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议德国学中国防疫举措，这没错！”

《环球时报》专访建议欧洲学中国防疫举措的奥地利学者考波

 

“我建议德国学中国防疫举措，这没错！攻击我的人是在掩饰西方学术界对疫情判断的失误。”奥地利学者奥多·考波去年3月曾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表示。

 

53岁的考波绝对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和正义感的西方学者，他出生于德国，在中国高校做过讲师，担任过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员，现在在洛桑大学工作。一年多过去了，很多国家防疫“躺平”，美国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但后者还在自己举办的所谓“全球抗疫视频峰会”上把抗疫问题政治化。近日，考波再度接受本报专访，通过对比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情、不同防疫政策和举措带来的实际效果，阐释了他对中国坚持“动态清零”的认识。

 

访谈中，他还表达了西方一些舆论借病毒溯源问题“甩锅”中国以及对中国防疫政策进行歪曲的不满。考波建议，中国除了推进自身必要、严谨的学术研究，还可以加大对相关国家的支持，让更多的人分享中国防疫的宝贵经验。

 

奥地利学者奥多·考波

 

“北京冬奥防疫举措是抗疫宝贵经验”

环球时报：离去年3月我们采访您已过去一年有余。通过观察、对比这一年多来中国和欧洲的防疫举措，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考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举办北京冬奥会的（闭环）模式——在奥密克戎变异株肆虐最为严重的时候，这场全球大型体育赛事没有导致任何重大的本地传播，感染率也保持在极低的水平——这预示了未来我们抗击流行病的道路。

2021年3月，考波接受《环球时报》专访

尽管这样的模式可能很难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但如果能将北京在疫情期间举办冬奥会的宝贵经验进行充分研究和针对不同国家的情况进行调整，还是可以探索出控制呼吸道疾病传播的方法，并降低为此付出的社会经济成本。

除疫情严重时采取封城管控，我们或许还可以通过使用足够的防护面屏、空气过滤器、大规模（核酸）检测等来实现减少病毒传播的目的。总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问我们的学术专家：为什么这种组合方式在当前的疫情大流行之前没有进行研究和开发？当中国及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已准备好这样做时，在西方国家，“群体免疫”的概念仍至高无上，甚至连戴口罩是否有益于减少病毒传播的研究都根本没有完成。

到目前为止，中国采取的防疫政策避免了病毒的大流行。这还要感谢中国政府持续追踪每一位新冠肺炎确诊感染者和治愈患者的信息。得益于这些防疫政策，中国专家在应对疫情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相比而言，在西方国家，绝大多数感染者没有任何医疗持续追踪，他们不会反复接受检测，以确保病毒从他们的身体中消失。在研究接种疫苗降低重症风险、积累对“新冠肺炎长期后遗症（‘长期新冠’）”研究信息等诸多方面，中国的经验也会促使更多国家寻求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

环球时报：您的研究曾受到一些西方媒体的攻击。这样的情况有所改变吗？

考波：5月9日，德国《世界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试图抹黑我以及我所谈论的中国“动态清零”（总方针）。很快，我再次在社交媒体上收到大量带有仇恨言论的垃圾邮件。

在接受这家德国媒体采访时，我只是试图阐释我的观点：在中国，让病毒在社会中传播的后果会比病毒在西方国家传播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比如“长期新冠”的问题，我解释说根据西方的一些研究，如果中国也搞“群体免疫”，将至少有3500万人成为“长期新冠”。写这篇文章的记者完全忽略了这些论点。结果是《世界报》的这篇文章和很多西方媒体刊发的文章一样，将中国的“动态清零”描述为“某种疯狂”。

我还注意到西方对中国防疫措施的持续抹黑，这是一个事实。许多民意调查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尽管中国对抗击疫情作出了堪称楷模的反应，但西方专家、媒体和政府已经能够说服大多数西方民众，使他们认为中国应该以某种方式对整个流行病的传播负有责任。这种灌输主要基于假新闻。迄今为止，一些人仍在肆意散布谎言。

环球时报：全球抗击疫情已经两年多，仍有一些西方国家借炒作病毒溯源的问题，借机让中国为其防疫不力背黑锅。对此，您怎么看？

考波：与一群病毒学家和生物学家一起经过数月工作后，我们在英国医学杂志《全球健康》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新冠病毒在欧洲早期传播的学术论文。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不仅在欧洲，而且在病毒于2019年12月底在武汉被发现之前可能已经传播的所有其他地区。如上所述，在病毒溯源的问题上，一些西方国家非常乐于把自己的防疫失败归咎于中国，它们不会为这项研究提供任何支持或资金。

我建议，中国可以加大对相关国家在病毒学领域研究的支持，并开展同学术界、媒体界的合作，在病毒溯源等问题上掌握公共话语权。　　

“保护弱势群体的警告被西方忽视”

环球时报：您现在在瑞士洛桑大学工作。那里的实际情况如何，采取什么样的防疫政策？

考波：瑞士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略主要基于疫苗的使用。由于国家富裕，该国能够确保及早供应疫苗，其结果是死亡率大幅下降。瑞士拥有非常高的生活水平和出色的医疗保健系统，特别是重症监护室的容量远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此外，瑞士全国没有一座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因此，瑞士比大多数国家更容易应对疫情的影响。从疫情开始，瑞士专家就提出了争取“群体免疫”，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采取措施减缓病毒的传播，以避免医院超负荷运转。

与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瑞士2020年春季实施过“封锁令”，但也在2020年冬季和2021年冬季放松管控措施。然而，即使从官方文件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当局从未试图将感染人数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2022年3月防疫措施都被取消后，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瑞士确诊病例数量出现新的反弹，但随后的防疫政策并没有作出反应。这些国家的目标似乎很明显——确保尽可能多的人被感染，同时保持在医疗系统的能力之下，让经济尽快重启。

也有很多专家试图警告公众这样做的后果，特别是“长期新冠”同样会对社会经济造成影响，但他们的警告被忽略了。

德国内政部邀请考波参与撰写有关“如何控制新冠疫情”的战略文件

环球时报：您去年在给德国政府的文件中建议欧洲应向中国和韩国借鉴相关防疫经验，如通过大规模的检测和隔离来遏制病毒的传播。但最近韩国媒体称，韩国防疫政策从严管严控向“与新冠病毒共存”模式转变后，“相互传染现象惨不忍睹，医疗体系处于部分崩溃状态”。特别是在养老院等机构，出现集体感染的现象。该如何看相关国家的这些变化？如果防疫“躺平”，是不是对老年人、儿童、低收入者、缺少医疗保障者等弱势群体的影响最为严重？

考波：确实，在西方国家，专家和政府也在不断重申老年人、有特殊风险因素的人、低收入或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最容易感染新冠病毒。我们试图提高对弱势群体大规模感染新冠病毒的危险认识，这早就体现在2020年3月给德国内政部撰写的有关“如何控制新冠疫情”战略文件中。但我们的警告被忽视了。西方国家的问题是，很大一部分人口不愿意放弃他们的“绝对自由”，来帮助控制一种在他们看来只影响老年人和高危人群的病毒，而且甚至这些群体中的数万或数十万死亡病例似乎也与他们无关。对于非西方人来说，这可能看起来像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对社会没有任何责任。事实就是如此，表现出这种态度的人还将自己视为与“威权政府”作斗争的英雄。

当我们讨论从加强防控政策到“与新冠病毒共存”模式过渡时，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长期新冠”的危险，它会影响每个人，甚至是健康的年轻人，其危害与目前已知的高风险几乎相同。这可能会让很多国家的人在政府取消戴口罩等措施之前再三思量。戴口罩等措施有点烦人，但不妨碍我们从事任何经济或社会活动。

 

“群体免疫”的概念一再误导西方国家

环球时报：你们的这些观点会让一些有影响力的专家和政府官员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并在短时间内作出改变吗？

考波：在西方学术界，“学术共识”至高无上，且往往取决于学术界有影响力的成员认为什么是“可取的”，他们不容忍违背共识的研究或意见。面对由呼吸道疾病引起的疫情时采取的一般策略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在过去的十年中，有影响力的西方病毒学家和流行病学家认为，政府和社会应该让病毒在人群中传播，预防感染的措施应仅在个人层面采取，而国家的作用应该只在于减缓病毒的传播，以防止医疗资源的不堪重负，如减缓传播应通过限制活动来实现。某种程度上，这种共识基本上阻止了学术研究人员对如何有效控制疫情进行必要的研究，甚至关于戴好口罩对防止呼吸道病毒传播有无作用的最基本研究都没有完成。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病毒学家在大流行开始时建议不要戴口罩的原因。而这样做，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西方，关于其他措施，如大规模检测、使用防护面屏、空气过滤器和注意口腔卫生（漱口、鼻冲洗）等如何有助于疫情防控的研究也没有完成。西方国家对防疫的认识或许仍停留在1918年的水平，当时“西班牙大流感”疫情（该流感疫情并不源自于西班牙，但在当时被西方强势媒体冠以此名并流传至今——编者注）迫使一些国家临时采取各种措施。而实际上，在1918年时人们就普遍认识并接受口罩的防疫功效，但在2020年，西方病毒学家竟然最初建议民众不要使用口罩，后来迫于舆论压力才改变立场。至于是采取“群体免疫”策略还是在疫苗或特效药出现之前努力将病毒传播控制在低水平，这些争论也让西方学术界承受着来自公众的巨大压力，而且这种压力会让他们改变最初的观点。

在疫情面前，一种支持“群体免疫”的“学术共识”决定了学术界的思想和行为。它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几乎没有一个研究人员敢于反对它并进行必要的研究，以找出如何阻止疫情的方法，而不是让病毒在整个人群中传播。相反，一些西方媒体和学术界个别成员还会找几个“替罪羊”，如“甩锅”中国。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了解西方学术界这些失败的原因，因为这不仅威胁到西方社会的稳定，而且也威胁到国际关系的稳定与世界和平。中国必须确保进行必要的学术研究，并以有效的方式与全世界人民交流。这样，我们就可以对西方施加必要的压力，让他们反思自己的失败，而不是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其他国家。

2022年5月，考波再度接受《环球时报》专访

环球时报：西方的这些错误认识，是否会影响到与中国的合作？

考波：疫情暴发初期的几个月，“群体免疫”的概念被西方专家和媒体广为传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通过感染获得的自然免疫力是否优于通过疫苗获得的免疫力？在这方面，许多西方知名专家一再误导民众，这对疫苗的接受程度造成灾难性后果。除“群体免疫”造成累计死亡病例增加外，事实证明，其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并没有持续多久。在一些疫苗接种率较低的东欧国家，每一轮疫情的感染率都相对较高，且新的一轮都比前一轮更致命。病毒学家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一点。但许多人，包括有影响力的专家，仍然坚持认为自然免疫优于通过疫苗获得的人工免疫。这些专家应对很大一部分西方民众对待接种疫苗和其他遏制病毒措施怀有的敌意负责。要知道，在西方国家，虚假信息有时也来自高素质的专家。

即使如此，西方国家仍将非常强大，一些人仍认为中国的日益发展是一种巨大威胁。我认为，中国还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与西方进行有效对话，特别是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为共同解决病毒大流行难题制定有效的方案。

 

（作者系环球时报驻奥地利特约记者；来源：昆仑策网【授权编发】，转编自“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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