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稳住经济大盘，根本在于发挥社会主义优势

江宇：稳住经济大盘，根本在于发挥社会主义优势

2022-05-28

既要用好财政、货币、价格等数量手段，更要从所有制、分配关系、劳资关系、共同富裕等生产关系的层面想办法。

当前，由于新冠疫情等外部冲击，也由于个别地方把经济发展和防疫对立起来，一度出现思想松懈、自以为是等情况，导致疫情蔓延，给经济工作带来了近年来最大的压力。

如何稳住经济大盘？这是全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如何稳住经济大盘，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在多次讲话中说得很清楚了。当前的关键是落实。

第一，总书记在2020年我国刚受到新冠疫情冲击时就反复强调“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也就是说，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不应该“头疼医疼、脚疼医脚”，不是简单地以疫情之前为参照系，而是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形势，把稳经济和结构调整、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

第二，总书记在多次讲话和集体学习中强调：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述。西方经济学虽然也有各种应对经济下行的办法，但是其重要缺陷是“唯生产力论”，也就是只盯着财政、货币、价格等数量手段，“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而不能也不愿触及所有制、分配关系、劳资关系、共同富裕等触及生产关系的手段。因此，无论是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还是主张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都在暂时稳住经济的同时，带来了更大的危机。最终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总爆发。

实现国内大循环、推进共同富裕，是同总书记关于化危为机的要求统一的，这是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一个鲜明要求。他强调：“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

中国最大的“机”在哪里，答案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新冠”是二战之后对国际经济冲击最大的一次事件，要用大历史视角谋划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战胜“新冠”疫情，最大的优势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疫情之后恢复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同样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从政治经济学上看，西方无论是疫情蔓延、还是经济危机，归根到底在于走的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道路，资本运动使社会的生产、分配、投资、消费都严重偏离了广大人民的实际需要，美国在疫情中宁可草菅人命也要强行复工，根源是其政权被资本裹挟、社会两极分化、医疗商业化。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无论采取多么强有力的财政、货币、补贴、减税手段，都不可能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如美国现在一样。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当前固然要采取一些短期措施稳定经济大盘，但是根本出路在于，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进共同富裕和均衡发展（这几点都不仅是触及了生产力，更加触及了生产关系），才能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

一、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补上基础性、战略性领域投资短板

我国投资增速下降，不仅是疫情冲击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市场经济自身规律导致一般竞争性领域投资和产能过剩，资金难以找到足够投资标的。

要持续经济高速增长，就必须面向人民的实际需要开辟新的投资领域。开辟新投资领域，往往要求技术、业态、基础设施更新换代，这就需要一个大规模初始投入和培育市场的过程。

这次疫情为启动大规模新基础设施创造了窗口期。因为疫情相当于一次全面的“极限压力测试”，在测试中摸清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许多底线和底数，对我国产业链的优势和短板、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等都有条件进行更深入的评估，未来科技进步、企业投资、产业政策的方向都会更加精准。

疫情之后，“新基建”可以选择的范畴更为广泛，那些具有公共性、为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拓展空间、储备势能的领域，那些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基础性、战略性短板领域，那些公益性强、投资收益周期长、市场自发投资动力不足的领域，如医药自主研发、应急医疗救治、公共安全设施、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国家物资储备、人力资源建设、军民融合、农业农村发展、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等领域，都有大量投资空间。

搞好“新基建”，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进入技术前沿之后，要更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进行“试错”，也需要更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特别是越进入技术前沿，市场形态就越不完备，一些在若干年后才能看到结果的基础领域，市场还没有产生，不可能完全靠市场配置资源。在这些领域，必须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通过科学决策和技术民主的方式，整合碎片化的利益，按照科技发展的自身规律，找到技术进步路径。

搞好“新基建”，要更好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国有经济集中在基础产业和有先导性的战略型产业，有利于把更多资源集中到那些带动力强、外溢性强但却短期投入大的项目，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长远和整体效率。

二、大规模发展壮大城乡集体经济，让农村成为吸引投资和人才的乐土，再造一个中国经济奇迹

农村是未来若干年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

在“新冠”疫情当中，人们发展，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如果组织起来，就地创业就业，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且是启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

在疫情之后，农村生态良好、环境容量大的优势更加凸显，农业生产升级、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的潜力巨大，有利于扭转大规模人口进城打工这种单一路径。

另一方面，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产能过剩现象已经比较突出，我国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偏大、过于集中，不利于经济均衡发展和健康生活，绿色消费、食品安全、生态消费、田园生活，日益成为新的趋势。这都决定了，有可能大规模把城市优质资源引向农村，启动这个最大的经济增长潜力空间。

启动乡村振兴，不能走其他发展中国家搞土地私有化、跑马圈地、竭泽而渔的老路，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走新型集体化道路，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农村各种资源和资产的经营主体，让广大农民充分占有农业农村资产收益。

山东省烟台市是全国首个提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党的领导带动集体经济全面发展壮大的地方。2017年以来，山东省烟台市抓住“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个牛鼻子，带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和党建全面振兴，面貌焕然一新。全市3400多个村由党支部领办了合作社，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增加3亿多元。

在我国人多地少、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村人才流失严重、老龄化到来的形势下，只有把农村党建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才能一揽子应对这些挑战。利用城市经济下行的机遇，让更多优质资源回到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激活农村，让农村各种资源的收益留在农村和农民手里，这样做能够补上农村这个最大的“短板”，也将成为宏观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除了农村之外，城市集体经济也有大量发展空间。在城市社会广泛发展集体经济组织，吸纳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和人员纳入就业，既能作为就业的稳定器，又能够和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成为改善公共服务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战略性工程。

三、调整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旧的城镇化路线，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区域均衡发展

20世纪60年代，面对霸权主义的压力，党中央毅然做出“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决策，调动全国优质资源开展“三线建设”，既在战略上化解了外部压力，又拉动了投资，大幅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水平。

2020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这既是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也是统筹东西部发展“两个大局”的战略性决策。

在“新冠”疫情中，大量跨区域流转的农民工推迟返工，这启示我们，区域发展不平衡，在一定历史阶段固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这种依赖部分中心城市、大型集约化生产、人口大规模跨区域转移的方式，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率和速度，却影响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弹性和抗风险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次疫情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些重要思想。如果做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循环经济充分体现，那么区域经济就有更强的抗击打能力，在遇到重大危机时能够尽快自成体系，形成“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协调发展的格局。这既是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更是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促进共同富裕的强大动力。

历史上看，还没有一个大国真正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我国东部地区在发展中也走过一些弯路。西部地区完全可以依托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吸取东部地区发展经验和教训，在新时代再造一个新西部。

四、把公益性写在旗帜上，大力发展各类社会事业

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公益性医疗卫生体制的巨大优越性，和西方形成鲜明对比。

这次疫情，我国医药卫生体制同西方相比，展现了巨大优势。但同常态化疫情防控和人民群众更高的健康需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从国内外经验来看，公益性、公平性的医疗卫生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降，一定程度上和人口红利下降、人力资源水平不高有关，要转到依靠劳动者素质的轨道，就要大幅提高医疗卫生投入。

恢复经济增长和赢得国际斗争，迫切需要加快医改。“新冠”疫情将带来一系列更加艰巨复杂的国际斗争。加快公立医院改革，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夯实卫生健康和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释放消费潜力，拉动信息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增强“四个自信”，充分展示我们党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精神，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夺取国际斗争话语权，更有力地占据道义制高点。

其他公共领域，如教育、养老等领域，相对经济发展滞后，特别是公益性不足。应充分利用疫情冲击带来的时间窗口，把更多就业引向公共服务领域，补上这块短板。这就要从根本上纠正过去以至于到现在一些干部存在的对公共服务市场化、私有化的错误主张。而是通过做优做强做大公益性的公共服务机构，促进共同富裕，改善人民生活，为长期经济增长凝聚动力，这才是真正稳住了经济大盘。

五、总之，稳住经济大盘的关键是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吸取西方新自由主义措施救市失败的教训

——发展新基建，关键是避免西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单纯依靠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弊端，而是既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更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公有制主体地位、推进共同富裕等制度优势，从根源上消除有效需求不足。

——建设新农村，关键是避免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土地私有化、资本化，带来破坏农村村社、土地恶性集中、城乡两极分化、大量流民遍地，甚至引起社会动荡，中断现代化进程的教训，而是发挥党的领导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让全体农民公平分享日益增长的农业经营收益和农村资产增值。

——新型城镇化，关键是避免资本主导的城镇化导致的城乡两极分化和“马太效应”，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共同富裕的优势，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新型公共服务，关键是避免美国等西方国家医疗卫生体制过度商业化、市场化、资本化的导向，而是发挥公有制为主体的优势，坚持卫生健康事业的公益性。

世界上不存在纯而又纯、教科书式的市场经济，各国市场经济都要建立在具体的制度、文化、国情基础上。所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也是双向的。要实现这个优势，关键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而不是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割裂和对立起，不是单方面强调向西方那种市场经济融合。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融合起来，既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公有制为主体、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社会公平、治理市场失灵等优势，在经济发展中更充分地体现制度自信。中国经济就必将获得更强劲的动力，中华民族就将赢得更光明的未来！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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