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起：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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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起：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
2022-05-19
毛主席创造了中华民族社会主义“五大”文明，即：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观点是全国著名教授张蔚萍老提出的，本文试做探讨，以为抛砖引玉。
余以为，在我国经历了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后，在面对世界未有百年之大变局的当下，研究思考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五大”文明，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具现实和未来意义。
毛主席是中华文明的伟大继承者。他的思维范式、行为风格、意志禀性和文化形态，无不浸润着中华文明的优良元素。但毛主席这一世界顶级伟人，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又以他独特的智慧禀赋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新峰值。
本文第一至三篇已发（见【相关阅读】），此为第四篇。
（四）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
社会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大众所呈现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它从根本上反映着这个国家的社会生态水准和间际关系。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其特质表现为新中国所开创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生态和相互关系，以及所呈现出的社会精神面貌。研究表明，新中国的这一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无论是对比旧中国，还是对比资本主义社会，它都是处在最为进步社会文明的至高点上。它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社会平等、平安、诚信、和谐，人民大众无后顾之忧，心情舒畅，昂扬奋进，可谓之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社会文明界面。初步归纳，余以为它的基本点表现在以下10个社会维面：平等社会。新中国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最为基本的是男女、官民、官兵之间表现为平等关系。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封建社会国家，男女、官民、官兵之间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男尊女卑、官大一级压死人，是旧社会文明的基本表述。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即在全国实行婚姻制度改革，于1950年5月1日颁布了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毛主席认为，婚姻法是仅次于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之一。这一法律的制定颁布，废除了旧中国几千年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权益的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开启了男女平等的新文明。至于官民、官兵的平等，准确地说，是毛主席开创于井冈山根据地时期。因为这之前，共产党既没有政权也没有军队，所以也就谈不上这一社会文明。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以至进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社会平等达到了一个崭新的程度。那时所谓的“官”，也就是各级的干部，他们实际上是社会行政岗位的管理员，人民群众的勤务员，与人民群众只是分工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有事与群众商量，予群众排忧解难，是群众的贴心人、主心骨。即使中央和国家的最高层，也没有任何的特殊，你看到的陈永贵副总理拿工分，吴桂贤副总理拿工厂工资，等等，那是最真实的存在。在军队来说，分工就是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是战友兄弟，实行军事民主，官兵团结，互帮互助，遇险遇难时，指挥员冲在先。说到这些，笔者也是深有体会的。本人从农村到工厂，从工厂到部队，都深深留下这样的印象。生产队里，倚重的是老把式；工厂里，吃香的是老工人；连队里，上级爱护下级，下级尊重上级。没有主仆依附，没有奴颜婢膝，全社会的人际关系充满着对平等的尊重。平安社会。社会是否平安，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妇女和儿童的安全。现在讲到那时的一些小故事，一些年轻人竟难以置信。比如，那时没有拐卖孩子的。记得我记事起，牢牢记着的，是爸爸妈妈说的中午有撒迷魂药的，小孩子不能出去，出去了就被撒迷魂药的逮走了。长大明白了，那是夏天大人午休，怕小孩子出去洗澡（到大湾游泳）淹死而编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正是爸爸妈妈在旧社会得出的认知。但在我小时，无论是七八岁，独自走两里路上学，还是十几岁时，独自走七八里路赶集，却从没听说过有谁的孩子被拐卖的事发生。一想也便是明白的，如果有拐卖孩子的，大人是不会让小孩独自上学赶集的。再如，那时妇女是安全的，既没有被拐卖的，也极少有针对妇女的犯罪案件。上世纪七十年代时，生产队和公社都办有社队企业，在企业上夜班的人，通常是深夜（有时是凌晨两三点）下班回家，以便第二天做些家里的事。这些下夜班回家的人，离家三四里路、七八里路不等，青纱帐的夏天也好，北风呼啸的冬天也罢，无论男的女的，从没有为安全担心过。我的妻子，那时就在公社的企业上班。她是车工，经常是三班倒。她们的夜班，下班时间是深夜12点。所以，她下班后，经常是零点一人骑车3里多路回家，因她的爷爷年近八十，需她回家照料。风里雨里，可她从没有过害怕的想法。这是那个社会给予人的绝对安全感。从部队枪支管理的侧面，也更能折射出那时的社会安全感。我七十年代入伍，不到一年当了连部文书，清楚记得连首长的手枪就挂在连部屋里，有时弹夹里还有子弹，战士们的枪则是以排或班为单位，放在宿舍上锁的木柜子里，而连部和战士宿舍一般不锁门，战士和临时来队家属出出进进，还有机关的孩子们时而光顾，而从没发生过丢枪等安全事件。这三则小例子，毫无疑问就是毛主席那时的平安社会的真实写照。我想，这在旧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清明社会。这个清明社会，是说毛主席时代，新中国根除了旧中国的顽疾和毒瘤——匪患和黄赌毒。史实告诉我们，在旧中国，匪患、烟毒、妓女和赌博充斥社会，社会昏暗，人民大众饱受其苦，过去的政府也主张治理，但越治越乱，以致于其成为社会之不治之症。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剿匪”，从而彻底根除了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匪患。对于妓院，政府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坚决的手段，立即封闭，对妓院老板、领家、鸨儿进行审查和处理，对妓女进行医治、训练和改造，使数以万计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这些妇女获得新生，成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据记载，北京市1949年11月21日作出封闭妓院决定，连夜封闭妓院224家，而上海解救妓女7000多人。那时有句话叫得很响，“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对于禁烟禁毒，党和国家更是在建国伊始，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斗争，到1952年底，全国共缴获鸦片3996056两，逮捕毒贩82056人，仅用3年时间就将在中国泛滥已久的烟毒基本肃清，创造了世界禁毒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同样，赌博这一社会恶习，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建设，前三十年间也已得到了有效治理。这就是新中国的清明社会，一个充满法度的文明社会。诚信社会。新中国前三十年，毛主席塑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和体制下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具信用社会。我想，这一点毋庸赘述，凡是年龄稍长的人，都清楚的记得，那时，没有假冒伪劣，没有假文凭、假身份、假论文、假公章，没有假酒假烟假钱假货。人与物的关系是清白的，可以信任的，因为组织起来的集体单位、国家公有的厂矿企业，所有的生产领域，没有私人资本榨取利润的算计，因此无须弄虚作假，所有的产品实打实，真实可信。人与人的关系更是真诚有信的，那时，无论出差和办事，只要单位开一封介绍信，或开一封证明信，跨县跨省，走遍祖国大地，无人怀疑，无人阻碍，有人接洽，有人办事。可谓，诚以致信，文明之至。和谐社会。“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是毛主席《送瘟神》诗其二的首句。这首诗创作于1958年6月，是诗人看到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时的欣然命笔。发表时，诗人在小序中说了这样的话：“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笔者觉得，这句诗文和小序的话，也正写出了那“和谐社会”的风貌。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而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型社会关系，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为国奉献，居公而作，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家庭、邻里、社会和谐，一声“同志”心里暖，春风化物，人心向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种和谐社会，在邻里关系上即可见一斑。自家的经历，在外的亲闻，都如法炮制一样，外出了，把家里的钥匙交给邻居，请邻居待时给家里的猪、羊和鸡抓把草料，收拾一下晾晒的衣物，邻里之间，从无防范的隔阂，有的是信任的和谐。劳动社会。新中国成立，1952年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这一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革。紧接着，1953年毛主席提出“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到1956年，中国大陆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从此中国大地上消灭了资本剥削，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劳动关系。中国社会进入到了这样的状态，即每一个社会人，都在社会的不同组织中，不管是过去的地主、富农，还是原来的资本家，连同末代皇帝也不例外，都是工厂、生产队等单位里的一名劳动者，只有工作岗位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人劳动，靠劳动吃饭，没有懒汉，也没有不劳而获者，劳动光荣的价值取向受到社会推崇，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劳动社会，不仅充分调动了全社会的劳动积极性，也使得旧中国社会一片散沙的状态得到了彻底改变。清廉社会。清正廉洁，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人物故事，但真正的清廉社会，可以说只有毛主席那个时代。从新中国成立，到七十年代末，在经过近三十年的治理后，中国社会的基准面，成为了世界公认的清廉社会。这种清廉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说，它来自于毛主席“苦行僧修行式”的示范塑造。毛主席作为新中国开国的最高领袖，没有丝毫的特殊和享受，反而有的是比普通人更加苛刻的清廉自律，一生公私分明，分外艰苦朴素，穿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一双拖鞋穿的不能再修还舍不得扔，他为国为民造福，却不给子女留下任何的私有财产。在他的这种“苦行”引领下，从周恩来、朱德等开国元勋，到老一代革命家，再及到后来新任的各级干部，也都保持了廉洁奉公的品质，即使是王洪文要喝一点国家招待会剩下的残酒，折把折把打包也要自己花钱买。所以，那时的社会，真可谓是脱离了低级趣味、没有贪污受贿、很少违法乱纪的清廉社会。对比改开后出现的塌方式贪腐、以权谋私、卖官鬻爵、几亿十几亿甚至上百亿的敛财、毫无羞耻、极端腐化的官场现象，更加的让人感觉到那个清廉社会的难能可贵。福利社会。新中国前三十年，是一个为了打牢基石、造福后代，而全民勒紧裤带、全国过紧日子的年代。从毛主席到其他国家领导人，从一般领导干部到基层干部，及至全国普通民众，无不如此。这种全民勒裤带，保证了国家财富的高积累，为快速推进国家“四化”建设，发挥了基础性支撑作用。同时，国家为保证这种高积累，又全力致力于全民福利化社会建设。这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如同“两轮”驱动。一方面，国家的现代化，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通过高积累，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得以推进；另一方面，国家的全民福利保障，为民众解除了基本的后顾之忧，调动了人民大众前所未有的生产建设积极性，创造出了无数的人间奇迹。那么，这个福利社会是怎样的呢？基本的可以做这样的描述：一个人从出生到病老死亡，国家按照年龄和从事的工作，以粮票布票的形式给予基本保障，免费上学，毕业就业，没有失业，不会被解雇，成家分配住房，看病不要钱，退休养老，丧葬有保障。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全民福利社会模式，得到了世界高度赞誉。自律社会。自律是一个很高的思想道德标准。一般认为，改造社会、治理国家，靠的是思想道德和法律这两条线，思想道德这条线拉起来了，法律这条线才能收得住。而自律的塑造，又是一个不断自我改造的过程。历史让我们看到，自革命战争年代开始，毛主席就一直倡导自我改造，要求每一位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遵守群众纪律，爱护群众利益，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更是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全党全军全国掀起多次学习高潮，搞过很多群众运动。从1952年发动群众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到在经济领域里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以及后来的大规模的群众文化运动，强调的主旨就一个——改造世界观，目的就是塑造自律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他要求全国“向雷锋同志学习”，对自己的儿女毛岸青、李敏、李讷讲：我们都要向雷锋同志学习。他给自己的工作人员题词：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社会呈现出了向英雄模范学习，捍卫国家公共利益，讲求社会公德，自觉改造世界观，树公心、斗私心，自觉自律、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社会新风尚，使中国的自杀率、精神病率、社会犯罪率创全球最低，被国际组织评为廉洁指数在6以上，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在3以下，分配公平、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文明社会，把中华文明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信社会。这个自信社会的表现是方方面面的，也是非常鲜明的，从大的方面说，主要包括：一是政治自信。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信赖毛主席，拥护党的领导，信仰毛泽东思想，坚信中国革命建设的正确道路，坚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二是社会自信。典型的表现是社会心理健康，人民当家作主，以国家主人翁而自豪，有尊严感，有理想，有上劲心，全国各行各业的人，以单位为家，没有了旧社会私有制条件下的那种极致私欲、唯利是图，把工作当作事业，兢兢业业、上下同心，坚定地表达着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意志。三是敢于战胜一切困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总方针下，全国各行各业向生产和科研的广度深度进军，表现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伟大自信，不信邪、不崇洋，不怕困难、以苦为荣，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挑战一个个难题，突破一道道难关，创造一项项奇迹，中国“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自信，彻底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极端封锁和限制，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民的优秀品质。四是敢于战胜一切敌人。新中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没有怕过谁，无论是美帝国主义的16国联军，还是妄图控制中国的苏修霸权主义，或是长期觊觎中国领土的印度，又或是那些敢于挑战中国领土的侵略，统统被我们打败。在世界人民的解放斗争中，中国以世界大国的责任担当，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极其一切走狗”，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支持世界人民的反剥削反压迫，中国这面正义大旗屹立于世界东方，成为捍卫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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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解放军原后勤学院教授、博导，《毛泽东精神》作者，中国红色管理研究专家；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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