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破产带来的启示

说到当年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战，人们都知道著名的“攘外必先安内”，也知道自从“九一八”事变直到“西安事变”，蒋介石都顽固地坚持这一政策不动摇，结果被张学良、杨虎城抓了起来，成为可悲、可耻又可怜的一个俘虏，被逼无奈之下才不得不走上抗日的道路，标志着这一政策的彻底破产。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死灰复燃，蒋介石防共反共甚于抗日，多次发起反共高潮，使中国再度濒临内战的边缘，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声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让蒋介石政权在政治上屡屡失败，教训与启示非常深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抓住社会历史的主要矛盾，可以说，这是当年中国取得抗战胜利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

人们都知道，任何时候在任何事情上都要抓住主要矛盾，如此才能在纷杂艰难的局势下找到正确的路线和方向，从而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

具体到社会运动上也是这样，只有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才能在重大历史关头驾驭局面，才能牢牢掌握社会发展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迎来重大的历史转折，突出标志就是伴随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展转变成为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简答地说，就是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开始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因此日益逼近重大的战略转折关头。

在实现这一重大战略转折的历史过程中，有的人能顺应此种变化，积极主动抓住并驾驭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开辟战略新赛道，打开新局面，而有的人则始终顽固坚持既定路线，结果路子越走越窄，也越来越被动，直至最后走不下去，才不得不被动地改弦更张。前者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后者则集中体现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身上。

自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走上了全面灭亡中国的战争道路，中华民族日益逼近生死存亡的关头，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矛盾迅速上升成为主要矛盾，全中国社会各阶层甚至包括一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都普遍呼吁要掀起全民族的抗日运动，以此来自我拯救。当此之时，抗击日本侵略，实现民族自救，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是不是高举抗日大旗，已经成为衡量中国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一个社会成员进步与反动，正义和非正义的基准标尺。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积极提出并实际地践行全民抗日的政治主张。1931年9月20日，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3天，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向全国人民发出抗日号召，并随后以实际行动向东北地区派出大批党员干部，组织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东北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宣言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宣言还明确呼喊：“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国民党蒋介石则完全不是这样。这个新军阀性质的政权始终顽固坚持奉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许抵抗”。1931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称“政府现在既以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国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护严肃镇静之态度”。国民党拒绝给东北抗日义勇军以实际的支持，1931年11月14日，身居国民党训练总督的何应钦下发密令，“民众自行组织之义勇军弊害颇多，对于未组织者令其缓办，已组织者设法令其中止，静待法制公布然后施行”（国民党党部档案《训练总监部公函教字第978号》）。1931年10月，也就是“九一八”后的一个月，国联尚未调停，蒋介石就派特使许世英去日本谈判，所提出的条件是，“只要保持关内十八行省主权，国民政府或可在保持尊严的前提下让出东北……及承认日本在满蒙的权益”。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仅仅过了四个月，蒋介石指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拒不发援军和弹药补给，同时命令各部队称，“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十九路军抗战失败，国民党同日本签订了所谓《淞沪停战协定》，该《协定》将上海划为非武装区，中国的国防力量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驻军，但日本则可以在许多地区随意驻军，蒋介石国民政府一手将上海驻军权拱手相让，使上海成为了日军侵华的前进基地和桥头堡，为日后“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1933年4月爆发著名长城抗战，吸引了全中国人民的目光。当此之时，身在江西“剿匪”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却下达了著名的“剿匪训令”，内中称“侈言抗日，立斩无赦”。接下来，他不辞辛劳，连续召集军政将领谈话，极力贩卖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逻辑，声称“抗日必先剿匪，征之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还说什么“我们革命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是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这回日本占领东三省热河，革命党是不能负责的，失掉了是于革命无所损失的。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鹜远，侈言抗日，而不能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是失了我们革命军人之本色了”。于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但坐视日军剿杀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而且还以“非法抗日罪”的罪名捕杀了著名的抗日将领吉鸿昌。

奉行对日“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政权完全无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折性变化，依旧顽固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理所当然招致全中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导致在战略上和政治上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在战略上，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占领东三省之后继续侵犯长城一线，接下来深入河北、控制平津沿线要冲，国民党政权则接二连三地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什么“何梅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等，让国家民族主权不断发生塌方式的沦陷；在政治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自然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发生激烈的冲突，结果他自己被国内抗日民众运动搞得焦头烂额，政治上十分被动，内部也发生严重的分化裂变，直至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终于遭到全面彻底的破产。

简单地对比国共两党各自走向抗战的历史路径，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共产党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真正积极地奔赴抗战、走向抗战；而国民党蒋介石则完全忽视了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不知权变，顽固坚持其固有的反动立场，消极抗日、积极内战，结果步步被动，直至被逼不得不走上抗战的立场。不妨设想，如果不是发生蒋介石把抓起来的“西安事变”，国民党政权还不知何时才能转变到抗战立场上来。

被逼抗战，这是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一个十分突出的历史特征。

因为消极被逼而走上抗战之路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在八年的民族战争中始终三心二意、首鼠两端。全面抗战初期，幻想国际调停，同侵略者勾搭绥靖；进入相持阶段后，则消极对敌积极反共，把限共与防共摆在重要位置，屡屡掀起反共高潮，几次让中国滑倒内战边缘，尤其是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更直接引发美苏等盟国的担忧和谴责，美国甚至直接做出暂停对华援助的决定；抗战后期则保存实力、消极怠工，以至于突如其来的胜利令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措手不及，连摘桃子够不着，导致诸多关键要害地方鞭长莫及，结果被共产党八路军抢了先机、占了先手，华北东北的许多地方都是这样。

抗战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政治上既低能又顽固，这个集团始终都认识不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历史转折性变化，完全被客观历史进程所推着走，毫无主动驾驭局势的胸怀、境界与胆识，因而看起来貌似强大，实则完全属于战略意义上的“黔之驴”。可以说，戴季陶、陈布雷等这些国民党的死忠大佬抗战胜利后不久就自杀了结，其绝望之心早在抗战之前就已埋下了伏笔，可谓其来有自。

人们熟知，西汉初期的君臣们经常检讨秦王朝失败的经验，盛唐各代也热衷于讨论隋朝崩溃的教训，对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今天也应秉持这样的态度，其失败经验教训值得深刻汲取。

其一，只有抓住主要矛盾，才能做到政治正确

政治上正确与否之关键在于是否抓准和抓住社会历史的主要矛盾，做到这一点，就能占据正义与道义高地，就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引领力和凝聚力，譬如中共的“八一宣言”，其所提出的主张在国内外都引起强烈的反响，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死守“攘外必先安内”的教条，在政治上就是自我贬低、自我糟蹋，等于是自己捣毁自己的政治公信力。譬如，蒋介石的剿匪训令和南昌训导一经公布，全国上下都一片哗然，连其内部的大佬孔祥熙等人也都为此大吃一惊，以为这样的话居然还能说出口来，无异于自捣炉灶。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形象因此一落千丈。

其二，只有抓住主要矛盾，才能动员团结大多数中国人民

民族立场是任何中国政党都不可逾越的红线底线，任何反对爱国主义的势力或集团都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是中国历史的铁律。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为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战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建立全民族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打下了根基。反观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政治上的失败不但令其自绝于中国的人民百姓，而且连内部也因之而四分五裂、人怒天怨，各种反叛兵暴不断，最后终于酿成了著名的“西安事变”。作为最高军事司令官与政治领袖，被自己的部下所活捉，被逼无奈之下，才不得不答应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诉求，真乃遗讥后世，堪称是古今中外的一个大笑话。

其三，只有抓住主要矛盾，才能驾驭历史，赢得历史主动

简单地说，抓住主要矛盾就是顺应历史规律，如此才能驾驭社会实践进程，获得历史主动。获得历史主动，就能实现由弱到强的转换与变化。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经过八年抗战，国共两党的综合战略实力都得到了增长，但对比起来，共产党战略实力的增长更加迅猛，更加坚实可信，而国民党的实力增长则在许多方面都徒有其表，武装力量方面尤其表现突出。譬如，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虽然没有外部支援，完全靠缴获来支撑，但却越战越勇、越打越强，而国民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虽然接受了大量美械装备，看起来挺唬人，但实际上外强中干，越到后来越不成样子。抗战胜利后，所谓的“五大主力”中有两大主力都被投入东北战场，但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挟“全面优势”也只能打到长春以北，连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都无力夺取，只能徒叹奈何，而后来的结果更是人所共知，那就是仅仅是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就丢掉了东三省。辽沈战役一完结，人民解放军在质量上优势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实现了对国民党的数量优势。到这个时候，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抗战胜利后仅仅三年多时间，国民党就丧失八百万军队和全部大陆，如此迅猛、惊人的大失败，其实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深埋，原因就在于这个集团连同其武装力量在抗战中其实并未做到越打越强，而只是虚胖肿胀了起来。

造成如此结果的深层原因，在于他们一直不能顺应历史大势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却总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所谓“反动”，这就是其本质意义之所在。

其实，抗战结束后就有中国究竟谁赢得了抗战的胜利的争议。总体上讲，抗战胜利当然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但确切而言，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胜利。对于国民党而言，表面看起来是最大的胜利者，但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出这只能算是惨胜，是捡便宜很意外的那种胜利。现如今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当年国民党在抗战中所取得的胜利，充其量只是片面的胜利，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抗战前没有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积极适应与推动中国社会从内战向抗战的转变，失去了大好历史机遇；抗战中也没有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机遇来改革与改造国民党使之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依然坐失难得的历史机遇；抗战胜利后依然对中国人民和平民主的发展诉求置若罔闻，置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于不顾，迷信自己表面上貌似强大的武装力量，以为可以靠武力打败共产党而一统江山，于是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结果仅仅三年光阴就落得个完败的可耻下场，演绎出一场中国历史上既少有少见又可悲可笑的滑稽大戏。

这样的历史经验值得汲取，对照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形相当重要。

须知，任何一个社会，具体历史进程中的主要矛盾从来都非一成不变，把握其中的变化，才能做到与时俱进、应时而变、因时而变，而不能刻舟求剑、墨守成规。笔者多年来一直主张，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下，在霸权集团发动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中国历史正在进入外部民族矛盾大于内部阶层矛盾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有新的大战略逻辑以及相应的策略与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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