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宋庆龄秘密入党的，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兼驻华政治代表埃韦特。他这事干的有些毛糙，在共产国际内部受到非议。
提出非议的是共产国际联络部远东代表格伯特，他从中国返回苏联汇报工作时说：“关于孙新林（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指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2，卷宗号224〕
格伯特反对吸收宋庆龄入党，不是因为她不够格，而是因为她太重要了，具备“特有的价值”。共产国际在中国有一些很重要很难办的事情，他们觉得只有宋庆龄出面才能办得到。
1
与廖承志秘密接头，就是一件。
廖承志1933年春刚从牢里出来。25岁的他当时担任着中华海员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因为全总秘书王其良被捕叛变，他跟着被抓进了英租界老闸捕房，监室里还关着陈赓，两个乐天派凑在一起，商量着要跟巡捕开个玩笑。
廖承志对巡捕说，我领路，带你们去抓同党。巡捕赶紧给廖承志戴上手铐，押上车。廖承志指指点点，熟门熟路把巡捕带到了法租界康脑脱路的一处花园洋房。女主人气度不凡，一见戴着手铐的廖承志，立刻不依不饶。法租界捕房头子闻讯赶来，一通耳语，英国巡捕才知道这是进了国民党中委何香凝的公馆，廖承志是给亲妈报信来了。
巡捕让耍了一道，转身气哼哼地把廖承志押回捕房。何香凝立即动手营救，宋庆龄冲在前面。反动当局意识到，以“共党嫌疑”的罪名把“革命先烈廖仲恺”之子拘押，闹出个三长两短，对各方面都不好交代。于是达成协议，由何香凝、柳亚子联名出具担保书，将廖承志“带回家庭严加管束”，陈赓过了不久也在党组织和宋庆龄营救下获释。
廖承志回到家，共产国际作为中共的上级领导机构，急于和他接头，了解上海地下党的损失等情况。廖承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过，共产国际对他信得过。
与廖承志接头，不是件容易事。
首先，门难进。要到国民党元老的公馆大宅登堂入室，不是一个普通交通员、或者上线联系人就可以做得到的。
而且，廖承志此时在“严加管束”中，一个不相干的人贸然登门，让明里暗里的特务盯上了，就是引火烧身。
再说，就是进得了门，还要把公馆女主人何香凝支开，才能和廖承志谈论秘密。这更是一件难办的事，交情不到，眉高眼低的，行差踏错一步，就可能冒犯到，被端茶送客请出大门。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宋庆龄都是接头的不二人选。
1982年，廖承志撰文回忆了近五十年前的那次接头：
1933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到了家。记得是5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中。那时候，她通常是不轻易出门的。而且，我姐姐(廖梦醒)还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未回上海，因而不但没有事先知道，连间接的招呼都没有。可是她来了，只有一个人，这是从来少有的事。
我母亲慌了，赶快自己沏茶。她却平静无事地同我母亲寒暄，一面向我眨了眨眼。我母亲明白了，她托词去拿糖果，回到了寝室。当时，只剩下宋庆龄同志和我两个人了。
“夫人……”我不知如何开口，只好这样叫着。“不。叫我叔婆。”她微笑地说。“是，叔婆。”
她面色凝重了，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每句话象一块铁一样。“我今天不能待久。”“嗯。”我回答。“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她说。“最高方面？……”我想知道。“国际！”她只说了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共产国际。”“啊！”我几乎叫出来。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的名单。”我回答了:“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打开小皮包，摸出一包香烟，自己点了火，然后站起身子，往我母亲客厅走去。我听见她和母亲低声谈着什么，然后两人高声笑起来。
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十分钟，她出来了，我母亲还躺着，她看见我已写好，便打开皮包，取出一根香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张纸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里。……走出了何香凝公馆的大门。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宋庆龄的表现十分老练。共产国际选对了人。
2
探访刚从牢里放出来的黄平，是一件更难办的事。
黄平是共产国际十分器重的干部，职位不低。他先后在苏联的东方大学和列宁学院深造过，深得共产国际信任。他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但不是中共确定的代表，而是共产国际指定的特邀代表。六大后，他留在苏联工作，后来接替张国焘成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是王明的前任。
顾顺章叛变后，黄平回国，掌管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络，负责中央交通工作。周恩来前往苏区，就是他安排的交通线，并护送到上海十六里铺码头，交给绰号“小广东”的交通员肖桂昌。
周恩来和王明撤离上海前，中央决定在上海设立一个中央临时政治局。临时政治局的成员，一些史料记载是六人。这个六人名单报到苏联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询问中共中央，这个临时政治局是由哪个机构选出的，为什么沃罗夫斯基（黄平的俄文名字）同志没有当选，政治局是否一致选出的……”。
还有一些史料记载，临时政治局成员是九人，增加的三人中就有黄平。有学者认为，这个九人名单，可能就是在共产国际询问“为什么沃罗夫斯基同志没有当选”后，重新调整的名单。
可见共产国际对黄平的重视。
黄平成为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后不久，就被捕了。
共产国际得到了黄平被捕后自首叛变的消息，但是，他们不愿意相信，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我们不能相信，黄平签署了脱党声明，我们认为这是国民党企图涣散工人队伍”，认为是国民党的离间计。
共产国际有人甚至认为，黄平自首了也没有关系，可以“让沃罗夫斯基同意与国民党合作，但不要出卖自己原来的同志。”
真是偏爱有加。
共产国际急于找人探访黄平，当面了解核实黄平到底叛变了没有。
要找一个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人，实在不容易。
首先，黄平职位不低，又要核实自首叛变这么一个难堪的问题。去见他的人，必须能镇得住场子，必须是一个让黄平仰视的人。这个人还要有敏锐的洞察力，能透过表面迷雾看到事物的内核。
其次，黄平虽然放了出来，但是还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掌控中，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见的，即使很有来头的人，也可能碰钉子。共产国际在那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里就说：“目前国民党不让任何人与他见面，即使那些在欧洲和美国享有公众舆论信任的人物。”可见，共产国际此前找人试过，踢了钢板。
最终，共产国际找到宋庆龄，认为以她的身份、名望和能力，肯定可以办成这件不大好办的事。
宋庆龄出马，确实把事情办成了。
前些年，俄罗斯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里，有一份《美国记者哈罗德・阿贾克斯关于1933年4月6日“苏茜”与黄平谈话的报告》，这位“苏茜”，就是宋庆龄。
报告详细记录了宋庆龄与黄平见面谈话的过程。宋庆龄是走了行政院长汪精卫的路子，才见到黄平的。见面时，有一个化名“凌康”的国民党特务一直在场。这个凌康对宋庆龄很不客气，说话夹枪带棒。宋庆龄要求凌康离开房间，说汪精卫答应黄平“可以和我自由、单独交谈”。凌康不仅一口回绝，而且话里带刺：“我们不可能留下他一个人，因为他招供后共产党想杀掉他。他的生命处在危险中。我们应该保护他”。
好像宋庆龄是共产党的刺客。真是人糙话糙。
无奈，宋庆龄只得当着特务的面与黄平交谈，但还是掌握了黄平叛变的事实以及他的思想状态。黄平被捕后先是触电自杀，但是没有死成，接着就叛变了。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我想如果打得个半死，把中央和国际的代表供出来，那就后果严重了，我就供出了北京三四个接头地址，和刘少奇在上海的住处。至于中央机关，政治局开会的地点（赵云家），国际代表的地址，地下电台的情况——我都只字没提。”
黄平算是有些底线，但是，他毕竟叛变了。共产国际希望他“不要出卖自己原来的同志”，他还是出卖了。共产国际大失所望，立刻翻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放弃他。”
黄平事件翻篇了，宋庆龄的任务完成了。但是，不知共产国际有没有想过，就为了这么一个人，这么一档子事，去消耗宋庆龄的特殊价值与名望，把宋庆龄的红色背景袒露于国民党高层及特务的眼皮之下，将宋庆龄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到底合适不合适，值得不值得。
共产国际这么办事，不是第一次了。
3
黄平之前，共产国际还请宋庆龄做过一件更为夸张的事。
那就是营救牛兰。
营救牛兰，共产国际交给宋庆龄的任务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声援造势。由宋庆龄、爱因斯坦、高尔基等一众国际名人成立“保卫牛兰委员会”。
一个是实质谈判。共产国际开出的谈判条件是，拿扣留在苏联的蒋经国换牛兰。
不得不说，共产国际的这个主意实在欠考虑。条件本身，谈判人选，谈判步骤，考虑安排得都不够周到。
这个谈判条件看着大手笔，其实华而不实，可行性不高。提出这个条件时，并没有把事情吃透，没有把谈判对手的性格和心理琢磨明白。
蒋经国和牛兰，身份、境况完全不同。牛兰之于国民党当局，是公案；蒋经国之于蒋介石，是私情。蒋介石虽然恶行昭彰，但是又很讲面子，很重名声，终日把礼义廉耻挂在口头。
你要他，拿一个危害党国的重案要犯，去换回自己的亲生儿子，而且这个儿子是不明不白地被扣在苏联，迟早也有办法弄回来。他真要这么换了人，他挂在口头的礼义廉耻还有谁听，他在权力派系的倾轧争斗中还怎么服众，他在政治舞台上还怎么往下混。
谈判条件欠考虑，谈判人选也欠考虑。
共产国际选中宋庆龄出面和蒋介石谈判，当然是看中她有面子。但是，面子这种无形资产，不能光使用，还要经常维护。而且使用起来，也很微妙，需要双方互动，对方愿意配合，面子就有用，就增值；对方不配合，面子就受损，就可能贬值。
而且，在谈判步骤上，要请大人物出面，要用大人物的面子办事，事先当然就要做一些功课，有一些铺垫，摸清对方的底牌，确保对方愿意给这个面子。应该有人打打前站，探探口风，该说的丑话都说透，在技术层面上交流一下双方的条件，谈得拢，就往前走，谈不拢，就另打主意。不能让真佛贸然登场撞大运，甚至碰钉子，折面子。
但是，真实剧情就是，事先的铺垫统统没有，直接就请宋庆龄上了一线，大佬对决，和蒋介石当面锣对面鼓地谈条件。
这样没有章法，再加上蒋介石在特定情境下的特殊心理，结果可想而知。
蒋介石也有意思，天天写日记的他，当天日记里一字未提和宋庆龄的谈话，可能是还没有想好怎么写。两天后，他才在日记里补了一笔，发了一通感慨：“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
蒋介石日记常见这种口气，不像是自言自语的私房话，更像是打算公开发表的声明或宣言。
不管怎么样，共产国际事先功课欠缺，使得宋庆龄铩羽而归。事情没有办成，宋庆龄不仅伤了面子，而且损害了日后的活动空间。
公开的戴笠日记记载，此事之后，蒋介石以宋庆龄与苏联有秘密联系为由，让戴笠派人日夜监视宋庆龄的住所。沈醉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奉命监视宋庆龄的种种细节，甚至还有加害宋庆龄的种种阴谋，所幸没有实施。
宋庆龄受委派营救牛兰，以及后来被共产国际吸收入党，这些事，算一算大账，所得不多，所失不少。难怪格伯特担心，这样会使她“失去其特有的价值”。
来源：甲10号微信号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