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即将面临粮食危机。我在《中国农村何处去》一文中，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到今天的农村现实作过系统论述，对中国可能出现粮食危机发出了预警，但对未来的路怎么走没有详解。本着习总书记“走群众路线”指示精神，以群众的智慧向党中央建言。
本文还是不谈政治，不谈路线，也不讲姓社姓资，用辩证法，用认识论和方法论去研究矛盾、解决矛盾。
中国已面临潜在的粮食危机，这是任何人尤其决策者不可掉以轻心的。历史上由于饥荒导致动乱和农民起义的并不少见，李自成的起义推翻了大明王朝就是饥荒导致政权更替的典型实例。政权的更替不是换了个执政者那么简单，它的背后是持续几十年，甚至百年的血与火的浩劫，是数以亿计的生灵涂炭。
怎样才能避免可能的粮食危机？是继续实行大包干？还是哪里痒哪里抓的土地流转？或者是让资本下乡，让外资进来，把土地私有化，把土地外国化？或者放任不管，依赖进口？还有回到正确的道路，也是经济学家极力回避的道路？
农业是人类赖以生存且无可替代的行业，又是低效的行业。走出低效的困境的出路是机械化，集约化。大包干的责任制能否继续走下去？从提出“三农问题”到推行土地流转，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大包干。就连敢为天下先的某红手印村，在国家巨额资金扶持下尚在温饱线上徘徊，并在抛荒耕地，看来“责任”是徒有其名。责任就是义务，父母生育子女，就有了抚养的义务，放弃义务就是违法。承包了土地，而不履行生产的义务，责任制的意义何在？既然大包干那么充满活力，那么就不存在“三农问题”。也无需去推行土地流转，更不存在我说的“潜在的粮食危机”。不愿否定大包干，其实只是个面子问题。但不能为着一两个人的面子而置全国人民吃饭的问题不顾。没饭吃，中国的崛起是昙花一现，几十年的奋斗成果会在一星期内荡然无存。我们可以放下争论，让未来的司马迁去结论。当务之急是直面现实。
土地流转是否行得通？中国的地形地貌以及气候千差万别，机械化的使用也有差别，大型农机并不是随处可用。还有山区、丘陵地带的农村，根本不适合千亩万亩的集约化耕种，在种田的老年一代过去之后，这些土地怎么办？任其荒废？而这类的土地约占耕地总量的一半，且城市周边的良田在逐年减少，如再荒废山区和丘陵地带的田地，粮食从哪来？能否人工合成？土地流转倡导几年了。其实是无头的苍蝇乱撞，流转只适合于广袤的平原地带，只能流转很少部分土地，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流转的承租者并不依靠自身的劳动种田，他也要雇请劳力。现在农村的工价已高达150元/日，承包人付出地租，农资成本和工费后，利润不过是自己的劳动所得而已。如果没有国家补贴，流转承租人将一无所得。当然，种植经济作物可行，但不能把全国土地都流转出去种经济作物。还有，种粮大户的子孙后代是否继承？他的后代不种田怎么办？要指出的是，现在土地流转中出现了猫腻，有承租人和地方官员为套国家的农业补贴，搞假承包，千亩，万亩田承包了，补贴拿到私分了，而田里蒿草没人，一片萧条。
资本下乡、土地私有化、外国化行吗？且不说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容破坏，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买卖土地，且不说上天赐予人类生存的根基该不该卖（在顶层设计者眼里，宪法不具约束力，是一张废纸，他们可根据自己需要随意修改的），我只分析土地私有化、资本化、外资化能否解决中国人民永久吃饭问题。私有化是很简单的，一纸法令宣布所有大包干分到的土地归私人所有就行了，然后发个证就完成了。接下来就是允许买卖。此端一开，城市周边及平原地带，生产条件较好的土地就会被有钱人抢购。赃官可利用掌握的公权去压价，去占有土地，然后还可拿到房地产市场拍卖，可造就大批亿万富豪。这样，交通便利的城市周边的良田将被有钱人种上别墅和度假村，而这样操作还真的能昙花一现般出现一次经济高速上行，并把子孙后代的饭一次吃了。按道理，鼓励资本下乡，应该是为了种粮食。我也假设全面实行私有化，让资本去圈地，去种粮食，看看资本能否种出粮食。不消说，山区、丘陵地带条件不好的地方，资本不会去，那里土地私有化后将永远阻断了农业现代化之路。一家一户实现不了机械化，愿种就种，种不了就荒，资本占领良田后，资本和资本家不会种田，还是要雇请农民种田。目前已经是老人农业和妇女农业了。几年后资本去雇谁种田？资本是追求利润的，购买了土地要收回成本的，低工资雇请不到人种田，高新雇人种田粮食必然要高价出售。请征求全国人民意见，在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人民是否赞成土地私有化。（更不要说外资化了，钓鱼岛尚且要争，内陆土地有何理由卖给外国人？）还有，农业用工是季节性的，给资本种田，打的是短工，青壮劳动力是不会干的，他们要干的是长期的稳定工作。所以，资本下乡破解不了今天的粮食危机的难题。当然，如果要执意推行私有化，资本化，还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实行农奴制，资本把土地和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全买了，用严刑峻法去驱使农奴做工种田。
中国的粮食可以依赖进口吗？
中国的人口接近14亿，人均缺少10公斤，就是1400万吨，人均缺少50公斤就是7000万吨，人均缺少100公斤，就是1亿4000万吨。人均缺少10公斤20公斤时，或可进口补充。人均缺少50公斤以上呢？7000万吨相当于3亿人（加上相对应的养殖业饲料）最低口粮。哪个国家能填补如此大的粮食缺口？哪个国家未卜先知，知道中国要闹饥荒，预先储备了那么多粮食？现在是市场经济，国家并摸不清自己的粮食家底，不可能预先进口储备那么多粮食。而饥荒都是发生在青黄不接时期。即使能进口，从大洋彼岸装运也来不及。如果某国来个禁止对华粮食出口呢？难道可以派军队去产粮国抢粮不成？
财政部长说，要取消种粮补贴，要让更多农民无利可图而去给外资企业打工，没粮食可以进口。看来会流利英语的并非是货真价实的专家学者。英美国家的摆摊老头老太太甚至乞丐的英语水平远胜于我们的部长和专家学者，我们何不去请他们来为我们顶层设计？
顺便讲一下转基因问题。地球上的生物从诞生那天起，就是遵循了自然规律，经历了自然几千万年的选择到今天，呈现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多彩的世界，人类作为地球的高等生物，正是利用了自然选择的成果才得以发展到今天。人类必须尊重自然的选择，要有敬畏自然之心。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足够地球生命的繁衍生存，关键是如何利用自然的恩赐。如果说这世界有神，这个神就是自然规律，违背自然规律是要遭到神的惩罚的，人类不应该为了自己这一代人或一群人的利益，让后代去承受违背自然规律的恶果。（题外话：公平分配劳动成果，也是自然规律，违背这一规律，人类最终以动乱，战争和其他方式接受惩罚的）。不否认转基因是科学研究，须知世界上任何对基因的研究选择都没有大自然选择的合理、科学，人类要研究的是怎样利用大自然赐予的成果。转基因是否有毒，我不清楚，不妄加评说。转基因作物并不高产是确定的，营养也没优势，口感不好也是确定的，尤其是转基因和杂交相结合的商用种子是不能传种的，种植抗草甘膦作物会污染环境，破坏土壤是确定的。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是高产农业，而人多地少更需要保护环境。为什么要花那么多财力、人力推广转基因？为什么要强制全国人民只能选择一种食物？这是于理于法都说不通的。袁隆平研究杂交稻，是要解决中国粮食不足的问题，推广转基因为了什么？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推广而推广？把种子安全交给外国，让我想起吴越之争时期的吴国伯嚭，借粮给越国，换回蒸熟的稻种，给吴国造成人为饥荒。我们的朝廷里是不是有伯嚭大人？
中国的农业有没有出路？出路到底在哪里？
出路其实是现成的。至今尚有几个村和一个公社在坚持着那条路，他们用事实证明那是一条光明道路。只是自诩精英的在极力回避这条路。我在《中国农村向何处去》一文中论证了集体和单干优劣的对比。文章发表半年多了，只有一个教授来批驳我，抬出了当年为什么要解散集体的理论：“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我回复“自古以来没有见过三人以上的庙里和尚渴死，而且任何三人以上庙里香火都比一人庙里香火旺盛。但一个和尚在庙里，如果生病，倒是有渴死的可能”。自此再也没见到一条反驳言论。
农业的根本出路是机械化，集约化。农村的出路是农工商一体的乡村城镇化。只有机械化才能将农民从低效的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只有农工商一体的城镇化才能消化过剩的劳动力。而实现机械化、集约化只有集体这一条道路可走，其它才是真正的“死路一条”。
城镇化是发展趋势，但并不意味着要把农民逼到外资工厂去打工，去加工出口商品。城镇化的目的是解决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就业，是谋求生路，而不是要把人口堆积在大城市。人口涌向大城市，的确是给城市带来短暂的繁荣，房地产拉动了经济发展，但这是不能持续的发展，房地产总有饱和的时候，而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城市还要运转，离开了土地财政，如何去维持天文数字的市政开支？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如何规避？为了欣赏昙花一现的繁荣，而不惜毁掉子孙后代生存的根基——土地，历史终会作出结论：这是断子绝孙的发展。
农村的城镇化，除了偏远山区，人口稀少之地外，最佳的选择是就地城镇化、乡村城镇化，是居住相对集中，便于生产、生活的城镇化或者乡村现代化。除了国家大的工程建设的劳务，农民就业应向本地就业的方向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破解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孤独的困境，解决扶老育小的问题。才能享受其乐融融的家庭团聚的天伦之乐，才能体现到以人为本的人生幸福。
农村城镇化，是为了分流劳动力，而不是放弃农业生产。因此既要分流出农民，还要留住农民，组织农民，保住农业，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三十多年来农民工大多涌向沿海及京津冀，用他们的双手托起了多少富豪，用他们血汗浇筑了多少大厦，但那里并不是他们栖身之地。打工农民很大部分是从事加工出口的行业，所以要在这里插一段外贸的话题。外贸看似和农业无关，其实和农业密切相关，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正常的进出口平衡的外贸是需要的，适量的外汇储备也是需要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外资和加工出口也是必要的。因为要发展就要引进技术，引进先进设备，要进口能源资源，需要大量外汇。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变了，外汇多的无法消化，要去购买美国的国债，要投资美国的基金。这样，中国每多出与黄金脱钩的一美元，国内就要增发约6.5元的人民币。也就是说，我们出口一美元的商品，换回的是空气，如果美债打了水漂，则表明中国人民用物价上升，用通货膨胀自己买商品送给了美国。长期下去，依靠外贸拉动经济增长，只会导致永无止境的人民币对内贬值。人民的财富被稀释了，存在银行的钱，虽然获得了利息，但实际价值缩水了，这就是人们不愿存款而要去投资的原因。如果人民币不贬值，存在银行比投资更保险，人们是不会去赌那些风险的。银行也会因此有充足的资金为企业输血。由于不当的出口导致国内物价不断上升，非农的务工工资也随之升高，农产品虽然价格有所提高，但被农资的涨价以及人工的涨价所抵消，使种田无利可图。这就是农民抛荒土地的原因之一。如果外贸顺差所得和外汇储备是黄金，当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黄金投放市场可以吸储流动资金，可以预防通胀。而与黄金脱钩的美元一旦过多，连废纸都不如。废纸不会造成物价上升。要不要外贸？当然要。应该立足于高端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立足于外包去赚取外汇，从而买回中国需要的资源和商品。要让从事加工出口的劳动力转向内需生产。政府不应是鼓励开发、开拓内需产品和市场，而是要组织、协调、促进内需的产品生产和市场的开拓。只有物价的相对稳定，收入分配向低收入人群倾斜并达到稳定，才能保证农业的稳定。
农业、农村、农民的最终出路是集体化，就业的渠道是就地因地制宜的工业化商业化和第三产业化，而且农业生产必须回到生态化。
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已经具备了有利的条件，人才方面已经普及了初中教育，多年来的外出务工，已早就大批熟练工人和企业管理人才。交通、电力输送以及通信建设都已完成，生产设备是供大于求。互联网更是为产品销售提供了便捷的渠道。集体办企业还有一大优势，没有购买土地的成本。当然也有不利因素，原有的集体基础瓦解了，没有了赖以起步的集体资本。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形同虚设，人心是一盘散沙。
这里要着重议论一下改开后的基层政府。改开后基层乡镇政府机构一下子完善了。党、政、人大、政协、统战、武装、团委、政法、纪检、文教、卫生、妇联、经济发展、土地、农林应有尽有，而且主官副职还是多人。但一个政策去掉了“领导我们事业的和心理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党政分开，政社分开，把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卸的一干二净，政府的职能就剩下税费的收取和计划生育，现在税也不用收了，就只有计划生育。而计生又有专职人员。不知党的书记在做什么工作，人大是怎样体现民意，乡镇长在主谁的政，统战在统谁，政协在与谁协商。但是农民找政府办事可能需要盖数不清的章，要开会研究。这一切其实都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现在又说要改革，要简政放权，莫不是把那权再分散，让那章更多起来？政府的官员在做什么？开会，打牌，算计国家扶贫款，工程建设款怎样才能雁过拔毛。国家拨款给村的公路改造，水利建设，本是村与交通局和水利局打交道的事，为何经费要经过乡镇领导之手？政府的职责应该是监管资金使用和工程质量，如何反其道而行之，成了截留资金的黑手，成了豆腐渣工程的推手？说难听点，今天大部分政府官员是中国最没用的一群人。论文化，他们写不出笔者的文章，论技能，他们不会做工，不会种田，不会经商，论胆气，他们不敢回应人大张鸣的挑战。党政分开，政社分开，架空共产党，去掉了政府职能，去掉了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割断了党和人民的血肉关系，造成了官民的尖锐对立，政府的责任本是领导生产，组织生产，协调生产，发展生产，去掉这些责任，这政府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不知去党的一元领袖的“党政不分论”，去政府责任的“政企不分，政社不分论”出自何方经典，硬把中国人民搞成一盘散沙。在今天的政府生态环境里，焦裕禄就是在世也是一筹莫展。
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农村的前途是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道路。要么现在就回归，要么等到政权烂到如前苏联一样，国家分崩离析，中国人民再经历一次血与火的劫难，再重新革命，重走社会主义道路。
农村回归集体，首要的一条，是要结束这样人心散沙的局面，要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要实行责任制，要把土地必须耕种、种好的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官员身上。但绝不是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种田，是保障就业的基础上种田。要实行官员的“大包干”。领导一个乡镇，这个乡镇就是承包田，领导一个县，这个县就是承包田，你不耕耘，就不应该享用收获，不履行义务，就不应该享受权利。要重建党的组织，使党组织成为真正的战斗堡垒，使共青团成为真正的突击队，使党员成为名副其实的先锋队的一员。必须纯洁干部队伍，剔除行尸走肉和寄生虫。使共产党真正做到“三个代表”。国企工人可以下岗，干部为什么不能下岗？改开前的义务兵，哪怕是战场余生，都能退伍当农民，而在职期间拿了工资的而又不履行义务的人为什么不能当农民？
今天的农村要重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确是困难重重，这也从反面证明当初的集体化道路是正确的。事物发展的规律就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艰难，向坏的方向转化容易。营造一片茂盛的森林要经过艰苦的努力，而要毁掉一片森林只需要一把火。建造一座大厦，不知要费多少心血和汗水，而毁掉一座大厦只需要一包炸药弹指间就做到了。而要重建森林，重建大厦比当初的破草开荒更难。现在回头看，解散农村集体时，是多么轻松的工作，什么都不用投入，发个文件就完成了。在一穷二白的时候农民为了能更好的生存，能自觉地走到一起进行合作协作。通过艰苦奋斗，长期积累，为后来的工商业生产提供了资金。今天要回到集体，已不是以农为主，而是要农工商及其其他行业全面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仍然在成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几个村，他们是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慢慢积累，循序渐进的，是滚雪球一样慢慢壮大的，而今天其他单干农民重回集体，与其差距就是三十年，别看今天的农民也住上楼房，有存款了，但仅此而已，没有那些集体的后劲。富裕的单干农民只不过是手里拿着苹果在吃而已，而富裕的集体吃着苹果，身后还有一片茂盛的果园。单干的农民再回到集体，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60多年前把土地并在一起，把耕牛农具集中在一起就能生产了，今天要解决的是机械化农业后剩余劳力的就业，而这首先要筹集巨额资金才能运转，才能保证农民的收入不会降低，生活水平不会下降。万事开头难，创业之初，农民是不可能自发集资搞集体的。回归集体，要政府牵头，进行试点，一个县，试一两个乡村，用发国债的方式筹集资金，然后用货款方式去扶持村办企业，把农民打工地的制造业引导家乡，在走上正轨之后，吸收农民资金入股，用积累扩大规模，以点带面，像华西村那样辐射壮大。当农民看到集体的优越性之后，在政府的引导下，会逐步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国债贷款必须偿还，收回后继续用于扶持新的集体。资本可以下乡，但不是买地，而是到乡村企业入股，通过经营，即为资本获取利益，更要为壮大集体经济积累财富，一切着眼长远利益。
为了人类社会长远的发展和生存，不能一味强调工业化，中国人口众多，大部分去从事现代化工业生产，可以满足全世界的需求。而换回的却是通胀，拥挤于城市，只会带来拥堵、环境恶化和财政困难。
农业污染已日趋严峻，土壤，水源污染严重影响了持续发展和生存，现在竟然有农村的饮水要买着喝了，如此下去，中国人民还能在这片土地生存多久？化学农业的确使农业产量提高了，但其后遗症日趋显露出来。产品质量下降，环境遭到破坏，生态平衡被破坏，致使很多物种频临绝迹，已经体会不到“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乡村诗意了。我们的发展，不仅是为自己一代人过上好日子，还要让子孙后代无限绵延下去，要为后代生存创造条件。这是千年万年的大计。而且健康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环境永远比住豪房、乘豪车、戴珠宝、穿名牌重要。因此，我们要研究、探索告别化学农业，要让农村留住农民，要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用生态农业的需求引领工业发展，提供强大的内需，用土地吸纳更多的劳动力，用生态农产品改善、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品质，用美丽乡村提供旅游度假场所，用乡村建设解决高校学生的就业，让我们的教育真正成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的摇篮。生态农业是可行的，是成功的，中科院蒋高明先生创办的弘毅农场就是典范。我相信，如果国家能像救房地产那样大手笔，像购买美债和基金那样大手笔，像每年输送1000官员去外国培训那样投资农业，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是一定能建成的，而且那生态环境下的幸福是永久的。
（来源：作者来稿，昆仑策研究院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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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农民的最终出路是集体化，就业的渠道是就地因地制宜的工业化商业化和第三产业化，而且农业生产必须回到生态化。
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已经具备了有利的条件，人才方面已经普及了初中教育，多年来的外出务工，已早就大批熟练工人和企业管理人才。交通、电力输送以及通信建设都已完成，生产设备是供大于求。互联网更是为产品销售提供了便捷的渠道。集体办企业还有一大优势，没有购买土地的成本。当然也有不利因素，原有的集体基础瓦解了，没有了赖以起步的集体资本。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形同虚设，人心是一盘散沙。
这里要着重议论一下改开后的基层政府。改开后基层乡镇政府机构一下子完善了。党、政、人大、政协、统战、武装、团委、政法、纪检、文教、卫生、妇联、经济发展、土地、农林应有尽有，而且主官副职还是多人。但一个政策去掉了“领导我们事业的和心理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党政分开，政社分开，把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卸的一干二净，政府的职能就剩下税费的收取和计划生育，现在税也不用收了，就只有计划生育。而计生又有专职人员。不知党的书记在做什么工作，人大是怎样体现民意，乡镇长在主谁的政，统战在统谁，政协在与谁协商。但是农民找政府办事可能需要盖数不清的章，要开会研究。这一切其实都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现在又说要改革，要简政放权，莫不是把那权再分散，让那章更多起来？政府的官员在做什么？开会，打牌，算计国家扶贫款，工程建设款怎样才能雁过拔毛。国家拨款给村的公路改造，水利建设，本是村与交通局和水利局打交道的事，为何经费要经过乡镇领导之手？政府的职责应该是监管资金使用和工程质量，如何反其道而行之，成了截留资金的黑手，成了豆腐渣工程的推手？说难听点，今天大部分政府官员是中国最没用的一群人。论文化，他们写不出笔者的文章，论技能，他们不会做工，不会种田，不会经商，论胆气，他们不敢回应人大张鸣的挑战。党政分开，政社分开，架空共产党，去掉了政府职能，去掉了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割断了党和人民的血肉关系，造成了官民的尖锐对立，政府的责任本是领导生产，组织生产，协调生产，发展生产，去掉这些责任，这政府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不知去党的一元领袖的“党政不分论”，去政府责任的“政企不分，政社不分论”出自何方经典，硬把中国人民搞成一盘散沙。在今天的政府生态环境里，焦裕禄就是在世也是一筹莫展。
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农村的前途是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道路。要么现在就回归，要么等到政权烂到如前苏联一样，国家分崩离析，中国人民再经历一次血与火的劫难，再重新革命，重走社会主义道路。
农村回归集体，首要的一条，是要结束这样人心散沙的局面，要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要实行责任制，要把土地必须耕种、种好的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官员身上。但绝不是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种田，是保障就业的基础上种田。要实行官员的“大包干”。领导一个乡镇，这个乡镇就是承包田，领导一个县，这个县就是承包田，你不耕耘，就不应该享用收获，不履行义务，就不应该享受权利。要重建党的组织，使党组织成为真正的战斗堡垒，使共青团成为真正的突击队，使党员成为名副其实的先锋队的一员。必须纯洁干部队伍，剔除行尸走肉和寄生虫。使共产党真正做到“三个代表”。国企工人可以下岗，干部为什么不能下岗？改开前的义务兵，哪怕是战场余生，都能退伍当农民，而在职期间拿了工资的而又不履行义务的人为什么不能当农民？
今天的农村要重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确是困难重重，这也从反面证明当初的集体化道路是正确的。事物发展的规律就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艰难，向坏的方向转化容易。营造一片茂盛的森林要经过艰苦的努力，而要毁掉一片森林只需要一把火。建造一座大厦，不知要费多少心血和汗水，而毁掉一座大厦只需要一包炸药弹指间就做到了。而要重建森林，重建大厦比当初的破草开荒更难。现在回头看，解散农村集体时，是多么轻松的工作，什么都不用投入，发个文件就完成了。在一穷二白的时候农民为了能更好的生存，能自觉地走到一起进行合作协作。通过艰苦奋斗，长期积累，为后来的工商业生产提供了资金。今天要回到集体，已不是以农为主，而是要农工商及其其他行业全面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仍然在成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几个村，他们是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慢慢积累，循序渐进的，是滚雪球一样慢慢壮大的，而今天其他单干农民重回集体，与其差距就是三十年，别看今天的农民也住上楼房，有存款了，但仅此而已，没有那些集体的后劲。富裕的单干农民只不过是手里拿着苹果在吃而已，而富裕的集体吃着苹果，身后还有一片茂盛的果园。单干的农民再回到集体，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60多年前把土地并在一起，把耕牛农具集中在一起就能生产了，今天要解决的是机械化农业后剩余劳力的就业，而这首先要筹集巨额资金才能运转，才能保证农民的收入不会降低，生活水平不会下降。万事开头难，创业之初，农民是不可能自发集资搞集体的。回归集体，要政府牵头，进行试点，一个县，试一两个乡村，用发国债的方式筹集资金，然后用货款方式去扶持村办企业，把农民打工地的制造业引导家乡，在走上正轨之后，吸收农民资金入股，用积累扩大规模，以点带面，像华西村那样辐射壮大。当农民看到集体的优越性之后，在政府的引导下，会逐步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国债贷款必须偿还，收回后继续用于扶持新的集体。资本可以下乡，但不是买地，而是到乡村企业入股，通过经营，即为资本获取利益，更要为壮大集体经济积累财富，一切着眼长远利益。
为了人类社会长远的发展和生存，不能一味强调工业化，中国人口众多，大部分去从事现代化工业生产，可以满足全世界的需求。而换回的却是通胀，拥挤于城市，只会带来拥堵、环境恶化和财政困难。
农业污染已日趋严峻，土壤，水源污染严重影响了持续发展和生存，现在竟然有农村的饮水要买着喝了，如此下去，中国人民还能在这片土地生存多久？化学农业的确使农业产量提高了，但其后遗症日趋显露出来。产品质量下降，环境遭到破坏，生态平衡被破坏，致使很多物种频临绝迹，已经体会不到“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乡村诗意了。我们的发展，不仅是为自己一代人过上好日子，还要让子孙后代无限绵延下去，要为后代生存创造条件。这是千年万年的大计。而且健康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环境永远比住豪房、乘豪车、戴珠宝、穿名牌重要。因此，我们要研究、探索告别化学农业，要让农村留住农民，要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用生态农业的需求引领工业发展，提供强大的内需，用土地吸纳更多的劳动力，用生态农产品改善、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品质，用美丽乡村提供旅游度假场所，用乡村建设解决高校学生的就业，让我们的教育真正成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的摇篮。生态农业是可行的，是成功的，中科院蒋高明先生创办的弘毅农场就是典范。我相信，如果国家能像救房地产那样大手笔，像购买美债和基金那样大手笔，像每年输送1000官员去外国培训那样投资农业，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是一定能建成的，而且那生态环境下的幸福是永久的。
（来源：作者来稿，昆仑策研究院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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