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资本论》何以解作四重史观

许光伟：《资本论》何以解作四重史观

2025-08-19

《资本论》何以解作四重史观
——从“大纲之资本论”到“资本论之大纲”
许光伟

【作者按语】读韦辰《大纲的独白》：暨有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影射法之“议论”，结合自己的《资本论》研究，便有一些深切的感受。韦辰给出的独白，其中心大意是所谓“商海炼狱门”“劳作新陈根”“精思经济意”“诗叟恨沉沉”。韦辰言：《资本论》四卷体式总摄“四重史观”……从经济文学体看，这一设计可转译为“四国体例”。共同体与资本之战乃史路，又若商海殇路，谓“苍山雪”“洱海月”。然而对《资本论》专业人士而言，这种讲述反而令其莫名其妙，在理解上“隔靴搔痒”。为解决双方不对称，得在学理化路径上做些功课：为新时代《资本论》学计，单单是文本研究已然不奏效；为了摄体为用，当下则必须磨“经济文学体”、砺“时代艺文身”。

《大纲》绝非自说自话的书写笔记，《大纲》之魂系唯物史观，韦辰已经说得非常之清楚——那就是“革命史路”。阅读《大纲》，应充分重视马克思在《大纲》中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建构的理解。毋庸置疑，这是“唯物史观方法论（主体辩证法）”向“体系辩证法”的思想过渡。可见，哈维到底是错估了《大纲》的革命作品性质，仅仅将其视为“马克思纯粹为自己进行的写作……使用了头脑中拥有的一切工具和观点，乐于释放自己的意识流，以表露各种可能性和潜在的相互关系，这些可能性和关系在他更加深思熟虑的研究中可能会变成重要内容，也可能不重要。这种写作类型正是《大纲》的主导性风格，正是这一风格使得《大纲》成为这样一个既令人兴奋又令人沮丧、既富有想象力又时而无聊重复的文本。”（大卫·哈维，2025）为澄清事实，需要重述韦辰“四国体例”，于唯物史观原理加以盘点，这样就有了确切的含义，以免理解失范。一句话，《大纲》何以“独白”？以《大纲》解《大纲》，以《资本论》之《大纲》解《大纲》之《资本论》。

一、生产史观：对逻辑著作的超越

有人称生产史观为“唯物质生产史观”，此议甚好。《资本论》史书规定总是不为人理解。心结就是“《资本论》是一逻辑著作”。其总是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导言”，作为马克思的“立”，而非马克思的“破”。声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页）而这便是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马克思是在批驳历史学家的工作方法，是在倡导“逻辑科学的方法”。“用思维来把握”被说成逻辑著作的一个铁的根据！真相果真如此吗？

——马克思说明：“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页）依照马克思的意思：物或客体的解释仅仅是知识表征层面的科学方式，“解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也不是从抽象的主体=人的自我意识，而是从劳动、从物质生产过程来解释。”（士心，2018）人类劳动的发展史始终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劳动本体论应界定为劳动范畴的唯物史观逻辑学。但它决不限于劳动推理，而是主体批判。这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框架之内，即“劳动批判价值”“价值批判价格”。

——韦辰的表述之所以显得非常好，在于没有局限于科学抽象法的逻辑程序。韦辰直接提出“劳作国”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史法”“算法”“道法”，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体批判内涵具象化，将科学程序化为对于“资本兽故事”的辩证讲述。

——史学是历史科学的基础，逻辑学是工具；为此，必须坚持历史第一性、逻辑第二性之工作方针。抽象和具体仅仅是思维工具，它们是安排范畴，形成理论体系的手段。故此，对那些极力推崇科学抽象法的人来说，应正确地把历史和逻辑理解为“理论思维的两面”。

二、阶级史观：对知识读法的改造

有一种说法：《资本论》是浓缩版唯物史观巨著。哲学家希望从中寻找“资本哲学”。《资本论》毋宁看成是由唯物史观发起的“哲学改造运动”。“就性质而论，《资本论》是马克思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而准备并有针对性地撰写的理论著作；其决定资本之读的路标是历史之读－阶级之读，哲学解读与文本诠释必须服从这个基本前提。作为劳动哲学，《资本论》采取‘非Ａ的Ａ’表达式；作为资本哲学，则坚持走出哲学之读的否定辩证法研究路线。这锁定无产阶级哲学价值取向的无产阶级科学特质，是把《资本论》作为一门严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的理解前提……阶级科学得以成为资本矛盾的逻辑羽化，经济范畴成为对资本恶的性质及其构造的知识型塑。”（许光伟，2023）这样有了严格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路径的“唯物史观原理”。四重史观不是什么“新史观”或唯物史观的“新表达”，而是唯物史观在《资本论》中的命名法。从工具上看，四重史观亦是指导社会实践的“四大史观”，是唯物史观斗争领域的“四座高地”。

《资本论》第二卷是接续第一卷生产史观的“阶级史观”。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阶级史观”在生产史观之外，恰恰相反：它从来都被安放在生产史观之内。韦辰用“新陈国”接续“劳作国”，是一种工具嫁接。试问：资产阶级经济学为什么没有马克思的再生产概念呢？本质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再生产是史路——从生产力形态、交换形态到所有制形态，从属于生产关系范畴，资产阶级的技术循环和经济循环本质上是资源配置理论和市场均衡论，不属于生产关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独特性在于，将资本代谢及其经济过程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框架中，揭示资本主义通过再生产持续复制自身矛盾的历史规律，这一深度和广度是任何资产阶级经济学难以体系涵盖的。在阿尔都塞看来，资本再生产的实质就是劳动力A和生产资料Pm的再生产，是二者之间的阶级关系的再生产。在阿尔都塞的问题基础上，再前进一步，便是系统生产方式的新陈代谢矛盾的求解。然则，新陈国、劳作国相互的关系很好诠释了阶级史观“从何而来”的问题。

劳动二重性可以视为价值规律的“生产史观”。在它的内部，从再生产角度看，便是“劳作国”向“新陈国”的运动转化。新陈国的地盘来自劳作国。在韦辰看来，一旦新陈国地盘巩固，这便意味着“资本兽形具初成”；所谓“远山、云山、晓山齐来……山侯魔众共议……城阙统率”，指的就是资本循环从“个别”到“总体”的系统成长事件。依照卢森贝的看法，在这个阶段上，经济斗争是表象，阶级斗争是实质。所谓：“唠唠毒物，寮寮食物。浑浑躯身隳颓，首级坠地；訾訾囫囵肉泥，吞入腹中。”结局便是“资本危机”。

第二卷的知识读法是由“主体范畴”主持“经济范畴”。所谓阶级史观，便是指《资本论》第二卷的“主体范畴”而论。它由第一卷而来，或者说由商品两仪和劳动二重性所化生，经由第一卷的道路，在第二卷中成长为系统的生产斗争、经济斗争、阶级斗争。社会实践的三大形态——生产劳动、科学实验和阶级斗争——至此完备，完成对于资本的本质书写。

三、经济史观：对“各种收入”的性质澄清

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影射之法：工资应解作“工资恶”“工资镜”；利润应解作“利润一般之恶”“利润一般之镜”；利息应解作“所有权之恶”“所有权之镜”；地租应解作“垄断恶”“垄断镜”。这就彻底解构了GDP收入算法。对于此种收入算法幻觉，韦辰称之为：“施魇法于商品，裂劳形为物神；而后法神众，而后术币民……于是天下皆驱于利彀中。”

韦辰说经济国的教主曰“旃檀那佛”，这是如来佛祖给唐僧的封号，据说具有消除过去生苦难和阻止斋僧罪业的功德。这当然是宗教的麻醉剂。收入论对于工薪阶层而言，即是如此。韦辰称：“所谓真假，求大是大非也！劳作国言‘主体真假之事’，新陈国言‘结构真假之事’；以至于经济国实言‘事之真假’，精思国实为‘真假之识’。”总结得非常到位！不仅如此，其实劳作国和它的教主、新陈国和它的教主、经济国和它的教主、精思国和它的教主，实则皆是真假关系；这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合而为一的情况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表现得很清楚。为生动简洁说明此种情形，可用知乎网友“止戈”关于中国GDP评估的例子：

第一阶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革命和经济建设双成功：1949年，中国GDP 179亿美元，日本109亿美元，中国GDP是日本1.6倍；1953年中国GDP 416亿美元，日本194亿美元，中国GDP上升到日本的2.1倍。这期间，中国经历抗美援朝战争，增速仍大幅快于日本。

第二阶段——此后照搬苏联模式，雇工八人就是剥削，民间旧工厂关闭，创新的产业化被扼杀，堵死国家税收主渠道、就业主渠道。工业严重凋敝，严重阻滞现代化进程和综合国力提升，使学生辍学下乡，与本就吃不饱的农民争饭吃，还要农村承担国家税赋。加之文革十年动乱，历时25年到1978年，中国GDP才3645亿元人民币，按照国内汇率1.58元人民币兑1美元，中国GDP2307亿美元。但当时人民币兑美元市场价值约9∶1，照此计算中国GDP才 405亿美元。同期日本GDP 9807亿美元，看似日本是我们的4.25倍，实则日本反超我们24.2倍，增速比我国快50倍。

第三阶段——当我们走中华文明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4年，GDP由1978年的405亿美元迅猛增至2022年18万亿美元，增长444倍！同期日本GDP仅42335亿美元，仅增长4.3倍，44年间以比日本快102倍的增速碾压日本，我们GDP又反超为日本的4.25倍，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四阶段——美国1978年GDP是23516亿美元，按市场汇率是我们58倍；2022年美国254645亿美元，只有我们1.4倍。但是，世界银行2022年公布的数据，人民币与美元的转换因子为3.99∶1，2022年GDP计算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汇率6.7261∶1，按此计算我国GDP应调高1.68倍，即30万亿美元，中国GDP就成为美国的近1.2倍！

首先，请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中的一段表述：“但对一个哲学体系的矛盾，人们并不习惯于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同时那把握这种矛盾的意识通常也不知道把这种矛盾从其片面性中解放出来或保持其无片面性，并且不知道在看起来冲突矛盾着的形态里去认识其中相辅相成的环节。”

此意味着：因为事情并不穷尽于它的目的，而穷尽于它的实现，现实的整体也不仅是结果，而是结果连同其产生过程；目的本身是僵死的共相，正如倾向是一种还缺少现实性的空洞的冲动一样；而赤裸的结果则是丢开了倾向的那具死尸。同样，差别毋宁说是事情的界限；界限就是事情终止的地方，或者说，界限就是那种不复是这个事情的东西。因此，像这样地去说明目的或结果以及对此一体系或彼一体系进行区别和判断等等工作，其所花费的气力，要比这类工作乍看起来轻易得多。因为，像这样的行动，不是在掌握事情，而永远是脱离事情；像这样的知识，不是停留在事情里并忘身于事情里，而永远是在把握另外的事情，并且不是寄身于事情，献身于事情，而勿宁是停留于其自身中。对那具有坚实内容的东西最容易的工作是进行判断，比较困难的是对它进行理解，而最困难的，则是结合两者，做出对它的陈述。

——GDP乃是劳动价值论的“教主”，是资产者收入的算法工具。如果将GDP设定为检验真理的“社会实践”，在二者之间划上等号，那么直接跌入经济主义泥淖中。所谓经济主义，并不是通常所说的“经济唯物主义”，而是唯GDP的工具主义。它否认经济范畴的两面性：阶级—拜物教。设若GDP只有收入性质的一面，那么“止戈”网友所说四个阶段的GDP就具有一样的性质。答案明显是否定的。此GDP非彼GDP！更莫谈将“GDP”供入神坛。

——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水平）工具比较，总是显得很荒谬。当然，中国与国际比较可以采用GDP方式，但必须坚持质决定量、内容决定形式、国情实际决定发展模式、社会性质决定经济形式的工作方针，坚持“差别化比较原则”（有所能够比较、有所不能够比较）。与此同时，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矛盾读法的科学认识论，拒绝无矛盾、无历史、无人身（阶级主体）、无批判的数字玩耍游戏。

——如何正确分析、评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不同时期的GDP呢？其不单单是一个统计的问题、会计学基础变更的问题，甚至不单单是核算对象和价值内容的相互脱节的问题。用一个游戏的规则去评价另一个不玩这个游戏的经济体实在是有违常规的。对市场经济的模式选择，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它们依据是不同的发展标准、评价标准。市场规模不是唯一标准。更不能把革命时期、建设时期用一个似是而非的工具标尺，加以优劣甄别……借机售卖学术私货，于其间鼓吹不可告人的政治主张！据以上的分析诊断，GDP的历史比较功能实则非常有限。如果任意放大该工具的不适用性方面的功能，则注定陷入削足适履的“理论”“实践”双重悲剧。

——所以，“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马克思，1859）

其次，究竟什么是经济史观呢？一言以蔽之，从历史看经济，从阶级状况、主体状况看经济，以“主体范畴”领导“经济范畴”，——这就是经济史观。GDP是否作为唯一的经济标准，当然不是。进一步，GDP是否作为历史标准，对社会主义而言，自然也不会是。网友“止戈”显然是唯经济的主义、唯GDP工具的主义，且带有强烈片面性的思维方式，对不同性质的事物强行推动“工具比较”，试图引出有利于自身的结论。显然，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学术反动。

四、思想史观：对概念论的体系瓦解

从“主体斗争”到“经济斗争”，从“劳动危机”到“资本危机”，于是思想史观的目的——如韦辰之言，即在于甄别“生产真与生产假”“流通真与流通假”“分配真与分配假”，乃至于“认识真与认识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与《逻辑学》的思想交涉分为‘化用’与‘批判’两部分：前者是对从质论（存在论的‘规定性（质）’二级层面）到现象论（本质论的‘现象’二级层面）为止的大量思想的吸收与利用；后者是从现实论（本质论的‘现实性’二级层面）开始，立足于马克思自家的劳动辩证法而与黑格尔实体学说相抗衡，并抛弃后者的概念论。”进一步，“如果说前者是他有意识地利用黑格尔辩证法构造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包括他在价值理论中‘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的那些表述，那么后者则是马克思与以《逻辑学》为顶峰的西方形而上学思维和近代科学架构模式（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短兵相接’。”（庄振华，2025）

经济史观和经济现象论相峙而立。好一个短兵相接！在《资本论》第四卷，这就表现为整合了生产史观、阶级史观、经济史观的“思想史观”对于唯心主义概念论所执行的体系瓦解功能。在韦辰看来，此便是“精思国”了。其认识之真为“资本性质（资本范畴）”，其认识之假委实为“资本定义（资本概念）”。然则坚持从资本定义出发的“资本概念学”，所论者不过是“主客二元论”罢了。所谓一元论，在这个问题上，即是坚持主体批判领导客体批判，防止“客体建构主义”的认识论遮蔽。殊不知，《资本论》乃是大写的“人的科学”，批判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奴役，指向的终极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样就有了韦辰有关于“史君”“思君”相遇的认识大结局。

——在学术界，确实有一些专家学者认真地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与《资本论》在逻辑与主题上存在不一致性，如一者是劳动本体论、一者是资本本体论，一者是生产逻辑、一者是资本逻辑。亦有人从中鼓噪：需要重新理解马克思“三形态论”“五形态论”社会形态的“一身两面”关系……甚至于提出《大纲》中的资本原是“文明的二重性”。韦辰给出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谈及资本兽“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0卷，1995年，第389-391页），并未妄加评议。持有谨慎的态度是对的。不过，以上观点确实未能很好理解《大纲》浴血荣光之路的理论建构特征。

——我们搞政治经济学的，往往在注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同时，很容易地掉入哲学解释学的沟里。“现在，学界有一股对马克思主义修正的歪风，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哲学总结为是‘劳动本体论’。当然，马克思本人是没有这么提过的，恩格斯也没有这么说。”“实际上，我们自然看到了，劳动本体论的核心是避开‘阶级论’——马克思主义这个灵魂！而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仰海峰教授是将马克思主义往‘人类学’的角度上去有意识地引导。人类学是什么？是对整个人类的研究，一般来说是将人类阶级社会之前的研究作为人类学的范畴——那会可没有阶级矛盾！当然，将人和自然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也是人类学的范围，可是，这正是回避了人和人的阶级矛盾。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开始就说人类社会自离开原始社会就进入了阶级社会！”（季立东，2022）

——《大纲》意在提出“以批判为建构”的革命学术主张，推动革命形式逻辑（即“革命大前提—革命小前提—革命结论”）工作链条的形成。所谓“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镶嵌于历史道路的“断裂带”。这是两重断裂。马克思“五形态论”指出了社会形态的断裂式发展的阶段特征。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三形态论”的秘密在于进一步提出来“断裂问题”乃是“人是否处在共同体当中”！资本的文明作用在于将人从他的共同体中移动出来，成为“资本的人”，成为意识形态层面的“经济人”。资本共同体是“虚幻共同体”。资本共同体破灭了“自然的共同体”，使其完全成为“宗教的符号”。资本共同体为此成为吞食劳动和共同体身躯的“矛盾体”。《大纲》清晰地指出：正是原始积累，资本得以诞生！它进一步导致“共同体之死”。

——《大纲》“影射之法”究竟在影射什么？用史路照亮《资本论》体系学的“前路”：在唯物史观认识论的基础上，系统化唯物史观方法论，以此解决若干至关重要的理论建构的前提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与《资本论》逻辑与主题具有“内在一致性”，认识到这一点，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全面领会的结果。须知，《大纲》的理论浴血荣光之路，便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路！其用心所在，委实在于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根红线：从《大纲》启航，一直延伸到《资本论》体系学之中。这一概括和提炼之所以准确到位，在于它明确共同体道路断裂是形成“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根据。这是一个科学结论。很明显，正是这种结论宣告了“以GDP反推社会实践”，“以GDP裁剪历史”诡辩论的理论流产。

五、关于幽灵学叙事的体裁——经济文学体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高手。他明明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含意是无产阶级整个阶级通过民主的形式管理国家，但是，俄国是个落后国家，劳动人民文化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全体直接地管理国家，不得已，只好通过自己的代表，通过先锋队，管理国家。但对一个落后国家来说，这本身就包含弊端，就包含危险，就包含官僚主义的根源。”“这就需要看到历史的另一面，历史的另一种可能的一面。这也是马列毛主义导师反复强调的，即实现社会主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可能的一面。而且，这是基本的一面，也是历史肯定的一面。如果没有这一面，社会主义理想岂不是一种空想了吗？这是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党人一直坚持的不能动摇的科学信念。马克思的《资本论》论述的也是这一信念。这个信念，无疑是可靠的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的，是一定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这两方面的对立统一。一方面的社会主义的肯定的东西，另一方面的社会主义的否定的东西。肯定和否定，可能和局限，这样的两个方面的斗争和发展，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命运。”（轶前，2025）据此而论，《大纲》实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浴血荣光”。《大纲》与《资本论》的一致性，之前的发文说了，那即是在求取政治经济学批判“斗争理路”。

回声江寥廓，小草勿悲号；浪漫共生地，旗手弄红潮。“广大世人和史学家、理论家早已习惯了将党的历史描述为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在提倡树立‘四个自信’的新时代，陈力同志没有简单采用传统革命历史题材的‘高光滤镜’，而是敢于用一部40集电视剧的重大篇幅来描述这段‘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党史。”“陈力导演在电视剧《浴血荣光》中实际为自己设置了一道近乎苛刻的命题，即：如何让一段被教科书简化的历史，重新长出历史的疼痛感与呼吸声？”（肖凡，2025）“年轻人为何爱上主旋律？”答案是：正是这种史路的真实艺术效果，导致年轻观众尤其被剧中“青春化”的叙事方式吸引，“剧中红军战士在极端困境中仍高唱《国际歌》的场景，让观众深刻理解‘理想信念高于天’的含义。”（小宛红，2025）

浪漫主义是最好的斗争理路，亦是革命纪实之路。浪漫主义的斗争路就是对主体批判的凸显。从屈子《离骚》开始，浪漫主义从来是中华文化主体的革命路。千世万世，此魂不灭，此路兴盛。且看庄子《逍遥游》的政治理想：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由此引出《浴血荣光》的主题曲：富于革命浪漫主义的《敬》

我敬一缕光见到海洋
世界如此不一样
我敬一颗星心也闪亮
生命从此不一样
我敬一程路热血酣畅
信仰比岁月坚强
我敬一群人有了远方
梦想实现着梦想
起伏的山川劈波斩浪
这里的未来无畏阻挡
山海之音我敬荣光
第一声高亢
日月之明我敬荣光
推开窗天亮
天地之约我敬荣光
万物有晴朗
风雨之上你我荣光
骄傲的仰望

——星星之火，必定燎原。共产主义是商海世界的彼岸——“光明谷”，它瓦解四国合一的域名实体——资本一般。韦辰强调《大纲》以浴血之路通往《资本论》，隐喻了伟大斗争的道路内涵。其经济文学的创造性把握在于：把“浴血荣光”化为马克思在《大纲》阶段研究工作的一个象征意义，从中整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逻辑。盖因没有井冈山斗争，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样的道理，没有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正确掌握，没有对唯物史观的深刻领会，也就没有《资本论》的最后成功。

——对《资本论》而言，《大纲》就是那山海之音的“第一声高亢”，所面对起伏的山川的“劈波斩浪”。

——我们这里愿意再重述一遍：《大纲》的幽灵是革命史路！依照这个理解，则《资本论》是史路的体系学和绝句艺术化，即马克思的“革命诗路”。没有《大纲》的历史研究准备，《资本论》冲向“理论高峰”是不可想象的！与其抱怨史路漫漫无边际，不若拿起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武器——以织锦之笔，奋力书写它的经、它的纬和它的经纬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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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导；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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