计划供应，市直属机关一位处级干部听到这个内部消息后，便叫老婆孩子去抢购，用大大小小的瓶子，甚至是痰盂也装满了食油。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陈毅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生气，在大礼堂召开的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了那位抢购食油的干部。还毫不客气地叫他当众站起身来，然后
一拍讲台，声色俱厉地说：一个共产党员连这一点都经不起考验，还叫什么共产党员！现在我以市委书记的名义开除你的党籍，以市长的名义撤销你的处长职务，你给我滚出去！陈老总的话震撼了整个会场，全场的气氛很是凝重、肃静。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个处级干部垂着头灰溜溜地走出了会场。
（《报刊文摘》1994.4.28）
至于毛主席杀掉腐败分子刘青山、张子善的事，已是众所周知，我就不在这里炒冷饭了。
莫要认为陈老总和毛主席不讲情面，“没有人情味”。其实，就是因为那时的各级领导能坚持党性、坚持原则，既从严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下级，才“严师出高徒”，培育、造就出了一大批“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优秀干部。
可惜时过境迁，一段时间以来，有些领导干部“学乖了”，他们为人处世不讲党性、不讲原则了，当起了“好好先生”。他们对不正之风，乃至腐败现家，抱着“多栽花、少栽刺”的态度，对一些搞歪门邪道的人，甚至对腐败分子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有些下级从犯小错变成了犯大错，有的甚至走上了犯罪道路，既祸害了国家，也损害了人民利益，同时还害苦了自己及其家人。这样的悲剧难道还少吗？教训沉痛呀！
由此可见，无论是家长对孩子，还是老师对学生，抑或是领导对下属，要求严格一些，这才是真正的爱，才是爱子女，爱学生，爱下属，“看似无情却有情”，是好家长、好老师、好领导。而那些表面上看是“很有人情味”，“爱护”子女、学生、下属的“好好先生”，结果是在“爱”的幌子下，往往害了子女、学生和下属。
（作者：欧植竹，又名欧阳植竹，湖南省作协会员，省文联第四、五届委员，省文艺理论研究理事会理事，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郴州市文联原主席；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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