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本、青年人才、新质生产力
——重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动力
2023年12月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关于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核实的公告》“GDP现价总量为1204724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减少548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0%，与初步核算数持平”。新冠疫情2020年GDP降至2.3%，2021年回升至8.1%，2022年再次降至3.0%。中国经济如何走出低迷、重启中高速增长，意味着民族复兴征程如何勇毅前行。非常赞同1月29日昆仑策研究院网卢麒元发表的《
2024年重启繁荣，中国外汇收入必须回血中国！》：“重新启动资本流转，要靠国家资本作为原动力。外挂外汇要回国补充国家资本，财政增量资金要转化为国家资本供给，国家资本要入市驱动接近沉默的海量资本。国家资本就是用来跨周期的，此其时也……重启中国二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国有资本、青年人才、新质生产力合力形成原始推动力，将重启中国二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2020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逆周期”调节，重视在经济低谷期采取措施来刺激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维护市场信心等。“跨周期”调节，不仅旨在降低传统经济周期的波动性，更关注传统经济周期之上的大周期和大环境的变化，以及建立应对这些中长期问题的政策框架。相对于“逆周期”调节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失业等短期问题，“跨周期”调节需要同时重视长期发展规划、人口政策、科技政策等长期调整工具。根据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无限制地发展生产能力和人民大众的贫困及其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当前，民营经济占比“56789”，经济结构中私有制经济占比过高，国有经济难以发挥带动辐射调控作用，资本要素分配占比几何式增长，财富快速聚集于顶尖私有资本所有者手中， 不仅普通劳动者日益贫困失去购买力，而且中小微企业日益萎缩失去生产力。
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便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逐步调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比重不断变化，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新华网，2013年11月19日），这一重大课题的破解已经日显紧迫，不仅是体现和坚持《宪法》和《党章》确定的“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根本要求，而且已经成为以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资本主义无限制地发展生产能力和人民大众的贫困及其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解决“普通劳动者日益贫困失去购买力、中小微民营企业日益萎缩失去生产力”的根本问题。将国家资本作为源头推动力，外挂外汇回国补充国家资本，财政增量转化为国家资本供给，让资本从资产泡沫中流出，回到推动产业升级的新质生产力，必然成为经济“跨周期”瓶颈突破的关键。
三年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的经济恢复期，国有资本在经济“跨周期”调节中起到了重要“顶梁柱”作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GDP现价总量为1204724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减少548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0%。据财政部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5689亿元，比上年增长10%。其中，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343亿元，比上年增长17.2%；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3346亿元，比上年增长5.5%。通过对2017-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分析，2016-2021年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收入”总增长率46.68%，是私营企业26.15%的1.79倍；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总增长率98.27%，是私营24.63%的3.99倍
（见笔者《重归“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路径实现》，昆仑策研究院 2024-01-27 ），进一步说明国有资本的高效能运营。重视国有资本经济“跨周期”调节的源头推动力，珍视青年人才社会进步的主体推动力，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正当此其时也！带动和促进民营企业共同发展，尤其破解“中小微企业日益萎缩失去生产力”的困境，是新时代新征程国有企业肩负的一项重要责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党的二十大再次明确强调：“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1月1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意见》发布，强调“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主要用于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的体现全民共享、强调“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的优化布局结构等，对于落实国家战略、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将产生重要宏观调控作用。国有资本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保障人民群众福祉、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在传统中小微企业难以跟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型生产关系亟待重新建立的背景下，国有资本必然成为经济“跨周期”发展的资本原动力。
“国有资本”，指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投资和投资所形成的权益，以及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
（参见《企业国有资本与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财企[2001]325号）），该概念主要侧重在经济运行、财务管理意义的使用，法律层面的概念称为“国有资产”，指在法律上由国家代表全民拥有所有权的各类资产。广义的国有资产，是指国家以各种形式投资及其收益、拨款、接受馈赠、凭借国家权力取得或者依据法律认定的各种类型的财产或财产权利，包括经营性国有资产、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以自然资源形态存在的国有资产。狭义的国有资产，即经营性国有资产，是指投入社会再生产过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资产，存在于各类国有及国家参股、控股的企业中。
据《国务院关于2022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统计》：2022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339.5万亿元、负债总额218.6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94.7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64.4%；全国国有金融资本权益27.6万亿元，金融企业资产总额400.9万亿元、负债总额358.2万亿元。如上均为狭义的经营性国有资产，权益总额为122.3万亿元。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59.8万亿元、负债总额12.4万亿元、净资产47.4万亿元。如上大部分为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也包括行政和事业单位所办企业的狭义经营性资产。同时，以自然资源形态存在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土地总面积52360.5万公顷，管辖海域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水资源总量27088.1亿立方米。国家资本必然以经济“跨周期”调节的资本原动力，并通过外挂外汇回国补充国家资本，财政增量转化为国家资本供给，驱动接近沉默的海量股市资本和房产资本，重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二十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把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习近平《总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21年9月27日）；“青年是社会中最有生气、最有闯劲、最少保守思想的群体，蕴含着改造客观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无穷力量……有责任有担当，青春才会闪光”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22年5月10日）。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为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9年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到15%，处于精英教育阶段。2002年，毛入学率超过15%，进入了大众化阶段；2012年，毛入学率为30%；2019年，毛入学率为51.6%，超过50%，进入普及化阶段；2022年达到59.6%，较10年前提高了近一倍。2010年高校毕业生631万人，2023、2024年分别达1158万、1187万
（见图1）。
【图1 2010年-2024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增长趋势图】
同时，博士、硕士研究生高层次教育快速增长。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全国研究生招生560168人。其中：硕士494609人，博士65559人；专业学位159942人，学术学位400226人。2021年，全国研究生招生1276526人，其中：硕士1050703，博士125823人；专业学位667091，学术学位509435。2021年相对于2011年，研究生总数、硕士、博士生数增长几乎均为110%。“偏重理论和研究”的学术学位增长27%，而“伴随着现代科技与社会快速发展，针对社会特定职业领域需要，培养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专业学位增长高达317%。在研究生学科构成中，更具产业发展推动的工科、管理学、农学、医学、教育学等学科分别增加1%。
尤其，始终高度重视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优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目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布点总数6.6万个，较2012年新增1.7万个、撤销和停招了近1万个专业点，每年调整幅度将近5%。近日，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基础学科特别是理科和基础医科本科专业点占比进一步提高”，为新质生产力的新型劳动者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年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重大冲击，高校生就业面对的严峻形势与就业期盼，成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堪当民族复兴重任一代崛起的严峻考验。2021年以来26-24岁人口失业率一路走高
（见图2）。
【图2 2021年以来16-24岁人口失业率走势图】
图2呈现：2021年1月16-24岁人口失业率为12.7%，7月为16.2%；2022年7月为19.9%；2023年1-6月分别为17.3%、18.1%、19.6%、20.4%、20.8%和21.3%，8月暂停发布。最后一次统计数据21.6%，将意味着五个青年人中至少一人失业。2023年12月，重新发布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25-29岁、30-59调查失业率分别为14.9%、6.1%、3.9%。
2024年1月“人社通”公众号发起匿名问卷调查
（见图3）：20-30岁已毕业大专、本科学历人群“未就业/失业”比例超过20%，硕士及以上比例为15.6%
（参见《调查结果：20-30岁已毕业人群就业/失业情况（统计图）》，人社通 2024-01-29 ）。
【图3 20-30岁已毕业人群就业/失业情况】
面对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以及高房价、高教育、高医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力，尤其对“社会走向何处”的预期迷茫，甚至“生孩子就是给人家优秀资产家庭的孩子当炮灰”的深刻迷茫
（《上海一女生说，穷人生孩子，就是给富人家庭当炮灰的？！》， 鲁国平先生 2022-04-13），人口出生率不断下滑。
2020-2023年全国
出生人口分别为1202、1062、956、902万人，不仅
少于1949年的出生人口1950万人，也少于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年的
出生人口1650、1392、1197万人
（见图4）。更为重要的是，与
出生人口数量变化相对应的人口基数，1949年只有5.4亿，1959年只有6.6亿，而2021年为14.12亿，可见出生率是断崖式下跌。
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出生人口的急剧下降不仅意味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而且将意味着已建房屋过剩、公共设施过剩、消费市场低迷、农村破败、土地荒废等系列性问题出现，劳动力数量的减少，更使经济发展受到根本制约。如果人口持续减少，民族复兴必然受到根本性影响。“历史就像是大国兴衰更替的链条，一环扣一环，有始无终，兴亡无常。而今日之中国就是这条链环中的一个环节。中国正在崛起，而正在崛起的国家有的最终成长为世界性的大国，也有的行百里而半九十，功败垂成”
（张文木《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2期）。因此，青年失业率过高、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的问题必须得到根本性扭转。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与社会不确定性，国有企业成为高校生就业期望占比第一的选择且逐年增加，2021-2023年分别为42.5%、44.4%、46.7%，3-4倍于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等其他就业选项
（见图5）。
【图5 2021-2023届高校毕业生期望就业的企业类型】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以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指出：“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我们是革新者的党，而总是青年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我们是跟腐朽的旧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党，而总是青年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青年是常为新的，最具创新热情，最具创新动力。不仅基于“人才是第一资源”，而且基于“民族复兴脊梁”的定位，必然需要高度重视高校生更高质量就业，激发高校生由被动等待就业转向主动主导就业。无论原始创新策源战略，还是迈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战略，都需要国有经济做强做优
做大，这也必然成为释放高校毕业生潜能潜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关键。我国众多学科专业的发展还面临一系列“卡脖子”问题，一些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在信息、工程、材料等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取得突破，要求高校生能够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增强学科专业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在重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尤其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绝不能因青年失业、因短暂迷茫、因人口下滑而“行百里而半九十，功败垂成”，青年人才必然从“社会走向何处”的预期迷茫实现“理论觉醒”的常为创新，成为“挑大梁、当主角”的人才原动力。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
（《发展新质生产力 培育新产业是重点任务》，《人民日报》2024年1月15日）。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生产力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8页）。“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伴随近年来科学和技术的快速进步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涵，对于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高质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结合构成生产力的三要素。从劳动者要素角度，新质生产力需要“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与传统生产力相匹配是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则是智力工人，即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高校生与青年人才必然成为“新型劳动者队伍”的主体。从劳动资料角度，新质生产力需要“用好新型生产工具”，与传统生产力相匹配的主要是普通机器设备和电子计算机，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则是一系列“高级、精密、尖端”设备，高校生与青年人才必然成为“用好新型生产工具”的主体。从劳动对象角度，新质生产力需要“强化科技与数据对象”，与传统生产力相匹配的主要是以物质形态存在的自然物和原材料，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增加了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科技新发现的自然物、注入新技术的原材料以及数据等，高校生与青年人才必然成为“强化科技与数据对象”的主体。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列宁选集》第二卷（卡尔·马克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4页）。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方能推动生产力实现更高程度的发展，伴随科学和技术的快速进步，需要“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通过改革开放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
（《发展新质生产力 培育新产业是重点任务》，《人民日报》2024年1月15日）。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必须遵循马克思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回归生产关系构成要素：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如何；产品如何分配。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决定着产品分配关系。面对《宪法》和《党章》确定“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根本要求，面对“普通劳动者日益贫困失去购买力、中小微民营企业日益萎缩失去生产力”的根本问题，面对高校生对于国有企业3-4倍于其他单位类型的就业期盼，尤其面对“生孩子就是给资产家庭的孩子当炮灰”而拒绝生育的深刻迷茫，到了必须以“国有资本”为原动力，推动回归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所有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宪法》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8年5月4日）。生产关系滞后于生产力必然禁锢发展，改革开放之初，在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生产力发展阶段，通过生产资料非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带动辐射引领，必然能够“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由此GDP不断增长，2004年达到10%并连续4年增至14.2%的快速发展期，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对公有制经济猖狂进攻，“2006年，整个工业产值里，国有企业生产仅占9.7%，非国有企业占到90.3%”，继续叫嚣“我们不仅完成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改革，而且已经找到了剩下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即继续在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道路上前进！”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38、240页）。当生产资料组成违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宪法》《党章》定位，违背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规律，必然出现经济增速的下滑，2008年金融危机由2007年连续下滑为2008年、2009年的9.6%、9.1%，2012-2019年持续于7.7%-6.1%之间的中速增长，2020年新冠疫情降至2.3%，2021年抗击疫情与恢复生产同步推动回升至8.1%，2022年再次降至3.0%
（见图6）。能否快速从持续低迷中走出，必然需要基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进行“逆周期”“跨周期”调控，必然需要基于马克思劳动关系要素构成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
【图6 1999-2022年中国GDP（人民币）同比增长情况】
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科学和技术为推动的新质生产力必然是全体人民的社会”，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确立着“社会主义新质生产力必须是全体人民的社会”。有什么级别的生产力，你就应该配相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更不使落后的生产关系束缚先进的生产力发展。先进发达的新质生产力，必然需要抛弃私有经济占比越来越高，甚至民营经济“56789”根本性冲击“公有制为主体”基本经济制度，而产生的过于浓重的“资本主义无限制地发展生产能力和人民大众的贫困及其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基本矛盾出现的“普通劳动者日益贫困失去购买力”、“中小微民营企业日益萎缩失去生产力”及“生孩子就是给资产家庭的孩子当炮灰”的深刻迷茫，而激发高校生对于国有企业3-4倍于其他单位类型的就业期盼。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绝不能因青年失业、社会迷茫、人口下滑而“行百里而半九十，功败垂成”，国有资本、青年人才、新质生产力合力形成原始推动力，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一定能够重启二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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