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树东：美国对华战略重大变迁，中国应该这样应对！

 

美国挑起贸易争端，真实目的是什么？中国需要如何对应？《制度与繁荣》作者黄树东认为：美国提出的“贸易逆差”问题是一个虚假议题，我们需读准其背后真实意图，并制定全方位对策。本文涉及的基本观点，比如中国经济的走向、地缘政治的变迁、金融财富的安全等等，在《制度与繁荣》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

 

 

 

如果从大的战略背景来看待这次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它是美国对华总战略变迁的一部分，因此中国需要从总体战略部署上来应对它，坚守经济上的核心利益，完成在宏观战略上的布局。

 

一、美国对华战略有哪些变化

 

如果有人仍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变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台湾旅行法》就是一副清醒剂。（这个法案允许美方所有层级的官员访问台湾，允许台湾高阶官员在“受尊敬的条件”下来到美国，与包括美国国防部、国务院的高官会见，并鼓励台湾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在美开展业务。）这个法案的提出和美国总统的签署，有许多可以解读的地方：

 

第一，美国立法机构和总统踩了中国的红线。

 

第二，原本美国总统不签署，这个法案也会自动生效，可是美国总统还是签署了，这表明了对华政策的实质性变迁，表达了就是要踩这条红线的态度。

 

第三，在中期选举临近的时候签署这个法案，表明了这在美国似乎不再是“政治不正确”了。

 

第四，这个法案在国会通过时，那些曾经反对过类似法案的人和群体却没了踪影。这些放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这也表明，在美国对华关系的政治生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台湾旅行法》的提出，是美国有意识地、毫不含糊地踩踏中国的红线，是直接削弱中国战略利益，是美国对华总体战略变迁一个极为重要的风向标。它带来的影响将是长期的，也表明了美国想扎牢第一岛链的决心。

 

美总统特朗普签署“台湾旅行法”，当地时间3月16日起“生效”。图片来自网络

 

目前，由于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中下层的严重不满，现在美国至少有四大主义在对华问题上纠缠在了一起——新民粹主义、新保护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这几乎涵盖了美国传统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光谱。

 

新民粹主义认为，美国中下层的贫困源于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而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代表大资本利益的全球化，他们反对全球化。新保护主义认为，美国中下层的相对贫困和美国的相对衰落，只有依靠保护主义才能改变。这来自于美国崛起过程中长期的保护主义传统。

 

新自由主义是代表大商业和金融资本利益的，过去一般是支持对华贸易的。但这个利益集团这次没有通过大规模和有效的游说来制止《台湾旅行法》，这表明他们的对华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认为中国的2025战略产业规划和中国政府控制金融风险的做法，不利于他们在中国获取更多的利益，而且中国产业上的崛起和金融上的风险防范，不利于他们未来在华的利益。

 

新保守主义长期以来主张遏制中国，如今他们真正感到了中国崛起，感到了美国相对衰落的压力，因此主张在地缘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全面遏制中国。而在新保守主义强力和巧妙的推动下，民意被左右，这四种力量合在一起，开始了对华战略全面的、实质性的转变。这种国家战略的转变不是儿戏，除了难以预见的特殊因素，已经不太可能逆转。

 

二、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在阻滞中国崛起

 

把《台湾旅行法》和301调查放在一起，就能读出实质。二者都是总体战略变迁的一部分，前者着重地缘政治的围堵，后者着重经济上的遏制。此外，美国政府最近换上了许多对华的“鹰派”人物，其中还有鹰派的中国通。

 

有人认为，这是为了中期选举。但中期选举可能只是一个时机因素，没有中期选举，这种战略转变也会发生，而且已经在发生。研究一下美国接近权力中心的智囊人物过去的一贯言论，就能明白这是一场早就在计划和推动的战略转移。“中期选举”的说法，可能是为了诱导中国做出更多的让步，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在阻滞中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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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种战略转变，也许反而让我们丢下了包袱，可以像美国一样放开手脚，做出相应战略上的调整。把我们的经济战略、金融战略、产业战略和对应这场贸易风暴的战略都纳入新的战略框架，重新思考。美国在下一盘精心规划好的棋，中国也要从整个棋盘上多维地来考虑贸易问题。

 

有人提出，这场贸易争端倒逼中国的改革开放，我认为这种提法贻害甚大。美国的目的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我们应当重视美国对华的战略变迁，然后基于这个框架来理解美国的对华经济战略，而不能只是着眼贸易战略来思考对策。

 

三、美国政府需要贸易赤字

 

这次贸易纠纷，美国的借口是要消除贸易赤字，这是一个虚假的议题。美元是世界货币，它必须通过政府赤字和贸易赤字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外贸赤字把美元注入世界经济体系。如果没有了美国的贸易赤字，世界经济体系就缺乏流动性，就会萎缩，最终导致寻求替代商品，结果就要把美元从世界货币地位上推下来。所以，消灭美国贸易赤字就是要消灭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实际上，美国需要贸易赤字，这也是美国自己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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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和私人投资不变的情况下，财政赤字推动贸易赤字。政府支出超支了，就必须由贸易赤字来平衡。比如，几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钞票印出来，需要购买货物和服务，就需要进口。所以，美国要消除贸易赤字，就必须消除联邦的财政赤字。

 

美国能消除财政赤字吗？美国一方面减税，一方面增加支出，在扩大财政赤字。扩大的财政赤字就会导致扩大的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变成贸易赤字就是美国让全世界为其财政赤字买单。

 

所以，从制度安排上，从政策选择上，美国需要贸易赤字。当然，这有一个度。

 

美国那么巨大的财政赤字，必然会转换为巨大的外贸赤字。所以，即使它把同中国的逆差压下来了，它同其他国家的逆差就会上去，总额相当。但世界上，其实只有中国才有能力，为美国那么大的财政赤字提供必要的产品与货物。这就是为什么，过去每次贸易摩擦以后，美国的贸易赤字不减反增。因为，其财政赤字在不断上升。

 

四、美国的真实目的

 

分析美国总统和官员的相关讲话，可以发现美国的目的大致有三点：遏制中国的产业升级、推动中国的金融开放、促使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

 

第一，打击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美国希望维护自身在高科技上的的地位，不能容许中国的追赶。中国经济要转型，要完成量到质的转变，关键就是高科技；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接近10000美元，而美国是50000多美元。中国要实现小康，全面现代化，要迈入高收入的富裕社会，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追求幸福生活的要求，其中一个关键就是要提高总要素生产率，这有赖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因此，美国打击的核心对象之一是中国2025战略规划的产业。如果我们无法迅速实现产业升级，实现我们的规划，中国是有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的教训之一，就是没有迅速转型。美国想在中国身上复制拉丁美洲的样本。另一方面，高科技和核心产业，还关系中国的国家安全。而对于高科技和安全的关系，美国官员早有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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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谋求中国过度的金融开放，这也是美国政府这次的一个明确要求。纵观二战以来的历史，搞金融大幅度开放，资本账户自由和汇率自由化的国家，几乎都陷入了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如果出现系统性问题，那就可能是颠覆性问题。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让步了，外资或美国金融资本可能控制中国的金融行业。当然，我们的对策是加强监管。但是，到了那个时候，美国为了打击中国的金融监管，同样可以再发起贸易战争，说中国的金融监管不符合市场竞争的原则。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的技术进步没有提升，金融被国际资本控制，我们有多大的信心打赢未来那一场贸易战争？可见，让步不是消除争端的有效办法，反而可能跌入更多争端的陷阱。金融开放，一定要小心，步步为营，走一步看三步，要事先预见到各种风险。

 

过去几十年遭受洗劫的国家，没有哪个国家不认为开放能够导致金融产业更加进步和坚实，没有哪个国家不是经过了反复的科学论证，也没有哪个国家不是没有一流人才操盘，结果都无一幸免地陷入金融危机。这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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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促使中国进行制度变革。在美国，许多人认为中国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意思是中国通过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和规划，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催生了一大批竞争力强、规模大的企业。他们很害怕并且千方百计要废除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要改变我们行之有效的制度优势，要我们搞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

 

我们绝不能轻易出让国际市场，但是，我们也不会为了某些国家的市场，就放弃我们的核心利益，也不能让别人把经济战争当成一种手段和杠杆，随意在我们身上找好处。

 

因此，中国要多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待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的程度，要多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待技术和产业自主权，要多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待我们政府和产业技术进步和企业的关系。

 

我们绝不主动挑衅，但是，我们要捍卫我们金融体系的控制权、技术自主权、产业自主权、汇率自主权、外贸自主权、货币自主权，要想方设法把基础货币的发行权拿回来。

 

总而言之，美国的战略变了，我们也要变。我们要有一个符合这个新时代的对美战略的新思想。在这个大框架下来应对当下这场贸易纠纷。让它成为我们迈向全面小康的新起跑线，而不是停滞在中等收入的陷阱。

 

（本文作者黄树东，20世纪80年代投身中国经济改革，90年代留学美国，后在华尔街从事金融投资二十余年，亲历2008年金融危机，对世界金融形势有深刻洞察。本文观点在其新书《制度与繁荣》中有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