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忠：1935年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关键一年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光辉历程，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就是无数共产党人为了理想信仰，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用奉献与牺牲写就的历史。在共产党人前进的征途上，荆棘丛生、困难重重、险象环生，处处充满了危机与风险，党和红军不但要面对并战胜强大的敌人，更要克服和纠正来自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上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这也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特点，由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国革命的能否成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很大，故共产国际对此极为重视。中共从诞生之日起，就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为了培养大批干部，中共在成立初期及后来一段时间，先后派出了大批青年到苏联学习或去欧洲勤工俭学，党寄希望于这些人，在学成之后回到祖国，能够将学到的苏联革命成功经验和其他国家好的做法用于中国，使得中国革命能够早日成功。这些人后来的确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后来成为了党和军队领导人的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先后去过法国；张闻天、博古、任弼时、王稼祥、张国焘、王明等也先后去过苏联。青年毛泽东虽然致力于研究中国问题，但很支持向西方学习。早在党成立之前，他就支持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维汉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对于党派出去的这些人，他不但大力支持，从各方面为党筹措资金，还以个人名义向社会名流人士章士钊借两万大洋，资助这些人出国。解放后，这笔本应由党来偿还的本金及利息，毛泽东却用自己的稿费还清了这笔钱。

 

大多数出国学习的人在回国之后，都能够结合实际努力地去为党工作，有的人后来还成为党和军队的领导骨干，被党委以重任担任了要职，为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也有一些人，回国之后就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们在党内以太上皇和钦差大臣自居，指手画脚，一切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满嘴讲的都是马列主义，就是不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使王明等人占据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从此也就拉开了导致中国革命受挫和失败的序幕。这些教条主义者一朝权在手，便来把令行。他们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之后，就使得“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大行其道，畅通无阻，一意孤行。当他们把党和红军折磨了四年之久使其遭受重大损失，再也领导不下去了的时候，直到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才被迫得以收场。这些教条主义者给党和红军造成的危害是空前的。

 

如若以遵义会议为界来看党的奋斗历程，我们不难发现，1935年无疑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分水岭，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年。

 

在这一年里发生的以遵义会议为引领的三个重大事件，无一不与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无一不是在考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袖群体的领导力和智慧。

 

一、成功地召开了遵义会议

 

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左”倾错误路线继续领导党和红军，仍然排斥毛泽东，红军就跳不出近四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就可能招致党和红军的全军覆没，给中国革命带来无法挽回的灾难性后果，还极有可能使中国革命就此止步。正如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今天我们来看遵义会议，似乎觉得不算什么大事，不就是正常开个会吗？但在当时，却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教条主义者把持着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借着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助威，不仅拉大旗作虎皮，迷惑了许多人，更听不进其他人的正确意见，这就使得党内的正义进步力量力图通过召开党的会议来纠正“左”倾路线错误、改变对红军的领导指挥，变得异常的困难。不召开党的会议，就无法纠正“左”倾路线错误。如若不是他们把红军带到了绝境，且有来自党内大多数人要求改变领导人的呼声和强大压力，他们是不会同意召开遵义会议的，更不可能轻易交权的。

 

教条主义者刚愎自用、傲慢武断，不仅态度顽固蛮横，还把错误轻描淡写。在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面前，教条主义者不得不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同意召开遵义会议，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的教训及错误进行反思和总结。在会上，他们极力为自己辩解，把打了败仗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责任归于敌人过于强大这个客观原因，不承认自己犯了脱离实际的瞎指挥错误这个主观原因，而且还大放厥词要走着瞧。他们不承认错误的目的，就是不想交权。在会上，尽管政治局已作出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为党的总负责人，但直到中央行军到了云贵川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已经没有人再听他们的那一套了，博古才迫不得已交出了总负责人这把交椅。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召开，无疑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在看清了“左”倾错误路线真面目后的不断觉醒，党内正义进步力量的不断增长和积蓄，同“左”倾错误路线之间矛盾斗争的总爆发，是一次脱胎换骨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并找到了真理，敢于冲破思想牢笼的禁锢，顶着各种压力、起来抵制错误路线的结果，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进步力量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这是中国共产党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而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终止了“左”倾错误路线对党和红军长达四年的领导，果断地取消了李德的军事顾问和三人团，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和红军，拨正了中国革命前进的航向，保证了党和红军能够沿着这条正确的路线方向前进，成为了党的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

 

在党和红军的发展历程中，尽管也历经了陈独秀、李立三等人的错误领导，但唯独第一次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对党和红军的危害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这与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米夫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米夫的支持，在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才使王明等人夺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的，才有了之后长达四年之久在党内的统治。

 

遵义会议的核心和关键是毛泽东入围政治局并成为常委，如果把毛泽东排斥在中央领导层之外，那遵义会议就是没有丝毫意义的会议，即便是改换了领导人，那也不过是在吃过洋面包的人之间的击鼓传花而已，党和红军被敌人剿灭的命运仍然无法改变。不要说党和红军能够胜利到达陕北，出不了贵州就有可能被敌人剿灭。因为蒋介石是不会给中国共产党人再继续摸索革命的时间的，必欲置于死地而为之。蒋介石在剿灭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之后，必然就会集中全力去围剿四方面军、二、六军团和陕北红军的，直到全部剿灭为止。再退一步讲，即使中央红军不被蒋介石完全消灭，剩下的部队不论通过哪种方式渡过了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那也只能成为张国焘个人军队的一部分。几万人马都集中在藏区，无法北上抗日，失去了全国人民的支持，最后的命运只能是自生自灭了。只有毛主席能够四渡赤水出奇兵，指挥中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变换作战方向，调动和迷惑敌人，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从而带领红军走出低谷，直至北上抗日，到达陕北建立根据地，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正如周恩来在1963年曾说的：“让红军走出死亡之谷，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话，而不是听了什么集体智慧。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才使集体有了智慧。中国领袖没有哪个人都无所谓，但没有毛主席，革命胜利早着呢！每当革命危机时刻，都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而不是什么集体智慧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红军总司令朱德也写诗赞遵义会议：“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不论怎么说遵义会议都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生死攸关的会议，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之后的党和红军。

 

二、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

 

1935年6月，红一、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此时的四方面军号称有十万人马，而中央红军则仅有三万人，实力对比过于悬殊，使得张国焘有了向党讨价还价的资本。为了统一两军的行动，中央召开了两河口会议，确立了北上抗日的方针。但面对拥兵自重的张国焘，中央担心张国焘能否共同北上的问题。因此，党中央要求中央机关和一方面军，除了讲团结，讲一、四方面军在军事行动上相互配合之外，其他一切问题一概不予提及，避免给张国焘带来不愿北上的口实。

 

尽管一、四方面军长期被阻隔在两个不同的地域，加之两支部队之前没有合作的历史，且部队之间相互了解的也不多，但中央对四方面军总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面对日益严重的军事斗争形势，为了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中央对其始终保持着极谨慎又忍耐的态度，只字不提及四方面军的任何问题，这就为日后争取张国焘，使其能够执行中央战略方针，预留了一个大的空间。然而，中央的良苦用心没有能够感动张国焘，两军会师之后，张国焘在了解到中央红军已远不能与他的十万之众相比的情况后，便先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推向中央，进而向党伸手要权，露出了他要“用枪来指挥党”个人野心的马脚。中央在看出了张国焘不愿北上，并以此要挟中央进而达到向中央要权的目的之后，迫不得已也作出了让步，将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位于他。为了能够共同北上，8月3日，中央决定对一、四两个方面军进行了混编，又对领导人进行交叉任职，组成左、右路军经草地北上。将一、三、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将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同时，为了能遏阻张国焘更大的“企图”，求得一、四两个方面军能够共同北上，中央也不得不在此时亮出本不该亮出的底牌，要求释放现仍在被关押着的同志。其意就是要向其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四方面军利用肃反杀害了许多自己同志的错误，中央是了解的，而在此时提出此事并不是要追究此事的责任。中央的目的也仅只是想起到点一下张国焘“穴位”的作用，让其适可而止，即刻收手。使其行为能够有所收敛，不要再得寸进尺。

 

张国焘阳奉阴违不执行中央北上方针的行为，中央不得不继续对其采取规劝和忍耐的态度，等待着他回心转意。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也指出：“四方面军的党的领导在基本路线上是正确的，是执行了四中全会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的。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是现在一方面军应该学习的。但四方面军绝不应该以此自满……。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中央对四方面军的肯定和苦口婆心的规劝，目的只希望能够一起共同北上。张国焘为什么要隐瞒肃反，他怕因肃反引出了其他的问题，败露了他的分裂行为，因而在与中央的交锋中始终躲避肃反问题，但他也视乎从中央的决议中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一丝的不安。由于他不仅继续坚持错误，还向中央伸出了要权之手，又怕自己的罪行暴露，便将公开肃反变为了秘密肃反。为杀人灭口，他秘密地杀害了红军的优秀指挥员曾中生；对于廖承志，张国焘考虑到他是民主革命的先驱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加之有周恩来、朱德的秘密保护，始终未敢动手，总算是保住了性命。

 

 

自红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为了能够求得张国焘共同北上，中央迫不得已在川西北苦等他三个月时间。但中央的良苦用心，终究未能换回张国焘的醒悟。他的个人野心更是恶性膨胀，在错误的道上不仅越走越远，而且到了要用武力来要挟中央南下的地步。中央为了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9月10日，毛泽东不得不率领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当陈昌浩得知右路军在没有命令就已经北上后，问徐向前要不要打时，徐向前虽然也不知详情，但说了“那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而陈昌浩也没有动用政委的最后否决权，才避免了红军的内讧和互相自残。试想，如果徐向前、陈昌浩下令追击中央红军，一、四两个方面军就有可能要打起来，如果追上了不让北上，张国焘必用武力胁迫中央和一方面军南下，那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关于中央和一、三军团单独北上，1986年9月5日，杨尚昆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说：如果没有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这一步，等到胡宗南、马步芳和朱绍良，把腊子口、西兰公路完全封锁起来，采取蒋介石在江西的办法，筑碉堡，那我们飞也飞不出来。毛主席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也就没有一年后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的大会合。如果没有北上这一招，一、二、四方面军统统集中在藏民区的贫瘠地方，慢慢地就会自生自灭，因为那里既没有条件扩大军队，更没有条件搞生产，那是草原和不毛之地，敌人把几个山头一封，你就没有任何办法了。毛泽东后来也说：一、三军团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好在部队行动迅速，徐向前、陈昌浩也没有下令追击和阻拦。这一招足显毛泽东高超的谋略和智慧。如果张国焘的阴谋得逞，那一、四两个方面军就只能在藏区坐以待毙了。

 

三、胜利到达吴起镇

 

毛泽东将红军的作战定位为游击战争，他套用唐诗绝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来比喻根据地建设与红军发展的关系，并形象地解释说：“人不能老是走着，老是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红军的屁股”。长征以来，党和红军就一直处于没有根据地依托的状况，能够找到一个坐下来歇息的地方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就显得非常重要。几次找到了，又几次被迫放弃。也可以说红军长征就是在找家。

 

红军要北上抗日，在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尤其是摆脱了张国焘的武力危险之后，党中央和一、三军团便继续北上，1935年9月12日在甘肃迭部县的俄界，在此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再次电令其改正错误，率部北上。随后中央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17日部队突破天险腊子口，19日，党中央顺利抵达了哈达铺。20日，在此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组织部工作问题及继续北上的相关问题。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并设法打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为中央落脚西北建立起一个较稳固的战略靠背。在哈达铺期间，毛泽东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了陕北还有红军和苏区的消息，他在给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作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时指出：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有块根据地，到了那里，我们就到家了，就有了立足之地，就能发展、壮大。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要吃亏的。我们现在北上，就是要起火车头的作用，有我们带头，不出一年，四方面军的同志一定会跟上来的。9月27日，党中央和陕甘支队到达了甘肃通渭县榜罗镇，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做出的在接近苏联的区域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来扩大苏区。

 

【张国焘另立“中央”后，于1935年12月给党中央的电报】

 

就在党中央即将到达陕北之际，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的卓木碉，公开成立了第二中央，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的中央委员及党籍，分裂行为达到了顶峰。此时的党中央对张国焘已经是无能为力。

 

10月19日，仅剩了七千多人的中央红军历尽艰辛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国民党军便仗其有机动性强的骑兵优势，以四个骑兵团尾追而来，妄图趁已非常疲惫又无后方依托的中央红军在立足未稳之际，对其进行跟踪偷袭，想一举将其剿灭。即使不能剿灭，也想达到击溃或者消耗红军实力，使其难以立足不能与陕北红军会合之目的。

 

鉴于严重的敌情，为了切掉这根讨厌的尾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在到达吴起镇的当日，便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尽管保卫部门已安顿好了住处却不稍休息，立即听取前来迎接中央红军的陕甘边区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政委龚逢春的情况汇报。龚逢春向中央领导详尽汇报了陕北苏区党政军民的情况，尤其是汇报到当前的敌情，及“左”倾路线正在陕北搞肃反的问题时，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极大关注。毛泽东在了解到陕北正在搞肃反并不断升级和扩大化，“左”倾路线在江西苏区搞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幕还在陕北苏区继续上演时，非常气愤，斥之为“疯狂病”。听完了汇报，他就当即做出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责成立即成立由董必武、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洪涛等五人组成的中央党务委员会，接管保卫局，审查和处理陕北肃反问题。11月初，王首道等人到达瓦窑堡，代表中央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一百多人。12月中旬，毛泽东又亲到瓦窑堡，接见了刘志丹等人。毛泽东向在场的人员说：我一到陕北，就看到人民群众很懂得革命道理，政治觉悟很高，乡村政权很巩固，游击队战斗力量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了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大家放心，陕北“肃反”问题，刘志丹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正确的解决。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接着，中央便派出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中央去了瓦窑堡，很快便将肃反控制了下来，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随后，中央又指定组成在博古指导下的“党务委员会”负责审查陕北的肃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党务委员会”拿出了处理意见，毛泽东、党中央肯定了他们的做法，并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立即释放，恢复工作。

 

 

本来中央首先要解决的是敌骑兵的问题，但听完了龚逢春的汇报之后，几位中央领导随之进行了讨论和协商，一致认为：如果不制止肃反、不切掉敌骑兵这根尾巴，党中央在陕北就无法立足。解决当下这两大紧迫问题才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必须立马着手进行。中央在派人制止肃反的同时，又着手让彭德怀做消灭敌骑兵的准备。

 

根据严重和复杂的敌情，对如何才能有效地消灭尾追而来的敌人，当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就主持召开了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部署了“切尾巴”战役。毛泽东说，我们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到陕北，就要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与从鄂豫皖先期到达的红25军会合了，但是，我们的后面却拖着马鸿逵、马鸿宾和何柱国等敌骑兵这根尾巴，那怎么办呢？要给苏区人民带来胜利的消息，而不能把这个祸害带进苏区，我们必须切掉这根尾巴。为此，我们就要狠狠地打击并消灭这股追兵。这一仗不仅是我们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也是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仗，我们必须以打赢这一仗的胜利来迎接与陕北红军的会师。会议决定由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全权组织指挥实施这次战役。

 

由于此役意义重大，且不同于以往的战役，故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为了打好这一仗，20日，毛泽东彭德怀亲自同担负主要作战方向的陕甘支队（中央红军）第一纵队负责人一起研究敌情，勘察了地形，并向他们交代了任务。他再次要求，必须全力组织实施好“切尾巴”战役，必须打退追敌，绝不能让敌人进入根据地，要以打胜这一仗的实际行动，给苏区人民一个见面礼。由于尾随中央红军的这股敌人都是骑兵，机动性强，加之红军之前没有打骑兵的作战经验，无疑给全歼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此，毛泽东令彭德怀必须根据这一新情况认真研究对策，要充分利用好有利地形，发扬我军顽强拼搏不怕牺牲精神，诱敌深入，将敌人诱入到我们的伏击圈后尽可能多地加以消灭。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拟制了一份较为详尽的战役兵力部署实施方案，毛泽东看后极为赞赏，随即批准了这个方案。

 

彭德怀按照这个方案，精心设计布局好了口袋阵，张网以待，只等着敌人来钻了。当敌骑兵完全进入到红军预设的伏击圈时，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在正面、第二纵队在左翼，同时向敌人发起了进攻。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全歼敌人一个骑兵团，击溃三个团，毙伤俘敌两千多人，缴获战马一千多匹及大量枪支弹药，圆满结束了此役。

 

 

之后，中央红军又与陕北红军一起进行了直罗镇战役，全歼东北军109师和一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俘敌五千多人，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苏区，扩大了影响，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从此，使党中央在陕北站住了脚。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之后，共产党人又与张学良、杨虎城建立起了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十年内战，红军生存的威胁得以解除，两党共同抗日，八路军也开赴了抗日前线。陕北成为抗日桥头堡的作用凸显了出来，它既是红军的落脚点又是抗日的出发点。它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央救了陕北，陕北也救了中央。如果陕北这块根据地也被“左”倾路线搞丢了，党和红军找不到落脚点，那中国革命的结果也就很难预料了。

 

1935年毛泽东成功处理了这三件大事，使党中央摆脱了危机，成功地着陆了陕北，为之后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条件。接着，又成功地处理了西安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为了民族的存亡，拉开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幕，从而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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