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他们一叶障目，是因为他们没有中国人应该有的历史感。那就是，全面看待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而不能把代表少部分人的个体所遭受委屈的原因归结于“集权”。
要不要团结？要不要国家？这是伤痕文学不能回避、必须回答的根本性问题。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对自由的辩证观问题，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新中国道路和制度的根本性问题。
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满目疮痍。蒋介石把黄金搬到台湾，大陆的经济怎么办？工业经济总量趋近于零，工人仅占总人口的5%，北京也只有王麻子剪刀、王致和臭豆腐。中国要工业化，怎么实现？像西方一样，经过几百年，靠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靠对外扩张和殖民侵略？如果靠这些，中国就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只能像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依靠有“血腥味”的资本原始积累。
朝鲜战争，为中国赢得了苏联的工业化援助，而且是军重工业的生产线。一五计划，54亿美元的苏联设备，撑起了国有工业的框架。没有资本的原始积累，也没有经历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型所需要的各种要素发展，却要突然面临重工业所需要的重资本、轻劳动的问题，这对年轻的新中国来说，是多么难以完成的课题。这时，与苏联的关系就极为重要。而也就是这段时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苏联需要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国际贸易，需要缓和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讲，赫鲁晓夫看到了苏联面临的十字路口。只不过，他没有足够的哲学高度，让苏联解决思想理论问题而从容转身。
谁也玩不起人道主义灾难。中苏交恶后面临资本中辍，是哪个国家也没法收拾的残局。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靠帝国主义投资获取资本，必然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受制于人”。一旦资本被掐断，立即陷入危机。但是，只有中国能解决问题，是因为有那个火红的时代，有毛主席这一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以及追随毛主席的这一代不怕吃苦受累、团结的像一个人一样的工农大众。中国能依靠的，只有劳动力。团结起来，以人民公社的形式，弥补资本先天不足。不这样，还能怎么做？难道要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制裁，让中国改变道路？
必须承认，那是一个英雄时代。英雄的荣耀，属于每一个为新中国工业化作出牺牲的人。农民，工人，下乡知青，所有人的劳动所得，被限制到了最低标准。按照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所有通过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被集体而后国家拿走，构成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那是一个以集体利益为重的时代，是一个追求无私奉献的时代，是每一个人真正把自己当国家主人的时代。
用毛主席的话说，这叫自力更生。不劳动，没有饭吃。在吃饭穿衣为主要矛盾的新中国初期，还不需要你的文学创作。或者说，劳动人民暂时还没有能力，以地主资产阶级靠剥削农民获得的财力来供养你。所以，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一方面不能甩手吃闲饭，另一方面要通过劳动与工农阶级更加亲近。
在伤痕文学看来，这是倒退。工人农民应该改造成他们的样子。于是，一些拒绝被改造的知识分子就成为了批判者，创造了伤痕文学，夸大中国共产党的集权，将其上升为政治化的问题，形成意识形态的对立。有的从青年伤痕到老年，一辈子活在愤懑中。
如果伤痕文学逻辑成立，那么辛苦劳作、用“剪刀差”上交公粮、以农业集体积累为新中国工业化贡献原始资本的农民该不该诉苦？难道，唯独知识分子的青春是珍贵的？我们还要不要团结？要不要国家？要不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还承认阶级平权吗？没有人反对你批判社会现实，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在批判的时候，能不能全面的看待历史，从人民性和社会性角度，客观的分析历史存在的合理性，而不是只代表那一小部分好像受了天大“委屈”的群体？
的确，让一代人受苦，恐怕也只有那个时代能做到。在毛主席看来，要“大仁政”，不要“小仁政”。毛主席在意的，是中国走向工业化的历史机遇，而绝非个人毁誉。
不能像毛主席一样，以国家和民族视角选择发展路径，不能辩证地看待新中国建设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探索，一叶障目的“伤痕文学”，是自私自利，鼠目寸光。没有那一代人的牺牲，就没有“四个现代化”的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只是个梦想。
回顶部